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磨难是人生的一笔精神财富（上）

雷蒙

我的童年，缺衣少食，更缺一份无忧。但它给了我另一种财富：像石头一样坚硬，像野草一样顽强。我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中，坎坷地生长，这就是我的童年印象。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人和很多事都已日渐淡忘，但童年的种种磨难回忆时时浮上我的心头。童年磨难是一种锤炼，经历了艰难困苦，童年生活才更加多彩。可以说，童年磨难修炼了我的意志，足以让我获益终生。


我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县阳下公社的一个穷乡僻壤的农村。我从小一直在乡下长大，10岁之前未曾走出家乡十公里以外的地方。由于生在物质极其贫乏的困难年代，记忆中的小时候总是缺吃少穿，时常挨冻受饿的，在那个特殊的年头，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极度的贫穷。我的童年时代，除了又苦又累的印象之外，就是那些田间劳作的艰难日子。这段农村的劳作体验，我要感谢父母从小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让我懂得一切得靠自己努力，懂得自食其力的重要性。


我出生不久的时候，便遇上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那个疯狂年代，人们的社会地位是以家庭出身来划分的。家庭出身就像是套在每个人头上的一道紧箍咒，贫苦人家出身的，头抬得高；成分不好的，就要夹着尾巴做人。不幸的是，我的家庭出身是华侨地主。这是因为我爷爷和他的三兄弟，早年远渡重洋，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经商，经过十余载的艰苦创业，积累了财富。后因抗战爆发而回国，在家乡购置数个店面，购买大片田地，还盖了楼上楼下有40余间的六扇大厝。 由于祖辈拥有田地、店面，也收取过地租并雇佣过几个帮工，1950年开始的全国土地改革及其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我们家族的家庭出身就被错划为华侨地主。店面被当地政府没收了，田地被分给同乡的贫下中农们。这个不分青红皂白的成分划分，给我的童年造成很大的影响。我小时候不幸的遭遇由此开始，社会的歧视、乡邻的欺负以及同学的冷漠，无时无刻都在折磨着我。这顶华侨地主的帽子很沉很重，足足压了我十几年悲惨的童年和少年，让我一直都喘不过气来。


家庭出身不好，在革命狂热年代毫无疑问会受人歧视，是经常要被冲击的对象。父辈因此常被同村的贫下中农们，揪出去戴高帽挨批斗，向来学习成绩很好的大哥感到读书无望而辍学，毁了前程。在那个讲究家庭出身的年代，华侨地主这个家庭成分，大学高考和参军入伍是根本没有资格的。我无力改变现状，无可奈何的我，从童年就留下了自卑的影子，与此同时，我也学会了默默忍受与坚韧。


不幸中的万幸，家里还留我继续在学校读书。可是那时我总觉得比其他同学矮了一等，同班同学虽然没有存心躲着我，没有故意欺负我，但都不会和我这个地主的孩子走的近，生怕被我抹黑。学生年代本该有的红领巾红袖章红小兵红卫兵等等，这些都和我无关，我小小的心灵无形中深深的被创伤着。这并非我学习成绩不好，也并非我在校品德不好，而是由于华侨地主这个家庭成分的原因。我能做的，只能暗自勤奋地学习，并期待着有朝一日家庭成分能够得以平反昭雪。
我记忆中的上学，书包是旧的，教室是简陋的，窗户没有完整玻璃，桌椅歪歪扭扭。我读书的时候，没什么幼儿园，小学是五年制，初中和高中都只有两年制。那时候，乡村学校的老师都不怎么重视教学，要么组织学生参加田间劳动，要么开展各种各样的运动，比如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批林批孔等等。然而最让我无地自容的是，每个学期老师总要让学生填表格，每到这个时候不良情绪都会涌上我的心头，因为我相当不情愿但又不得不在家庭成分这一栏，写上华侨地主这沉重的四个字。


