我和包钢一中共同成长

关文书

1958年，我随父亲从鞍钢奔赴包钢，成为把家安在包头市塞外钢城的第一批居民。当时包钢为了安置从祖国四面八方到草原钢城支边的干部、工人，在离包钢厂区最近的空旷地带兴建大片的居民小区，主要有101街坊，102街坊、103街坊、81街坊、82街坊、91街坊、92街坊、93街坊、钢32街坊、66街坊、67街坊、68街坊等。当时我们家刚到包钢时，拟分配我家32街坊的1.5室楼房，但父亲为了节省房租开支，最终选择住在101街坊一室的平房。因此，我从1958年两岁开始就住在比邻包钢一中的101街坊内。

这张“老包钢一中校园布局图”是我根据回忆画的

确切的说，1958年我在101街坊对面的土坡上玩耍的时候，包钢一中还没有成立。1960年包钢一中才宣告成立，校舍是在原有的包钢工人宿舍基础上改建的。老包钢一中一进校门的建筑格局是：共16栋平房，呈东西两行排开。每行有八栋房子，每栋有五个教室。校舍的前排是学校办公区，最后2栋房子老师的单身宿舍。

在教室的最东边是操场，高低不平还分布着很多大小沙丘。那个时候学校的操场黄土成堆，四周也没有围墙，外人可以了随便出入。后来围墙垒起来了，操场也基本像个样子了。最引人注目就是在操场的南侧矗立着一座高达近十米的钢架结构的体育设施，有滑梯、荡绳、秋千、登天梯等。东侧围墙边上是篮球场，北侧围墙边上摆放着单双杠。在东侧教室的边上是砖砌的乒乓球台，这些简陋的体育设施就是学生体育锻炼的场所。童年时代我们101街坊的孩子就是在包钢一中的院子里长大的，闲暇时间几乎天天在校园里疯跑，打滑梯、玩双杠、打乒乓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如急风暴雨般席卷而来，包钢一中成了重灾区。校园内贴满了大字报，到处飘扬着红旗、红袖标，学校的正常教育秩序被打乱，学校面貌全非。围墙被人砸开很多洞口，成为四通八达的破烂校园。这种混乱局面一直到1970年前后才有所改观，“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先后进驻学校，学校的领导干部和老师也陆续地被“解放”出来，恢复了职务和工作，学校积极响应“复课闹革命”的号召，1971年3月，包钢各小学积压的两个毕业年级的学生（5年级、6年级），同时就近入学初中一年级，当年包钢一中破天荒地招收了16个班的中学生入校就读，我也跟随着这批学生一同踏入到包钢一中的学校大门。

我是包钢一小的学生，当年曾是包钢教育处选树的“三好学生”，包钢一中与包钢一小比邻，所以一中的领导对我的印象比较深。进入包钢一中后不久被选定为“包钢一中革命委员会”学生委员，当时全校2000多名员工和学生中仅有三名学生委员，一个年级一人，70届委员是张银锁、72届委员是刘克光，73届委员是我。学校革委会主要领导有陈述豪、尚国庆、佟铁梅等人。我们这些学生委员，每月要与学校其他革委会委员一起开会，研究学校的重大事项和工作安排，直接参与学校的教学和管理，审定各年级的教学计划，制定学校教学规章制度等，在文化大革命混乱的局势下努力把学校逐步走向正常教学的轨道。

在学校领导的引导下，包钢一中的学习气氛渐入佳境，吸收红卫兵入队、发展共青团员入团的主要条件以学习成绩和政治表现为主要考量。年年评选“三好学生”、“优秀团员”等，学校组织开展各种语文、数学等知识竞赛，我在学校“语文竞赛”中曾荣获第二名的好成绩，奖品是一本《新华字典》至今仍在珍藏。学校还组建了校文艺队、体育队，参加包钢组织的各种文体比赛，增强学校的知名度，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我们与班主任张笃宽老师在校园合影

我们的地理老师，后来担任包钢一中校长、党支部书记王玉田

马伯超老师，包钢一中副校长，教育处副处长

2021年8月5号在法治公园见到马伯超老师

我们73届刚入学时，配备的都是包钢一中最优秀的老师，如我们年级有康老师、庄老师、梁老师作为年级负责人。我们9班的班主任是张笃宽（数学），李桂清（语文）、王玉田（地理）、徐炽康（化学）、陆佩良（体育）等。本年级中还有李卓卿、马伯超、秦安全、刘崇文、姚西平、周志民、李忠恕、李清莲等老师担当73届各班的班主任和教学老师。后来从兵团战士中又择优选拔了一批年轻的教师，如吴军（语文）等年轻的老师充实到教育工作系统。这些老师成为包钢一中乃至包钢教育处的骨干教学力量。王玉田老师成为包钢一中校长、党支部书记；马伯超老师成为包钢一中副校长，后调任教育处副处长，刘崇文老师成为包钢一中副校长。他们在教育战线“复课闹革命”以致文革后期的拨乱反正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逐步使包钢一中成为内蒙古、包头地区的“名校”之一。

我们那一届（包钢一中73届学生）每班都有40~50名学生，全年级大约有接近800名学生，分为16个班。第二年学校将16个班缩减为14个班。1972年初，为了加强落后学生的集中统一管理，各班老师把表现最差的学生抽调出来，组成了73届“加强班”，由年级主任梁老师亲自担任班主任，并配备了最强的老师阵营。但是，由于差生集中到一个班闹得天翻地覆，根本就无法进行教学和管理，成为全校最有名的、最难管的班级，不得已又把“加强班”撤消，差生又消化到各班级。

