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自驾游第一天（山西省博物馆，钟鼓古街游）

车轮滚滚

2025年9月9日，星期二，天气晴，最高温度29，最低温度13。全天徒步18209步，计13、26公里。

山西是我老家，十几年前遵父母之命，孩子上初中时，请公休带孩子老婆回老家灵石赵家沟认祖，原计划二十一天的公休要在山西好好玩一下，没想单位有事，把我的计划全部打乱了，只玩了王家大院和绵山，都入住壶口瀑布旁的镇上了，准备第二天游壶口瀑布，接到电话后，结束了探亲之旅，第二天赶到北京准备坐飞机回去，又接到领导开恩电话，同意我不要赶回来了，继续公休。都到北京了，再回去也不合适，正好老婆孩子北京没玩过，剩下的假期就在北京游玩和济南泰山，孔府游玩。如今退二线了，彻底有时间了，公休也没人打扰了，就计划回山西自驾游。跟单位的同事毕大姐不谋而合，我带老婆，她带闺蜜黄大姐，去山西为期十天的自驾游。参考别人的行程，并规划了十天自驾游的线路，自驾游的好处充分了体验出来，随时根据时间和景点，进行不断调整，顺利完了山西十天自驾游。以下是计划安排的行程。

2025年9月9日星期二:长乐机场→太原武宿机场→入住柳巷金湾小区，吃完午饭，自驾去山西省博物馆。（5，3公里，14分钟）晚上在柳巷吃饭。

9月10日星期三:7点半出发自驾去晋祠（27公里，38分钟）游三小时自驾去五台山。（220公里，2小时30分行程入住五台山，下午开始玩五台山）

9月11日星期四:上午在五台山半天下午去大同，住大同（217公里，3.5小时）玩大同博物馆，九龙璧，代王府，严华寺。

9月12日大同去悬空寺，恒山（77公里1小时）下午去应县木塔（52公里1小的），玩完自驾到雁门关，晚上住雁门关。

9月13日:雁门关（北门售票处进入走到镇边祠折返）→宁武县万年冰洞→万年洞至平遥古城（272公里，4.5小时）住平遥古城。

9月14日星期天，平遥古城（双林寺）→王家大院→洪洞县大槐树→隰县小西天，住吉县（273公里，4小时）

9月15日星期一吉县→壶口瀑布→运城，住运城（324公里，4小时）

9月16日星期二:运城→永乐宫皇→关帝庙→城相府→长治，住长治（361公里，4.5小时）

9月17日星期三长治→太行阁→林州石板岩→八泉峡，住八泉峡林州弓上酒店（179公里4小时）

9月18日星期四，八泉峡回太原，到太原机场坐17点航班回福州。

早上8点多的飞机，从长乐机场开始就有点不顺，由于买的是特价机票，老婆的行李包超大了，要托运费，白花了一百多元钱。飞机在高空中运行近三个小时，11点30分安全在太原。太原的天气真不错，没有福州的炎热感，很适合出行。出了机场，找到一嗨租车处。取好车，开始了山西为期十天的自驾游。

飞机在高空运行的景色真是不错，连绵的大美河山就在眼下，万米高空上的白云让我对自己的行程更加期待，愿一切都美好，一切都平平安安归来！

12点54分自驾到山西省博物馆。停车的时候，出师不利，移车时刮了别人的尾部，还好买了都责险，不然亏大了。简单在博物馆门口路边摊吃了小吃，就入馆参观了。博物馆不要门票，但要预约，展馆很下，精品众多，值得推荐自驾游。

山西省博物馆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汾河西畔滨河西路北段13号。不收门票和停车费，但要提前预约。珍品巨多，值得推荐自驾游。前身是成立于1919年10月9日的山西教育图书博物馆。1925年10月更名为山西公立图书馆，博物馆成为图书馆的附设机构。1933年10月，利用原址及所有图书物品筹备开办山西省立民众教育馆。抗战期间，日军接管省立民众教育馆，并将其更名为太原图书馆。1941年1月更名为山西省立新民教育馆。1945年，抗战胜利，阎锡山委任王仲元为接收委员，恢复省立民众教育馆馆名。1949年4月由人民解放军太原军事委员会文教接管组接管，更名为山西省图书博物馆，下设博物部。1953年9月与太原文物馆合并，更名为山西省博物馆。1992年，山西省委和省政府，决定筹建一座现代化新馆。1997年，山西博物馆新馆项目批准立项。2004年新馆建成，定名为山西博物院。山西省国防教育基地、山西省社会科学普及宣传基地。

山西博物院共有藏品52 6311件（套），其中珍贵文物39 327件（套）。藏品主要来源于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考古出土和百年来的征集积累，其中新石器时代陶寺遗址文物、商代方国文物、两周时期晋及三晋文物、北朝文物、石刻造像、山西地方陶瓷、金元戏曲文物、明清晋商文物等颇具特色。此外，山西博物院的图书馆占地面积1000多平方米，基础设备、设施完备，管理制度完善，院藏图书计16万余册、古籍11万余册，其中善本888函、5043册。

山西博物院的基本陈列以“晋魂”为主题，由“文明摇篮”“夏商踪迹”“晋国霸业”“民族熔炉”“佛风遗韵”“戏曲故乡”“明清晋商”等7个历史文化专题和“土木华章”“山川精英”“翰墨丹青”“方圆世界”“瓷苑艺葩”等5个艺术专题构成。“文明摇篮”由“远古圣火”和“华夏之根”两个单元组成，展示出山西的远古人类和文明。“夏商踪迹”由“大夏之墟”“殷商重地”和“方国遗珍”等单元组成，表明晋南是夏文化的中心区域之一。“晋国霸业”讲述晋南是晋国的始封地和中心区域，遗存丰厚。“民族熔炉”展示在山西发生的民族大融合。“佛风遗韵”展示山西古代的佛教雕塑作品，不仅有云冈石窟和天龙山石窟，还有乡间古刹的各种佛像。“戏曲故乡”展示山西作为中国戏曲的发源地之一，有“中国戏曲艺术故乡”的美誉。“明清晋商”展示明朝初年，山西商人以明朝北部边塞巨大的军事需求和“开中”盐法的推行契机，开始经营粮和盐，渐渐崛起。“土木华章”除了陈列自唐代以来的古建筑复原模型外，还展出依附于古建筑之上的琉璃艺术品。“山川精英”展示不同年代的玉器，反映中国玉器的发展历史。“翰墨丹青”展出山西博物院藏元、明、清三代的部分作品。“方圆世界”展出山西博物院馆藏的中国古代钱币，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中国古代货币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瓷苑艺葩”展出山西博物院收藏的北朝至明清的瓷器。

就是这辆车，报警，报保险，拍完照，耽搁了一点时间，才进去参观。开局不利，让我自已在后面的行程小心翼翼，没有再发生问题，顺利完成自驾游。

山西博物院占地面积11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51000平方米，展厅面积10000平方米。总平面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轴线对称的构图手法，东西轴线为主轴线，南北轴线为次轴线。4层高的主馆位于主次轴线的交会处，形成对称的格局。4座角楼衬托着主馆。山西青铜博物馆位于太原市长风文化商务区文化岛上，展示面积1.1万平方米。建筑特色。山西博物院主馆4层方正规矩，逐层向外斜挑，体现了古人“如鸟斯革，如翚斯飞”的审美取向。主馆的主题形象，被赋予了“斗”和“鼎”的寓意，“斗”象征丰收喜悦，“鼎”象征安定吉祥。山西博物院外部空间设计采用传统的院落组合手法，生成“太极中央，四面八方”之势，融天、地、人、时空于一体，利用水池、叠水、雕塑、室外展品等景观设计创造文化氛围，中央大厅仿自应县木塔。山西博物院的基本陈列以“晋魂”为主题，由文明摇篮、夏商踪迹、晋国霸业、民族熔炉、佛风遗韵、戏曲故乡、明清晋商等7个历史文化专题和土木华章、山川精英、翰墨丹青、方圆世界、瓷苑艺葩等5个艺术专题构成。

展厅合集。山西青铜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以“吉金光华”为主题，分“华夏印迹”“礼乐春秋”“技艺模范”三部分，展示中国青铜时代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据2020年7月山西博物院官网显示，山西博物院共有藏品50余万件，其中，珍贵文物40282件（组），包括一级文物2129件（组），另有图书古籍11万余册。藏品主要来源于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考古出土和百年来的征集积累，尤以青铜、瓷器、石刻、佛教造像、壁画、书画等颇具特色。青铜。西周晋侯鸟尊：高39厘米，长30.5厘米，宽17.5厘米。2000年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114号墓出土。盛酒器。出土于第一代晋侯燮父墓中。整体造型为伫立回首的凤鸟形，凤尾下弯成一象首，与双腿形成三点支撑。器盖和腹底铸有铭文，“晋侯作向太室宝尊彝”，说明该器为晋侯宗庙祭祀的礼器。 西周晋侯苏钟：共两件。一件高25.9厘米，铣间距14.9厘米；另一件高22.3厘米，铣间距12.9厘米。1992年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8号墓出土。该编钟总计16件，其余14件由上海博物馆从境外购回入藏。编钟分两组，三种式样，非同时铸造，测音却和谐，是标准配律。16件钟上共刻有355字的长篇铭文，完整记录了西周厉王三十三年，晋侯苏率军参加周厉王亲自指挥的讨伐东夷的战争。晋侯苏因战功，多次受赏，因作此编钟。所记战争为史料所阙载，对研究西周和晋国历史极为重要。铭文全部为錾刻，西周青铜器首见。青铜。西周晋侯鸟尊：高39厘米，长30.5厘米，宽17.5厘米。2000年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114号墓出土。盛酒器。出土于第一代晋侯燮父墓中。整体造型为伫立回首的凤鸟形，凤尾下弯成一象首，与双腿形成三点支撑。器盖和腹底铸有铭文，“晋侯作向太室宝尊彝”，说明该器为晋侯宗庙祭祀的礼器。西周晋侯苏钟：共两件。一件高25.9厘米，铣间距14.9厘米；另一件高22.3厘米，铣间距12.9厘米。1992年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8号墓出土。该编钟总计16件，其余14件由上海博物馆从境外购回入藏。编钟分两组，三种式样，非同时铸造，测音却和谐，是标准配

进入大厅，让人耳目一新，按照应县木塔的结构造型，让大厅宽敞明亮，层次感很强，从二楼先开始参观。

文明摇篮展厅。山西位于中国华北，地处黄河中游，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和发源地之一。考古表明，早在18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原始人就已经在山西晋南地区繁衍生息，芮（ rui ）城县西侯度文化遗址（243万年前）中发现的火烧骨，把中国范围内发现的人类用火历史向前推进了100万年；约在10万至2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在山西汾河两岸和大同、朔（ shuo ）州一带，已出现比较集中的原始人群和村落。距今4500年至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山西南部已经成为当时诸多邦国的中心。2015年，临汾襄汾县陶寺遗址被确认为帝尧都城所在地，中华5000年文明史由此得到证实。

夏商踪迹。尧、舜、禹是古代中国历史中，自黄帝之后，黄河流域先后出现的三位部落联盟首领。尧首创禅让制，让位于舜，而后舜禅让于禹。禹死后，他的儿子启废除了禅让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父传子、家天下"的国家﹣﹣夏。这一时期，各项社会制度逐步形成，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阶级分化日益加剧，中国进入早期国家阶段。山西境内发现了众多夏时期文化遗存，分布密集，灿若繁星。"东下冯遗址"的发现，清楚地表明晋南是夏文化的中心区域之一。《史记》记载，夏代最后的君王桀［ jie ］荒淫无度，暴虐无道，被商汤领兵讨伐，夏朝灭亡。继夏而起的商王朝是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朝代。商朝国家体制趋于完备，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政治地理疆域更为扩大，文明程度达到青铜时代的第一个高峰。山西是商朝的主要统治区域之一，现在已发现的诸多商文化遗存，呈现了商时期多元共融的文化面貌，反映了山西在商王朝500多年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独特地位。

人类远祖。4500万年前的垣曲"世纪曙猿"，是人类的远祖。远古人类从能人、直立人进化为智人，经历了300多万年的漫长历程，是以使用打制石器为标志的旧石器时代。山西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达500余处。以西侯度、丁村、柿子滩为代表，早、中、晚期遗存都很丰富，文化序列完整。在探索早期人类起源、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及农业起源等方面，举足轻重。

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300万年至20万年，为旧石器时代早期。大体上相当于人类体质进化的能人和直立人阶段，遗存主要分布于欧业非大陆。因地域不同、时代跨度大，发展不平衡，文化面貌差异很大。我国著名的遗存有元误人遗址、北京人遗址和山西的西侯度遗址、河遗址等。

西侯度遗址位于山西省芮城县风陵渡镇西侯度村后的"人疙瘩"北坡，是目前中国已知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之一。1961和1962年进行了两次发掘，获得一批动物化石，以及包括石制品、烧骨、带有切痕的鹿角在内的文化遗物。在2005年4~6月的抢救性发掘中，发现大量石制品和动物化石。石制品中大部分是打制石器时形成的碎屑和断块，也有石核、石片和石器，其中包括一些磨蚀较轻、打击痕迹十分清楚的规范制品。

囵河遗址。20世纪50年代，在芮城县风陵渡匼河村一带，沿左岸长达13.5公里的范围内，以匼河为中心，发现有20个旧石器文化地点，属于80万年前晚期直立人阶段的典型文化遗址群。1960年进行了正式发掘。匼河文化与后来的丁村文化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其石器制造技术已有一定进步。从出土的动物化石看，当时的气候比今天更为温暖湿润，有茂密的森林、广阔的草原以及河湖沼泽，人类经济生活以渔猎采集为主。

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20万年至4万年，为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进化到了早期智人阶段，体质特征接近现代人，仍处于原始群居阶段，埋葬死者的习俗已经出现。石器制作技术有了很大发展，类型增多，功能进一步分化。我国著名的遗存有河北板井子遗址、河南灵井遗址和山西的丁村遗址、许家窑遗址等。

丁村遗址位于襄汾县丁村，地处汾河下游。以丁村为中心，在南北长约11公里的汾河两岸，分布着跨越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期文化的大型遗址群，其中以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最为著名。丁村遗址被誉为继周口店遗址之后中国旧石器考古学上的第二座里程碑。丁村遗址发现有原地埋藏的石器打制现场，以及30万年前的人类用火遗迹。出土物包括大量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以及古人类的顶骨、枕骨和牙齿化石。丁村石器体量较大，形制规整，以三棱大尖状器最具特色，被称为"丁村尖状器"，该遗址所代表的文化被称为"丁村文化"。

许家窑遗址位于阳高县许家窑村，地处桑干河中游晋冀交界处，距今12.5-10.4万年。1974年以来多次发掘，出土了丰富的人类化石、石制品、骨角制品和动物化石。其中人类化石20余件，分10多个男女老幼不同个体，是山西古人类化石发现最多的遗址。许家窑遗址的石器普遍较小，加工精细，对研究"细石器"文化的起源和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许家窑遗址发现石球1000余个，数量之多实属罕见，这也是该遗址最显著的特色。石球最大的重1500多克，直径超过100毫米；最小的重量不足100克，直径50毫米以下。研究表明，石球是远古人类狩猎时常用的投掷工具，大的可用来直接投击猎物，中等大小的可以做成"飞石索"，小的则可用作"飞石索"上握在手中的扣环。许家窑遗址中的许多石球非常圆，折射出古人类已具备了进步的形态认知能力和制作技术。

丁村遗址重要新发现。2015年以来，在九龙洞地点发现了丁村遗址群首个原地埋藏的石器打制现场；在过水洞地点发现了30万年前的人类用火遗迹；在老虎坡地点发现了10万年前的人类活动遗迹。在丁村遗址群东侧的塔儿山向汾河谷地过渡的山前黄土台塬区域内，新调查发现了46处原地埋藏的人类活动遗迹。

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4万年至1万年，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进化到晚期智人阶段，体质特征和脑量已与现代人基本相同。他们能制造精致的石器和骨、角工具，发明了弓箭。原始宗教产生，装饰品出现，雕刻和绘画艺术萌芽。我国著名的遗存有山顶洞人遗址、水洞沟遗址和山西的峙峪遗址、下川遗址、柿子滩遗址等。

下川遗址位于沁水县下川村，地处中条山主峰历山的山间盆地内，距今2.4一1.6万年。1973年以来进行了多次发掘，出土石制品包括细小石器和粗大石器两类，以细小石器为主，器形多样，工艺成熟，复合工具较多出现，代表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制造的最高水平。遗址反映的人类经济生活以狩猎为主、采集为辅，原始农业开始萌芽。最新考古发掘表明，下川遗址还有赤铁矿采集与加工遗存。下川文化是中国最重要的细石器文化之一。

