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而不衰的科学】（13）‍第十一章 ‍从科学到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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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而不衰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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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愈衰老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也需要在政治、政策和法规各方面做出改变，让生物老年学从研究走向广泛应用。我们应尽快采取行动，确保有尽可能多的人从抗衰老治疗中受益，这是一个巨大的道德推动力；对于今天还活着的大部分人来说，还存在个人激励作用—如果你正处于中年或者青年，只要你幸运地拥有健康的身体，并尽你所能照顾好自己，那么你能活多久主要取决于抗衰老方面的医学进步。

这意味着，社会应该像支持科学发现一样支持衰老研究。在本章中，我们将讨论为了实现抗衰老目标，我们需要怎么告诉大众一场医学革命即将来临，也将讨论政策上应当有怎样的变化，又该如何进行研究。

要做到这一切，从科学家、医生到政治家、公众的各个群体首先要对生物老年学最新成果的意义有更广泛的了解。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如果你不了解衰老生物学的最新发展，衰老治疗听起来就像科幻小说。这方面的探索经常被忽略，媒体更多地将其作为新奇事物，而不是可能实现的成果进行报道，政策制定者也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它们。尽管现在关于对抗衰老的讨论越来越多，但通过科学研究可以在实验室中实际减缓甚至逆转衰老的想法仍然没有渗透到大众的认知中。2013年的一项调查发现，90%的美国人根本没有听说过衰老治疗，或者只是有所耳闻——虽然在之后的几年里情况可能有了一些改善，但大众对衰老洽疗的认知还不够，这是不争的事实。

科学家对此也是有责任的。历史上，生物老年学一直不属于主流的研究领域，即使在生物学家中的认可度也十分低。尽管衰老是生物学中非常普遍和重要的过程，但它在本科课程或教科书中却很少被提及。其他领域的科学家，不管现在的研究重点是癌症还是病毒学，他们在攻读博士学位时都没有意识到衰老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建立自己的实验室之后，即使对衰老有所了解，也没有动力去偏离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现有领域的既定轨道。这意味着，在衰老研究领域，几乎没有人来教授本科生或培养有潜质的博士生，这就形成了某种恶性循环。这一研究领域的规模如此狭小，可能是受学科本身所限。

因此，第一步是增加社会对关于衰老的科研成果的了解。如果不让大众知道衰老这个问题是可以而且应该被解决的，那么就不可能真正去改变任何政策—这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事情，去跟不同的人宣传这些事吧，无论对方是政治家、科学家还是朋友或家人。

下一步是，生物老年学迫切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目前衰老研究得到的资源支持，与衰老对人类健康产生的巨大影响完全不匹配。当然，许乡科学领域得到的资金也与实际影响不相称，但即使与其他科学领域相比，衰老研究的情况也很糟糕。

不过美国是个例外，它有一个专门致力于衰老研究的政府资助机构（这种不同寻常之处当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2020年，美国国立衰老研究所（NIA）的预算达到26亿美元。但是，这还不到国家癌症研究所获得的64亿美元预算的一半，也低于其母机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预算的10%。在美国，因衰老导致的死亡占总体死亡案例的85%，衰老研究却只获得了6%的健康研究资金，远低于对衰老引发的疾病的研究。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每年花费4万亿美元用于医疗保健，其中很大一部分被用于晚年的慢性病。而NIA 预算不到美国医疗保健总支出的0.1%。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因为研究是可以通过预防性治疗降低医疗保健系统支出的，甚至从经济角度来看，美国的这种预算分配也很离谱——老年疾病和残疾会造成巨大的人力成本。

另一个问题是，所谓的“衰老研究”资金通常流向了对衰老导致的疾病，而不是衰老本身的研究。一个生物老年学领域的笑话说，NIA 实际上是“国立阿尔茨海默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for Alzheimer's），因为它的神经科学部门获得了其26亿美元预算的一半以上，而衰老生物学部门仅获得了10%。我们应该先专注于衰老机制的基础砑究，而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开发治疗方法上。基础研究至关重要，它的突破能支撑更多实际工作，但这方面获得的政府资金可能只有美国医疗保健支出的万分之一。

在这方面，美国并不是个例。尽管衰老是全球疾病、残疾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但世界各国在衰老研究方面的投入却很少，这真是令人沮丧。生物老年学领域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去寻找治疗衰老的新方法，并将已有的知识转化为治疗方法。

