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雄修仁的德华小学：新学先声

钝庵

南雄修仁的德华小学：新学先声

——粤北山区近现代教育转型的另类先锋与区域格局之变

【摘要】 本文以创办于清光绪二年（1876）的南雄修仁德华小学为核心案例，深度探讨粤北山区在近现代教育转型中的先锋性与历史必然性。德华小学的诞生绝非偶然，其根基深植于修仁村千年的重教传统：南朝梁代范云一千五百年前在修仁水畔留下的诗咏，奠定了“修仁行德”的精神基调；明代修仁村人开风气之先，大兴社学，使教育下沉至平民。这千年不绝的文心，最终在近代结出了教会学堂的硕果。在清廷1905年“废科举”之前近三十年，德华小学便依托教会经费与留德学者陈观海等跨文化师资，交织着“宗教传播”与“近代启蒙”的双重属性，完成了体制外的“时间突围”。更为深层的是，其兴起折射出近现代南雄教育格局的剧烈震荡：传统的官学（书院）与乡学（宗族、乡绅办学）体系走向瓦解，而顺应近代工商业发展的“新式商学”开始萌芽，形成了南雄教育新旧交替的暂时格局。结合始兴“八贤”创办学堂、曲江与乐昌的私塾改良及师范传习，粤北山区共同勾勒出了一幅“虽处山隅，教育先行”的群体觉醒图景。南雄教育的转型与变革，必须放在粤北与岭南的地域文化中，放在中华民族的革新与中国大变局中理解。德华小学虽终废于兵燹，但其新学探索是时代潮流与变革方向的缩影，其先锋示范价值与历史意义不言自明。

【关键词】 修仁德华小学；新学先声；修仁水；明代社学；千年文脉；废科举；新式商学；陈观海；粤北教育转型

引言：被主流叙事遮蔽的“山隅先声”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的宏大叙事中，西学东渐的浪潮往往最先拍打在广州、上海、香港等通商口岸的堤岸上。从京师同文馆的设立，到福建船政学堂的创办，再到南洋公学的崛起，沿海城市与中心城市的新式学堂、翻译馆和教会大学，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主角。历史教科书里的笔墨，毫不吝啬地倾注在这些得风气之先的枢纽地带。相比之下，地处五岭之南、群山环抱的粤北山区，往往被视为风气未开、保守落后的“化外之地”。在传统的地理与文化坐标系中，南雄的梅关古道虽为中原南下的必经之路，但更多的是作为商旅、贬官和货物的过道，而非新思想、新教育的策源地。

然而，历史的真实图景往往比宏观的刻板印象更为复杂、幽微且充满张力。当我们将目光从繁华的珠江口移向粤北的南雄，会惊讶地发现：在科举制度尚未废除、清廷的官方新学诏令尚未颁布的年代，这片“山隅之地”已经悄然响起了新式教育的晨钟。修仁德华小学，正是这晨钟中最清澈、最坚韧的一声。

这所创办于清光绪二年（1876）的乡村学校，其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办了一所新学堂”。它犹如一把锋利的楔子，深深钉入了南雄乃至整个粤北旧有的教育土壤中。在它周围，是即将崩塌但依然庞大的官学（书院）与乡学（宗族私塾）体系；在它前方，是伴随着近代商贸发展而呼之欲出的新式商学。更不可忽视的是，德华小学并非凭空起高楼，在它背后，是修仁村这片土地上流淌了千年的文脉与底蕴，是时代大变局下中国基层社会寻求觉醒、救亡图存的必然产物。

第一章 千年文心：从范云诗咏到明代社学的人文基础

要真正理解德华小学为何能在晚清率先接纳新学，我们必须追溯其赖以生长的深层人文土壤。南雄修仁村之所以能在近代教育转型中成为先锋，是因为这片土地自古以来就具有“崇文重教”的基因。这是一种历史的伏笔，也是千年文心的积淀。

一、千五百年前的诗咏：范云与修仁水

修仁村的文化基因，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南朝梁代著名文学家、政治家范云，在途经南雄时，曾留下过关于修仁水的千古诗咏（范云《酌修仁水》）。

