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 心

乌蒙学子张佐才

背 心

星期一(11月1日)早上，送孙子上学后，我整理旧物，一本硬壳相册从书柜高处滑落。封面烫金的“青春纪念”已斑驳如秋叶。翻开，四十多年的时光尘埃簌簌而下，停在某一页：三个少年，并排站在威信陈列馆坝子的假山前，清一色地穿着棉布背心，对着镜头，有些拘谨地笑着。

记忆的闸门被这抹白色、红色“砰”地撞开。那是在威信一中读高二的一天，蝉声嘶鸣得仿佛要将整个夏天煮沸。我，还有高中同学肖发乾、初中同学曾家福，聚在威信陈列馆前的坝子里。空气里弥漫着晒蔫的南瓜花气息和隐隐的、来自未来的焦灼。不知谁提议：“照张相吧，就穿背心。”没有多余的话，我们脱了洗得发白的外衣，露出洗得泛黄、领口有些松懈的白色、红色背心。那背心吸饱了汗水，贴在年轻的、瘦削的胸膛与脊背上，像一层薄薄的、柔软的甲胄。

镜头是经常在陈列馆前的照相师傅的海鸥牌相机。我们站在陈列馆假山前，肩膀贴着肩膀。肖发乾忽然低声念了句：“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那是我们初中时在课本边缘偷偷传抄的句子，彼时念来，满是仗剑天涯的豪气。可此刻听来，那豪气底下，却渗出一股湿漉漉的、名为别离的凉意。闪光灯刺目地一亮，瞬间将我们定格在那个炎热的、无所适从的午后。

许多年后，我才渐渐读懂那件背心。它绝非唐时王维笔下“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的鲜衣怒马，也非宋时晏几道词中“彩袖殷勤捧玉钟”的锦绣风流。它太朴素，太平常，平常到近乎寒碜。那是物资与精神同样瘠薄的年代，赋予我们共同的底色。它裹着肖发乾苦读的身躯，裹着曾家福打篮球时晒成古铜色的臂膀，也裹着我那悄无声息、却夜夜躁动不安的升学梦。那一根根简单的棉线，经纬交织的，是我们未经世事磋磨的躯体，以及这躯体里奔流着的、相近的贫寒、相似的渴望与相同的迷茫。

后来，我们果真如蒲公英般散开。肖发乾高中毕业考取了云南工学院(后并入昆明理工大学)水利水电专业，成为鲁布革电厂的开拓者，电力技术逐渐取代了他背诵过的古文；曾家福留在了扎西服装厂，缝纫机声盖过了他吟哦的诗句。我则考取师范学校，从事教书育人工作。我们通了几封信，字迹从激动渐至平缓，终于停歇，沉入各自生活之中。那件曾与我们肌肤相亲的背心，连同那个夏天黏腻的汗水，一起风干成了历史书页里无人注脚的、极淡的盐渍。

合上相册，三位少年照片已成历史见证。我忽然无比怀念起那件纯白的、毫无装饰的背心。它简陋，却诚实；它单薄，却曾包裹过三颗最滚烫鲜活的心脏。我们后来的西装革履、羽绒毛衣，哪一件不曾将我们规训、分隔、乃至异化？只有那背心，让我们在镜头前，得以毫无分别地、坦然地站成一排，仿佛我们还是从同一块土壤里钻出的三株幼苗，共享过同一场风雨与月光。

《古诗十九首》有云：“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我们确是远行了，且行向了截然不同的驿站。但那张照片里，那三件并肩的白色、红色背心，却像三个最原初的、洁白的标点，永远停顿在生命篇章的起首处。它们沉默地证明，在穿上各式各样的“身份”与“前程”之前，我们曾如此平等地、勇敢地，粗露过自己最本真的模样。那模样无关前程，只关乎那个夏天，以及夏天里，三个即将启程的少年，和他们共有的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