政治人物应该改变看法，为衰老研究提供资金并不是一种损失，而是一种投资：一项工作计算了抗衰老治疗的收益，发现适度减缓衰老，把寿命和健康寿命延长2.2年，在50年内将产生700万亿美元的收益，’这还仅仅是考虑了对美国人口的影响。对衰老研究的投入也将带来巨大的科学和商业利益：一个想要认真投资老年医学的政府会发现自己处于行业的最前沿，而这个行业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目标市场实际上是全球的每个人。

科学是“划算”的，即使得到的“全部收益”只是多活几年，生物老年学的突破也值得付出相对较小的代价。如果我们为衰老的每一个标志的研究投入100亿美元（肯定足以取得一些重大进展），那也只需投入1000亿美元，只占美国年度医疗保健支出的2.5%。

如果这笔投人由很多国家在几年内分摊，肯定是负担得起的；如果确实取得了重大进展，那么抗衰老研究就可以超越在抗击传染病方面取得的进展，成为人类最高的成就。政府应该在这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进行更多投资。如果有更多衰老研究人员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来吸引不同的政治家和选民，那么成功的概率就更大。

制约生物老年学发展的最大瓶颈无疑是资金，但是还有一些办法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成功机会—改变政策，让研究者能够更快地利用科学成果，将其转化为实际疗法。

第一个问题是，监管机构目前不会批准治疗“衰老”而非针对特定疾病的药物，这在前言中提过。短期内，这不会阻碍研究的进展：减缓或逆转衰老的特征当然会影响它们引起的疾病，可以针对这些情况请监管部门批准治疗方法。例如，我们已经看到抗老药被用于关节炎和肺部疾病，以及干细胞疗法被用于帕金森病的人体试验，其目标都是特定的疾病，而非治疗衰老。然而，一旦这些研究在特定条件下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最终目标就会变成如何使这些疗法变成预防性措施——科学家的前期研究为此奠定了基础。

以生物老年学家、医生尼尔•巴尔齐菜（Nir Barzilai）为首的科学家正在打破这种监管僵局，他们正在研究常见药物二甲双肌的创新性用法。用于治疗糖尿病的二甲双胍是地球上使用最广泛的药物之———在美国，每年开出的处方约有8000万份。它的历史也很悠久，1958年首次在英国获得批准。这种平凡的分子本来“只是”一种极其安全且有效的糖尿病疗法，但它似乎会在服用者身上产生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几组对比实验的结果令人惊讶，被试者被分成以下几组：服用二甲双胍的糖尿病患者、服用磺豚类药物的糖尿病患者、年龄和性别相同但未患糖尿病（也不用服药）的对照组。研究发现，服用二甲双肌组的寿命更长，不仅比服用磺胺类药物组长，而且也比对照组更长。但对照组更健康，肥胖的可能性更小。还有迹象表明，虽然二甲双胍仅用于治疗糖尿病，但是它可以降低患上癌症、心脏病和痴呆的风险。服药后，与年龄相关的疾病和死亡全面减少，这种糖尿病药物似乎对衰老过程本身产生了更为基础的影响。

遗憾的是，就像上一章中提到的饮食和运动研究一样，这项研究到目前为止还是观察性的。病情控制良好的糖尿病患者更少患上与年龄相关的疾病，除了可能因为他们服用二甲双肌之外，还可能是因为他们与医疗保健系统有更多的接触，所以会更早发现和治疗健康问题。要证明二甲双胍的抗衰老作用，需要一项“随机”的金标准试验，在这种试验中，被试者是否服用二甲双肌是随机的，而不管是否患有糖尿病。

这就是TAME（Targeting Aging with MEtformin，用二甲双胍抗击衰老）试验的目标。'TAME试验将招募3000名年龄在65~80岁之间的志愿者，检验二甲双胍是否能用于治疗衰老。其中1500人会服用二甲双胍，另外1500人会服用安慰剂；5年后，研究人员将比较两组志愿者患上年龄相关疾病（如癌症、心脏病和痴呆）的情况，如果服药组有任何一种疾病的发病时间晚于对照组，则认为试验成功。