“习习凉风，悠悠渡船。饮水要饮修仁水，不饮邪阶水。”这首带有浓郁民歌风味的诗作，看似质朴，实则意蕴深远。它不仅描绘了修仁水畔优美的自然风光，更赋予了这条河流以极高的道德隐喻。“修仁”二字，即是修养仁德；“不饮邪阶水”，即是拒绝邪道、坚守正途。范云的这首诗，在千五百年前便为这片土地注入了“君子之风”与“向善向学”的文化灵魂。这种深植于民间的诗心与道德选择，成为了修仁村后世重教兴学、向善求真的精神内核。

二、明代先贤的开拓：修仁社学的建立

文化基因的沉淀，终将在特定的历史节点转化为现实的行动。到了明代，修仁村人展现出了非凡的教育远见。明代是中国古代基层教育机构“社学”大发展的时期。朝廷提倡，地方响应，修仁村的乡绅先贤们顺应时代，开一时风气之先，在村中大力兴办社学。

社学的建立，是修仁村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它意味着教育不再是少数士大夫阶层或官办书院的特权，而是开始向基层下沉，走向平民。修仁村人此举，不仅为宗族子弟提供了读书明理的机会，更在村落中确立了一种“耕读传家”的良性循环。明清两代，这里的文脉赓续不断，读书声不绝于耳，培养出了大批的秀才、举人。这种对教育的尊崇，使得修仁村在粤北山区享有极高的文化声誉，也为近代新学的引入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三、千年不绝的文心：教会学堂的破土而出

正是因为有了范云诗咏定下的道德基调，有了明代社学打下的平民教育基础，修仁村才具备了在晚清接纳新式教育的广阔胸襟与群众基础。当1876年教会决定在粤北办学时，修仁村优渥的人文环境和深厚的兴学传统，使其成为了不二之选。

千年文心不绝。可以说，德华小学的教会学堂，正是修仁村千年重教文脉在近代西学东渐背景下的必然延伸与华丽转身。它用西方的近代科学，接续了“修仁行德”的古老传统，让古老的文心焕发出了近代的光芒。

第二章 近现代之交：旧体系的僵化与体制外的“时间突围”

在千年文心的滋养下，德华小学不仅继承了传统，更完成了对传统僵化体制的超越。

一、科举的废除

在19世纪中后期，尽管洋务派在沿海开办了少许新式学堂，但在广大的基层社会，教育依然被两套系统死死把控：一是官学（书院），二是乡学（宗族与乡绅主导的私塾、义学）。

南雄的官学，如道南书院等，主要服务于科举制度，是培养士大夫的摇篮，但此时已沦为八股制艺的附庸；而散布于各乡村的乡学，则由宗族公田支撑，旨在让子弟识文断字并考取功名。这两套系统虽然在资金来源和生源上有所不同，但其核心内容高度一致：以四书五经为本，以八股制艺为器，空谈心性，严重脱离近代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

清廷正式颁布“书院改学堂”的诏令，要等到1901年庚子国变之后，清廷在逃亡西安的狼狈中才痛下决心。而真正具有颠覆性意义的，是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廷正式宣布废除科举制度。科举一废，天下读书人瞬间失去了“学而优则仕”的独木桥，官学与乡学赖以生存的根基被瞬间抽空。整个国家的教育体制，被迫在极短的时间内进行痛苦的“硬着陆”。

二、绝对领先的“时间差”：德华小学的体制外突围

如果我们把1905年废除科举的诏令视作中国官方教育体制全面近代化的发令枪，那么德华小学（1876年创办）的领先，就跨越了一个巨大的时代断层。

在光绪二年，在科举依然神圣不可侵犯、宗族私塾依然死磕八股文的时候，德华小学已经在体制外悄然落地。它不仅比官方早了二十五年，更比废科举早了近三十年。这种“时间上的绝对先行”，构成了一种制度性的“另类先声”。它游离于僵化的官学与乡学体制之外，为粤北山区带来了第一缕近代教育的微光。

