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胡益民《张岱评传》序（3）

何太贵

第一段讲张岱用力于史学，可是史识有偏颇；第二段讲张岱有诗作，可是少灵性。第三段讲张岱亦治经学，撰《明〈易〉》、《四书遇》等论著（我买了《四书遇》，可是未拆封；后来又买了今人对《四书遇》的解读，薄薄一册，价格不菲；这才知道大概是对《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的解读。我觉得相对小品文少了许多文采，枯涩难懂，就一直放着）。张岱对程朱理学虽批判讽嘲尤力，但何满子指出，总体言之“未能在李贽、三袁等人之外别树旗帜”（我觉得何满子似乎都在强调张岱没有创见）。又，所可喜者是他“善于从日常生理中的人情事理戳破道学的虚假窒人”，用今日的话是颇具“内出血”效应。我想胡益民论张岱是一思想家，也许正要从这些地方切入。

读至此，张岱遍地撒网，可是一处不鱼——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忽然悟到，这是要用上面三者来衬托了，那些“不行”正是要托出某种行，这即是世人皆知的小品文了:“张岱作品中最具生命力而能使他不朽的毕竟是《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沁人心脾的散文。”我有点奇怪，张岱散文写得那么好，其他文字多多少少也应有点相同风格吧？可是出入竟那么大。比如王维辋川系列清新可喜，《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同样天机清妙。

何满子评价张岱那两本小品文集，谓“篇篇玲珑剔透，绘风物，抒人情，谈掌故，记民俗，评时尚，莫不委曲致致，笔笔皆妙。”又引黄裳论张岱语：“宗子散文第一，《梦忆》《梦寻》，天下无与抗手。”（《来燕榭书跋·琅嬛文集》）——信然焉。

张岱小品文不仅在晚明（或明清）小品文中奇葩独秀，而且在整个中国散文史上亦独具一格独抒机杼。

以下分析张岱散文之所以取得成就的原因（我觉得胡益民把张岱放在“思想家评传丛书”中当是强调他的史学、思想，文学反而是陪衬、是点缀，而常人却刚好把两者调换了位置——从某一方面说明张岱的丰富性、复杂性）。

读罢，下段只强调了一个原因，即张岱“开拓了明代后叶自徐渭、汤显祖至公安、竟陵诸家所未有的境界”，这个境界的开拓是由于张岱特殊的个人因素与时代氛围相结合而产生的。这个境界可以简单表述为:平民感怀时世的忧患——这里有一个转变，是由仕宦角度接近生活到由市井角度接近生活的转变、是由士大夫抒发性灵的闲适转型为平民感怀时世的忧患。这就是他取胜的原因吗？

何满子分析这一原因，张岱虽出身世家，但他本人并未入仕，亦无心功名。这一点据史料及自述看来，似乎如此；可是我寻索到蛛丝马迹，特别是他趋近鲁王积极奔走的行为——这个人其实是有功名心的，他并非逸出封建士子传统道路，而是考不起罢了（就像柳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其实是落第后的愤懑之语）。我以为何满子这点分析有偏颇。

徐渭，汤显祖，袁宏道兄弟，钟惺、谭元春以及当时诸多文坛人物，所交往的都是官场士大夫，张岱交往的就没有官场中人吗？我从《于园》《龙山放灯》中品出他对权力者还是有歆羡之情的——张岱也是个俗人，我觉得有些心理和我很像，比如“为写而写”四处走动体尝生活纯为记录的行为（或想法）。

张岱自述是纨绔子弟，但据《陶庵梦忆》诸篇所述，纨绔不到哪里去。“周旋于歌场舞榭”，上面那些徐渭、汤显祖、袁宏道兄弟、钟惺、谭元春们又没有周旋于其间吗？那是明时风俗，达官贵人文人士子风尚。“与优伶、歌妓、帮闲等市井人物交往”倒似乎是张岱独擅。

张岱除周旋在上面一个客观的大环境中，还由于自身“独具异禀”（便是“书蠹诗魔”），所以“这些生活就成了他观察社会转化为创作的资本”。何满子一再强调这些生活经验是和官场生涯“大异其趣”的，即“带有市井性和平民性，和封闭于官场士大夫之间的视角不同”。其实，张岱那种“亲民”的生活美学亦和当时的时代氛围有关，他《陶庵梦忆》及《西湖梦寻》中的体现在同时代（明清）的其他著作中亦有表现，比如:陈继儒《小窗幽记》《岩栖幽事》，李渔《闲情偶寄》，袁宏道《瓶史》《满井游记》《虎丘记》，文震亨《长物志》，高濂《遵生八笺》，袁枚（稍晚，清初）《随园食单》《小仓山房文集》，冒辟疆《影梅庵忆语》，沈复《浮生六记》（清中期，延续晚明美学脉络）。