TAME背后的团队并没有期望得到什么惊天动地的结果：如果二甲双肌能将人类寿命延长几十年，那它应该早就被广泛使用了。然而，二甲双胍的优势是“副作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缺乏副作用。它已经被应用了半个多世纪，很少引发严重问题。如果要说服想规避风险的监管者让健康的人服用药物，那么“无害”将是一条铁则。二甲双胍能够被选为第一种针对衰老本身进行试验的药物，正是因为它实用且温和，相当于拥有一流安全记录的家用SUV（运动型多用途车），而不是可能失控冲出赛道的超级跑车。二甲双胍的另一个优点是它太老了，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厂家可以以非常低廉的价格生产这种药品，降低了试验成本，如果它有效，还可以迅速推广。

即使试验失败，没能证明二甲双胍的效果，TAME与FDA密切合作开发的方法也能未来的疗法试验提供一种现成的监管方法。如果第一次针对抗衰老治疗的大型人体试验没有获得明确结果，这对于生物老年学来说将是一种耻辱，但这种模式将科学家和制药公司提供一个先例，作为让下一代抗衰老疗法试验获批的参考。

抗衰老疗法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试验需要很长时间，成本高昂。尽管二甲双胍非常便宜，而且我们已经对剂量和安全性有了充分了解，可以直接进行后期试验，但是TAME还是将耗资7000万美元。一方面，强调价格有点儿吝啬：如果试验表明二甲双胍可以延迟衰老，前期成本可以得到数千倍的回报。但是另一方面，这样的投人对于学术圈的科学家来说是完全无法实现的，即使对于制药公司来说也是一笔巨款，这就是开发抗衰老疗法受困于成本的一个典型例子。

后期试验的费用是研究各种医学疗法要面对的共同问题，但如果你想让健康人服用抗衰老药物，问题则尤其尖锐。新的抗癌药物可能在几周内就会让肿瘤消退，而一项长期试验研究的可能是有多少患者能存活5年而不复发——对于许多参与试验的患者来说，存活5年已经很长了。然而，无论药物是否有效，大多数相对健康的六旬老人在接受衰老治疗5年后仍然可能活着。这对他们来说显然是个好消息，但对于统计学家来说却是个坏消息，因为他们无法量化评估新药的疗效。如果试验人员扩大到30多岁和40多岁的健康人群，那么问题会被进一步放大。显然，他们需要采用另一种研究方法。

幸运的是，还有一个科学的解决方案：使用衰老的“生物标志物”，通过简单的测试可以迅速得知被试者的生物学年龄。在第4章中提到的“表观遗传时钟”就是其中一种标志物，它使用DNA上的化学标记来估计被试者的年龄（和死亡概率），准确率惊人。

最初构建的表观遗传时钟现在已经在不同的研究中多次得到验证——事实上，它非常强大，以至于在实验室进行与DNA甲基化完全不相关的研究时，能很快计算出患者的表观遗传年龄，“并检查是否与记录的年龄相匹配，以标记出数据输入的错误。还有多个新的表观遗传时钟，它们对实际年龄的预测不那么精确，但能更好地预测寿命，以及患上癌症或心病等病症的时间。实际上研究人员并不需要通过实验测量被试者的实际年龄，看看出生证明就可以了，寿命和患病时间才是更重要的。

2018年，科学家又构建了新的表观遗传时钟，能用它更准确地预测死亡。它也可以预测癌症和呵尔茨海默病的患病概率，还能抽象地预测一个人未来可能同时患上多少种疾病。与最初的表观遗传时钟不同，它还可以检测出患者以前是否吸烟，或者目前是否正在吸烟，这也进一步证明，烟草在全球范围内加速了衰老，而不仅仅是对你的肺部有害。

衰老的生物标志物还有很多：身体检查，如握力、单腿站立能力和肺活量；认知测试、视力或听力检查；更科学的检测方法，例如血液测试、大脑成像或微生物组分析。将部分或全部上述措施结合起来形成的综合度量方法，可以帮助你准确地估计一个人的真实生理年龄。

也许，最惊人和最不惊人的衰老生物标志物是同一个，那就是外貌。事实证明，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羡慕那些能保持年轻面孔的人：看起来很年轻似乎意味着你就是很年轻，至少从生物学的角度上讲是这样。在2009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让一个评估小组根据人们的面部照片猜测他们的年龄，然后对这些猜测进行汇总以获得平均“感知年龄”，结果证明这个指标能准确预测死亡率，即使在考虑实际年龄之后也是如此。下一步研究是使用人工智能把这个特殊且劳动密集型的过程自动化，目前使用常规的人物照片和面部形状的三维图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一个团队也在小鼠身上开始了类似研究，使用图像识别算法推断出图片中小鼠的生物学年龄。也许之后研究人员能够通过前后的照片来评估小鼠接受抗衰老治疗的效果。尽管开展小鼠试验比人类试验更容易也更便宜。但小鼠试验的花费仍然非常高昂，人工智能的加入将再次降低成本并加快抗衰老治疗的关键实验进度。

