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胡益民《张岱评传》序（1）

何太贵

这本书得慢慢读，我不知道会不会读几页又放下？我干过太多类似事。这是一本专著，张岱自己的书我都读几页就放下，何况是他人写他的书？不过，读吧。

我收藏的这本书是本盗版，也许盗版都不算，是自印，图像、文字模糊，我不知道卖家如何赚钱？但是手里现在拥有了这么一本，总比无书好。字迹模糊，内容却应该是原著的翻版。

经查，作者是著名教授，国中张岱研究权威。史景迁《前朝梦忆》我读过，感觉就是张岱本人两本小品之综合，创见很少。其实张岱身世存留资料较少，写作其传也许更多是靠想象加上向壁虚构。不知胡教授这本权威之作是何论述？在之前，我印象中张岱就一公子哥儿，只写了几篇小品文；后来，知他披发入山写了《石匮书》，看起来落拓不羁，其实颇有功名心；眀亡不仕，其实有浓烈的家国意识——但只是流于浮表，没有史料与阅读实践加以佐证。此次这本《张岱评传》肯定能刷新我对张岱的肤浅认识。

该书于我而言最大特点是赋予张岱“思想家”身份，原来我以为他只是一个作家；却不料还有那么深沉的底蕴。

首先是何满子的序。以前见过这位大家的杂文集，但没翻开过。

“张岱是一位很难以简约的言词为他定性的奇才，率性孤谐，独来独往，把他归入明清之际的哪一派哪一类的文人群集都不恰当。”这是该序开篇第一句。“很难以简约言辞”、“奇才”，暂且搁置，张岱是不是很难简约定性张岱是不是奇才？此时我不遽下结论，虽然我接触张岱亦有多年了。他的《陶庵梦忆》也每一篇都细读过，可仍惶惑，他到底是一位俗人、还是一位异人，抑或普通人？“率性孤谐，独来独往”吗？有时候是，有时候却也不是。他那些《陶庵梦忆》中的篇目，有些带着很明显的写作目的，这个人有很强烈的写作意识，他说“名根一点，坚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犹烧之不失也。”（张岱《陶庵梦忆》自序）有些文字纯粹是为了写而实践，非是偶然得来，他有很明确的生活体尝意识；虽然我就是这样的人（我读文河时读出很多自己，读张岱时也看到很多自己的影子），关于这一点，我极端反感自己、鄙薄自己。

张岱有时候确实“率性孤谐，独来独往”，比如金山寺夜戏、又如夜爬炉峰、再如湖心亭看雪；但有时候他又是力求合群的，比如他组织琴社、蟹会等团体；以及眀亡后积极奔走投身鲁王（待以后查正），有年轻时功名未就隐性心理作祟。他并非一个真正看淡红尘潇洒出世的壁上挂剑金盆洗手者。

“把他归入明清之际的哪一派哪一类的文人群集都不恰当”，这一点好像是，张岱确实不易归入明清之际任一群集；如此，那么，也似乎可说，张岱确实是一“率性孤谐，独来独往”者。

“他方面极广，当时文人所染指的领域几乎无不涉足，而且都有较高的造诣。”这一点确实是，我对当时文学史所知甚浅，甚至几近于无；不知道时人有谁能和他相颉颃？但是，就我对整个中国文学史粗略而泛泛的了解，史上没有谁能和他相比。文学成就，其小品《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在文学史上有不可轻觑甚至无可磨灭之地位；智识上有《夜航船》可证，史学上《石匮书》算煌煌巨作。棋琴、吹拉弹唱，又如对于茶之研究，这些方面好像史上没有谁（作家）能和他抗衡，包括牛人苏轼。

对比苏、张两人（首先强调，我是崇敬苏轼的，苏轼在中国文学史及文化史甚至精神史上的地位亦是无可撼动的，我并不因为这里在读张岱，就扬张抑苏），张较苏有这些胜出:

张拜师斗茶，一口能辨出各地名茶细微差别；请徽州茶师改良日铸茶，自创兰雪茶风靡江南；精通紫砂壶、盖碗、泉水火候整套泡茶美学，专门写茶事散文《闵老子茶》，以茶为终身癖好（自称“茶淫”）；而苏轼不懂散茶冲泡工艺，更不会改良制茶、创制新茶品类，没有系统化茶道改良实践。也许，苏正式入仕且居高位，工作耗去大部精力，无暇顾及休闲情有可原。

张精通花灯制作（羊角无骨灯）、元宵烟火设计、龙山灯会统筹；热衷观赏、记载各类市井杂艺、灯谜、庙会风俗，能亲手设计大型灯景，记录整套江南节庆美学 ；而苏轼仅有零星观灯诗句，不谙花灯工艺与大型灯会布置。张熟谙民间杂艺、游艺组织，如斗鸡社、蹴鞠、博弈、投壶等，各类棋牌博戏，样样实操精通；而苏轼仅诗文提过此类游戏，从未深入钻研、组建同好社团。张岱还精通园林布局、奇石古砚、竹雕、漆器、古董陈设，专门品评濮仲谦等工艺名家，痴迷藏石、刻石铭；而苏轼只赏书画奇石，不精通整套室内造景、工艺雕刻鉴别、私家园林精细营造。

我并未贬低苏轼，而略举例子证明何满子那句“他方面极广，当时文人所染指的领域几乎无不涉足，而且都有较高的造诣。”如此说来，张岱似乎又是一位奇人。

何满子尤其拈出张岱史学（成就、造诣），“他最倾注心力的似乎是作史”，引张岱本人语“《石匮》一书，说笔四十余载”（《琅嬛文集·与李砚翁》）以证（那其实寄托了他的家国之痛。

附

《张岱评传·序》（何满子）（节选）

张岱是一位很难以简约的言词为他定性的奇才，率性孤谐，独来独往，把他归入明清之际的哪一派哪一类的文人群集都不恰当。他方面极广，当时文人所染指的领域几乎无不涉足，而且都有较高的造诣。他最倾注心力的似乎是作史，自称“《石匮》一书，说笔四十余载”（《琅嬛文集·与李砚翁》）。今仅见《石匮书后集》，纪崇祯至南明史事，其闻见未能超过同时诸家的私史。其史识则不无偏执，鲁迅曾就其《与李砚翁》一函中对东林党人的论断作过议论。张氏说：“夫东林自顾泾阳讲学以来，以此名目，祸我国家者八九十年”，并列举东林党人中的败类，激愤地说：“手刃此辈，置之汤镬，出薪真不可不猛也！”鲁迅以为虽然义正辞严，所举的东林中群小的劣迹也是事实，“然而他的严责东林，是因为东林党中也有小人，古今来无纯一不杂的君子群，于是凡有党社，必为自谓中立者所不满，就大体而言，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他就置之不论了。……苛求君子，宽纵小人，自以为明察秋毫，而实则反助小人张目。倘说：东林中虽亦有小人，然多数为君子，反东林者虽亦有正人，而大抵是小人。那么，斤量就大不相同了。”（《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九》）

……

（胡益民《张岱评传》）

（注: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