华夏直根。山西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遍布全省，已发现2000余处。从枣园文化到西阴文化，文明的坐标越来越清晰。西阴彩陶上的玫瑰花图案，当即中华之"华"的直接渊源。距今6000年前后，黄河流域农业迅猛发展，人口增多，社会复杂化程度加快，社会冲突和族群迁徙加剧，推进着史前文明的进程。距今4000年前后，晋南出现陶寺都邑文明，晋西北黄土高原出现石城文明，呈现了最初中国的样貌。

帝尧之都。陶寺遗址是距今4000年左右黄河中游规模最大的都邑性遗址。规模空前的城址，秩序井然的分区，气势恢宏的宫殿，中国最早的观象台，等级分明的墓葬，内涵丰富的文物……其历史年代、地理位置、文化内涵、规模等级、文明程度，与史籍所载的"尧都平阳"契合。

陶寺遗址。海中通址位于层品施今时，发属于20世纪50年1078年以走，提钢透址历颚近300万平万米，确以透址年代为距今4300-3800年，洁理出官城、房族居佳区、普通居民区、重陵区、礼制建筑区、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等功舰区域，发狐暴养千余店，出土了铜器，彰怕龙盘、土鼓、眼肢，特蓉，玉属、廖木器、皇尺、整国等精美文物。陶寺透址为"中华文明际漆工程"的需要遮址，对复原国家产生的历史及探索中华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陶寺石器。陶寺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磨制石器，以斧、刀、镇、凿等农业生产工具和纺轮最为常见，反映了其社会生产力的显著发展，以及农业与手工业的社会化分工。此外，还有一些特殊器型，如曲尺形石器、石厨刀等，其中的'" V "字形厨刀多用于重大礼仪场合。成组的厨刀大小成列，具有礼仪性质，表现等级地位。

陶寺玉器主要有味、量、缤想、刀、形漏三类，是陶寺礼碳群的量要组成部分。中，玉导：玉受目的影响，玉钺与双孔刀有雪河下游地区的文化医票，三家与0带的玉人相似。陶寺玉器融合四方文化置华，自成热额、艺上有所创新，展现出呈明国家与文明形成阶段的强女量合力

池南之民。食盐很久以来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资。地处运城盆地南端、中条山北麓的盐池（解池），是我国最古老的内陆盐湖，先秦文献多有记载。据专家推测，史前时期盐湖附近的居民已经采集天然结晶盐，盐池南边则生活着控制食盐外销、以此为谋生手段的人群，如清凉寺墓地的人群。清凉寺墓地所处位置北通盐池，南达黄河干流渡口，地处连接二者的交通要道。

高原石城。距今5000年前，中国北方地区开始出现以石材作为原料并运用一定技术砌筑墙体的建筑，我们称之为石城聚落。距今4300年前后，以神木石茆、兴县碧村为代表，石城聚落在今晋、陕、蒙三省区域内大量出现。这些石城多随地势砌筑，往往坐落于险要之地，军事属性明显，形成了一个石城文化圈。其为探究中国北方地区的聚落演变、社会进程和文明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

碧村遗址位于晋西黄河边的兴县，是一处面积达75万平方米的石城聚落。该遗址首次系统呈现了这类石城核心区的建筑布局，发现目前所见史前时期布局最为规整、结构最为严密的高等级城门系统，开后世对称双瓮城设计之先河。碧村遗址为解读史前天下万国时代晋陕黄河两岸的政治结构和文明形态提供了关键材料。天峰坪遗址位于黄河东岸的山西省偏关县，武址面积约2万平万米。考古揭露出护坡石墙、石砌房址，半地穴房址、灰坑等违座现象，出土了太量篮纹陶片，以及石磨盘、石磨棒。天峰坪石城年代上局在距今4800年前，属于河套地区最先兴起的史前石城之一，其发现进一步完善了对北方石城空间分布的认识，为探索中国北方石城文化的源头提供了重要材料，

大夏之墟。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调制王朝，《尚苇禹贡》以地理为径，分天下为"九州"，山西南郡属"冀州"之地，文献记教的禹部"安邑"，以及"唐""大王""夏墟"都在这里。山西巴发现至时期透存600余处，以临汾和运城盆地最为集中，其中又以更易东下海堡址最为重要，山西中部的太谷自用，太原东太堡和忻州游邀等远载，跃明典型夏文化的特点，又具浓郁的地方特色。

公元前21世纪，中国第一个王朝﹣﹣夏建立，各项社会制度逐步形成，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阶级分化日益加剧，中国进入早期国家阶段。夏王朝中心区域主要在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山西境内发现了众多夏时期文化遗存，山西南部有"夏墟"之称。继夏而起的商王朝，国家体制趋于完餐，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政治地理疆域更为扩大，文明程度达到青铜时代的第一个高峰。山西已发现的诸多商文化遗存，呈现了商时期多元共融的文化面貌，反映了山西在商王朝500多年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独特地位。

寻找夏墟1959年著名考古字车。恒生先生在全面梳理文熊中可关夏代的史科目将寻"夏视的重点定在西和晋西地区并用队开展调查发现了二里头遗址：由此正式拉开了夏文化探素的序幕。同时，提出山西西南部是研究夏文化乃至更古文化的重点区域。

山西中部夏时期文化。山西中部为夏时期的又一文化系统，有学者将其称为"东太堡文化"。该文化继承了本地传统文化，兼收外来文化的某些因素，与周边诸文化长期并存，在文化面貌上有着浓厚的地方色彩，代表性遗址有太谷白燕、汾阳杏花村、太原东太堡和忻州游道等。

殷商重地。山西地处商王朝的重要统治区域，无论是处于"王畿千里"之内的山西南部，还是位于畿外或边域的山西中西部，都发现了重要的商文化遗存。山西南部是商王朝直接统治的地区，拥有铜、盐等重要战略资源。考古发现的垣曲商城、平陆前庄遗址、中条山采冶铜遗址等都表明了这一地区在商代的重要性。山西还存在许多与商王朝若即若离的"方国"，主要位于黄河东岸吕梁山沿线，发现的商代后期遗存，既有商文化特征，又具北方草原文化特各色，呈现出别具一格的文化面貌，体现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特性。

东下马商城位于运城盆地东缘，东倚中条山，南距著名的产盐地﹣﹣运城盐池约30公里，面积约12万平方米，是一处商代前期城址。城内发现有圆形建筑基址、道路灰坑、水井等遗迹。城墙外有城壕。圆形建筑基址位于城内西南角，约50余座，排列整齐。基址土壤中盐分浓度高，推测为储盐仓房。该城可能是商王朝为获取盐业资源所建立的。

什么是青铜器？青铜器在古时候被称为"金"或"吉金"，是红铜与其他化学元素锡、铅等的合金，刚刚铸造完成的青铜器是金色的，但因为出土的青铜因为时间流失产生锈蚀后变为青绿色，因此被称为青铜器。中国青铜器始于5700年前的马家窑文化，商晚期至战国末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被称为"青铜时代"。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器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造型丰富，按种类可分为：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生活用具、货币、玺印等等。按用途可分为青铜礼器、青铜兵器和青铜工具、农具等大类。其中青铜礼器最为引人注目。礼器是宗庙中和宫室中陈设的器物，使用于各种祭祀、宴飨和各种典礼仪式的场合，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器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和祭祀有关的器物，目前青铜器中最多最重要的也是宗庙中使用的器物。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随着礼仪制度的瓦解和铁器的发展，青铜器逐渐推出历史舞台。青铜器的命名通常采取器形纹饰＋器物名称，或器形铭文＋器物名称两种。常用于青铜器的纹样有：饕餮纹、夔龙纹、龙纹、蛟龙纹、蛇纹（蟠虺纹、蟠虫离纹）、鸟纹、凤纹、云纹等青铜纹样。这样纹饰除了用以美观外。还反映了当时古人的鬼神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青铜器铭文也叫"金文"，指的是制作者錾（ zan ）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为现在人研究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知道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据。

垣曲商城是一处商代前期城址，该城濒临黄河，地处要冲，又位于夏商时期距离中原王朝最近的铜矿开采和冶炼中心﹣﹣中条山矿区，战略地位显著。城垣规整，东西墙南半段外张。最为独特之处是西南角筑有夹墙，增强了军事防御功能，也反映出高超的城垣营造技术。这里地近商王朝中心区域，可能是黄河北岸的军事重镇。

灵石旌介商墓。信介类票位于器中蓝地质线。20世纪后朋发招了3座代后期方国民旅幕出土有青辆石器五丝，骨器等，其中，青明器有百余件既具典型板风格，又有北方青钢文化面貌。钢器铭文表明雇主人当为"丙"族高级费族，句商王朝关系密切、

闻喜酒务头商墓。酒务头而重位于这城盆地车花是一处后代后期高级贡族墓养群，已发现12座票葬其中有5座"甲"字形大墓，还有车马坑零，出土青铜器，陶器、工器、骨器等、直销器风格与殷墟相近，铜器铭文表明，尊主人当为"医"族高级资族。该墓地对于认识南王朝西部势力范围的显迁以及商代国家政治地理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商代方。商代，在"王崴"范围之外存在众多方国，甲骨文中多有记述。这些方国，有些臣服，有些时服时叛。山西黄河东岸吕梁山沿线发现的保德林遮峪、柳林高红、石楼桃花庄等诸多商代后期遗存。是重要的方国文化遗珍。甲骨文中关于"土方"和"呈（ gong ）方"的记述。

兽形觥。器体典面，快如障兽，前有意语，下承高痕足：画销痛方量首形，与上题的流口即合为善，品落粗加尖具，眉目买小，阳起房检至善面中部，最后都办作要曲，是中向架各嘗一去音侠纽；蒜旋略鼓，前，左、右起麻核，后有善简想，当有三层位感，亲都以云重拉时托两个霸头，随身以三季命格力中地招成圾面主核，门泊下饰然员电要龙险，需足饰要疏程，均边百银厅时地，善形起型别数，师济警桥，显示山商亲识秘行房的时代美格，法是有心方有领文化因素，不回是一件安用的往酒营：6质一分板的艺术品

石楼桃花庄墓葬。桃花庄墓葬位于吕梁市石楼县罗村镇桃花庄村。1959年，发现有墓葬一座，遗物已经扰乱，墓葬也仅存竖穴腰坑残迹和两具尸骨。腰坑位于墓葬中部。出土有铜器、玉器、金器、骨器等。

青铜兵器。进入青铜时代，中国早期兵器的主要种类基本定型，目前发现的青铜兵器可以分为戈、矛、戟、钺、刀、剑、弩机、镞、胄等种类。几乎与此同时，中国文字也趋于成熟，因而许多兵器的形制定格于记录现实的象形文字（甲骨文和金文）之中；还有一些与战争和权力有关的实物名称，也由兵器派生组合而成。汉字虽经发展演变，但至今仍可依稀辨析出其最早记录的实物的影像。

北方系青铜器广布于我国北方地区，多源而分支复杂。其有别于同时期的中原青铜器，器形主要有兵器、工具、马具及装饰品等，纹饰以小方格纹、三角锯齿纹、几何纹等为主，又以立体动物、多瓣球铃和冒钉等装饰为特色。在山西境内的石楼、保德、柳林、忻州、永和等地多有出土。

参观晋国霸业展厅。山西省全部、陕西省东部与北部、河北省中部与南部、河南省西部和北部、山东西北部与内蒙一部的广大地区。晋平公以后，晋国国内的﹣﹣范、中行( hang )、智、韩、赵、魏六卿之间斗争激烈。后来，范、中行（ hang )、智三家败亡，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史称"三家分晋"。晋国前后历38任君主，享国657年。战国时，韩、赵、魏三家变法图强、奋勇争先，承继晋国余烈。晋国与三晋辉煌八百年，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晋国霸业。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周武王联军于牧野之战大败商朝军队，商朝灭亡，周朝建立。公元前1033年，周武王姬发之子、周成王之弟叔虞被分封于唐国。叔虞死后，其子燮（ xie )（燮父）继位，迁居晋水之旁，改国号为晋。晋文公时，晋国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国，晋国崛起，独霸中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鼎盛时期，晋国疆域囊括今山西省全部、陕西省东部与北部、河北省中部与南部、河南省西部和北部、山东西北部与内蒙一部的广大地区。晋平公以后，晋国国内的﹣﹣范、中行( hang )、智、韩、赵、魏六卿之间斗争激烈。后来，范、中行（ hang )、智三家败亡，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史称"三家分晋"。晋国前后历38任君主，享国657年。战国时，韩、赵、魏三家变法图强、奋勇争先，承继晋国余烈。晋国与三晋辉煌八百年，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公簋。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簋内底铸铭四行22字，记述了赐（ yao ）公为妻作此簋，其时正值"王令唐伯侯于晋 。铭文印证了以下史实：由"唐"改"晋"经过了周王册命；叔虞封唐，爵位为"伯"；燮父改晋，爵位为"侯"。

鸟尊。出土于第一代晋侯燮父之墓。整体作鸟形，器盖及腹部内壁均铸铭文"晋侯乍（作）向太室宝尊彝"。"太室"即宗庙，表明这是晋侯宗庙祭祀的礼器，应为《周礼·春官·司尊彝》记载的"六尊六彝"中的"鸟彝"。凤鸟伫立回眸，象首隐于鸟尾，构思奇特，造型艺术和实用功能完美融于一体。

叔虞方鼎。作器者为唐叔虞，出土于其子燮父墓中。鼎内壁铸铭8行48字，记载了某年十四月，周王在成周举行盛大祭典之后对叔虞进行赏赐。叔虞称颂王德，铸造此鼎以为纪念。这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件唐叔虞自作之器。

肇基河汾。西周初年，叔虞封唐，居河汾之东。燮父承继父业，改唐为晋，肇创晋祚。近300年间，历代晋侯，坚守屏藩王室的责任与担当，坚持"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略，兼容并蓄，开拓进取。公元前770年，晋文侯携郑武公、秦襄公等诸侯，佐平王东迁，开启东周，代王征伐，巩固王统。从此，晋国逐渐走向历史舞台的中央。

桐叶封弟。《史记．普世家》记载：成上与教喜效，解租叶为主以与故道，曰："以此时要。"史铁园请择日立教重，成王曰："吾与之戎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吾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虚于唐史疼唐拟虞，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

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这是周王室赋予唐叔虞的治国方略。叔虞封国，地处故夏之墟，诸戎杂处，这种既遵循夏人文化法度又尊重戎狄传统习惯的治国方针，国地制官符合国情，成为此后晋国一以贯之的施政理念，也铸就了晋人兼容并包的品格。

燮父改晋。唐叔虞子變父继位后，迁都于晋水之畔。改国号为"晋"，为第一代晋侯。燮父光大了叔属开创的基业，拉开辉煌晋史的序幕。山西称"晋"由此而来。

穆侯伐戎。晋稽侯，名费王（或名责壬）。出土镇砸铭"骨侯妈父"公元前811年一前785年在位：文献记教语穗侯冒随周王麻军社性务效务戎，并参加了周宣王征讨姜戒的千亩之战，音称候及其两位夫人的身葬是晋侯墓地仅见的一天二麦异六合房屋。

楚公逆钟。出土于晋穆侯墓。一组8件、其中，形制和铸铭相同的6件，形制不同且无铸铭的2件，8件音律相谐。钟铭68字。记述楚公逆为祭祀祖先，得到纳贡的赤铜九万钧，制作了大量编钟。楚公逆钟出土于普侯墓地，反映出西周晚期楚晋两国已有交往。

杨姑壶。出土于晋侯墓地63号墓，墓主为晋穆侯夫人之一、共2件，器形、大小、纹饰和铭文均相同。器盖子口外壁与壶颈内壁铸对铭2行9字："杨结乍（作）羞醴（ IT ）壶，永宝用"，有学者认为杨姑是杨国姑姓女子嫁到晋国，壶为陪嫁时的滕器；也有学者认为是姑姓国女子嫁到杨国，称为杨姑，壶为晋国灭杨国时的战利品。

鸟尊出土于临汾市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114号墓，也就是第一代晋侯燮（ xie ）父墓，是山西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其图案也出现在博物院的院徽之上。整个鸟尊以凤鸟回眸为主体造型，鸟头微微昂起，高冠直立，两翼上卷；在凤鸟的背上站立着另一只小鸟，成为鸟尊器盖上的抓手；凤鸟尾部造型类似大象的头部，凤鸟的两翼像大象的两只耳朵，凤鸟内卷的尾巴则像大象的鼻子，并与双腿形成稳定的三点支撑，构思十分巧妙、奇特。凤鸟是周人崇拜的动物之一，相传周武王在伐纣的征途中路径岐山，此时山上有金凤鸣叫，人们认为这是天降祥瑞，预兆着周王朝将崛起，"周之将兴，凤鸣岐山"的传说开始盛行。由此，凤鸟被视为天帝的使者，象征祥瑞和太平，也成为青铜器造型装饰艺术的重要元素。那么这件美丽鸟尊是作什么用的呢？鸟尊盖内和腹底铸有铭文"晋侯乍（ zuo )（作）向太室宝尊彝"九个字，意思是说：晋国君主做了一件祭祀天神的宝器。由此证明，这件鸟尊是唐叔虞之子晋国第一任国君燮父所拥有的一件高规格祭祀用礼器，也是晋国历史起点的重要实证。