因此，度量生物学年龄或衰老的生物标志物非常有用。与那种给药10年后才能得到结果的方法相比，这种方法可以在几个月后就回访，看看服药者的生理年龄是否发生了变化。如果他们的生物钟变慢甚至逆转了，我们就可以推断出药物产生了作用，而无须等待多年。生物标志物还有一个显著优势是，试验中的每个人或小鼠都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数据，而不仅是那些死去的人。这在统计上更有效率，可以通过更少的参与者获得更有力的研究结果。

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可以预测死亡或疾病风险的生物标志物是否会被减缓或逆转。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答案是肯定的。第6章提到的激素治疗试验中，被试者在胸腺恢复活力的同时表观遗传年龄也降低了。在小鼠试验中，无论是通过饮食限制、雷帕霉素治疗还是长寿基因改造，它们的表观遗传时钟都会减慢。”例如，一只22个月大的小鼠接受DR后生物学年龄仅为13个月，这正是DR减缓衰老的表观遗传表现。研究者在恒河猴身上也进行了类似试验，接受DR的猴子的表观遗传年龄比放开肚皮吃的同类小7岁。“当然，要确定哪些生物标志物在何种情况下表现最佳，还有更多工作要做，但上述结果已经让人看到了希望。

如果经过抗衰老治疗，像表观遗传时钟一样准确的生物标志物能够发生明显逆转，那么一项研究只需要投入数百名被试者、两年时间和几百万美元就能获得像TAME试验一样准确的结果，而TANE 需要3000名患者、5年和数千万美元。前一种试验可以获得相同的结果，但成本更低，在初始投资相同的情况下能测试数十种治疗方法（和治疗组合）。所以，生物老年学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子领域就是寻找可行的生物标志物：衰老有许多诱因，每个诱因都有多种可能的治疗方法，因此任何能够更快、更便宜地测试效果的方法都会受到研究人员的欢迎。衰老生物标志物是一种支持技术，它有助于衰老生物学这一广泛的领域加速发展，更快地挽救更多生命。

在进行试验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不要抛弃抗衰老疗法最重要的对象—老年人。各种新疗法很少在老年人身上试用，即使他们可能是主要用户，研究者也很少用他们做测试，因为老年人在各方面“太复杂”。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研究者可能希望在仅患有特定疾病的患者身上测试新药，如果患者还有其他健康问题，结果可能会受到干扰。同时，身患多种疾病的老年人还经常服用不同的药物，这也可能会干扰测试疗法。用年轻人作被试者，情况就简单多了，结果也更容易解释，在商业上也更有利：在年轻、健康的人身上进行试验更有可能得到明确的结果，使后期治疗获得批准。最后，可以采取一些简单但重要的步骤来让老年人参与抗衰老研究，例如为行动不便的人提供出租车或者上门回访。这些措施往往不被采用，因为它们增加了资金投入，也增加了人力投入。

把老年人排除在外的最终结果是，往往缺乏很好的证据表明药物对老年人是否有效。某些常见药物从未在老年人身上进行过测试，这意味着在最坏的情况下效果可能完全不同。将老年人排除在临床试验之外的情况是系统性的，尽管经常是无意的，但是仍然需要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几十年来临床医生一直在指出这一点，但现实改变不大。儿科中有一种说法：儿童不仅仅是小一号的大人。老年病学也应该有类似的说法：老年人不仅仅是老去的年轻人。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小鼠研究中。”患有疾病的“小鼠模型”通常代表了不完美的人类，但把小鼠模型的研究结果推广到人类身上，往往会产生非常大的问题。例如，阿尔茨海默病的小鼠模型可能有一个额外的淀粉样前体蛋白基因拷贝，但是与大多数人类患者不同，小鼠在中年甚至青年时就可能会出现淀粉样蛋白沉积和认知障碍。这意味着除了额外的淀粉样蛋白外，小鼠是相对健康的——如果你想研究这个额外拷贝的影响，那很合适，但这并不贴合人类患痴呆的真实情况。

