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母亲的情感故事（七）

大秋（烟台）

《泪雨中的婚礼与告别》

多年来，每当忆起自己的婚事，一股复杂的暖流总会涌上心头。暖流里，一半是军旅生涯中简朴结合的自豪与些许“惭愧”，另一半，则被母亲那场不由分说、铺天盖地的爱，烘烤得滚烫。

我是在连队当指导员时结的婚，婚事办得颇有“战地”色彩。没有自己的新房，宿舍也当不了婚房，幸得岳父母家腾出一间小屋，权作“爱情的港湾”。喜酒我只请了两桌，一桌是连里的干部与友邻单位的同乡，一桌是昔日在机关当参谋时的老领导与同事。随后，我便对外宣称“回家结婚”，带着新婚妻子，踏上了归途。

从莱阳汽车站上车时，妻按胶东风俗，身着红衣，盘着头发，新娘的模样一眼便知。人间的善意，往往始于微末。好心的司机师傅劝走最前排的乘客给我们让座，一包喜糖、几盒喜烟，竟散来了满车喜气。中途吃饭，师傅们硬拉着我们同桌。记忆中一位司机是哑巴，老家牟平的，他虽无言，却用最质朴的笑容与手势，将对我们的关照表达得淋漓尽致。那些陌生的温暖，至今仍像一粒火种，深深地埋在我的心里。

然而，家乡等待我的，是另一场更为磅礴的“温暖”。

到家我便与母亲商量，说婚事已在部队简单办过，回来只想略请几桌至亲，千万不要铺张。母亲听罢，只看着我，眼里有种不容置辩的柔和与坚定：“人生就这么一场，该怎么办，我心里有数。” 一句话，便温柔地驳回了我的全部“部署”。

老宅的东屋被布置成婚房，房间虽然很小且简陋，但却处处是新意：一张刷了亮漆的平板大床上整齐的叠着6床新被，还有五斗橱，衣柜，两张单人沙发。最夺目的，是墙上那幅巨大的红“囍”字——母亲特地请来村中一位手巧奶奶做的剪纸，贴在白灰墙上，鲜艳得像一颗跳动的心。这些都是母亲得知我们近期回来，早早亲手置办的“杰作”。

第二天，母亲便风风火火地操办起来。左邻右舍、族亲家眷都被召集，像一场小型的“战役动员”。堂兄弟们跑腿送帖，东院的叔叔陪着乡厨赶集采买，记账的、排桌的，各司其职。请帖由我亲手书写，母亲则在一旁对着名单细细斟酌，确保每一位有往来的亲朋都不被遗漏。

宴席那日，景象令我终生难忘。二十六桌筵席，从院里一直摆到院外路口，高朋满座，全村欢动。我穿着军装，妻一身红衣，被母亲引着，一桌一桌敬酒。母亲始终走在侧前方，微微笑着，低声且清晰地告诉我们：“这是你三爷爷。”“这位你得叫表舅。”……她将她经营了大半生的乡土人情，将我们家族盘根错节的脉络，在这一杯杯酒中，郑重地交接给了我们。那天，母亲的身影穿梭在喧闹的席间，从清晨到半下午，始终欢快而忙碌，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幸福的陀螺。

我们在家只待了六天。临别时，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大雨。村里的土路瞬间泥泞不堪，那三公里通往柏油路的泥巴路，成了最后的难题。母亲早有准备，不知何时已请来了邻村的四轮拖拉机。

告别时刻到了。我和妻手牵手，站进拖拉机的拖斗。雨水打在脸上，模糊了视线。母亲和婶子们站在泥泞的路边相送。三叔还硬往我衣兜塞了十元钱。母亲没有打伞，雨水打湿了她的头发和衣裳，她却只是笑着，朝我们摆手。

就在拖拉机突突发动、缓缓移动的那一刹那，我积蓄了数日——不，是积蓄了多年——的情感，混同着冰冷的雨水，终于决堤而出。泪水汹涌而下，怎么也止不住。我望着雨幕中母亲越来越小的身影，望着那片被烟雨笼罩的故土，突然彻底明白了。

我明白了母亲为何执意要办那场“多余”的婚宴。那不仅仅是一场仪式。那是她以一个中国母亲最古老、最隆重的方式，向整个世界宣告她儿子的成人、成家与幸福；那是她用自己全部的热情与尊严，为我，也为我迎进门的新人，在她所能掌控的天地里，筑起最坚实、最温暖的根基；那更是她，在用一种浩大而喧闹的告别，来掩饰此后漫长岁月里无声的思念与牵挂。

拖拉机在泥泞中颠簸前行，故乡在泪雨交织中渐行渐远。那一刻的泪水，是理解，是感激，是铭心刻骨的不舍，也是一名军人对家园与母亲，最温柔、最脆弱的敬礼。

那场雨中的告别，与那场盛大的婚宴，从此成为我生命里一枚温暖的水印。它告诉我，无论走得多远，身后总有一场母亲为我备下的、永不散席的宴，和一道永远在目送我的、湿漉漉的目光。

二0二五年冬月初一 忆于烟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