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体关系家庭治疗》读书笔记P341-350

王建华

第十五章青少年家庭

青少年通常不在治疗中玩玩具，尽管他们可能拿着纸、餐巾纸或者梳子摆弄。他们直接用言语交流，任何转换的表达形式（如画画），通常只是作为一种辅助而非主要的交流方式。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对成年个体治疗师而言，与有青少年的家庭开展治疗工作是开始家庭治疗最简单的形式。

青少年家庭的阻抗

在青少年家庭中有一些特殊问题，让家庭治疗远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首先，就是青少年的动机问题。有些治疗师发现，青少年个体治疗实在是很难。很多青少年都不愿意冒险尝试这种集中强化的治疗，因为在这种关系中可能被唤起不安的性欲感。因为害怕责备，他们也更倾向于将有关性的事宜保持为严密的隐私，这样就干扰了个体治疗师理解青少年同伴关系中的重要部分。不过也有正好处于12~20岁的青少年乐意为之，他们表达能力强，也相当合作。他们能为治疗师提最鼓舞人心以及和谐的时刻，亚当（第十二章）和艾希莉（本章）就是这样的例子。防御和缺少动机，对部分青少年来讲是运用家庭治疗的适应症。他们的治疗动机几乎全部来自父母或者学校等其他对青少年负有照顾和教育义务的机构。如果青少年自身治疗动机太小或直接阻抗，就父母的动机和支持来进行工作会较容易且有效一些，这样做出进行家庭治疗的决定合情合理。随后的案例会说明这一点。

通常案例中表现出的是家庭的动机以一种重要的方式妥协了，比如父母一方或者双方都不愿意将事件引向他们自己的困难或者婚姻中的困难。与其功能对等的是，孩子也不愿意在个体治疗和家庭治疗中去谈自己的困难。两种设置的主要不同在于，治疗师在家庭范围内直接强调阻抗的时机。这通常释放了青少年的不安感，当他被父母"火烧眉毛"的时候，治疗师可以用一个问题转移对青少年核心的攻击，即青少年的不愿意对整个家庭的困难代表着什么，以此将焦点从个人阻抗转化到情境移情的水平。我们可以问："家庭中是什么体验让你们感到对外界保持如此僵硬的界限这么重要？"

当青少年抵抗时，家庭也可能感到"火烧眉毛"。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通常是家庭中其他有动机的成员来做治疗，他们更愿意接受对事件的面质。有些情况下是某种团体（比如法庭）逼迫家庭前来，成年人比青少年更感到情势的紧急性。不管我们作为治疗师有多么理解这个问题，在

个体治疗中都不太可能很早地传达动机性的问题给青少年，我们可能会发现，与家庭一起工作比个体治疗这种无休止的"硬仗"更有效。

青少年的"分离一个体化"

缺乏内在动机不是很多青少年不愿意配合治疗的唯一原因。理解这一阶段青少年的发展是我们对青少年病人及其家人一起工作的框架的核心部分。我们将青春期发展阶段称之为布洛斯（ Blos ,1967）所说的第二次"分离一个体化"。这一术语是从马勒对1~2岁初学走路的孩子的研究中借鉴来的，这一时期的孩子开始从母亲那儿变为一个分离的个体( Mahler et al .,1975)。布洛斯强调，青春期发展的标志是从对原生家庭人物的依赖中脱离出来。与之相随的是，相应的聚焦在自体形象从内在客体处解放出来的内在发展上。但是因为其很脆弱，也因为对于孩子来讲其中有太多的阻碍，他通常会被卷入在增加的依赖性和夸张或强制的独立性之间摇摆不定。当然，很多情形只是正常的青少年期的骚乱，包括青春期身体和性能量汹涌引起的冲突、布洛斯描述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复话。安娜·弗洛伊德（1958）认为，这种骚乱是青少年的自然成长环境。我们知道行为从根本上受到干扰的青少年可能病理性地内化了，预后也反应出他们内在冲突付诸行动的严重性（ Masterson ,1967)。这种内在骚乱的特点可以看成是从前青春期依赖到随后过程运动的特征。

这就意味着青少年治疗师的一个工作任务就是帮助青少年围绕兴趣获得一个"保护壳"，以外化其混乱和内在的挣扎。这种保护壳通常源自家庭作为孩子容器的能力，在成长过程中这个容器的缺陷就会反映在青少年身上，使他们在为自己提供自我抱持中内化困难。

付诸行动，是有青少年的家庭治疗中易出现的情形之一。约翰森和苏雷克（1952）作为先驱就如何从家庭动力学角度理解精神病理做出了贡献，他们经典地描述了青少年将父母冲突的不能胜任而压抑的付诸行动归结于"超我缺陷"。苏雷克（1974）将此概念运用在青少年性症状群的发展中。很多 NIMH 小组的工作都始于青少年和家庭的付诸行动，大多数家庭中还有药物滥用、离家出走以及被诊断为"边缘"或"自恋"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