与人类的情况一样，使用老年小鼠会让试验变得更复杂，也更昂贵和耗时，因为研究者必须照顾小鼠一两年，直到它们变老。然而，众所周知，许多在小鼠模型中完美发挥作用的药物未能转化为人类疗法。如果这些药物是用来治疗老年疾病的，失败原因也大抵如此。小鼠的研究成功与否通常决定了是否要开展更昂贵的人体试验，那么，在老年小鼠上花费更多的前期费用，在该过程中更早地发现缺陷，就可能会最终降低药物开发的成本。

研究者也在采取一些积极的步骤。例如，疫苗研究已经开始关注到最需要疫苗的老年人。一些研究结果可能使老年人接种疫苗的效果更好：比如，接种有更强“佐剂”的疫苗，佐剂会刺激免疫系统，增强对疫苗的反应；或者接种含有更多活性成分的疫苗，以刺激疲倦的免疫细胞。一些研究表明，一天中接种疫苗的时间不同也有影响，早上给老年人注射流感疫苗有时会增强免疫反应。要更好地研究免疫系统随年龄会产生怎样的变化，显然必须在老年被试者（无论是小鼠还是人）身上进行试验。

除了对真正年老的小鼠和人类进行更多的研究外，我们还需要更详细地了解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的差异。例如，虽然已知衰老细胞的数量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但我们并不知道衰老细胞的确场数量，也不知道它在不同个体或身体各个部位之间的差异。有没有某些人或器官更容易受到这些细胞的影响？它们在各个部位受到的影响一样大吗？如果有差异，研究当然会首先瞄准最受影响的地方，这是否会影响抗衰老药物的开发呢？

随着当前抗老药治疗的兴起，这些重要的问题终于开始有了，回音，但真正得出答案需要很长时间。衰老细胞是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被发现的，但直到近2010年才有人尝试在小鼠体内清除它们，以了解它们对衰老生物体的影响有多大。（顺便说一句，即使是这项开创性的工作，当年也被资金紧张的NIH拒绝资助，最后是由其他补助金剩余的钱补助的。不过这一结果在2011年发表后，经费申请变得更容易了。）而且这种工作相对容易获得资金，因为它是介入性的——如果只想了解这些细胞的数量，获得经费会更难。”

我们需要更多此类工作，来了解身体随着年龄增长到底会发生哪些变化，达到什么程度。另一个例子是突变，目前对癌症突变的研究比对正常衰老组织中突变的研究要广泛得多，尽管癌症就是从正常衰老组织中诞生的。如果不对发生老化而没有癌变的组织进行DNA测序，我们就有可能错过一些跟癌症和更多衰老过程有关的重要发现。衰老的所有标志—表观遗传学的变化、蛋白质的水平和修饰、细胞数量、线粒体、信号水平等都需要类似的定量研究。在短期内，这些定量研究将为第一个抗衰老疗法提供信息。这要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几十年来临床医生一直在指出这一点，但现实改变不大。儿科中有一种说法：儿童不仅仅是小一号的大人。老年病学也应该有类似的说法：老年人不仅仅是老去的年轻人。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小鼠研究中。患有疾病的小鼠模型通常代表了不完美的人类，但把小鼠模型的研究结果推广到人类身上，往往会产生非常大的问题。例如，阿尔茨海默病的小鼠模型可能有一个额外的淀粉样前体蛋白基因拷贝，但是与大多数人类患者不同，小鼠在中年甚至青年时就可能会出现淀粉样蛋白沉积和认知障碍。这意味着除了额外的淀粉样蛋白外，小鼠是相对健康的——如果你想研究这个额外拷贝的影响，那很合适，但这并不贴合人类患痴呆的真实情况。

与人类的情况一样，使用老年小鼠会让试验变得更复杂，也更昂贵和耗时，因为研究者必须照顾小鼠一两年，直到它们变老。然而，众所周知，许多在小鼠模型中完美发挥作用的药物未能转化为人类疗法。如果这些药物是用来治疗老年疾病的，失败原因也大抵如此。小鼠的研究成功与否通常决定了是否要开展更昂贵的人体试验，那么，在老年小鼠上花费更多的前期费用，在该过程中更早地发现缺陷，就可能会最终降低药物开发的成本。