公簋。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簋内底铸铭四行22字，记述了观（ yao ）公为妻作此簋，其时正值"王令唐伯侯于晋"。铭文印证了以下史实：由"唐"改"晋"经过了周王册命；权虞封唐，爵位为"伯"；燮父改晋，爵位为"侯"。簋，是商周常见的青铜食器。它的造型一般为圆口圆腹，带耳朵，下面有座圈。古人拿它盛放黍稷( shu ji ）之类的主食，等于现在人吃饭用的大碗。这件愍公簋是西周早期青铜器，腹内有极其珍贵的22字铭文，文字的内容是："憨公作妻姚簋，溝( gou ）于王令唐伯侯于晋，唯王廿（ nian ）又八祀。五。"意思是：一位叫憨公的人为姚姓妻子做了一个簋，制作鼎的时候恰逢大王命令唐伯到晋地做诸侯，这一年是王二十八年。其中"王令唐伯侯于晋"七个字，印证了西周早期，周王把叔虞分封到唐国，而后唐国改称"晋"的历史。"唯王廿（ nian ）又八祀。五。"意思是：一位叫憨公的人为姚姓妻子做了一个簋，制作鼎的时候恰逢大王命令唐伯到晋地做诸侯，这一年是王二十八年。其中"王令唐伯侯于晋"七个字，印证了西周早期，周王把叔虞分封到唐国，而后唐国改称"晋"的历史。"唯王廿又八祀"说明当时有一位周王在位超过28年，据专家考证是周成王或者周康王，这些铭文为研究西周早期的王年和金文历谱的排定提出了新问题和新思路。

兽面纹铙。这是一件青铜乐器，称为"饶"，流行于商周时期，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成套演奏。它的开口向上，古人认为演奏时，饶声洪亮上扬 人们的美好愿望也可以借助声音上达神灵。饶和钟的主要区别是：钟主要属于娱乐乐器，而饶最初只是一种军乐器，用于传递军事号令，后来才用与祭祀和宴乐，古人常讲的"鸣金收兵"，其实指的是敲饶。从形式上来说，饶外形类似于铃铛，但是比铃铛大，演奏的时候柄在下，开口向上，可以手持演奏。而钟是从饶演变而来的，柄在上部，开口在下，通常是悬挂起来演奏。

献侯功业。晋献侯，名籍，又名苏，晋僖侯之子，公元前822年一前812年在位。晋侯墓地8号墓发现青铜器铭文显示，墓主人为晋侯"苏"，是唯一能与史籍记载吻合的晋侯，即晋献侯。晋侯苏编钟记录了晋献侯随周王征伐并得到赏赐的史实，史籍阙载。

晋侯墓地63号墓随葬玉器。晋移侯夫人之一，该墓出土玉器多达800余件，主要有玉戈、玉鼓等礼玉，还有玉人、玉熊、玉牛、玉羊、玉鹿、玉龟等肖形玉。最引人瞩目的是一套大型组玉佩，由玉璜、玉珩、 、玉管、料珠、玛瑙管等各种珍贵玉饰共204件连缀而成，是晋侯墓地规模最大的玉礼器组合。工艺精湛，庄重典雅。

争霸春秋。春秋时期，周室衰微，封国政治、经济、文化不断发展，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渐告结束，诸侯纷起争霸成为这一时代的主题。晋国自文侯起，逐渐成为春秋争霸的历史主角。曲沃代翼，为晋国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武公献公开疆拓土，灭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文公践土会盟，开启霸业，景公迁都新田，国力益增；悼公九合诸侯，声威远播，天下征伐号令，自晋出涌。

据吕大临《考古图》著录，北宋年间出土于陕西韩城，春秋早期器，器主晋姜为晋文侯夫人。鼎内壁铸铭121字，记述晋姜辅助文侯，颂扬文侯之功。晋姜鼎为著名彝器，《宣和博古图》《啸堂集古录》《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均有著录。

鸟盖人足盉。盉( he ）是商代后期至西周初期用来温酒或者调和酒水浓淡的器皿。盉的形状较多，一般是顶部圆口，深腹，有盖，前有流，后有鎏（ pan )，下有三足或四足，盖和銮之间有链相连接。这件鸟盖人足盉出土于31号晋献侯稣（ su ）夫人墓，整体造型像一个扁壶，上部有圆雕的振翅鸟形盖子，以熊形状的链条与器体相连，左侧的"流"是昂首曲颈的龙头形状，右侧的銮为兽首形状，整个器身的上部有龙有凤，制作非常精细考究。在器身的下部，还有两个裸体的半蹲人形足，生动逼真地表现出两人负重时的姿态。裸体被西周贵族认为是不文明的行为，同时还有侮辱人格的意义，这样的设计客观上反映出西周社会等级的分化。在纹饰上，器身两侧饰有三层圆形纹饰，中心一层是蜷曲的团龙纹，外圈是一周鳞纹，再外圈是斜角云纹。整件鸟盖人足盉造型别致 构思奇特，体现出晋国极高的青铜工艺水平。

玉组佩是西周时期出于礼制需要而开始流行的由多件玉器串联组成的悬于身上的佩饰玉，是王室和贵族们身份、权力的象征。它通常由玉管、玉珠、玉璜、玛瑙、水晶、绿松石、玉环、玉璧等精美的玉组件组合而成，地位越高的人玉组佩的结构越加复杂，而且长度越长，特别是多璜的玉组佩，是区分等级身份的标志之一。大型玉组佩的使用范围仅限于诸侯国国君及其夫人或有相应封号的贵族。这件玉组佩的主人是晋穆侯的次夫人，由玉璜、玉珩（ heng )、冲牙、玉管等共计204件玉器组成，代表了当时晋国的最高治玉水平。其中半圆形玉璜最多，为45件，最大的璜（ huang ）长15.8厘米，是迄今见到的组佩中玉璜最多的一件。玉饰上的纹饰细腻，很多为双线勾勒，有双龙纹、双首鸟纹、人龙合体纹等，其下端各有一对玉雁和一对玉蚕，造型栩栩如生，为玉组佩增添了生机趣味，可能也是主人对破茧重生的向往。

包括这件玉组佩在内，晋侯63号墓出土随葬玉器总量达800多件，比著名的"中国第一女将军"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墓中出土的玉器还要多。

曲沃代翼。公元前745年，晋昭侯即位翼都，封其叔成师到曲沃（今山西闻喜县），称"曲沃桓叔"。按周代宗法制度，晋君是"大宗"，曲沃桓叔为"小宗"。曲沃历桓叔、庄伯、武公祖孙三代，与晋公室展开了近70年的斗争。公元前678年，曲沃武公攻灭晋公室，周董王册命曲沃武公为晋国国君，即晋武公，小宗代大宗。这场公室权力的转移，迎来了晋国的强势崛起。

闻喜上郭﹣﹣邱家庄遗址。位于闻喜县城南速水流域，20世纪70年代以来多次发掘，发现了周代夯土城墙，确认了40万平方米的上郭城址和铸铜手工业遗址。清理东周时期墓葬近百座，出土了荀候匝、贾子匜，别人守囿车等大量珍费文物、学界认为，该遗址具有都邑性质。与文献记载桓叔所封之家庄遗址出土别人守面车曲沃相对应。

羊舌墓地。位于曲沃县羊舌村，与晋侯惠地隔河相望、总面积约12万平方米，分南北两区，北都为大型基区，南部为中小型墓区，并附有车马坑和大量祭祀坑，已发掘的5座中字形大墓出土器物有青铜器、金器、玉器、陶器等。有学者认为该墓地是北赵晋侯墓地的延续，墓主可能是春秋早期的几代晋侯。

武献拓疆。公元前678年，晋武公灭晋公室，晋国复归一统。次年武公去世，子诡诸即位，是为晋献公。献公即位之初，用士篇之计，尽灭公族，启用异姓卿族，巩固君权，扩军强国，开疆拓土。20年间，"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晋国疆土迅速扩张，成为春秋一流强国。

卜骨。20世纪50年代出土于洪洞县坊堆村，是山西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西周早期刻辞卜骨。为牛肩胛骨，两面打磨。正面钻窝处有许多小兆（预测吉凶的裂纹），右边刻辞一行8字："北宫口三止（趾）又（有）疾贞"。背面不规则排列钻窝16个。该卜骨所在遗址可能为西周杨国遗存，春秋时被晋国所灭。

晋楚争霸。春秋时期，大国争霸的主角晋楚争霸。百年间，两国先后进行了13次直接战争，其中晋国胜11次。以城濮之战、邺之战和鄢陵之战三次会战最为重要，直接决定了霸权的归属。

人足方盒。盒作长方箱式，下承人形四足，顶部双翻盖，设虎形双钮，方盒四面中央各攀爬一条回首龙纹，盖面和四壁饰变形龙纹，造型奇特，做工精巧。这类器物多出于女性墓中，可能用作盛放化妆用品的盒。

文公称霸。晋文公，名董耳、雕公之子，公元前636年至前629年在位，晋文公在外流亡19年，即位后对内技擢贤能。作三军六卿，励精图治，对外联合诸侯，尊王旗笑，公元碗632年，数慧师于城预，践土会盟，确立普国霸主地位，信程中画，号令天下。

上马墓地。位于侯马市上马村，总面积达10万平方米，是晋国某位卿大夫的家族墓地。自20世纪50年代发现以来，共发掘西同晚期至战国初期各类慕荐1300多座，出土物近6000件，时间跨度大，发展演变序列完整，是东周时期发现铜礼器墓最为集中，出土铜礼器数量最多的地点之一。

子犯鬲。传20世纪90年代出土于闻喜县，流失海外：2021年，美籍华人范季融捐献给山西博物院。宽平折沿，短直竖颈，圆肩，鼓腹宽档，三兽蹄足，器腹饰三组龙纹，以扉棱间隔。高口沿处铸铭："子犯之造高"，子犯即晋文公舅父狐值。

景公迁都。普营公。名需，文名面，成公之子，公元期599年至初58"年在位：景公部位后，福制强势素族、维护公族势力整销社会秩序。推行军事改革，增三军为六军、买庭灭放、联齐、结吴、牵垂的线略，有力维护了晋国霸主地位，公元前585年，重公迁都新田（今侯马），此后二百余年，新田成为普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韩钟剑。剑身近询处理盒铭1行5字："韩钟之订前"、醒考证、韩钟即管卿转穿、公元前597年，蓝楚部之战，韩穿为上军大夫，此役督军败绩，但"上军不煮"。公元前588年，晋景公增设新军，韩穿为新上军住，公元前585年、韩穿丰军杭想救那。

陶寺北两周墓地。位于襄汾县陶寺村北，距著名的陶寺遗址约3公里。2014年发现。初步探明惠葬1283座，大型墓彝沿西北﹣﹣东南方向排列，中小型墓师散布大墓周围。目前已发掘春秋时期些和200多座，出土器物有食铜器、玉器、陶器、石器、蚌器等、陶寺北两周墨地是晋国的一处"邦墓"，时代从两周之际延续到战国时期。为探讨管国北部疆域问题提供了有益线索，

附耳蹄足鼎，是古代贵族祭祀祖宗或举办宴饮等重大礼仪活动时的重要器具。据周礼记载，鼎根据使用方式的不同主要可分为三类：镬( huo ）鼎、升鼎、羞鼎。镬鼎形体巨大，多数没有鼎盖，常用于直接蒸煮牲口。升鼎也叫正鼎，是盛放从镬鼎中取出的熟肉的器具。羞鼎则是盛放佐料肉羹的器具，与升鼎相配套使用，所以也叫"陪鼎"。这件附耳蹄足鼎就是一件镬鼎，出土于晋国贵族赵卿墓。这座墓地中共出土青铜器1402件，包括大大小小的鼎27件。其中，镬鼎1件、升鼎3组18件、羞鼎5件。最大的是镬鼎，高93厘米，腹深50厘米，口径有102厘米，重达220公斤，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春秋时期最大的青铜鼎，可以煮下一头牛。

三晋称雄。晋国晚期，公室衰微，六卿专权，政出家门。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揭开了列强兼并的历史序幕。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封韩、赵、魏为诸侯，战国七雄格局正式形成。战国时期，风云际会，群雄逐鹿，百家争鸣，社会变革。兼并与融合成为时代主旋律。韩、赵、魏奋勇争先，变法图强，辟地拓疆，顺应时势，承继晋国余烈，续写三晋辉煌，推动了中国社会走向大一统的历史进程。

六卿专权。春秋晚期，青国公重式微、赵、韩、魏、协、智、中行六卿专权，六卿无限制扩大私预地，争车政治地位与权力。瓜分三军统帅，轮流抗掌誉国政权，改出家门，埋下了晋面分假的隐患。

晋卿赵鞅。赵鞅，春秋晚期晋国六卿之一，赵氏宗主，谥号"简"。他合诸侯之兵，拱卫周王室。铸刑鼎，颁布晋之法典。营建晋阳，建立赵氏基地。改革田制和税制，富国强兵。联合魏、韩、智氏，攻灭范氏和中行氏。公元前493年，成为晋国正卿，"实专晋权"。1988年，赵简子墓及车马坑在太原市晋阳古城北发现，出土随葬品3421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印证了他"奉邑侔于诸侯"的地位。

夔龙纹铜建鼓。春秋时期，晋国对外作战时，会用一种鼓来指挥军队进退，称为建鼓。这种鼓，鼓身长而圆，用一根木柱直贯鼓身作为支柱，插在鼓座上使用。这件青铜器就是建鼓的鼓座，高39厘米，最大径81厘米，圆盘型，表面隆起，正中有8厘米高的圆筒，用来承放建鼓的建柱。鼓座外壁有4个铺（ pu ）首衔环，等距分布。鼓座的顶部饰一道绚（ tao ）索纹；圆筒外侧饰一条蟠螭（ pan chi ）纹带。鼓座表面饰5条高浮雕纹带，除第二条是正反相间的牛头状兽面纹外，其他四条均为相互缠绕的夔龙纹带，带间以素面凸棱和三角几何纹带凸棱相间隔。

铜牺立人擎盘。这件铜器出土于长治市分水岭墓地，通高15厘米，重1.38公斤。它的下方是一只用于祭祀的"牺"。春秋战国时，用来祭祀的牛、羊等牲畜，如果毛色纯正，就被称为牺。祭祀用的完整的牛则被称为"牲"。所以汉字"牺牲"都是牛字旁。这件铜器下方的"牺"并不是某一种动物，而是具备了牛、羊、猪等多种动物的特征，是一种组合体，制作者可能用它来代表多种动物。"牺"的上方，站立着一位女子，束发垂肩，面目清秀，她双手抱着一根圆柱体，支撑起上方的圆盘，圆盘可随圆柱旋转。整件铜器看起来比例协调、构思精巧，工艺精湛，是青铜珍品。那么这件铜器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学者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它承重能力有限，是一种祭祀时盛放较轻祭品的托盘；也有人认为它的圆盘中刚好可以放置一盏油灯，是一座灯架；还有人认为它并没有实际用途，只是一件用来装饰家居的摆件。

李悝变法。故国初年，魏文侯任用李课为相，实施变法、政治上废险世素责族特权，选贤任能；经济上实行平余法，促进生产，著《法经》，以法律来保护变法。魏国一跃成为战国首霸。这是中国变法之始，对后来的商鞅变法、吴起变法产生了漂远影响。

古代先民的祭祀歌舞，主要以娱神为目的，用象征性的神态和动作与神灵取得心灵的沟通，期盼泽润万物。春秋战国以后，乐舞不再受礼制的约束，其娱乐功能逐渐显现。后世的戏曲表演场所多设在祠庙之中，正是这种娱神功能的承袭。

参观完二楼的晋国霸业，到三楼的佛风遗韵参观。

前言。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印度地区。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到南北朝，随着多民族交往、交融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加深，佛教文化传播迅速。隋唐时达到鼎盛，并成为北传佛教乃至世界佛教文化的中心区域。宋以后，伴随着佛教在印度渐趋衰落，以及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融合，逐渐中国化，佛教文化全面融入中华文化思想体系。早期佛教雕塑艺术外来风格浓郁，北朝至唐，民族风格日益明显，唐以后又逐渐走向世俗化。山西是佛教艺术嬗变的核心区域，以云冈昙曜五窟开凿为始、石窟、寺院、佛塔遍布城乡，石刻造像、壁画、彩塑异彩纷呈，被誉为古代艺术的宝库。宗教本虚幻，艺术却真实，真善美是人类永恒的追求。

