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完美的照片

诗琳外语

《一张完美的照片》的简评

这是一篇小而精的佳作。它以紧凑的叙事结构、鲜活的人物塑造、深刻的主题表达和质朴的语言风格，讲述了一个关于抉择的故事，更传递了一种关于人文关怀的价值坚守。在流量至上、功利主义盛行的当下，这篇小说的意义尤为深远——它提醒着每一位创作者：技术与专业永远是手段，而尊重人性、坚守良知，才是创作的终极底线。

一张完美的照片

一九八七年的夏末，蝉鸣把空气烤得发焦。我挎着那台从报社借来的尼康相机，踩着被晒得滚烫的柏油路，一路走到城郊的张家村。

编辑部的电话来得急，说村口出了一桩惨事，让我赶紧去拍几张照片。电话里的语气带着点兴奋，说这种题材要是拍得好，说不定能冲击年度新闻摄影奖。

我赶到的时候，村口的老槐树下已经围了一圈人。人群的中央，一辆老旧的皮卡车停在那儿，后轮的泥土上沾着几点刺目的红。一个小男孩躺在车旁的干草堆上，小小的身子蜷着，像是睡着了。旁边，一个头发花白的老汉瘫坐在地上，脊背佝偻得像一张被揉皱的纸。他的手死死抓着地面的泥土，指节泛白，嘴里反反复复地念叨着：“我该先看看车边的……我该先看看的……”

那是孩子的爷爷。村里人低声告诉我，老汉一早要去镇上拉化肥，倒车的时候没留意，蹲在车后玩弹珠的孙子，就这么被卷进了车轮底下。

阳光明晃晃地照下来，刺得人眼睛生疼。围观的人窃窃私语，有人叹气，有人抹眼泪。我挤过人群，举起相机，取景框里的画面瞬间清晰起来——瘫坐在地的老汉，蜷着身子的孩子，沾着血迹的车轮，还有围观者脸上复杂的神情。

从一个专业记者的角度看，这绝对是一张近乎完美的照片。构图、光影、冲突感，样样都有。如果把它登在报纸的头版，再配上一篇煽情的报道，别说报社的年度奖项，就是冲一冲全国性的新闻摄影奖，也未必没有可能。

我的手指搭在了快门上，冰凉的金属触感顺着指尖漫上来。只要轻轻一按，“咔嚓”一声，这帧画面就会被永远定格。它会变成铅字里最沉重的注脚，变成读者茶余饭后的叹息，也可能变成我记者生涯里最耀眼的一块勋章。

可就在那一瞬间，我看见老汉抬起了头。他的眼睛红肿得像两颗烂桃，脸上的皱纹里淌满了泪水，混着汗水，在满是尘土的脸上冲出两道沟壑。他的嘴唇哆嗦着，那句“我该先看看车边的”，像是一把钝刀子，一下一下割着空气。

我忽然想起上个月在摄影展上看到的一幅作品。那是一张获得了大奖的照片，拍的是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抱着孩子的尸体痛哭。照片下的说明写着“苦难与悲悯”，可我当时看着，只觉得那照片像一根针，扎得人心里发慌。

取景框里的画面依旧“完美”，可我看着老汉那双空洞的眼睛，忽然觉得手里的相机重得厉害。

我想起刚入行时，师傅对我说过的话：“相机的镜头，不仅要对准事实，更要对准人心。”

所谓的完美照片，所谓的新闻大奖，在一个老人撕心裂肺的悔恨面前，忽然变得轻飘飘的，像一张一戳就破的纸。

我能想象出这张照片见报后的场景——读者的同情，同行的赞誉，还有……照片里的老汉，要顶着多少人的指指点点，熬过多少个辗转难眠的夜晚。

我的手指从快门上挪开了。

我慢慢放下相机，对着围拢过来的村里人摇了摇头，说：“不拍了。”

老汉还在喃喃自语，声音嘶哑得不成样子。我蹲下身，从包里掏出一瓶水，递到他面前。他没有接，只是呆呆地看着地面，仿佛要在泥土里看出一朵花来。

那天，我最终没有拍下一张照片。我站在槐树下，看着村里人七手八脚地把孩子抱进屋，看着老汉被搀扶着站起来，脚步虚浮得像踩在棉花上。蝉鸣依旧聒噪，阳光依旧刺眼，可我心里的那股燥热，却一点点凉了下去。

回到报社，主编听我说没拍到照片，气得摔了手里的笔，说我错失了一个拿大奖的好机会。我没辩解，只是默默收拾好相机，走回了自己的办公桌。

后来，我写了一篇短文，没有配任何图片，只是平铺直叙地讲了这件事。文章登在报纸的角落，没有引起什么波澜。

再后来，我换了工作，不再做摄影记者。那台尼康相机，被我收进了柜子的最深处。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前几天，我站在大学的讲台上，给一群学新闻的孩子讲这个故事。我说，我们手里的相机，肩上的摄像机，从来都不是博取流量和奖项的工具。镜头的背后，是活生生的人，是沉甸甸的人心。

有些照片，哪怕再完美，也不该被按下快门。

就像有些流量，哪怕再诱人，也不该用别人的痛苦去换。

台下的孩子们安安静静地听着，眼神清澈。我忽然想起那年夏天的张家村，想起那个反复念叨着“我该先看看”的老汉。

那张从未被拍下的“完美照片”，终究成了我记者生涯里，最刻骨铭心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