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勇|| 《山海经》神话编码中的三峡巫文化起源

宜昌骆勇

《山海经》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神话地理典籍，其记载以独特的方式编码了上古文明的信息。这套“神话编码”系统，实则是以山川地理、奇禽异兽与巫觋活动为象征符号，通过特定的叙事，对先民的历史记忆、宇宙观及社会组织法则进行的系统记录与重构。以此为钥匙，我们得以追溯三峡地区巫文化那深邃的起源，其中关于“巫咸国”与“灵山十巫”的叙述，尤为关键地勾勒出了其最初的轮廓。

《山海经·海外西经》明确记载：“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以上下也。”据学者考证，“登葆山”即今巫溪宝源山。此记载表明，在唐尧时期的三峡地区便已存在一个以“巫咸”为标志的巫文化中心。“群巫所以上下”的动态描述，生动揭示了巫师集团以此山为神圣通道、往来于天地之间的核心职能，从文献谱系上确立了三峡作为中华巫文化重要起源地之一的经典地位。

更为关键的是《山海经·大荒西经》的记载：“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此“灵山十巫”的叙事，深刻揭示了巫文化的多重面相。神话学家袁珂在《山海经校注》中指出，“灵山，疑即巫山”；汉代王逸《楚辞章句》亦注“灵”为巫；许慎《说文解字》同样释“灵”为巫。因此，“灵山”即“巫山”的论断，将十巫的活动坐标直接锚定于三峡核心。这段记载的精妙之处在于，它不仅重申了巫师“升降”（沟通天地）的宗教职能，更点明“百药爰在”，首次将巫术活动与医药知识紧密结合，呈现了“巫医同源”的鲜明特征。

这一“巫医一体”的实用特征，在《山海经·海内西经》中得到强化与神化：“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晋代郭璞注认为这些巫师“皆神医也”。可见，三峡地区的巫文化从起源阶段，其代表人物便被赋予了掌控“不死药”、干预生死的神医形象，这展现了其实用权威与知识力量。如果说“不死药”彰显了巫觋掌控生命力的实用权威，那么《山海经·大荒南经》中对“巫臷民”的描绘，则赋予了巫文化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色彩：“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爰有歌舞之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此记载虽充满神话想象，却折射出巫文化所承载的先民对于丰衣足食、自然和谐的理想社会之向往，体现了其社会整合与精神慰藉的功能。

这些瑰丽的神话叙事，并非凭空想象，其背后隐约投射出三峡地区早期复杂的社会权力结构。从“巫咸国”到“灵山十巫”，《山海经》编码的正是这种以巫师集团为核心的文明形态。首先，“巫咸国”暗示了一个以大巫“巫咸”为核心的政治实体。传说中的巫咸被各史籍列为群巫之首，其形象能“知生死，明祸福”，实为凭借崇高宗教权威凝聚部落的领袖。学者多认为，“巫咸国”更可能是一个以巫师集团为统治核心的部落联盟。三峡地区城背溪文化（距今约9000年）遗址中发现的石雕人像，很可能即是这类兼具酋长与祭司身份的男性巫师的象征。这些考古发现虽不能与“巫咸”“十巫”直接对应，但其年代与《山海经》神话可能反映的史前社会阶段存在重合，其文化内涵（如可能的生殖崇拜、首领权威）亦与文中描述的政教合一巫师形象高度吻合，为神话叙事提供了来自地下的、朦胧的史前回声。

其次，“灵山十巫”的记载，则进一步展现了一个分工化、集团化的巫师组织。这十巫更可能代表聚居在巫山地区的不同氏族部落，其首领皆为大巫。他们构成了一个政教合一的领导阶层，其职能集三重身份于一体：一是作为部落首领的政治权威；二是作为“上下于天”的宗教中介；三是掌握“百药”与“不死药”的医药专家。这种“一身而三任”的特质，正是上古社会权力结构的典型反映。巫师集团很可能通过垄断人神沟通权、医药知识，乃至对盐业（如巫溪盐泉）等关键资源的掌控，从而扮演了引领该地区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关键角色。

综上所述，《山海经》以“巫咸国”与“灵山十巫”为核心的神话叙事，绝非荒诞无稽的幻想，而是一套深刻的上古文明编码系统。它为我们破译出三峡地区巫文化起源的基本图景：一个以巫山为中心地理坐标，以政教合一的巫师集团为社会核心，融合了通天祭祀、医药救治、资源管理与社会理想等多重功能的早期文明形态。这为理解后世《楚辞》中瑰丽的巫覡世界、以及三峡地区延绵不绝的“信巫鬼、重淫祀”的民俗传统，找到了深远的神话源头与坚实的历史根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