佛风遗韵。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产生于公元前6~5世纪的古印度，创始人是古印度迦毗［ jia pi ］罗卫国的王子悉达多·乔达摩。他20岁时离家成道，此后被尊称"佛陀"，意为觉悟者，简称"佛"，所传宗教被称为"佛教"。佛陀去世后的数百年间，佛教传遍印度次大陆。大概在公元前后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从此，佛教就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并逐渐中国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是佛教文化传播和发展的重要地区。这里有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的五台山，还有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的云冈（ gang ）石窟，更有众多丰富精彩的佛教造像及其他佛教文化遗物。您现在所在的是"佛风遗韵"的序厅，中间的这尊头像是根据大同云冈石窟第十八窟的菩萨头像一比一复制的。接下来请随我走入展厅，在佛教世界中遨游。

云冈石窟。云冈石窟，史称"武州山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郊武州山南麓，开凿始于文成帝和平元年（460年），延续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昙曜五窟"高大雄伟，具有浑厚、拙朴的异域风格；中期石窟伟岸之势减弱，装饰华丽，中国文化元素增多；晚期石窟人物形象清瘦俊美，是中国北方佛教艺术"瘦骨清像"的源起。云冈石窟反映了佛教艺术中国化的过程，多种艺术风格在此融合，影响深远。

佛教东传。佛教相传于公元前6世纪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创立。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不断向境外传播，向亚洲各地的传播大致分为北向"汉传佛教"（以大乘为主）和南向"南传佛教"（以小乘为主），此两系之后传入西藏、青海、内蒙古等地区，以密教为主，称为"藏传佛教"。

北朝风貌。南北朝时期，在统治者的推崇和社会各阶层的推动下，佛教文化炽烈传播，北朝佛教得到空前的发展，开窟造像蔚然成风。山西作为北朝统治的中心区域，至今仍存有石窟寺、摩崖造像等220余处。既有集国家之力开凿的大型石窟﹣﹣云冈石窟，也有民间开凿的小型石窟和摩崖造像，基本勾勒出北朝佛教发展面貌。北朝早期佛像多为鼻梁高挺、薄衣贴体的外来风格。中晚期逐渐汉化，呈现出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时代特征。佛教造像这一外来艺术经历了不断中国化的过程。

北魏佛教。北魏时期，佛教教义契合统治阶级稳定社会的政治需求，自帝王而下大力推崇，令"沙门敷导民俗"，孝文帝崇法更是深涉义理。统治者为推广佛教，推出了沙门不服兵役徭役、不纳税的政策，致使大量人口遁入沙门，一时佛寺林立，寺院田产广布，对国家政治、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太武帝太延四年（438年）实行的"灭法"活动，就与这些因素有关。

北魏佛教造像特点。北魏早期，佛教造像尚带有许多犍陀罗特征，身躯粗壮、鼻梁高挺、着袒右肩或通肩大衣，衣纹稠叠随身圆转；北魏晚期佛教造像一改早期的伟岸之势，和悦平易之感加强，面形消瘦、身材修长，呈现出清新典雅的"秀骨清像"。佛像褒衣博带，垂领广袖，宽大的服装将结跏趺坐时置于腿上的脚全部遮掩。这种造像风格与北魏孝文帝推行的"汉化"改革息息相关。

南涅水石刻群。1957年秋，在山西省沁县南涅水村发现石刻窖藏，出土单体造像、造像塔和造像碑1100余件，年代为北魏永平三年（510年）至北宋天圣九年(1031年）。造像塔是北朝时期民间兴起的佛教礼拜供养形式。南涅水造像塔由大小不同的单层四面石刻逐层收分层垒而成，石塔每一级四面开龛，顶部安放塔刹。发愿文中自名为"图塔""高举""石级造像"等，是由民间社邑捐资建造而成。造像题材丰富，有佛本生、佛传故事和阿弥陀佛、弥勒菩萨、二佛并坐及千佛等，是研究北朝民间佛教信仰的珍贵资料。

武乡县党城村出土铜造像。1983年4月，在山西省武乡县党城村发现刻有铭文的北朝铜造像7件，造像出土时两两相背排列。造像题材有佛、菩萨、观世音，时代自东魏武定六年（548年）至北齐天统三年（567年），发愿文刻在床足右、后、左三侧，是郭氏家族的发愿供养，两件最大的造像为郭义在北齐皇建二年(561年）四月十九日发心供养。

造像塔是北朝时期民间兴起的佛教礼拜供养形式，以四面开龛造像的方形石块叠垒成塔形。南涅水造像塔现存共53座，由389块刻石组成，每块刻石四面开龛，以佛、菩萨为主像。造像内容上集中表现了佛教人物、佛传故事、佛教经律、佛教文化艺术及奉佛法的佛事活动等。其造型在继承前代传统的基础上又有了新意和突破，北魏时期造像褒( bao ）衣博带，特征鲜明，北齐时期造像秀骨清相，造型精巧，刀法精细处人物眉目传神。佛龛周边雕饰有建筑、帷幔 飞天、杂技、鸟兽、百卉、树木等图像，内容丰富多彩，形象生动逼真。造像塔是由民间捐资建造而成，有较大自由度和创作空间，且时间跨度大，风格流派多样，表现了浓郁的民间特色与广泛的群众性，是研究北朝民间佛教信仰的珍贵资料

东魏北齐佛教造像。东魏造像中，弥勒减少，观世音增多。流行北魏晚期以来秀骨清像样式，表现手法以线条刻划为主。佛像高肉髻，脸庞清瘦，溜肩，身体修长，身着褒衣博带。菩萨头束髻，面相长圆，眉清目秀。北齐时，无量寿佛和阿弥陀佛造像增多，出现双尊像组合。造像风格为表现人体健壮肌肉结构的写实手法，立体感增强。佛像流行低平素面肉髻和螺发肉髻，面相浑圆，身体健壮而丰满，多穿袒右式大衣。菩萨头戴高冠，脸庞宽而丰满，上身袒露，腹部微凸，衣薄贴体，衣纹疏简，流露出造像的精神气质。

白石雕释迦立像。佛教经典记载：释迦牟尼，原名乔达摩·悉达多，公元前五百余年出生于迦毗罗卫国，是国主净饭王的太子。在成年后，他放弃了优越的世俗生活，游走四方寻找生命存在的意义，并将他对人生的感悟和世界的理解传授给世人。成道后，他被世人尊称为"释迦牟尼"。作为佛教的创始人，自然是佛教造像的主角，因此在众多造像中都可以看到释迦像。这尊释迦立像为汉白玉质地，佛面相丰满，螺发粗大，气质和蔼，手施无畏、与愿印。无畏印表示了佛为救济众生的大慈心愿，据说能使众生心安，无所畏怖；与愿印表示佛菩萨能给予众生愿望满足，使众生所祈求之愿都能实现之意。该造像一改北魏中晚期以来汉化的清瘦样式，崇尚胡风，吸收印度笈［ ji ］多王朝鹿野苑派艺术，创造出薄衣贴体、俊逸圆润的造像风格，已经有唐代佛造像的神韵。

寿阳县出上铜造像。1986年7月，寿阳县一个圆形窖穴中发现一批鎏金铜造像，包括佛、菩萨、力士、护法狮子、发愿文碑等共90件，时代自东魏武定四年（546年）至隋大业九年（613年）。其中有铭文者40件，发愿文刻在床足右、后、左三侧。这批造像出土地附近尚未发现寺院遗迹，显然是在特殊情形下有意掩埋的，有专家认为与安史之乱有关，或与唐武宗"会昌灭法"有关。

大唐气度。隋唐时期，国家安定，社会开放，文化繁荣，佛教发展进入全盛时期。禅宗的建立，标志着佛教中国化进程的完成，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唐代佛教艺术博采众长，融汇中西，独具特色。佛教造像一改汉以来的简约，形成了丰腴健美、雍容华贵、优雅自然的时代风格，从中我们能够领略到气势恢弘的大唐气度，感悟到海纳百川，开放进取的大唐精神。

唐代佛教造像特点。唐代佛教造像流行释迦、弥勒、阿弥陀佛三世佛组合，坐姿菩萨像增多。佛造像多水波纹发，面相浑圆丰满，颈部刻三道蚕纹线，宽肩细腰，胸部及躯体丰满健美，身披袒右式偏衫或双领下垂式大衣，大衣紧裹双足，呈"曹衣出水"之式。菩萨束高髻，眉眼细长，面相丰满圆润。宽肩，细腰，窄臀，身姿修长，婀娜多姿。装束飘逸，下裙贴体，衣纹雕成" U "字形，表现出柔和的质地感。这一时期佛教造像既能为僧徒所供养，又受到世俗群众的礼拜和崇敬。

太原市华塔村佛造像窖藏。1954年，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太原市晋源区华塔村与古城营村之间发现两处佛造像窖藏，出土石雕佛头。释迦坐像、菩萨立像、背屏造像等共30件。该窖藏造像时代为北朝至唐，可能为华塔古寺遗物。造像雕刻生动，制作精良，大都彩绘贴金。释迦七尊像与观音菩萨五尊像是北齐中后期背屏式佛教造像的典型样式。

菩萨全称"菩提萨埵"，意为"觉有情"，地位仅次于佛，主要职责是协助佛教化众生，传布佛法，普渡众生。中国民间流传最广的菩萨有弥勒、文殊、普贤、观世音、大势至、地藏菩萨等。早期的菩萨像以释迦牟尼未出家前的形象为模本，反映了当时印度贵族的生活风尚。佛教传入中国后，菩萨女性化的倾向不断加强；北朝时期的菩萨已出现女性化特征，但姿势还略显呆板；唐代菩萨面相圆润，衣饰华丽，身姿自然修长，婀娜多姿；宋以后完全演变成古代仕女的形象，生活气息浓郁，重在表现菩萨的仁慈和宽容。

田磨女造观音。寿阳县出土的这批鎏金铜造像中刻有铭文的有40件，占全部造像的44%，其中有确切纪年的为35件，时间历经东魏、北齐、隋三个朝代，长达67年。没有铭文纪年的造像大都与有纪年造像的造型、风格、铸造工艺、雕刻技法大同小异，只有少量造像时代较晚，可能迟至盛唐。这件田磨女造观音立像主尊为观世音，跌［ xian ］足立于圆形座上，头戴高宝冠，宝缯[ zeng ］垂至两肩，袒胸，身披双领袈裟，下着裙，手施无畏、与愿印，身后为舟状火焰纹背光，头后有圆形联珠纹、莲瓣纹头光。观音左右各有一位胁侍菩萨，跣( xian ）足立于两侧床楣镶嵌的插花莲台上，均头束髻［ ji ]，披帛绕臂垂于体侧，下着长裙，双手合十，头后有桃形头光。像的底座为四足床，上面刻发愿文："开皇二年四月八日，田磨女为息男绍造观世音像一区又为女。"可见这尊立像是一位母亲在公元582年，也是隋文帝杨坚执政期间，为自己的儿女祈愿所造。造像保持并继承了北魏中晚期造像的传统，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和地方性。

"佛"是梵语"佛陀"的简称，通常称"如来佛"，是佛门的最高等级，专指那些已经彻底觉悟了佛教真理的人，即佛经中所谓的"大觉""圆觉"，觉行圆满。人们常说的"诸佛"是指以释迦牟尼（现在佛）为首的一系列佛，常见的有阿弥托佛（西方世界）、药师佛（东方净琉 世界）、燃灯佛（过去佛）、弥勒佛（未来佛），毗卢遮那佛（大日如来）,卢舍那佛等。其造像必须遵循一定的仪轨，即佛教经典中描述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让人见了肃然起敬。

白石彩绘文殊．佛教中有四大菩萨，他们是文殊菩萨、观音菩萨、普贤菩萨和地藏菩萨。而文殊菩萨也被认为是四大菩萨之首，他是佛教智慧的象征，称大智文殊师利菩萨，代表的是大智慧，佛教认为他能开发智慧，提高悟性，尤其能帮助小孩学业有成、官人福禄双增、商人增财增福，所以有着大批信徒。山西的五台山为文殊菩萨显灵说法的道场，居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首，人称"金五台，银普陀，铜峨眉，铁九华"。可见文殊菩萨在佛教徒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我们面前的这尊唐代的文殊菩萨骑狮像是从五台山佛光寺征集而来的。造像为汉白玉质，文殊菩萨半跏趺［ jia fu ］坐于狮背上的莲花座上，双臂及头部缺失。座下的狮子昂首阔步，壮健雄伟，张口作怒吼状，更衬托了菩萨的安详持重。狮子旁边的狮奴头及手臂已缺失。这尊造像虽多有残缺，但通过狮子肌肉骨骼的刻画仍能够体现唐代造像丰腴健美的时代特色。

五台山佛光寺。佛光寺位于山西省五台县，为五台山名刹，创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471-499年），后经唐武宗"会昌灭法"毁坏，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年）重建。宋、金、明、清历代均有修葺，并增设其他殿宇。佛光寺东大殿被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誉为"中国建筑第一瑰宝"，其内现存的唐代雕塑、壁画、题记等，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汉文佛经。汉文佛经是研究佛救思想文化的重要资料。早期汉文佛经以人工手写的方式传播，刻板印刷始于唐代。最早雕印出来的系统佛经是北宋开宝四年（971年）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皇帝敕益州雕刻的大藏经，因始刻于开宝时期，故名"开宝藏"，它不仅影响了后来南，北方系统大藏经的雕印，而且对日本、高丽佛籍雕印产生深远影响。

宋明世相。佛教发展到宋代，各宗派已走向融通。佛教与儒学、道教彼此渗透补充，不断走向圆融合一，形成了宋明理学。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汇入社会生活，融入民间习俗。佛教传播载体多样，汉文佛经刊印蔚然成风。佛教艺术表现形式更加丰富，石刻造像日益衰退，彩塑、木雕、金铜造像兴盛，寺院壁画、水陆画流行。庄严妙相绘入文人画卷，盛世梵音化为人间情怀。

宋代佛教造像特点。宋以后，开窟造像之风逐渐衰落，佛教造像更加世俗化。造像材质采用木、泥、石、瓷及铜铁等。佛像面相多为方圆或是长圆，螺发，常饰有髻珠，与世俗人物的面相接近。菩萨造像流行观音、文殊、普贤、地藏菩萨等多种题材。密教图像的传播，也进一步丰富了佛教雕塑的形象与技艺。

铜鎏金准提菩。我们现在来看这尊铜鎏金准提菩萨像。"准提"是心情清静的意思，在佛教中，准提菩萨是观世音菩萨清净心的具现。我国禅宗将准提菩萨列入观音部，称为天人丈夫观音。在藏传佛教中，称准提菩萨为准提佛母，是三世诸佛之母，具有无量福德智慧，感应很深，能满足众生世间、出世间的愿望。此尊造像圆脸丰颐，眉细如弯月，鼻梁高挺，嘴角上扬微露笑容，展露出佛教无边的慈悲胸怀，和对众生无私的怜悯。造像上身双肩搭帔帛，帔帛绕过两手腕，垂搭腿部两侧；下身着天衣长裙，线条清晰流畅，做工规整，艺术感强。此外造像的多臂经过巧妙的设计与权衡，仿若圆形身光一般，和谐典雅，为此像平添了诸多艺 美感。

佛像衣饰。佛教戒律规定，僧服布料不能用鲜亮的颜色，不许着青、黄、赤、白、黑"五正色"（纯色）及绯、红、紫、绿、碧"五间色",只许用青（铜青）、泥（皂）、木兰（赤而带黑）三色，所以称为"坏色"、"不正色"。袈裟的原意即"不正色"、"坏色"。早期佛像上常见"通肩"和"偏袒右肩"的服装式样。北魏后期推行汉化改革之后，佛像穿上了褒衣博带的服装。

与愿印，触地印，佛像手印。佛像的手印是佛、菩萨证悟之境界的具体表达，具有神秘的象征和力量，是我们识别各尊佛像的重要依据。禅定印，又称法界定印，是一种身心安静专一、排除杂念、深入冥想状态的印相。触地印，又称降魔印，即用法力来降伏恶魔。无畏印，寓意佛以无边之法力，消除众生的恐惧。与愿印，或称"施愿印"， 意佛以大慈之心愿，使众生祈求之愿都能实现，常与施无畏印配合使用，是释迦牟尼的常用印相。说法印，表示佛在说法。以上五个印相是释迦牟尼佛常用的印相，因此又称"释迦五印"。