(三)、时代变局引发的困惑

这里附了两组照片（南雄府卫队与始兴知县倪思铎），构成1901年粤北山区一幅极具张力、也极具史料价值的“晚清基层涉外微观政治图”。

历史的宏大叙事，往往在几张斑驳的黑白影像中具象化。1901年，义和团的余波回荡在粤北山区。南雄府的清兵荷枪实弹，护卫着修仁的教堂与德华小学；始兴知县倪思铎则亲赴刘镇营教堂，安抚德国牧师并合影。这几张由牧师按下快门的照片，记录了晚清基层社会的撕裂与妥协。

德华小学等新式学堂，正是在这教案频发、官民惶恐的夹缝中存活、升级。它们不仅见证了西方差会借条约体系深入粤北的进程，也记录了粤北乡绅在屈辱与觉醒中，逐渐接纳近代教育的艰难历程。从修仁的凉风悠悠，到庚子国变后的教堂枪影，粤北教育近代化的每一次微微前行，都伴随着中国大变局下的阵痛与深思。

第三章 建筑形制、办学底色与师资：跨文化配置的近代之光

德华小学之所以能完成这种历史性的突围，核心在于其迥异于传统书院的办学模式与极其罕见的师资力量。

一、建筑形制：一座“披着中式外衣”的教堂

留存至今的清末老明信片，为我们揭示了德华小学及其附属教堂的真实面貌。照片下方标注的德文 Kapelle in Syu-yin（修仁的礼拜堂）与 Missionarswöhnung（传教士住宅），确认了这正是巴陵会的传教据点。

最令人震撼的是，这座教堂并未采用韶关西河（圣若瑟堂）常见的哥特式尖顶或玫瑰窗，而是呈现出一种极致本土化的“中西合璧”风貌：

1. 中式外观：建筑主体使用了厚重的青砖，屋顶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硬山顶与飞檐翘角，甚至连墙上的窗户都开成了中国传统的“花瓶形”或“如意形”尖拱窗。

2. 西式拱廊：但在底层回廊处，又大胆使用了西式的半圆连拱门与宝瓶状栏杆，十字架则低调地悬挂在门楣上方。

这种“远看像中式祠堂，近看有西式拱廊”的设计，是晚清传教士著名的“适应政策”（Accommodation）。在排外情绪强烈的南雄乡村，一座看起来像本地祠堂的中式建筑，能最大程度降低乡民敌意，便于他们开办德华小学、传播福音。学校与教堂同步建立、空间毗邻，赋予了德华小学鲜明的双重属性：既是传播福音的辅助机构，也是当地子弟接触近代知识的正式场所。

二、教会经费支撑与“教会与学堂合一”的设施

德华小学的本质，是一所由海外差会（如巴陵会等）支持的教会学校。这一属性决定了它拥有独立于宗族和官府之外的经费来源。在晚清，依靠地方宗族公田或官府拨款的传统学校，根本无力承担购买近代科学仪器、西洋地图和近代教科书的高昂成本。德华小学依靠教会拨款与信众捐助，修建了砖木结构的教学楼、运动场地以及藏书室。

在硬件设施上，德华小学呈现出极其鲜明的“教会与学堂合一”特征。校舍与教堂（或宣教场所）往往相互依托，甚至在物理空间上连为一体。虽然受限于当时山区的物质条件，难言奢华，但相比传统私塾“一间屋、几张桌”的昏暗局促，德华小学拥有了相对集中、明亮且具备近代学校雏形的教学空间。这种空间规划的改变，体现了教育理念从“个体诵读”向“集体授课与身心并重”的近代化转变。

三、留德学者陈观海与跨文化师资

在德华小学的师资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留德八年的教育家、外交官陈观海。陈观海（1852—1920），广东顺德人，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留欧学生。同治十一年（1872），他被派往德国，入读巴陵神道大学。在德国，他不仅研习神学，更广泛接触了西方的哲学、自然科学与近代教育理念。同治十三年（1874）毕业时，他已通晓德、英、法、西、俄等多国语言。

