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磨难是人生的一笔精神财富（下）

雷蒙

每次寒假期间，基本上是寒冬腊月最冷的时节，我要去山上砍柴。记忆中，砍柴是农村冬季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从小学3年级开始，父亲就带我山上去砍柴。那时农村做饭用的是土灶，往往是一人在灶下添柴烧火，一人在灶台炒菜烧水煮饭，当柴火烧不旺时，还要用鼓风箱。每次凌晨四点多出发，我穿上草鞋带着砍柴工具，跟着父兄沿着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行走，一路上隐隐约约或看见天上的一轮残月或看到繁星满天，朦朦胧胧地照耀着我们上山的道路。经常步行十几里路，翻过好几座山头，到达深山老林才开始砍柴。


每天砍完了柴，就用勾绳把一点一点木柴捆扎成两大捆，接着还要将又湿又沉的一百多斤柴草挑回家。砍柴最辛苦的是挑柴，空手去时爬山尚且不易，回来时挑着一百多斤重的担子下山，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为着赶在天黑前下山，在崎岖狭窄山间的小路溪谷之间，总是或快走或小跑着。为了挑两担的柴草回家，每天经常要跑两趟路，路程也要20公里之长啊。一个寒假时间下来，全家大概要砍一百多担的柴火，整整齐齐码在墙边一整堆，足够一个冬天和一个春天的做饭燃料。头一两次挑柴，串担压在我的肩膀上，总是把我的肩膀磨得通红，尽管又酸又痛，但多挑几次我也就习以为常了。
挑柴的工具不是用竹子做的扁担，扁担不够受力的，而是用坚实木头做的两头削尖的串担。至今我还印象，挑柴的一整幅担子是由串担、拄杖和杖绳构成的。串担和扁担不一样，它是一根两头削尖套有铁箍的厚实木棍，用串担直接插在两捆柴草中间，挑起就走。拄杖是串担的搭档，作用可大了，它有杖头、杖栓、杖尾三个关键部位，拄杖的顶上、头部各剜一个半圆形凹槽，拄杖的杖尾也套有铁箍。挑柴时一肩是串担，另一肩是用拄杖撬着串担，呈一个向前展开的V形，这样既将柴草的重量分担给两肩，又让身体在动态中保持平衡。


每次暑假期间，基本上是烈日炎炎最热的时节，我要参加双抢。中国南方省份的农村，炎炎夏日的时候，都要急忙抢收第一季的早稻，又赶快枪种第二季的晚稻，所以叫双抢。因为收割水稻与种植水稻这两种繁重的农活，必须在一年中夏季最热的二十多天内完成，因而为了赶季节赶农时，时间紧任务重，如果晚了，水稻收成将减少甚至绝收。那个时候，即使骄阳似火的中午，大地像一个超级的大火炉，但戴着草帽的我们也要去田里，光着脚走在滚烫的路上，在太阳暴晒下割禾拾穗，在挥汗如雨中抢收抢种。所以，我觉得双抢是那个年代一年四季中农民最辛苦最劳累的日子。双抢也是我童年最不堪回首的劳动体验，更是我刻骨铭心永远都不能忘本的经历。


双抢期间，天刚蒙蒙亮，我在大人们由轻到重的呼唤声中醒来了，就光着脚开始了一整天不停的劳作。割稻时，弯着腰手持一把铮亮的镰刀，顺着水稻起伏的方向将其一一割断。起先整片金黄的稻穗不见了，一块块稻田在镰刀嚓嚓声中露出了一截截整齐的稻桩。接着还要来来回回，深一脚浅一脚将一把把稻谷从泥田里抱到打稻机的地方。泥泞的稻田里，总是有无数各种各样不知名的可恶的小飞虫，不知不觉地爬在浸透了汗水的身上脸上，腿上还时不时会叮上几只已经吸饱了血的蚂蟥，让人胆颤心惊。稻田中央，大人们一只脚支撑着身体，另一只脚不停地踩着打稻机脚踏板，双手紧紧握住稻把，摁在转动的滚轮上用力脱出谷子。打稻机千篇一律地发出嗡嗡的响声，震耳欲聋，飘荡在稻田的上空。
记忆犹新的是，有一次午间，太阳异常毒辣，酷热难耐，没有一丁点风，把人闷得透不过气来，我戴着草帽弯着腰身，匆匆忙忙快速割着稻子，因为没看见混长在稻谷中的小树根，锋利的镰刀顺着小树根一下子迅猛滑上我的手上，我知道我的手指头被割到了，鲜血已经在喷涌直流，那时，我只是用稻草包着手指头，没告诉任何人，又继续割稻干活了。“双抢”时节，这样的刀伤又算得了什么，轻伤不下火线的吧。至今我左手食指还留着三公分长的刀疤，镰刀的锯痕仍清晰可辨的。