佛像坐姿。坐姿全称"结跏趺坐"，是坐禅入定的姿式，佛、菩萨、高僧一般采用坐像，包括全跏趺坐（降魔坐、吉祥坐）、半跏趺坐（降魔半跏坐、吉祥半跏坐）、倚坐等。

进入三楼的戏曲故乡展厅参观。中国政曲是曲歌员，说唱和谐政等表演形式综合而成的舞自艺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以独特的艺术形式，侯中国故事，经身营界员会，与古点团戏剧，印度焚期一同成为世界吉代交明中的艺术境宝。政曲艺术最早可以后湖至光祭把取，经千百年的发展融合，至宋元时期形成完整的舞台艺术，特别是宋全时期的杂制，从内容到形式为无朵创奠定了基础，光杂时的警荣标志看中国政自艺术进入成熟阶段山西作为中国政曲的发源地之一，艺术传承经久不变，精美文物层出不安，神庙戏合星罗根布，制作名家给若繁星，经典剧自千古传动 被誉为"中国政曲艺术放乡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剧和喜剧、印度梵（ fan ）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其最早是源于原始宗教仪式中的祈福或者是酬神的歌舞，经过汉、唐到宋、金才形成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它由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表演艺术综合而成，其最大特点是将众多艺术形式以一种标准聚合在一起，在共同具有的性质中又体现其各自的个性。中国的戏曲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逐步形成了以"京剧、越剧、黄梅戏、评剧、豫剧"五大戏曲剧种为核心的中华戏曲百花苑。山西是中国戏剧的发源地之一，有着"中国戏剧摇篮"的美誉，历代剧作名家辈出，戏曲舞台遍布村镇，是戏曲艺术的沃土。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山西省出土的宋金元戏曲文物数量是中国之最。在"戏曲故乡"展厅，这些与戏曲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文物，将向我们再现昔日戏曲繁荣的景象。

戏剧故乡。前言。中国戏曲是由歌舞、说唱和滑稽戏等表演形式综合而成的舞台艺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展演中国故事，跻身世界舞台，与古希腊戏剧、印度梵剧一同成为世界古代文明中的艺术瑰宝。戏曲艺术最早可以追溯至先秦祭祀歌舞，经千百年的发展融合，至宋元时期形成完整的舞台艺术。特别是宋金时期的杂剧，从内容到形式为元杂剧奠定了基础。元杂剧的繁荣标志着中国戏曲艺术进入成熟阶段。山西作为中国戏曲的发源地之一，艺术传承经久不衰，精美文物层出不穷，神庙戏台星罗棋布，剧作名家灿若繁星，经典剧目千古传颂，被誉为"中国戏曲艺术故乡"。

戏曲先声。从先秦到隋唐五代，构成戏曲的各种艺术因素得到长足发展并逐步融合。期间，演出形式主要包括乐舞百戏、说唱和假面装扮等，它们既独立表演，又相互融合，带有某些人物装扮或简单的故事情节，已蕴含有一些戏剧的成分，但尚未成为真正的戏剧，可称之为泛戏剧形态，是中国戏曲艺术的先声。

搬演人生。宋金时期，城乡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促进多种表演艺术的融合，为戏曲艺术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戏曲表演形式多样，内容庞杂，有说白形式的说唱表演，有歌舞参杂的散乐演出，有迎神赛会的社火表演，有故事演绎的角色呈现等。宋元杂剧，一脉相承，为中国戏曲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明清时期，传奇和地方戏兴起，迎来戏曲发展的鼎盛局面。

宋元时期，戏曲处于以杂剧为主体而吸收融合各种表演艺术形式的阶段。民间流行的散乐、社火、竹马戏等表演形式，多姿多彩，为戏曲的繁荣提供了丰厚的养分。散乐是一种音乐与舞蹈相结合的表演艺术形式。社火是流行于民间的喜庆娱乐表演，无需固定场地，包括在祭祀场合或节日里的各种杂戏表演。竹马戏是民间纸扎工艺与歌舞相结合的表演形式，表演者多为少年儿童。

宋金时期，戏曲艺术开始在山西南部的市肆和乡村蓬勃兴起，商业演出广泛流行。演员开始划分行当，出现副净、副末、装旦、装孤、末泥等角色，并有了相对稳定的服饰和妆扮；乐队人数和乐器种类也逐渐固定下来。到了元代，戏曲表演在角色搭配、服装道具、乐器伴奏、剧目曲牌等方面更加稳定成熟，并向更加复杂细腻的方向发展。戏曲作为一门崭新的艺术门类，登上中国古代表演艺术的舞台。

洪洞县广胜寺明应王殿杂剧壁画元．泰定元年（1324年）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广胜寺。画面高4.11米，宽3.11米。绘演员与司乐等共十一人。上部横额书"尧都见爱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泰定元年四月日"。演员后面绘布幔，左边一女子掀开一角向外窥视。幔上又垂两幅画，左边一持剑壮士，右边一青龙。演员、司乐分两排。前排五人，着戏装，自左至右分别为：装旦色、副净色、正末色、副末色、捷讥。后排五人为乐队，着元人常服，所执乐器为大鼓、笛、杖鼓、拍板。

稷山县马村2号金墓的杂剧砖雕演出场面中有副净、副末、末泥、装孤等四个角色。据宋代吴自牧《梦梁录》卷20"伎乐"条，这种有一定故事情节的演出场面，可能属于"正杂剧"。稷山县马村1号金墓南壁门楼内现存6个奏乐俑，所持乐器有杖鼓、笛、筚篥、大鼓、拍板。伴奏者幌头上各插一朵牡丹花，即宋代杂剧散乐人所特有的一种"高簇花枝"装饰。

生死同乐。侯马市晋光制药厂金代晚期砖雕墓，墓室结构仿北方四合院厅堂布局。墓室南壁浮雕5个表演杂剧的戏俑，自左至右依次为副末色、副净色、装旦色、装孤色、末泥色，将一场热闹的戏曲表演凝固千年。人间彼岸，阴 暌（ kui )隔，舞榭戏楼，生死同乐。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马村砖雕墓的一部分，该墓群为金代大定年间前后的段氏家庭墓地。段氏墓主人的身份并非地主豪族，而是行医世家，"救人济世，方圆百里妇孺皆知"，家族因行医而致富。马村砖雕墓内戏曲浮雕的发现，把中国戏曲在舞台上演绎的历史往前推了200多年，价值非凡。这部分砖雕墓的堂下正中，墓主人夫妇端坐于方桌两侧，观赏戏乐（ yue )，桌上还摆放着镂雕的牡丹花一盆，这就是"开芳宴"。开芳宴是唐宋金元时期，夫妇之间在元宵节等一些重要传统节日，举办的一种特定的家庭宴席，主要是用来表现夫妇之间的恩爱、浪漫和家庭和睦，反映了当时人们理想的家庭模式和正统的道德观念。"开芳宴"也是宋辽金元墓葬中常见的装饰图像。再往两边依次是雕花屏风和侍女，东西两壁各雕6扇格子门，装饰着牡丹、莲花等花纹，牡丹富贵，连生贵子，富有美好的寓意，整个雕刻洋溢着浓浓的生活气息，一派祥和。

一面观戏台：将两侧山墙修砌至前台角柱，变三面观为一面观；戏台内部加造墙体，设置固定隔断，形成前后台。小三面观戏台：将两侧山墙向前延伸至三分之二处，由大三面观向小三面观发展，敞口越来越小，后台则日益加深。三面观戏台：在舞亭基础上加砌后墙及两侧三分之一的山墙，构成浅后台，形成三面观看的格局。舞亭：在露台基础上，加造顶棚，可遮风避雨。起初为临时性乐棚，后发展为固定瓦木结构顶棚。露台：多由石头或枋木建成，规模巨大，高达丈余，四面无遮挡。神庙戏台。戏台是戏曲演出的专门场地，与戏曲艺术的兴起和演变密切相关。其发展经历了露台、舞亭（舞楼、乐亭、乐楼）到成熟的戏台三个阶段，并由四面观向三面观、一面观演变。真正的戏台形成于宋。山西现存古戏台，式样丰富，种类齐全，时代序列完整，数量居全国之首，堪称"中国古戏台博物馆"。元杂剧在宋杂剧、金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融合多种音乐、舞蹈、说唱等艺术发展而成，是中国戏曲艺术发展成熟的标志。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郑光祖为元杂剧四大家，除马致远外均为山西人。《录鬼簿》记载的山西籍元杂剧作家还有石君宝、孔文卿、乔吉、罗贯中等十余位。山西剧作家作品占据了元杂剧剧本创作的很大比例，在中国戏曲艺术发展史上举足轻重。

金代山西人对戏曲的热爱，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就连死后也"钟爱有加"。从晋南一带出土的大量带有戏曲表演场面的金代墓葬中，我们可以看出，用砖雕戏台和戏俑作为随葬品和墓葬装饰是当时一种较为普遍的风俗。这些墓葬戏台模型和戏俑，是按照现实生活中的戏曲演出情景缩微雕造的。金墓砖雕中的戏曲角色，在宋代四人或者五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固定为五个角色：末泥、副净、副末、装孤和装旦。其中，副净是宋杂剧、金院本中假装憨愚、制造笑料的角色，他在表演中以脸敷白粉、扮相滑稽和瘸跛踉跄的步态引人发笑，相当于现代戏曲中的丑角。这件副净俑头像出土于稷山县马村1号金墓，头巾诨裹［ hun guo ]，窄额翘鼻，面部经粉墨化妆，装扮颇为滑稽。

梆音彻响。明末清初，梆子戏兴起。梆子腔，是对一种戏曲声腔系统的总称，因以硬木梆子击节而得名，特点为唱腔高亢激越。随着"山陕梆子"在山西本土的流传，逐步衍化出同根异枝、一脉相承的山西四大梆子﹣﹣蒲州梆子、北路梆子、中路梆子、上党梆子。"音随地改、音随地扩"，四大梆子和各具特色的 方小剧种，百花齐放、经久不衰、历久弥新。

关汉卿（约1230年一1307年），号已斋叟，祖籍山西解州，著名元曲作家，元杂剧莫基人之一、剧作60余种，代表作有《窦娥冤》《拜月亭》《调风月》《望江亭》《关大王独赴单刀会》等。白朴（1226年﹣1306年），字仁甫，号兰谷先生，山西陕州（今河曲）人，元杂剧奠基人之一。剧作16种，代表作有《梧桐雨》《墙头马上》等。其剧作文词华丽、优美清新，是元代剧作文采派的代表人物。郑光祖（1264年﹣?)，字德辉，平阳襄陵（今襄汾县）人，元代著名剧作家、散曲家。剧作18种，代表作有《王粲登楼》《倩女离魂》《周亚夫屯细柳营》《虎牢关三战吕布》等。《录鬼薄》称其"名香天下，声振闺阁。"其作品慷慨激昂，明人对其推崇备至。

蒲州梆子：又称蒲剧，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明中叶，蒲州（今山永济）艺人继承北杂剧和昆腔、弋腔剧目和表演艺术，以本地说唱和俗曲为音乐素材和表现手法，形成了地域特色浓郁的蒲州梆子，广泛流行于山西南部和陕西、河南、甘肃。青海省部分地区。蒲州梆子音调高亢，易于表现慷慨悲壮的历史题材故事表演艺术尤以要帽翅、翎子、甩发等特技见长。中路梆子：又称"山西梆子"，新中国成立后始称晋剧。主要流行于山西中部、北部及陕西、内蒙古和河北的部分地区。中路梆子吸收蒲剧和北路梆子唱腔、曲调、念白，融合本地祁太秧歌、汾孝秧歌腔调及打击乐，形成了高亢激越而又清新柔和的风格，旋律婉转流畅，曲调柔美圆润，道白清晰亲切。北路梆子：又名"上路戏""北路戏""代州梆子"，形成于清初，有"生在蒲州，长在忻州"之说，为蒲剧北上与当地语言和民间艺术融合而成，流行于山西北部的大同、朔州、忻州以及内蒙古、河北的部分地区。其唱腔、曲调、念白均与蒲州梆子相近，但谱调更高亢，特别注重唱功，创造了很多花腔。

皮影戏又称"影子戏"或"灯影戏"，是中国民间古老的传统艺术。演出时，表演艺人将兽皮或纸板制成的人物剪影投射到白幕布上，配以唱腔念白及乐器伴奏进行表演。山西皮影戏历史悠久，地域特色鲜明，分南北两路。南路主要分布在侯马、新绛、曲沃等地；北路主要分布在孝义、文水、代县、广灵等地。

进入三楼的天下晋商展厅参观。前言。通常意义上的晋商，是指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与潮商、徽商，并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三大商帮"。明初，设九边重镇，行开中盐法，晋商纳粮输盐，逐渐崛起。其后扩大经营，商履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清代，晋商开辟"万里茶道"，贸易走向国际化。道光年间，创办票，汇通天下，执金融之牛耳近百年。晋商纵横商界五百年，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更留下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历史机缘"国家之储，北边是重。"明朝建立后，百废待兴，国力维艰，战事频繁，军需紧缺。为固疆守土，在长城沿线设九边重镇；为筹措军饷，由山西行省率先倡议，施行开中盐法，并推行全国；为充裕边镇，开边贸互市。山西商人抓住机遇，由此而兴。

藉助地利。山西，北接蒙古高原，南通中原腹地，大同、偏头关镇在北，延绥、宁夏在西北，南北军民物资交流转输必经晋地，地理位置独特。境内粮棉盐铁等资源丰富，冶铁业、锻造业兴盛，商贸经济活跃。优越的地理区位和物质资源优势，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渊源。明初，山西商人以北部边塞巨大军需和"开中制"的推行为契机，经营粮盐，艰辛创业。二三百年间，晋商以义取利，开拓进取，足迹遍及全国，称富海内，名闻天下。清代，随着中外边贸的兴起，晋商以茶叶为媒介，建立起贯通中国南北、横跨欧亚大陆的万里国际商道，促进了沿线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纽带。辉煌。清道光初年，晋商在平遥创立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融合了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票号由此大兴，晋商走向辉煌。山西票号遍布国内主要商业市镇，业务远及海外。山西商人信用益彰，金融汇兑四通八达，一纸票贴汇通天下。洋务运动后，晋商兴办近代工业，走上实业救国之路。恰克图中俄贸易。中俄陆路通商始自《尼布楚条约》签订（1689年）之后。《恰克图界约》的签订（1727年）,使恰克图成为中俄双方认可的贸易市场。晋商是最早赴恰克图的商帮。"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经营范围包括烟、茶、锻、布、杂货、毛皮等，19世纪中叶以前，中俄贸易几乎全部集中于此。

大盛魁，由太谷王相卿和祁县史大学、张杰三人创办。以担货郎起家，因买卖公道、服务周到，生意日益兴隆。初设总号于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后迁至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在京、津、沪、杭、晋、冀、鲁、豫、湖、广等省区广设分号，极盛时达80余家，拥有骆驼两万多峰，经商足迹遍及全国及俄罗斯和中亚诸国。复盛公是包头最古老的商号之一，民间素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前身为山西祁县乔贵发与徐沟秦肇庆创办的"广盛公"商号。1801年改组为"复盛公"，经营范围包括商号、当铺、粮行、茶庄、票号、钱庄等，称雄包头商界二百余年，对包头城的创建产生了巨大影响。长裕川茶庄是晋商开设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茶庄之一。由渠家创办于清乾隆年间，总号设在山西祁县城各地设分号10余处，采用收购、加工、贩运、销售一体化经营模式，诚实公平，信誉卓著。质量上乘的"川"字牌砖茶因其信用价值，在一些地区可作为一般等价物使用。

日昇昌前身为平遥商人李氏开设的"西裕成"颜料庄。1823年，在北京分号经理、平遥人雷履泰的建议下，"西裕成"改组为票号，专营银两汇兑和存放款业务，总号设在平遥，在国内商埠重镇或交通枢纽之地设分庄35处。日昇昌票号开创了我国金融汇兑业的先河。

朱元璋之子沈王就藩潞安府后，从外地征集数千机户，在长治、高平、潞州等地织造绸缎，称为潞绸，与湖绸、吴绫、蜀锦并称当时四大绸缎。潞绸色彩鲜艳、质地牢固，不仅是朝廷纳贡及赏贵之物，也深受北方牧民喜爱，是晋商经营的主要商品之一。

商履匆匆。明中期，纳粮开中转为纳银开中，以往活跃在北方边镇的晋商，贸易日趋多元，商路迈向全国。清代，以恰克图为中心的中俄贸易市场开通，晋商成为最早入驻的商帮。在对外贸易中，晋商发现了茶叶的巨大商机，将视线转向中国南方的产茶地，创立产、制、运、销一体化的茶叶经营模式，"甘劳瘁，耐风寒",踏出了一条万里茶道。

肇创票号。道光三年（1823年）,雷履泰在平遥"西裕成"颜料庄的基础上，改组创办了"日昇昌"票号。此前，国内虽有当铺、印局、账局等具有金融性质的机构，但无法满足资本调剂和汇兑等需求。日昇昌的创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有了第一家专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金融机构。

"祥发永"账局。账局，清末又称钱庄，是在城镇经营工商铺户存款和放款业务的信用机构，主要分布于北京、天津、太原、张家口等商埠。"祥发永"是山西汾阳商人王廷荣于清乾隆元年（1736年）在张家口开设的账局，成立时间最早，存续时间最长。