光绪二年（1876）春，陈观海抵达南雄，恰逢德华小学创办之年。一位掌握多国语言的留德学者，出任一所粤北乡村小学的校长与教师，这在整个粤北教育史上绝无仅有。他带来的不仅是西方语言，更是近代的科学观念、世界地理知识以及开放的文化视野。其师资的知识结构已经彻底超越了传统儒学的范畴，直接与近代西方学术体系接轨。这在封闭的粤北山区，无疑是一场知识与观念的降维打击。

第四章 教育格局的破立：乡学官学的瓦解与新式商学的崛起

德华小学的出现，是近现代南雄教育格局发生剧烈震荡的缩影。在这场新旧交替的浪潮中，传统的教育壁垒被打破，新的教育需求开始萌芽。

一、破除乡学与官学的传统格学

随着晚清社会的变迁，传统的“官学—乡学”体系弊端尽显。德华小学不分宗族、不分阶层，向普通农家子弟敞开大门。其课程体系中加入了算学（西方算术）、地理、历史等近代科目，实质性地打破了四书五经的垄断地位。在废除科举之后，南雄的传统书院和宗族私塾被迫转型，旧有的教育壁垒在制度层面和微观层面同时坍塌。

二、新时代“新式商学”的崛起

伴随着旧学的瓦解，南雄的新学兴起呈现出另一极为重要的特征：新式商学的崛起。南雄地处粤赣交通要道，梅关古道的商贸传统源远流长。近代以来，随着广州、香港等地的商业辐射，南雄本地的商业活动日益频繁，急需懂得近代算术、簿记、外语以及商业常识的新式人才。

传统的乡学无法提供这种人才，这便促使了南雄教育向实用化、商业化转型。德华小学引入的西方算术和语言课程，恰好契合了这一时代需求。这一时期，南雄不仅出现了注重实用技能的新式小学堂，一些针对商业和职业的教育内容也开始渗透进课堂。这种由“科举应试”向“经世致用”的转变，标志着南雄教育崭新格局的形成：不再是为了做官而读书，而是为了立足近代社会、参与商业与实业而读书。 这种短暂而充满活力的新格局，正是近代化在基层社会最真实的反映。

第五章 平民启蒙与双重属性：打破壁垒的近代之光

一、生源辐射与平民化色彩

德华小学的生源并未局限于修仁一隅。凭借陈观海的声望与新式教育的吸引力，学生不仅覆盖南雄本地的乡村，还辐射至始兴、曲江乃至赣南边境。学生群体既有普通农家子弟，也有开明士绅的子女，学校对贫困学生常有减免政策，打破了传统宗族教育中强烈的门第壁垒，呈现出近代教育“有教无类”的初步平民化色彩。

二、宗教与启蒙的双重属性碰撞



作为教会学校，它必然带有“宗教传播”的属性，旨在通过教育培养信徒；但客观上说，在近代中国急需“开眼看世界”的背景下，它又承载了强烈的“近代启蒙”属性。它将自然科学与地理历史引入课堂，致力于开启民智。尽管在早期，宗教课程占据一定比例，但随着时代发展，世俗启蒙的权重逐渐压倒单纯的宗教目的。这种双重属性的碰撞与交叠，在客观上为封闭的南雄山区打开了一扇眺望世界的窗口，许多从这里走出的学子，后来成为了粤北地区早期的近代化建设者。

第六章 坎坷前行与粤北呼应的群体觉醒

德华小学的办学之路历经坎坷，面对社会动荡、经费拮据以及传统势力的阻力，它依然坚持新式教育方向。虽终废于兵燹，但其先锋示范性如同火种，在粤北大地蔓延。当1905年废科举之后，粤北各县的新式教育迎来了爆发期。

一、始兴：留日学者与“八贤”的本土突围

始兴的新学运动，由本土精英陈模、陈及时等人主导。陈模赴日本明治大学深造，回国后于光绪三十年（1904）设学务公所。光绪三十三年（1907），他与陈及时等人捐资创办了崇阳两等小学堂，“开新式学堂之先河”。陈及时亲任学监，被誉为“始兴新学的启蒙者”。陈模等“八贤”，依靠地方士绅的觉醒，自下而上地推动了县域教育的近代化。