抢收完接着就是抢种，把成熟的早稻收割晒干，然后就是不失时机地把晚稻插下去。插秧是技术活，是大人们干的活，插的不好秧就不能成活，回头还要补颗。我的任务就是放牛，常常是凌晨3点起床，把水牛赶到青草肥沃的地方，让水牛有三个小时的吃草时间，因为早晨6点水牛就要披星戴月干重活了。牛是最强的劳动力，只有牛吃饱了草，才能在大人的唤牛声中一整天不停地在田间犁田或耙田。每次放完牛，我吃了早饭，我还要挑着沉重的秧苗，把秧苗往水田往大人身后传递。又苦又累的双枪，吃的是地瓜粥，加上咸菜酱油，一个月还吃不了一两次猪肉。


念到高中，我要离开家乡，去福清县阳下公社的阳下中学上学。阳下中学建在一座大山脚下，各年级的教室、操场、宿舍、食堂是沿着山坡而建，房屋很是破旧，窗口玻璃大部分空的，操场是泥土地的，没有像样的图书馆阅览室，学习条件极其简陋不堪。学校的硬件设施很差，但好在几个关键课程的老师都是名校毕业，他们教学的积极性非常高。据我后来了解，因为文革等原因，好几个老师在原单位不得势，个别还是被错划的右派分子，而被下放到荒山野岭的阳下中学，我就这样时来运转遇上了这几位好老师。由于那年我们年段几个同学很争气，高考成绩优异，高考后的第二年，这几位名校老师，就被福清县名牌中学第一中学调去了。

阳下中学距离我家有5公里之远，我只能走路上学。70年代末，农村尚没有公交车，自行车还是稀罕物，因此不管刮风下雨，无论酷暑寒冬，我每天要穿过几个村庄，沿着乡间坎坷不平的小路赶去上学。每天早晨，大人们早就去田间忙农活了，根本就顾不上我的，我只能自己起床，独自走路去学校了。那时每周上课时间是五天半，每天来回要走10公里的土路，这样我每周要走路60公里。每趟去上学这一个小时的路途，我总是害怕来不及赶上上课的时间，所以我往往都是边走边跑的状态。有时候不幸遇上了下雨天，经常没带雨具的我，身上被雨淋湿透，不得不在泥泞乡间土路上一路狂奔。

高考是人生最公平的一次竞争，让我这个寒门学子有了实现梦想的机会。高二那年，学校开始分出理科班和文科班，我果断选择文科班，由于我的数学成绩优异，我在文科班中的综合排名一下子就脱颖而出。老师们看见我学习进步很大，也从各方面给我鼓励和支持。最让我感恩的是高二毕业班的班主任陈康金老师，为了让我有更多的时间用于读书，他骑着自行车跑到我家进行家访。他再三嘱咐我的父亲，高考这一年就不要再让我参加各种各样的劳动了。我也就是高中最后一年的寒暑假期间，我有时间得以系统复习各门课程，做了大量老师布置的考题作业，学习成绩几乎突飞猛进。两次高考前的模拟考试，我的考试成绩都很稳定，在班级的综合排名都在前两名的。好几次数学考试成绩都是满分，考卷还被数学老师许经纬贴在教室的门口。

高中毕业班的那一年，我幸运赶上了改革开放的盛世。这一年的一月初，邓小平拔乱反正，落实侨务政策，祖上数个店面归还了，我一直纠结的家庭成分得到了平反，由华侨地主平反为中农。我没有了后顾之忧，我有资格参加改变命运的高考了。这一年的四月，我火速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一光荣的组织。这一年的七月，我参加高考，顺利考出预期的成绩。这一年的九月初，我收到浙江工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至今仍然记得，那是一个月朗星稀的傍晚，我刚刚从田间干活回来，小腿上还粘着泥巴，同村的邮递员连夜把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我家，这个特大的喜讯，一瞬间让全家人都欢天喜地。风华正茂的17岁，我实现了上大学的梦想，开启了人生路上新的征程。好运连连的这一年，是我这一生中的最高光的时刻！


泰戈尔说：“你今天受的苦，吃的亏，担的责，忍的痛，到最后都会变成光，照亮你的路”。回望我的童年岁月，没有丰衣足食，没有安逸清闲，饥饿、劳动是刻在记忆里的常态，那是苦到极致的日子。比之肉体的痛苦，精神的歧视更为深刻，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华侨地主家庭成分让我总是遭受冷眼与排挤。尽管这些经历是痛苦的，但从人生维度来看，童年磨难的经历，使我从小直面生活的残酷，从而在心理上建立起超越同龄人的抗压能力。可以说，童年磨难是我人生的一笔精神财富！


（网络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