合盛元是最早在国外开设分号的票号，道光十七年(1837年）由茶庄改组而成，总号设在祁县，先后开设分号14处。光绪三十三。合盛元票号神户分号开业广告年（1907年），合盛元在日本设立神户支店，后又在东京、大阪及仁川等地设立分号。合盛元开创了我国在海外开展国际金融业务的新纪元。协同信，原为协和信，由榆次商人王栋于咸丰三年（1853年）创办，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更名为协同信，总号设在平遥。前期主要在内陆商埠开设分号，后期扩向沿海地区和边远城镇，其台湾分号是目前发现唯一有史料记载的晋商票号台湾分支机构。协同庆票号由榆次王家和平遥米家于咸丰六年（1856年）成立，总号设在平遥，分号30余处。协同庆创办于票号业收缩、撤庄裁员之际，逆势而上、广纳人才，把发展重心放到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迅速在成都、重庆、兰州等地站稳脚跟，跻身平遥十大票号之列。

山西保矿运动。清光绪年间，英国福公司通过不平等方式攫取山西多地采矿权。在山西商人渠本翘号召下，晋商各大商号积极参与到保矿自办的斗争中，并于1907年在太原成立山西商办全省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简称保晋公司）。1908年，从英国福公司手中赎回采矿权，标志着山西保矿运动的胜利。

汇通四方。票号解决了现银运送的困难，加速了资金周转，促进了商业、金融业的繁荣和经济的发展。晋商票号总号多设在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三地，分号设置前期以北方为重点，后期海陆并重，形成京、津、沪、汉四大中心，汇兑业务遍及边疆和沿海商埠。

蔚字五联号，是蔚泰厚、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天成亨五家票号的合称。道光六年（1826年），山西介休侯氏聘请毛鸿翙为总经理修其在平遥开办的蔚泰厚绸缎庄改组为票号，随后应四家票号。五家联号独立经营而相互竞争，你用了票号管理的创新与发展。票号制度举要。东伙制﹣﹣以"东家出资、伙友出力"为特征，相当于现代企业的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财东对票号盈亏负全责，不参与经营管理，每年按例巡视、处置红利、决策奖惩；大掌柜管理日常业务，年终向财东报告，按股分红。身股制﹣﹣即以身股顶银股。票号的掌柜、伙计以劳动力充顶股份，与财东一起分红，但不承担亏赔责任，顶股额由大掌柜确定。身股制把个人利益、商号利益和财东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有效调动员工积极性。 汇票防伪。晋商票号，"认票不认人，见票即付"，兑付后"汇票即焚"，防伪手段主要有特制纸张、水印技术、专人书写、微雕印章、汉字密押等。实业救国。洋务运动后，中国近代工业兴起。1884年，太原新药局的成立标志着山西近代工业的诞生。晋商的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开始向民族资本转化，兴办实业，并参股官办企业。先后举办了火柴公司、电灯公司、面粉厂、纺织厂等，奠定了山西近代民族工业的基础。

双福火柴公司。1892年，山西布政使胡聘之创办太原火柴局。1902年，山西祁县商人渠本翘与乔雨亭将其改组为私营双福火柴公司，从日本购买机器并聘请工程师进行生产，生产效益大增，产品畅销省内外。此为平遥火柴厂的前身。大益成纺织厂全称大益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26年，由新绛商人李通父子联合新绛、曲沃、闻喜等地的商绅集资，在1894年筹办的绛州纺纱厂基础上创办，其产品畅销晋陕豫，是山西近代纺织工业的开端。

传承。晋商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豪商大贾甲天下"。昔日的叱咤风云已掩入历史长河，林立在三晋大地的晋商大院仍在叙述着他们的辉煌。曾经的商埠市镇、大漠古道，幸存下来的会馆商号，还在诉说着他们远离故土创业的艰辛。晋商留给我们的物质遗产和精神财富，凝结着博大的晋商精神，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取之不竭的精神给养。

平遥票号(22家）日昇昌蔚泰厚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天成亨日新中协和信协同庆百川通乾盛亨谦吉升蔚长厚其德昌云丰泰松盛长祥和贞义盛长汇源涌永泰庆永泰裕

祁县票号 (12家）合盛元大德兴大德通元丰玖三晋源巨兴隆存义公兴泰魁长盛川大德恒大盛川大德源

太谷票号(7家）志成信协成乾世义信

锦生润大德川三和源大德玉

太原票号(2家）义成谦巨兴源

太谷曹家大院。位于山西太谷县城西南的北洗村，由曹氏家族于清乾隆年间创建，现仅存北洗村的三多堂，占地面积10000余平方米，呈"寿"字型，雄伟高大，形似城堡，融汇中西建筑特色。整体上体现了曹家大官商的气魄，也折射出其富可敌国的历史面貌。

和合共生。会馆，是旅居异地的同乡人共．同设立的馆所，所建馆舍供同乡、同业聚会或寄寓。出现于明代前期，通行于清代。晋商崛起后，为共叙乡情、相互扶持，在国内商业发达、交通便利的商埠集镇广设山西会馆、山陕会馆等，鼎盛时达500余处。

庭院深深。晋商大院，指明清时期山西境内由晋商兴建的深宅大院，是最具代表性的山西民居。大院高墙深宅、规模宏大、规制严谨、内涵丰富。庄重恢宏的建筑群落、意蕴幽远的楹联匾额、精巧古朴的雕刻艺术，是晋商人文观念、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的物质载体，处处体现着晋商文化的博大精深。

进入三楼的蛇文化和玉器文化专题展厅参观。

前言。蛇，这一古老的生物，很早就以神性象征符号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古老信仰中。在中国，蛇曾经是塑造"中华龙"虚拟形象的有机元素之一，在华夏文明星河中化作文化密码，掩映在文物中，蕴含着神秘，昭示着祥瑞，烙印着神话，传说着信仰，轮回着生肖，在中华文化的包容传承下，穿越历史的星空，走进我们的时代。寻蛇，一场别开生面的文物探秘之旅。循文物之形纹，探蛇文化之韵。龙蛇、金蛇、铸蛇、玉虬、画蛇、神蛇、巳蛇、灵蛇，八方寻蛇，千年问古。打开岁月尘封 探寻绰约蛇影，解读历史记忆，感悟源远流长的中化优秀传统文化。

带有蛇造型的器物看起来都非常有趣！蛇的世界，妙趣横生！在这些带有蛇造型的器物中，每一条蛇都展现出独特的神态和故事，它们有的在闭目养神，有的在探头观望，还有的在结伴游戏，你发现那三条并排的小蛇了吗？

欢迎参与这场极具魅力的"寻蛇"之旅！通常，我们认为蛇隐匿于草莽与山林间。实际上，蛇的形象也"栖息"于文物之中，潜藏于图版之内。在此，您将化身为一位洞察力非凡的探秘者，穿梭于山西博物院的珍贵藏品之间，探索那些蕴藏于铜器、玉器、砖雕、壁画等文物中的蛇影。带上好奇心，和家人朋友一起在文物间寻找这些充满智慧和灵气的"蛇形祝福"，为新年增添一份奇妙与欢乐！准备好了吗？新年寻蛇，现在出发！龙蛇

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和精神图腾，与蛇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形象上看，蛇是龙形象的灵感之一，龙的形态融合了蛇的特征。因此，蛇亦被称作"小龙"学者间一多指出，龙是在蛇的形象基础上逐渐演变而来的。在象征意义上，蛇和龙都代表着神秘，力量和吉祥。第二站

金蛇。古代铜器中出现不少动物造型和动物纹饰，其中的蛇造型和蛇纹饰常有吉祥寓意，诸多青铜器匠心独运，将局部精铸为蜿蜒蛇形，仿若灵动的生命跳跃其上，不仅为器物被上一层华丽霓裳，起到画龙点睛的装饰妙效，更使整件铜器于庄重肃穆间多了几分灵动之美。岁月悠悠，即便冰冷铜绿爬满器身，也掩不住其蓬勃的文化生命力，同时见证青铜时代古人与蛇神秘共生的信仰。

知识补给站。商代青铜器上常见的蛇纹饰，头部较宽大，有突出的双眼，身体弯曲，弓背卷尾，有鳞节。蛇纹并不是当时的主体花纹，一般是对称式排列成带状纹饰，作为主体花纹的陪衬。春秋战国时期的蛇纹饰，多为蟠胆纹。蟠即盘曲的小蛇，因此蟠纹又称蛇纹，是青铜器上常见的纹饰之一。蟠纹呈现为蛇的形态，具有三角尖头、圆眼、无足、长身、有鳞节等特点。蛇体为卷曲的长条形，轮廓呈盘旋蜿蜒的姿态。蟠纹的单位纹样蜷缩幅度较小，构成几何形态，以紧密的四方连续展开形成大面积装饰。

画蛇。色彩斑斓的古代壁画上，蛇真的没有足，或穿梭于神话传说场景，或与人间烟火相伴。古代艺术家以简练的笔触绘就灵动的蛇，鲜活地呈现当时人们的思想世界、民俗风情，千年前生活片段跃然眼前。在墓室壁画中，蛇是如何被巧妙描绘的？你能在画卷中找寻到那条被神鸟衔着的蛇吗？水泉梁墓壁画《十二生肖图》蛇（北齐）知识补给站。壁画中的鸟衔蛇①与②，象征着升天行列中出现的邪恶事物被征服，使墓主顺利升仙。古人将蛇视为鬼物，鸟衔蛇出现在墓葬中具有守护墓主人安宁，辟邪压胜、镇守墓室的意思。《山海经》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极天柜，海水北注焉。……又有神衔蛇操蛇，其状虎首人身，四蹄长肘，名曰疆良。"与鸟蛇图有异曲同工之处，神兽衔蛇也有为墓主人保驾护航之意。《山海经》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有蜚蛭，四翼。有虫，兽首蛇身，名曰琴虫。"

玉虬。玉，石之美者，当蛇遇上美玉，恰似灵魂与质感的完美融合。蛇形玉器多饰象征化的虬纹，即小蛇。多为挂件，雕琢细腻的虬蛇，在摆动中摇曳，柔美而灵动，高洁而温润，寄托着美好祈愿，传承着古人对美的细腻感知。仔细瞧瞧这些温润如玉的蛇纹饰品，它们或盘踞成环，或灵动如生，你能感受到那份来自远古的温润与生命灵动吗？

灵蛇。从远古先民对蛇的畏惧，到后来将蛇视为神灵、始祖和生殖的象征，赋予其神圣和尊贵的地位，蛇的灵瑞、吉祥和富贵的寓意也在民间风俗中广泛传播。蛇的形象，以其柔韧而灵动的姿态，频繁出现在剪纸、刺绣、厌胜钱等传统工艺品中，人们借此驱邪纳福，祈求平安。这场寻蛇之旅远远不能寻尽藏在文物中的蛇，在"晋魂"的十二个专题展厅中，在山西青铜博物馆、在太原博物馆……在无数个博物馆里都能寻到蛇的影子，在山西博物院的会展中心，那里有来自异国他乡的蛇，隐藏在"理想与光荣﹣﹣古希腊古罗马雕塑艺术展"中，等待着您的慧眼。那里有跨越山海，带着异域风情的蛇，虽地域有别、文化迥异，但对蛇的关注殊途同归。让我们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领略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带上你的好奇心，开启下一段文化寻蛇。

神蛇。玄武信仰源于古代的星辰崇拜和动物崇拜，往往以龟蛇合体的形象出现，也是"四神"中的北方之神。汉代以来，龟蛇便作为北方七宿玄武神的象征而受到人们的奉祀，后被道教吸收后将其人格化，逐渐成为道教的大神。巴蛇

十二生肖是中国民俗文化的经典符号，蛇位列其中，承载着轮回流转的岁月记忆与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以独特寓意融入年节、祈福等诸多习俗。文物中的十二生肖蛇形象，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传递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与祝福。用心观察，看看能否找到十二生肖的踪迹，并感受它们在岁月长河中留下的美好寓意。

铸蛇。模是铸造青铜器的"母样"，纹饰是正的；范是铸成青铜器的"胎盘"，纹饰是反的。陶士制成的模范，质朴无华，却暗藏玄机。蛇形纹理若隐若现，那是工匠在塑形时精心勾勒的初稿。从泥坯到成器，蛇迹贯穿始终，不仅是工艺步骤的记录，更是古人对完美造型追求的执着见证。

知识补给站。山西是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缩影，既有丰富的铜矿资源，也有发达的铸铜技术。侯马晋国铸铜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铸铜工具及材料。陶模和陶范类别丰富，图案多样，其中的蛇纹图像生动流畅，反映了当时的生产技术水平和文化风貌。在饕餮衔虺纹中，主体图案为饕餮，这是一种传说中的神秘怪兽，它瞪着圆大的眼睛，露出锋利的牙齿，口中包含两枚尖锐的裂齿和四枚臼齿，紧紧咬住两侧的虺蛇。虺蛇的身体呈现出扭曲的姿态，似乎在奋力挣扎，整个画面栩栩如生。在龙衔虺纹中，一条飞龙口衔虺蛇，并用利爪抓着它纤细的身体，尾巴又与另一条双唇外翻的夔龙相勾斗，图案中龙和虺蛇的爪牙都刻画地十分生动，其中一只龙爪甚至刺穿了另一条龙的尾巴。这一龙蛇争斗的场面生动、热烈，富有戏剧性。

美石有灵，礼仪以彰。玉器，承载着厚重的中国传统礼仪文化。沟通天地人神，彰显身份地位，护佑生命灵魂。礼仪玉产生于原始社会晚期，西周形成制度。礼玉在祭祀、朝觐、盟誓、赏赐、丧葬等仪式中广泛使用。春秋战国以后，玉文化观念在"百家争鸣"和"独尊儒术"的过程中逐渐成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标识，影响深远。

玉琮，外方内圆，是古代主要玉礼器之一。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尤以良渚玉琮最为发达，数量众多，制作精良，对其他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商周时期玉琮形体较矮小，多光素无纹。春秋战国时期造型与西周相近，战国时期出现兽面纹、勾云纹等纹饰。汉代玉琮已不见。宋以后出现仿古玉琮，清乾隆时期尤为发达。

夏六瑞与六器与《周礼》中讲到"礼玉"有"六端"和"六器"。"人执以见曰瑞，礼神曰器",简单来讲，"六瑞"仅包括圭和璧 是不同身份的贵族执拿或佩戴，用以表明身份等级的瑞玉，更真政治意味；"六器"是六种祭祀用的玉器。包括璧、琮、圭、璋、玻、横等，更具宗教意义。关于"六瑞"与"六器"的具体形态，自古以来众说纷纭。其中。壁、琮、璜的争议较少，圭、璋、琥则争议颇多。

玉璧，圆形象天，有孔通灵，是古代主要玉礼器之一，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沿用至清。早期玉璧，多光素无纹，形制不规整；春秋战国时期，器形规整，多以蚕纹、谷纹、蒲纹等雕饰。汉承前代风格，雕工精细。东汉以后玉璧少见，明清仿古玉璧盛行。

玉璧，圆形象天，有孔通灵，是古代主要玉礼器之一，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沿用至清。早期玉璧，多光素无纹，形制不规整；春秋战国时期，器形规整，多以蚕纹、谷纹、蒲纹等雕饰。汉承前代风格，雕工精细。东汉以后玉璧少见，明清仿古玉璧盛行。

玉戈最早出现于夏代，是商周时期流行的玉礼器之一，多用于重大祭祀活动，是权力的象证。商代玉戈形制一般为直援、直内（ na )，多有孔，有的局部饰兽面纹、几何纹或刻划文字。西周玉戈沿袭商戈形制，凤鸟纹、神兽（人）纹玉戈是西周玉作的创举，气韵神圣。

玉璋和玉圭相似，呈扁平长方体状，通常一端斜刃另一端穿孔，有齿牙的称为牙璋，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用于祭祀等礼仪活动。夏商时期主要发现于二里头和三星堆等遗址，西周比较少见。东周时期，多出现于盟誓遗址中，以侯马盟书最具代表性。战国以后，玉 基本不见。

葬玉风俗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流行于商周时期，西周出现专用的随葬玉器，形成葬玉制度。周人认为，玉可维持和强健魂魄，以玉敛葬可保护尸体不腐、灵魂不朽。葬玉主要包括组佩、覆面、口啥、窍塞、握玉、足端踏玉和玉衣等。玉衣出现于战国晚期，盛行于汉代。三国时期实行薄葬，玉衣制度消亡。

玉覆面又称螟目，是用各种玉饰片做成人的面部五官，缀饰于缁巾上，殓葬时覆盖于逝者脸上，多出现于贵族墓葬中。所缀玉片无固定样式，多少不等。玉覆面始于西周在周代葬玉中颇为流行。

佩玉是中国古代玉器体系中数量最大、种类最多、使用时间最长的门类，有些兼具礼玉功能。新石器时代已出现具有审美特征的佩玉方式，到商周时期逐渐形成佩玉规制，在春秋战国至两汉达到鼎盛。佩玉被赋予丰富的道德和精神内涵，彰显美德、体现修养、规范行为。"君子必佩玉"。唐宋以后，佩玉成为大众风尚。