我入校时担任包钢一中的“革委会”委员，学校成立学生会后又在学生会担任宣传部长一职。1971年在张笃宽、徐炽康老师的介绍下，成为包钢一中在文革中发展的第一批共青团员，随即被选举为73届团支部书记，陆续又发展了一批共青团员。当时73届学生的主要负责人是我和柴淑琴，与其他各班的唐寿珍、陈素英、黄铁刚、何颖、刘丽华、鲍吉成、田富刚、聂志杰、刘素华、陈建成、王利、战玉伟、滕满等14个班的班干部共同组成年级学生管理团队，带领700多名学生“复课闹革命”，带领“迷途羔羊”们重新回到教室，在文革混乱的局面下，包钢一中坚持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学校各项管理工作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正确轨道。

正当我踌躇满志准备在学校“建功立业”的时候，一个招工指标把我从包钢一中初二学生直接送进包钢正式员工行列。原来，包钢为了解决困难职工的子女就业问题，特别下达了309就业指标。父亲在单位争取到这一个极其珍贵的指标意图解决哥哥的工作，但因哥哥户口下乡没有返城指标，这个名额便意外地落到我的名下。单位领导亲自出面给我办理退学手续，当时校领导说什么也不肯放我走，许诺今后如有推荐上学、参军、就业的机会就让我去。但当时成为包钢的正式职工是多么难得的事情，我当时只能抓住这个就业的机会，以缓解贫困家庭的经济压力。最后是我找到校长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校领导无奈只能签字放人。从此年仅16岁的我，便从包钢一中退学成为包钢的一名正式职工。这段难忘的退学经历，促使我多次遐想：假如不是因为贫困家庭的原因，我必定会继续上完高中，在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中肯定会有我的名字金榜题名，我的命运有可能就会改写，人生就可能迈上更大的台阶。

1972年12月份参加工作后，借助在包钢一中打下的良好学习基础，我到工厂后在工作岗位上继续求学，不断完善自己，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先后在包钢职工中专、包钢夜大补习初中、高中的课程。1979年8月进入到内蒙古大学（汉专79级）学习深造。大学学习结束后，1984年5月包钢团委有意要调我到公司团委宣传部，但选矿厂很快做出提拔我为厂党委秘书、办公室副主任的决定，以此把我留在选矿厂任中层领导干部。

从内蒙古大学回到包钢，我继续求学深造，适应不同时期工作的需要。并把学习的重点放在经济管理、企业管理方面。在包钢职大、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等先后获取大专毕业（结业）证书。

我与内大同学，包头市委书记张院忠合影

2006年在包钢“精简机构、缩减人员、下岗分流”的大潮流中，我也被单位办理“内退”回归家庭。回家后不甘寂寞的我，到处打工发挥余热。在星元监理公司担任办公室主任时，办公楼墙外就是包钢一中的新校址，每当我工作之余，便会站在窗户边上欣赏包钢一中的校园美景，在包钢一中曾经的学习、生活场景历历在目，正是在监理公司工作的十余年，我从一个建筑市场的门外汉，潜心学习工民建知识，从头学起，最终跨行成为一名合格的土建监理工程师，在建筑工程上再一次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包钢一中不仅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的优秀学生，也为包钢生产和建设输送人才，一大批包钢一中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包钢厂处级领导干部、中层管理干部、技术骨干和优秀的工人。在我认识的处级领导干部中，不乏包钢一中毕业的优秀学生，如赵孟游、金鹰、史刚、郝志宏、石钱柱、谭瑞香等，担任中层领导干部的更是数不胜数，几乎各个厂矿都有包钢一中的学生担任中层干部。还有许多包钢一中学生成为包钢生产战线上的技术骨干，在生产建设上发挥着模范带头作用。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也有很多同学被命运抛到农村、有的在大集体就业、有的下岗失业、内退回家，生活过得比较艰辛。但是，他们乐观地面对生活的磨难，对自己曾经是包钢一中的学生都引以为自豪，不抛弃、不放弃，勇做生命的强者。

我们那一届学生，大多是猴年生辰，今年是猴年，也是我们包钢一中73届学生集体进入60周岁生日的喜庆之年。老同学们欢聚在一起的时候，对包钢一中的学习经历十分怀念，对培养、教育我们的老师们充满敬仰之情。同时，大家也催促我写出这篇短文献给将来的回忆。青春无悔，夕阳无限，祈愿我们今后的生活更加美好！

1978年，包钢公司拨款二百万元，兴建包钢一中教学楼（现在的包钢九中主楼），办公楼、小礼堂。在这之后又盖了教职工家属住宅楼（五层）。师生告别平房，搬进了楼房。办学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1995年，包钢一中在今址建起了更加宏伟漂亮的新楼群，学校迁入新址。现在，校园扩大了数倍，绿化美化得花园一般，教学设施和设备更加完善，更现代化，新的年轻的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领导、教师，不断补充，招生规模空前扩大，办学成绩有目共睹，有口皆碑！

而老一中的优良作风也得到了传承和发扬。包钢一中真的是今非昔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