二、曲江与乐昌：私塾改良与新学下沉

曲江的转型更具渐进色彩。民国六年（1917），曲江县设立师范讲习所，招集乡村传统塾师进行新学训练，要求他们回塾后按新学课本讲授。在官立学堂难以铺开的情况下，曲江通过“改造旧师资”，将新学渗透进基层。乐昌则依托县城书院改设初等小学堂，并开办师范传习所，培养掌握新式教学法的本地塾师，将新学延伸至乡间。南雄的教会破冰、始兴的本土觉醒、曲江与乐昌的系统改造，共同汇聚成了粤北新学崛起的时代洪流。

第七章 大时代潮流中的山隅回响



从南朝范云的一千五百年前的诗咏，到明代修仁村人大兴社学；从清光绪二年（1876）德华小学的体制外破冰，到始兴“八贤”与曲江、乐昌的群体实践，粤北山区在近现代教育转型的起步阶段，展现出了独特而坚韧的历史姿态。

南雄教育的转型与变革，绝不能仅仅被视为一县一地的孤立事件。我们必须将它放在粤北与岭南的地域文化中理解，看到它如何传承了“修仁行德”的千年文心；放在中华民族的革新与中国大变局中理解，看到它如何回应了西学东渐与救亡图存的时代呼唤。

它的新学探索，不是对旧传统的简单抛弃，而是在深厚人文底蕴上的一次自我涅槃。它所展现出的时间上的绝对先行与空间上的深度下沉，不仅是时代潮流与变革方向在基层社会的生动缩影，更是中华民族在近代化进程中不屈不挠、向新求变的真实写照。

废除科举的诏书终究会泛黄，兵燹的战火也曾吞噬了德华小学的校舍。但实体虽毁，文脉永存。德华小学在粤北大地上留下的先锋烙印，它所代表的那种在艰难中开启民智的不屈精神，将永远铭刻在岭南教育的史册之中。其价值与意义不言自明，如同一千五百年前修仁水畔的那阵凉风，跨越时空，依然吹拂着后来者的心田。

钝庵，2026. 10.

跋语：修仁赋

范云《酌修仁水》诗云：三枫何习习，五渡何悠悠。且饮修仁水，不挹邪阶流。作诗解毕，余意犹未已也，复作《修仁赋》。赋曰：

习习凉风，悠悠渡船。饮水当饮修仁水，勿饮邪阶水。

此虽俚歌，实乃撷取粤北乡水之名而发为咏叹者也。叠字连绵，“饮”字往复，皆民间质朴之至情。行吟所至，铭于心而发于辞，不惟寄情风物，亦暗合人格之正气与道德之抉择。拒邪趋仁，用字清正，用心亦纯。修仁行德，君子之风，岂不快哉！

歌中修仁之义，发乎诗人之情，感乎人心之善。此质朴向善之心，历久弥新，终归实地。逮至明代，乡人承其意，肇建“崇礼社学”；晚清以降，西人传教士亦取其义，创办中西合璧之“德华学堂”。朝代更迭，名号虽易，而修仁行德之文脉未绝，弦歌相续也。

盖夫风物与人心，同悲亦同乐也。且歌且吟，且饮修仁水。自古人而下，千五百年矣。诗心不坠，崇礼是尚，修仁唯心，不亦君子乎！

钝庵，2026. 10.

注：初稿主要为白话文，带口语化。而文末类文言，有语气不畅之感。现稍加修饰，以文白相间之文，简洁要约，而有韵致焉。唯求达意而已矣。



参考文献

[1] 现代史上南雄基层教育的教会学校：修仁德华小学

[2] 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修仁村歷代重視教化事業，培育人才

[3] 中國評論新聞.中國第一對留學生夫妻（組圖）

[4] 韶关市教育志（1875—1987）

[5] 从崇礼社学到德华小学：范云《酌修仁水赋诗》别解

[6] 晚清教育家陈模（1866—1938）

[7] 陈及时[百度百科]

[8] 曲江区教育情况——旧学教育

[9] 乐昌县志（1994年版）

[10] 南雄微生活.修仁村历代重视教化事业，培育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