玉环基本造型为圆形片状，中央有圆孔。《尔雅，稀器》载："肉倍好，调之爱；好倍肉，谓之暖；肉好若一，谓之环。"学术界一般将宽边小孔涤的称为望，而把窄边大孔径的称为环。

玉握为逝者手中所报的玉器。早期无固定形制，常见管形、条柱形等。汉代开始将玉猪定型为"振"。猪是财富的象证，手中握猪，表示富贵永随。

玉窍塞。为防止逝者身躯腐朽，汉代制作了用于堵塞九窍部位的丧葬器玉塞，即"九窍塞"。九窍指双眼、双耳、鼻孔、嘴巴、肛门和生殖器。东晋葛洪《抱朴子》载："金玉九窍，则死人为不朽"。

新石器时代已出现口含玉石的现象，称"口晗"。商周时期玉晗形制多样，有鱼形、蝉形、犬形、圭形等。汉代出现随葬专用的蝉形玉晗。古人由蝉的蜕壳联想到人的"转生"和"再生"，置蝉于口中，期望逝者重生。

玉组佩知识。组玉佩是中国佩玉文化中最具特色的一种类型，它萌芽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发轫于西周早期，盛行于西周中期至春秋时期，式微于战国时期。从组玉佩起源角度看，组玉佩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在于这一时期崇玉文化的盛行、玉石之路的开辟、制玉技术的进步、组合型佩饰的样式分别是其产生的文化土壤、物质基础、技术前提以及样式基础；从组玉佩的类型角度看，按照组玉佩佩戴的方式可将其分为颈部佩戴式（多璜组玉佩）、肩部佩戴式（骨牌或玉牌联珠组玉佩）、腋下佩挂式以及腰部佩挂式；从组玉佩发展与服装变迁的角度看，自殷商以来的上衣下裳制以及无裤装的缺陷，需要组玉佩压住下裳来避免暴露隐私的"非礼"行为。自周代开始随着周礼的逐步完善，非礼勿视的要求，一方面促进了佩挂式组玉佩的发展与流行，它不仅有压住下裳的实际功能，而且从佩挂者与他人互动情境下，组玉佩所发出的声音能提醒人们注意整理自身的衣巾，避免非礼现象发生；另一方面，春秋战国之交，深衣制袍服的出现与流行说明已经从服装结构的视角基本解决了暴露隐私的问题，佩挂式组玉佩的功能性逐渐丧失，最终导致其逐渐式微。

玉璜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形制多为长弧形或半璧形，除用作礼器外，还用于佩饰。其装饰艺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雕刻技法有线刻、浮雕、透雕等，题材有动物、人物、几何纹饰等。

组佩是西周常见的多玉件联缀玉饰，用以彰显身份地位。类型有胸佩、珥佩、项佩、肩佩、臂佩、腕佩等，以胸佩最有特色。胸佩多以玉璜、玉珩、玉玦等为主饰，与玉牌、肖形玉等搭配，由玉质或玛瑙质的管、珠联缀而成。佩玉悬披，五色玲珑，珠玉锵锵，富丽堂皇。

西周时期，贵族讲究"君子必佩玉"，玉是社会等级秩序的象证，只有身份地位高的人才能佩戴。西周时期玉组佩多悬挂于脖子上，到了春秋时期则流行系挂于腰带上，玉组佩也趋向简单化，大型的玉组佩在西周流行一段时间后，便退出历史舞台。

肖形玉以动物形象为造型，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生灵的崇拜。新石器时代出现，或写实、或写意，极具装饰性和审美情趣。趋瑞纳祥，历代相承，经久不衰。

晋侯墓地63号墓出土肖形玉。晋侯墓地63墓墓主人为晋穆侯夫人之一，该墓出土玉器800余件，是商周时期出土玉器最多的墓葬。其中，肖形玉占很大比例，有玉人、熊、牛、鹰、鸮、罍、龟等，制作年代为商代晚期和西周，多数集中收藏在一个铜盒内，反映了墓主人对肖形玉的偏爱。

圭，源于新石器时代的石铲或石斧，有平首和尖首两种，到商周时期逐渐定形为尖首形圭，被广泛用作标明等级身份的瑞玉及祭祀盟誓的礼器，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西汉以后玉圭少见。明清时期，帝王大典和重要礼仪中仍使用玉圭。

琉璃珠俗称"蜻蜓眼"，流行于春秋战国时代，其他时代不常见。这件串珠中的琉璃珠呈鼓状球体，中间穿孔。主体纹饰为蓝白相间的多层同心圆，形似蜻蜓的复眼。是研究古代玻璃工艺发展史的重要资料。

玉蝶也称"扳指""指套",最早出现于商代，是套于手指上的一种射箭钩弦护指的工具，汉以后向佩饰发展。

带跨又称带板，是附在草带上的王饰片。以白玉为主，形制有长方形、方形和桃形等，带跨出现于南北朝，至唐代形成规制，三品以上官员可使用玉带锈，等级愈高，跨数愈多。明代则一品官员方可使用玉带跨。

清室雅伴，静潋芳华。唐代以后，中国玉器逐渐走向世俗化。从此，古老的玉器走下神圣的殿堂，融入社会生活。宋元以降，世人看重玉的价值，更重视其在现实中的意义。明清时期，玉器皿、玉陈设器、玉佩饰、玉文具、玉山子等数不胜数。文房观赏、伴身雅玩、日常器用，林林总总，蓝涵着人文情趣和审美意识，玉蕴吉祥，伴美人生。

佛手，是清代陈设玉器中常见的题材，因模仿佛手瓜而得名。佛手与福寿谐音，寓意多福多寿；佛手多指，寓意多子多福；佛手还有佛之手之意，寓意法力无边。佛手与桃、石榴等组合，寓意更加丰富。

玉山子，是用整块玉料以圆雕手法雕琢成的山水景观，出现于宋元时期，清乾隆以后盛行。往往利用玉料的俏色和原始形态，巧妙布局，精雕微刻，将人文与自然有机融合，集山林、人物、动物、流水、建筑等于一体，高低错落、层次分明，极具观赏价值。

玉器与香文化与。古人以玉料打造焚香器具，兼得焚香、品玉之愉悦，锦上添花，凤雅无限。明清时期，由香炉、香盒、著瓶组成的一套香事用物 是文房清玩的典型陈设。这种特定的组合方式，被称为"炉瓶三事"，香炉用以燃香，香盆贮香丸、香饼、香木，著瓶盛放香匙、香薯。

带钩是古人腰带上的挂钩。明清时期为把玩器，以龙首琵琶形最常见，琢工精细，钩背面有一钉头形凸起，实用功能弱化。

明清时期的玉佩，多采用浅浮雕或镂雕工艺，运用人物、走兽、花鸟、器物等形象，以民间谚语、神话故事为题材，通过比拟、象征及谐音等手法，构成"图必有意，意义吉祥"的表现形式，寄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圭，源于新石器时代的石铲或石斧，有平首和尖首两种，到商周时期逐渐定形为尖首形圭，被广泛用作标明等级身份的瑞玉及祭祀盟誓的礼器，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西汉以后玉圭少见。明清时期，帝王大典和重要礼仪中仍使用玉圭。

自宋代以来，仿古玉成为玉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摹古之风愈加盛行，清乾隆时达到高潮。器型主要为簋、鼎、尊、觚、瓶等。仿古玉器以陈设观赏为目的，所仿器物大多为古代造型、纹饰俱佳的代表性器物。虽以古器物为蓝本，但并不一味模仿而是融入了本时代的工艺特点、风格特证。

自宋代以来，仿古玉成为玉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摹古之风愈加盛行，清乾隆时达到高潮。器型主要为簋、鼎、尊、觚、瓶等。仿古玉器以陈设观赏为目的，所仿器物大多为古代造型、纹饰俱佳的代表性器物。虽以古器物为蓝本，但并不一味模仿，而是融入了本时代的工艺特点、风格特征。

清代盛行玉文具，主要有笔筒、笔洗、水盂、砚滴、笔架、臂搁、印盒等。玉制文房集观赏与实用于一体，超凡脱俗，高贵而典雅。

进入四楼的土木华章展厅参观。

秦汉建筑。秦汉时期是中国建筑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此时在大一统格局下形成的营造思想和建筑技术具有里程碑意义，城市、宫殿、陵寝、长城、驰道等建筑工程规模宏大，抬梁、穿斗和井干三种大木架体系基本完备。楼阁建筑兴起，成组斗栱普遍使用，砖石建筑、砖券结构有较大发展，中国建筑体系日趋完备。

史前建筑。中国史前建筑的发展主要经历了穴居、半穴居、地面建筑等阶段。旧石器时代以洞穴居址为主。新石器时代，随着夯筑、木骨夹泥、榫卯等技术的应用，建筑由地下逐步走向地上，形成聚落。

夏商周建筑。夏商周时期中国建筑体系逐渐形成。夏代已出现廊庑环绕的院落雏形。商代，夯筑技术成熟，出现了建于高台之上的宫殿和陵寝建筑。西周出现四合院式的建筑布局。东周时期，城市规模逐渐扩大，形成大、小城相结合的体系，对后世城市营建产生深远影响。

早期营建。由以穴为居，到搭棚建屋，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的祖先逐渐掌握了夯土版筑、立柱搭架等造屋技能。土木建筑技术在夏、商、周渐成体系，至秦汉臻于成熟。北朝时则进一步融合创新，承上启下。早期建筑虽无存世实例，但考古发现的建筑基址，以及各类文物上的建筑图像，为认识其风貌提供了重要例证。

大唐遗构。隋唐一统，经济繁荣，文化昌明，开放包容。营造技术既承继前代传统，又汲取外来文明，形成完备体系，开创朴实庄重、雄浑壮阔的 筑风格。五代十国沿袭唐制。唐、五代木构建筑存世罕见，多在山西。南禅寺大殿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木构建筑实例，佛光寺东大殿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殿堂式建筑。

佛光寺位于忻州市五台县佛光村，寺内东大殿为唐大中十一年（857年）遗构，集彩塑、壁画、题记、经幢于一体，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殿堂式建筑。大殿坐东朝西，面阔七间，进深四间，单檐庑殿顶，坡度缓和，广檐翼出，鸱吻雄健硕大，呈现出庄重雄浑的大唐气象。

发现佛光寺。1937年6月，依据敦煌莫高窟61窟《五台山图》壁画线索，梁思成、林徽因率中国营造学社调查队到五台山探寻古迹，找到了唐代建筑佛光寺东大殿，这一发现震惊世界。

库狄迥洛墓出土的屋宇式木椁建筑构件库狄通洛墓位于晋中市寿阳县贾家庄，1973年发掘出土了北齐时期的木构建筑及壁画等文物。所发现的屋宇式木椁为研究北齐木构建筑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北魏宋绍祖墓屋宇形石椁。百樟发现千大网市中城区普火独村，坊木构橱醒，不流博星方形，卓基山，莆海，面画三间，用100块大小不巷的构件跟合而成、释着想国洋刷辅宴，门钉等，内想彩到和重乐人物等，是止艺术和社会生活的好转木

北朝建筑。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和中西文化交流为中国建筑体系注入新风。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这时的建筑中融入诸多外来文化元素，形成独特的建筑风貌。山西现存的北朝佛塔、石窟以及考古出土文物，展示了这个时代建筑的特点。

应县木塔内部结构为"明五暗四"，共九层。其中五层为明层，可供陈列佛像，游人行走；四层为暗层，主要布置大木梁架与斜撑。明层空余空间大，受力柔和，斗拱的大面积铺用，可为木塔提供缓冲；暗层空余空间小，结构牵拉，构造紧实，不易改变。各层结构自成体系、相互制约，构成刚柔相济的结构体系。应县木塔辽金壁画。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壁画主要分布于底层周壁，约300余平方米，绘制于辽金时期。绘坐佛、飞天、天王、供养人等，画面宏伟精美，古朴苍劲，姿态生动，色彩鲜艳，是辽金壁画中的佳作。

辽代建筑。辽代建筑风格，前期延续唐风，雄健爽朗；后期受《营造法式》影响，庄严稳重。辽代建筑结构创新而极具变化，大量采用斜拱、附角斗，并开始使用减柱、移柱方法。山西保存的辽代建筑，规格高，体量大，以应县木塔、华严寺和善化寺为代表。

善化寺大雄宝殿。善化寺位于大同市平城区，主要建筑天王殿、三圣殿、大雄宝殿，依中轴线层层叠高，均为辽金时所建。大雄宝殿为辽代遗构是寺内最大殿宇，面阔7间，进深5间，单檐五脊顶。殿内有塑像34尊，主像如来五方佛，法相庄严、重典雅；两侧有弟子、菩萨侍立，是辽代原作。殿堂两侧分列二十四尊护法天王的塑像，神态各异，性格鲜明。

千年法式。宋代，《营造法式》的颁行，构建起中国传统建筑的规范体系，建筑结构和造型趋于定型化、制度化。辽代建筑续延古朴苍劲的唐风。宋代建筑趋于端庄秀美。金代建筑地域差异明显，北部承辽，爽朗健劲；南部沿宋，雅致秀丽。山西现存辽、宋、金时期木构建筑占全国总量的75％以上，代有佳构，蔚为大观。

佛光寺东大殿唐代壁画。殿内存有唐代壁画60余平方米，内容为佛教故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寺观壁画，在中国绘画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西方佛会图，纵70厘米，横448厘米，位于北次间棋眼壁外侧。中间以佛为中心，两侧以菩萨为中心，三组主像旁各有胁侍、金刚等，天空有地藏赴会、飞天飞舞等图像。着色以青、绿为主，赭石、铅粉次之，间以少量的原砂和土黄。画面人物众多，设色雅致，线条流畅，动感极强，唐风显著。

蒲津渡遗址位于永济市蒲州古城外，出土有铁牛、铁人及北斗七星柱等遗物。四尊黄河大铁牛为蒲津桥的桥头地锚，铸造于唐开元十二年（724年），每尊重约55-75吨，造型精美，栩栩如生，是桥梁建筑、冶金技术和雕塑艺术的完美结合。

岩山寺文殊殿北壁塔院壁画（局部）繁峙岩山寺文殊殿北壁东隅绘舍利塔院，塔院当中矗立着一座七级八角塔，塔身勾栏、平座、斗拱、瓦顶皆备，各层均安有格栅，顶层重檐，上置塔刹。佛塔塔型比例适度，结构精巧。装修完备，脊饰无缺，堪称金代佛塔的艺术再现。

金代建筑。金代建立后，积极吸收中原文化，金代建筑既沿褒辽代建筑传统，又受宋朝建筑影响。金代建装地城差异十分明显：北方地区胡健劲：南方地区雅政秀丽，这种包容创新的文化内涵，对后世影响深远。佛光寺文殊殿。孙阳位于佛光寺北侧，金代建筑。坐北朝南，是五台山各寺中最大的配殿，面宽七间，进深四间，单檐悬山顶，具有辽金两代建筑的典型特征。同时也是我国古建筑中"减柱法"的代表。

晋祠献殿。晋祠献殿建于金大定八年（1168年），明万历年间重修，主体建筑为金代遗构。面宽三间，进深二间，台基上共有十二根檐柱，所有檐柱柱脚均微向外搬，且柱高中心向屋角逐渐升高，是典型宋时期"侧脚""生起"的做法，柱间装栅栏，殿前后开门，组成一座四面通透，形如凉事的小殿。

洪福寺金代彩塑。洪福寺位于忻州市定襄县宏道镇北社东村，创建年代不详。现存大雄宝殿为金代遗构。殿内保存有9尊精美的金代塑像，主尊释迦牟尼，两侧依次分列迦叶、阿难、文殊、普贤，二肋侍、二金刚，塑像与建筑融为一体，恢弘大气。整堂塑像韵律和谐，排列有度，精妙别致，特别是红脸文殊像为这一时期这一地区独有的特征。

崇福寺弥陀殿。崇福寺位于朔州市区，弥陀殿是寺内主殿，建于金皇统三年（1143年）。殿阔七间，进深四间，单檐歇山。殿内梁架结构采取"减柱法"。琉璃鸱吻、彩塑、壁画、雕花门窗、匾额被誉为"金代五绝"。其中，隔扇门窗是中国仅存的一组完整的金代隔扇门窗，雕有各类图案24种，雕工精细，刀法洗练，叹为观止。

崇福寺弥陀殿彩塑。弥陀殿内佛坛横跨5间，设像9尊。"西方三圣"端坐主位，主像仪态雍容华贵，面部端庄恬静，气度超凡脱俗。4尊胁侍菩萨立于主像两侧，2尊护法金刚立于坛前。塑像主次分明，错落有致，组成一个和谐协调的整体，是难得的金代塑像精品。

