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尔问禅之路；白马驮经百年后 · 佛教初传汉地

耀为

白马驮经、白马寺肇建之后的近百年间，佛教初入汉地的样貌，与后世我们熟知的汉传佛教其实相去甚远。彼时佛教尚未完全独立，常依附于黄老道术，被皇室视作来自西域的殊胜方术，信众也多将佛当作神异仙真来敬奉。虽已有大乘经典被译为汉文，但真正能读懂经义、领会内核的人寥寥无几。

汉桓帝推崇神仙道术，对佛教也持宽松包容的态度。当时的僧团以西域东来的修行为主，虽已有汉人开始剃发染衣，却尚未形成完备的受戒体系。洛阳成为这一时期译经与修行的核心枢纽，两位至关重要的西域高僧，于此踏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传法路径。

第一位是安息国来的安世高，于公元171年抵达汉地。他侧重传译小乘禅法，专讲止观、调息、静坐的修持路径。不难想见，彼时禅观打坐的修行方式颇受大众欢迎，这种实修冥想的路径，与本土道教修身养性、静居守一的传统极易契合。世人往往从关照自身色身、调养心性入手，很容易生出共鸣，这也是早期佛法能被汉人接纳的重要机缘。

第二位是月氏国的支娄迦谶，约于公元147年来到洛阳。他先后译出《道行般若经》《般舟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等重要大乘经典。他组建了译经协作团队，有人持携梵文原典，由他口宣经义，再由孟元氏这样的汉人居士笔录成文，也催生了严佛调这样的早期汉人修行者，撰写出《沙弥十慧章句》。

这一阶段的传法格局可以简单概括：并非汉人远赴西域求法，而是无数西域高僧主动跋涉东来，在汉地弘传佛法。这个局面，直到鸠摩罗什入华，在汉地驻留数十载，培养出大批本土高僧之后，才逐步发生转变。

这，便是白马驮经之后约百年间，佛教在中华大地上萌芽、摸索、缓缓扎下根脉的一段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