从小学到中学，我始终是一边念书，一边干农活。我珍惜读书的机会，却终究逃不开农家孩子的宿命，学业和农活永远两头奔波。清晨早早起床，吃碗稀粥就赶路上学，放学铃声一响，从不敢在路上逗留玩耍，一路飞奔回家，经常放下书包就拿起农具往田间跑去。我种过田，放过牛，上山砍柴，下溪摸鱼，样样农活都干过。每逢学校放寒暑假或是周末时间，我几乎都自觉参加劳动。


最多的是参加生产队干农活，挣工分，生产队是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的最基层单位，60后生长在农村的人，都会有一些记忆。我在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分粮食。那个时候农村生活不富足，但生产队也还是养活了几代人，生产队记载了我那苦涩的青少年岁月。文革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土地承包，实行分田到户，也就没有生产队以及挣工分这个概念了。
繁重的家务和农活，终究挤占了我大部分读书的时间，求学之路走得格外艰难。别的孩子放学能伏案写字温习功课，而我常常要去田里劳作或家务忙活。有时遇上农忙时节，还要请假下地干活，错过课堂上老师讲的知识点。我心里羡慕能安心读书的伙伴，却也明白家里的难处，从不抱怨半句。我的童年没有无忧无虑的嬉戏时光，只有干不完的农活和挤不出来的学习时间，那份无奈和遗憾，直到如今回想起来，依旧历历在目。


整个童年，我竟然没有拍过照片。我也没有像样的书包，我一直用的是麦草编做的简陋书包，而且中间是没有拉练的开口状态，书本被雨淋日晒是常有的事。我更是没有玩过玩具，因为家里贫穷，吃穿都成问题，哪有钱买玩具。好在农村到处是广阔的天地，大自然就是我的玩具场，我玩的是跳房子、滚铁环、玩弹弓、弹玻璃珠、抓迷藏等等。我记得小学最快乐的事情是三年级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福清县城看了一场电影，我还记得《卖花姑娘》的电影名称。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家乡十公里以外的地方，虽然为了看这场电影来回花了4个多小时，走了20公里乡间土路，但我仍然非常的兴奋。


四年级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年段同学去福州游玩，大家可开心了。我们坐的是没有窗口的全封闭的大货车，四十几个人挤在车内没位可坐，大家都是站着状态。货车刚开出半个小时，就有两三个人晕车了，在车内吐的一塌糊涂，呕吐物直接吐在车的正中间，气味难闻。我们只能往货车的四周站着，摇摇晃晃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福州。记得老师带我们去游览西湖公园、东街口以及鼓山涌泉寺。我们都是第一次来省城，真是乡巴佬进城什么都觉得很新奇，特别是看到东街口七层楼的邮电大厦，我们感到无比震撼。第一次来省城、第一次逛西湖、第一次进寺庙，我已经是非常地开心。
那个年代文化生活少得可怜，农村唯一的文化生活就是几个月才有一次的电影。往往在水泥地甚至田地上支起两根大竹竿，上面挂上银幕，就成了一个露天电影院。看场电影简直就像过节，一个村里放场电影能吸引十里八乡的群众。往往天一擦黑，大家饭都顾不上吃，男女老少倾巢出动，扛着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凳子，涌到放电影的地方。那时候能看到的电影也只是八大样板戏以及迟来的新闻简报，精神世界极度匮乏。


我的小学和初中都在本村里的学校上学的，由于家里距离学校很近，我放学以后都要参加田间生产劳动的，根本没有时间复习功课做作业，更谈不上学习课外文化知识。我看不到报纸杂志，听不到收音机，外面的世界一概不知，记得念小学时候，林彪出逃飞机坠落的消息，几个星期后才传到学校，老师很严肃传达这一消息后，当场要我们把课本上的林彪语录涂掉。寒假期间，我要去上山砍柴；暑假期间，要参加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的“双抢”。在寒暑假的日子里，本该是童年玩耍或做作业的时间，而我不是在田里就是在山里忙着干活。本该是无忧无虑快乐的童年时光，而我却在物质和精神都备受磨难的日子里艰难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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