研究者也在采取一些积极的步骤。例如，疫苗研究已经开始关注到最需要疫苗的老年人。一些研究结果可能使老年人接种疫苗的效果更好：比如，接种有更强“佐剂”的疫苗，佐剂会刺激免疫系统，增强对疫苗的反应；或者接种含有更多活性成分的疫苗，以刺激疲倦的免疫细胞。一些研究表明，一天中接种疫苗的时间不同也有影响，早上给老年人注射流感疫苗有时会增强免疫反应。要更好地研究免疫系统随年龄会产生怎样的变化，显然必须在老年被些过程量化之后就能找到生物标志物，可以判断新药是否已实现其直接目标—例如，药物是否消灭了大量的突变线粒体，或改变了与年龄相关的信号平衡。从长远来看，这种数据对于建立衰老身体的系统生物学模型也至关重要。

最后，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衰老疗法是有效的，我们也需要为后续事件做好准备。作为个人，能生活在如今这个时代无疑是件幸事。随着对更多可能抗衰老的治疗方法的了解，人们很自然地想知道，这些新疗法在什么时候会达到风险和收益的平衡点，可以真正投入使用。目前的医学研究范式基于预防原则，制药公司和监管机构要花费巨大的努力确保新疗法完全安全，才广泛投人使用。这听起来很谨慎，但是，有时不行动比行动带来的风险更大，即使这种行动不是100%安全。这种平衡风险的问题在抗衰老治疗方面尤为严重，因为我们希望在人们（或许是很大一部分人）感到不适之前就预防性地采用抗衰老疗法。

驾驭这种新的医学方法很难，因为它所涉及的计算方法与当前的药物大不相同，我们都需要不断学习。你愿意在40多岁时开始服药来减缓自己的衰老吗？你要看到多少证据才愿意相信，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事实上，我们可能会在不患有任何疾病，也不确定其终生影响的情况下接受一个疗程的治疗，这对监管机构和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但是，同样清楚的是，尽早采取行动有可能挽救和改变数百万人的生命，我们不能等待50年，只为了等到试验得出明确的答案。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坚决打击骗子。在抗衰老医学发展的曲折历史中，早有江湖医生兜售各种效果不明的“长寿妙方”，从药水、仙丹到令人惊讶的手术植入动物睾丸等。非专业人士很难权衡一项治疗是否有效，甚至很难知道治疗到底是基于化学原理还是生物学原理，是否与其声称的一致。人们需要明智的监管机构和可靠的公共信息，确保不会浪费金钱或受到伤害。

最后，我们应该认真考虑，如何实现实验规程的标准化，并从已经自我试验某种疗法的人那里获取数据。只需要在网上快速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到那些为抗衰老作用而尝试服用二甲双胍的人，也许是请医生在没有糖尿病的情况下开出的处方。不过也有另一种极端的例子，比如某生物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去哥伦比亚诊所接受未经测试、不受监管的端粒酶基因治疗？。显然，人们对这种试验有着巨大的兴趣—通过专业的监督，这些单人临床试验会更安全，对所有人也更有参考价值。

总会有人做这类试验，而分散、因人而异且不受控制的试验将是一种可怕的浪费：我们可能永远不会找到结果，即使有结果，由于实际试验方法各有不同，我们也永远不会知道是什么原因让参与者活得更久或者更短。如果借鉴传统临床试验的严谨性，确保参与者使用相同剂量的药物，这些自我试验不仅会更安全，而且结果也更有意义，可以了解哪些干预措施有效，哪些无效。

由于需要非常仔细地评估，并向参与者传达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上述建议实施起来并不容易。但是，作一名65岁的老人，在面对某种不确定的疗法的时候，我的想法是：如果我的健康状态能够延长，并且我这次“赌博”有助于后来人更好地了解衰老，那么我参与试验的意愿就会增加。

显然，生物老年学的成功不仅取决于科学，衰老研究能获得更高的普及度和更多的研究资金也是先决条件。我们需要清除政策和监管方面的障碍，也许最重要的是，生物老年学应当成为主流，让科学家、决策者和公众广泛理解并讨论其潜力。

我希望这本书能让你相信，进行医学上的“登月计划”已势在必行。我们应该发起一项获得大量资金的国际研究计划，目标是干预衰老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很有可能找到改善人类健康的新方法，而且还有可能获得更大的回报。

即使我们没有幸运地成为第一代长生不老的人类，更长寿、更健康的生活也会使我们和后人受益匪浅。

提出一种治疗衰老的方法，每天就能挽救100000条生命。这在科学上是可能实现的。衰老是这个时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人道主义挑战，如何应对它取决于我们所有人。（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