附

《张岱评传·序》（何满子）

张岱是一位很难以简约的言词为他定性的奇才，率性孤谐，独来独往，把他归入明清之际的哪一派哪一类的文人群集都不恰当。他方面极广，当时文人所染指的领域几乎无不涉足，而且都有较高的造诣。他最倾注心力的似乎是作史，自称“《石匮》一书，说笔四十余载”（《琅嬛文集·与李砚翁》）。今仅见《石匮书后集》，纪崇祯至南明史事，其闻见未能超过同时诸家的私史。其史识则不无偏执，鲁迅曾就其《与李砚翁》一函中对东林党人的论断作过议论。张氏说：“夫东林自顾泾阳讲学以来，以此名目，祸我国家者八九十年”，并列举东林党人中的败类，激愤地说：“手刃此辈，置之汤镬，出薪真不可不猛也！”鲁迅以为虽然义正辞严，所举的东林中群小的劣迹也是事实，“然而他的严责东林，是因为东林党中也有小人，古今来无纯一不杂的君子群，于是凡有党社，必为自谓中立者所不满，就大体而言，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他就置之不论了。……苛求君子，宽纵小人，自以为明察秋毫，而实则反助小人张目。倘说：东林中虽亦有小人，然多数为君子，反东林者虽亦有正人，而大抵是小人。那么，斤量就大不相同了。”（《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九》）

他写诗，今存于《琅嬛文集》者尚有三百余首，也恐尚未收全。但与同时诗人相比，那些节操上有瑕疵者如钱牧斋、吴梅村等可以不论；就是和吴嘉纪、陈子龙、屈翁山等相比，也不免逊色。不过他的诗能打破传统诗的畦畛，对晚年穷瘁生活中的舂米、担粪也有吟咏，苦涩中见放达，极见性情。方之今人，聂绀弩《三草》中诗庶几也。

他也治经学，撰《明〈易〉》、《四书遇》等论著，对程朱理学批判讽嘲尤力；但总体言之，未能在李贽、三袁等人之外别树旗帜。所可喜者是他善于从日常生理中的人情事理戳破道学的虚假窒人，用今日的话是颇具“内出血”效应。

张岱作品中最具生命力而能使他不朽的毕竟是《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沁人心脾的散文。篇篇玲珑剔透，绘风物，抒人情，谈掌故，记民俗，评时尚，莫不委曲致致，笔笔皆妙。黄裳曾说：“宗子散文第一，《梦忆》《梦寻》，天下无与抗手。”（《来燕榭书跋·琅嬛文集》）信然信然。

张岱散文艺术之所以具有特殊成就，是由于他开拓了明代后叶自徐渭、汤显祖至公安、竟陵诸家所未有的境界，一个由仕宦角度接近生活到由市井角度接近生活的转变。这个境界可以简单地表述为：由士大夫抒发性灵的闲适转型为平民感怀时世的忧患。这是由张岱的身世和他所遭逢的时势决定的。张岱虽是世家子弟，曾祖张元忭是隆庆五年状元，《明史·儒林传》有传；祖父辈也还居官，但张岱本人从未入仕，他也无心于此。不像哪怕如徐渭，即使不做官，也在官府作幕友；至于汤显祖，袁宏道兄弟，钟惺、谭元春以及当时的诸多文坛人物，都是有功名目登仕版的。他们所交往的都是官场的士大夫，只是风雅一点的仕宦人物而已。张岱则如他所自陈的，是纨绔公子，酷爱声色犬马，周旋于歌场舞榭，与优伶、歌妓、帮闲等市井人物交往，他文中所记的都是杭州、南京、扬州等地的游冶景况。如果张岱不是一个有特殊禀赋的才人，就会花天酒地地沉沦为一个极无聊的人物；偏偏他又是“书蠹诗魔”、别有眼界的人，于是，这些生活就成了他观察社会转化为创作的资本，而这些生活经验是和官场生涯大异其趣的，即带有市井性和平民性，和封闭于官场士大夫之间的视角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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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片来自网络）

读胡益民《张岱评传》（1）

读胡益民《张岱评传》（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