宋代建筑。宋代建筑技术更加精湛，布局自由多变，风格端庄秀美，重视装饰与色彩，园林建筑发达。山西现存宋代木构建筑50余处，居全国之首。其中，太原晋祠圣母殿、泽州二仙庙正殿等是宋代建筑的重要代表，其内保存的小木构、彩塑、壁画等更是宋代艺术的璀璨明珠。

崇庆寺宋代彩塑。崇庆寺位于长治市长子县东南紫云山山麓，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西配殿奉有三大士及十八罗汉像，菩萨俊秀清逸，罗汉骨骼健壮，神兽柔顺温驯，体现刚柔相济之美。

开化寺大雄宝殿宋代壁画。开化寺位于晋城高平市王村，始建于五代后唐庄宗年间，北宋年间重建。大雄宝殿是寺内主要建筑，为宋代遗构。殿内梁架斗拱上的彩绘是我国古代建筑中保存最完整的宋代彩绘图案。殿内还保存有96平方米壁画，绘于宋绍圣三年（1096年），画师为郭发。壁画内容多为佛教故事，整个画面构图产谨，笔力遒劲流畅，是中国保存面积最大的宋代壁画。

华严寺位于大同市平城区，金天卷三年（1140年）重建。寺院坐西向东，30余座单体建筑排列在南北两条主轴线上，分为上、下两寺。上寺以大雄宝殿为中心，分为两院，布局严整，高低错落。下寺位于上寺东南侧，以薄伽教藏殿为中心，有辽代塑像、石经幢、楼阁式藏经柜和天宫楼阁等。

华严寺薄伽教藏殿。辽代彩塑。华严下寺薄伽教藏殿内完整保存了29尊辽代彩塑，造型上继承了唐代丰满、沉郁的风格，虽为佛教题材，但融入浓郁的生活气息，使沉闷的佛教殿堂充溢着人间气象。

水神庙明应王殿内四壁绘有近二百平米的壁画，元泰定元年（1324年）绘制。壁画内容丰富多彩，除神话故事外，还涉及园林村舍、市井街巷及各式人物，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尤以戏剧壁画著称于世，是目前中国唯一保存的大型元代戏剧壁画。

广胜寺位于临汾市洪洞县霍山南麓。寺院分上寺、下寺和水神庙三处。下寺建筑多为元代遗构，上寺多经明代重建。上寺位于霍山之巅，古塔雄峙。下寺在山麓，高低错落，层次分明。水神庙建于下寺西侧，内供水神明应王，是中国现存最为完整的供奉水神的庙宇。

霍州署位于临汾市霍州市，始建于唐代，现存古建筑沿中轴线分布，为元、明、清时期遗构。大堂是其核心建筑，建于元大德八年（1304年），面阔、进深各五间，悬山式屋顶，堂内采用减柱法，空间开阔，所有梁架檬柱均采用自然料，不刨不旋，实为罕见，体现了元代粗犷豪放、庄重威严的建筑风格。

寺观壁画制作示意。寺观壁画在结构上可以分成支撑体、地仗层、准备层、绘画层及表面涂层几部结构，地仗层是在支撑体表面为绘画做准备的结构层。永乐宫壁画采用了中国传统绘画技法中的重彩勾填法，利用线条勾勒形状，以石青、石绿为画面主体颜色统领全画，加入棕褐、赭石、朱砂等单纯的色调进行点缀，整个画面显得稳重浑厚而又富于装饰性美感。

精工华筑。元代建筑承袭辽金减柱、移柱技术，梁架自然取材，多采用大额枋构架，风格自由奔放。明清官式建筑向高度标准化、定型化发展，组群宏大；民间建筑讲究组合，形体简练、装饰繁缛、工巧华丽，建筑艺术达到顶峰。山西现存元明清建筑25000余处，其中元代建筑360余处，居全国首位；明清建筑类型齐全，长城关隘、城池民居、寺观戏台等独具特色。

永乐宫三清殿《朝元图》（局部）。永乐宫内现存壁画1000余平方米，分布于宫内4座元代建筑中。壁画题材丰富、技艺高超，既有确切的年代可考，又留有画师姓名可稽，是我国现存元代寺观壁画中难得的精品。主殿三清殿四壁及扇面墙两侧，绘场面宏大的《朝元图》。《朝元图》体现了六天帝、二帝后率三百余位神仙朝元的画面，反映了道教神衹的完整体系。该图是道教壁画艺术的典范，在中国艺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净土寺大雄宝殿。净土寺位于州市应县城内，主殿大雄宝殿创建于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面宽、进深各三间，单檐歇山顶，屋顶平缓，斗拱疏朗。殿顶为覆斗形天花板，有藻井9个。其中当心间藻井最为精美，中心有金龙盘绕，四周饰造，院带型复杂的天宫楼阁和斗拱，沥粉贴金、技艺精细，是研究金代建筑难得的实物资料。

汾阳太符观明代二十八宿彩塑。太符观位于吕梁市汾阳市上庙村，始建于金代承安五年 1200年），现存为金至清代建筑。观内保存有二十八尊明代彩塑，被塑成二十八位不同的人物形象。二十八宿原来代表星空二十八个区域，是参照月亮每一天的位置规定的，在道教中被列为崇拜的对象，塑成人物形象并配以不同的动物作为标志。

金元墓葬壁画。金元时期，砖石墓葬中的仿木构营造现象广泛见于中原及北方地区，山西地区多有发现。受中国传统"事死如事生"观念的影响，这类墓葬多模仿墓主人现实生活中的宅第、房屋，并装饰有表现家居生活场景的砖雕或壁画，是当时建筑风貌和社会风情的生动体现。

明清时期城市发展。明、清时期，城市数量增长、城市面貌也更加繁荣。此时的城市建设按行政级位分为省城、府城、州城、县城数级。各级城市按照制度建设规模，在地理上有序分布，反映了明清时期政治上的高度集权与政令统一。平遥古城扩建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较为完好地保留了明清时期县城的基本风貌，充分展示了县城建置、官衙方位、街道规划、民居建筑、商街店肆的真实状况，是中国汉民族地区现存最完整的古城。

进入方圆世界钱币展厅参观。

货币萌芽。商周时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难以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以牲畜、粮食、布帛、玉、贝、铜块等作为中介物的交换方式出现，这些中介物具有一定的货币作用。贝是商周时期最具代表的物品交换媒介。作为财富的象征，贝最初多用于祭祀、礼仪、装饰、赏赐、馈赠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其货币功能日益显现，特别是金属铸贝的出现，为金属铸币的广泛流通奠定了基础。

西周铭文关于用贝的记载。西周金文中，多见赐贝的记述，有几朋、十几朋、几十朋、百朋等。山西博物院藏义尊记载了周武王时期赐贝的情况。亢鼎铭文拓片上海博物馆藏亢鼎铭文中，记载了公大保（召公奭 shi ）用贝换玉的过程。三年卫益铭文拓片。1975年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出土的三年卫盉，记载了矩伯分两次以"十田"向裘卫换取价值八十朋贝的瑾璋等玉质礼器，以"三田"向裘卫换取价值二十朋贝的赤琥等皮裘礼服。三年卫益铭文中明确记载了以海贝作为玉器和土地的价值参照尺度。

乌兽首尊线图（局部）---贝纹铜车线图﹣..贝纹多用作青铜器的辅助纹饰，常以多个贝纹连接起来构成带状图案，流行于东周。

先秦铸市。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促进了社会商品的丰富、交换领域的扩大和货币需求的增长。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为货币的大规模铸造提供了技术支撑，金属铸币取代贝等实物货币的地位，成为当时普遍流通的货币。自此，金属铸币成为中国古代货币的主体。诸侯争霸，列国称雄，不同地区的生产方式和文化发展各有特色，货币的质地、形状、大小、轻重、流通区域、换算方式等存在较大差异，形成以布币、刀币、圜钱、楚币为代表的先秦时期四大货币体系。

桥足布。因两足与弧裆呈桥形而得名，有平肩、圆肩两种。币文多见地名和币值，一般为二新、一釿、半新三等制，是战国时期魏国铸币。

方足布。平肩、平裆、方足，是战国时期流通区域最广、品类最丰富、现存数量最多的先秦时期金属铸币。主要流通于三晋及燕、楚等国。

尖足布。由耸肩尖足空首布演变而来，因两足呈尖状而得名。平肩或耸肩，尖足，方裆或尖裆。尖足布重量单位为"釿 ，有大小两种，大者相当于一釿，小者相当于半釿,是战国早、中期赵国铸币。类方足布和类圆足布。类方足布和类圆足布是由尖足向方足、圆足过渡的一种形态。首部、肩部、足部分别演变为方形或圆形，币文及纹饰仍保留尖足布布局。

平首布。由空首布演变而来，其首部由宽厚的空首转化为薄平的实首，币体保留铲的形象。可分为桥足布、锐角布、尖足布、方足布、圆足布及三孔布等，币文多纪地或纪重。主要流行于战国中、晚期的周王畿及韩、赵、魏、燕、楚等国。尖足布部位及纹饰特征示意图。

空首布。因首部有鉴而得名，西周末始铸，春秋晚期后盛行。可分平肩弧足、斜肩弧足、耸肩尖足三类，又有大小、重量的不同，币面多有文字。主要流行于周王畿及晋、郑、卫等国。平肩弧足空首布首部长鉴、平肩或微耸肩、下端弧状。有原始型、特大型、大型、中型和小型五种。除特大型布外，其余形制布身多铸有文字。主要流行于周王畿及晋、郑、宋、卫等国。耸肩尖足空首布。首部长鉴、耸肩、尖足，分弧裆与平裆两型。有特大型、大型、中型和小型四种，币身多铸有文字。主要流行于晋国。斜肩弧足空首布。首部长銎、斜肩、下端弧状，分大、小两型，均铸有文字，主要流行于春秋时期的晋国及战国时期的韩国

布币。布币源于铲形农具"钱"，产生和流通于周王畿和晋及三晋地区。西周时期的原始布，依然保留着实用铲的特征。春秋时期的空首布，因首部仍保留着中空的鉴（ qiong ）首而得名。战国时期，銮变为平首，布身变小，有尖足布、类方足布、类圆足布、方足布、桥足布、圆足布、锐角布等形态，币文多为纪地或纪重。山西省出土先秦货币分布示意图。

唐代货币。唐初废隋五铢，铸行开元通宝。开元通宝成为有唐一代的主要币种，流通约290年，影响远及周边国家和地区。唐代中期，曾短期铸行乾封泉宝与乾元重宝等钱币，与开元通宝并行。此外，金、银多作为税赋、供纳、赏赐和大宗支付之用。方孔圆钱读法。

隋"五铢"。隋统一全国后，废除旧钱，铸行造型规整、轻重合宜的新五铢钱，作为唯一的法定货币。隋五铢"五"字交叉四笔以直线相交，与汉魏"五铢"区别明显。

宝文千年。武德四年（621年），始铸"开元通宝"，结束了以铢两计重作为钱文的历史。钱文开始称"宝"，开启中国古代货币史上长达千年的"宝文时代"。开元通宝的文字、重量、形制成为后世铸钱的楷模。年号、国号或吉语加"通宝""元宝""重宝"等组合模式是唐至清方孔圆钱的基本形态，直到清末退出历史舞台。"宝文"币制对历代中国周边的国家或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莽货币。公元9年，王莽代汉，建立新朝，进行币制改革，制定了极其复杂的货币法令，铸行俗称"五物六名二十八品 的多种货币。采用纪值币制，货币品类繁多。复杂的币制，导致经济混乱、社会动荡，最后随其政权终结。但新莽货币造型古雅、书体考究、铸造精良，备受后世推崇。新莽钱币艺术，新莽钱铸造精美，钱文飘逸酒脱，存世稀少、为历代所重。新莽钱中，钱文多用篆书，钱面字体布局疏落有致。"大泉五十"，面文中"泉"字，直竖中断，书法高妙，古趣盎然。"大布黄千"及之后发行的"货泉""货布""布泉"，钱文书体均系悬针篆。悬针篆是小篆的一种变体，竖笔下端出露锋芒，如悬挂着的针尖，因此得名。"一刀平五千"中"一刀"二字采用错金技术，也称"金错刀"，为中国铸币史上独有。

三国两晋南北朝货币。三国两晋南北朝，战乱频仍，币制混乱，金属铸币和实物货币并行。但部分钱币也值得称道，如成汉政权所铸"汉兴"钱是中国最早的年号钱，北周的"布""五行大布""永通万国"，钱文均为玉筋篆，篆法绝工，制作精美。

汉代货币。汉初货币承秦制，仍沿用"半两"钱，按重量、大小主要有榆荚半两、八铢半两、四铢半两等品种。元狩五年（前118年）废半两行五铢，各郡国皆可铸行。元鼎初，中央收回铸币权，由上林三官统一铸造。两汉时期，除铸币外，也使用黄金。

制行铢两。公元前221年，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以铢两为单位的"半两"方孔圆钱成为全国统一的货币。秦半两的推行，确立了后世铸币的基本形态，自此，"方孔圆钱"沿用两千余年。汉初币制数次改革，至武帝时将货币铸造权收归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隋，至唐武德四年（621年）被废止，五铢钱历经700余年沧桑岁月。

秦统一货币。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废除六国货币，以圆形方孔的半两钱作为标准货币流通全国，结束了以往货币形态各异、重量悬殊的杂乱局面。货币的统一，有利于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促进了各地经济的交流，在中国货币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圜钱源于玉壁或纺轮，出现于战国中晚期。以圆形圆孔为主要特征，也发现有方孔类型。一般为光背，无内外郭，币文多纪地或纪重。主要流行于战国时期的魏国和秦国，赵、燕、齐也有铸行。

刀币源于古代一种叫"削刀"的工具，产生于春秋中晚期。主要流通于齐、燕、赵、中山等国，分为大、小两类，大刀主要流行于春秋时的齐国，俗称齐大刀。小刀分。体系为尖首刀、针首刀、直刀、明刀、截首刀等，主要流行于战国时燕、赵、中山等国。

圆足布。因圆首、圆肩、圆裆、圆足而得名。有大、中、小之分，面文纪地，背面由肩至足饰两条竖纹，其间有计数文字，是战国时期赵国铸币。锐角布。因首部两端外突呈锐角状而得名，平首、平肩、方足，部分铸有外郭。有平裆大型、尖裆小型两种，大型应为魏国铸币，小型应为韩国铸币。

楚币。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与中原地区有较大差异，货币也有着自身的特色，形成了独立的货币体系。主要为有文铜贝，有一字或多字，因其像蚂蚁、鬼脸，俗称"蚁鼻钱"或"鬼脸钱"。后受中原文化的影响铸行一种体型狭长、方首方足的大布。同时流行金版、金饼等黄金货币。楚地盛产黄金。战国时期，楚国出现黄金称量货币，其形制主要有金版和金饼。这些金版和金饼上多钤有"郢再""陈再"等文字。"郢再"就是铸造于郢都的黄金称量货币。楚金版在使用时需要切割成小块，称量支付。

汉字书法艺术在宋钱上得到完美的展现，真、草、隶、篆书体多样，变化多端，既有皇帝御笔，又有名家手迹。太宗首创"御书体",亲书"淳化元宝"和"至道元宝"；徽宗以"瘦金体"书写"崇宁通宝""大观通宝";"元丰通宝"篆、行对钱为苏轼所书；"元祐通宝"篆、行对钱分别出自司马光、苏轼之手……

两宋时期货币。两宋时期仍以铸币为主，兼行纸币，也用金、银，呈现出多元化、多样性的特点。铸币数量、种类及钱文艺术都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纸币的创造是世界货币史上的重大贡献，与两宋同时期的辽、金、西夏，流通货币以宋钱为主，亦用前朝旧钱。受铜源限制，品种不多，数量较少，铸币风格也不尽相同。

宋代货币。宋代商品经济发达，货币需求激增，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特点，有诸多创新。钱币以小平钱为基本单位，铸量远超前代，种类繁多，钱文书体多样，对钱流行，仅年号钱就有49种。宋钱铸造精美，艺术价值极高，在中国货币发展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五代十国货币。五代十国，政权割据，币制混乱，铸币良莠不齐。各国仍以"开元通宝"为主要流通货币，自行铸钱数量较少 流通范围小，部分地域贱金属（铁、铅、锡）货币充斥市场，当十、当百或当千等大额钱币占很大比重。种类主要有天成元宝、天福元宝、汉元通宝、周元通宝、乾亨重宝、永平元宝、大蜀通宝、广政通宝、唐国通宝等。

乾封泉宝。唐麟德三年（666年）改元"乾封"，铸行"乾封泉宝"，这是一种虚值大钱，是唐首次正式铸行的以年号全名的钱，次年即废止停铸。乾元重宝。唐乾元元年（758年）,铸行乾元重宝。有当十、当五十两种虚值大钱。钱文首创"重宝"之名。

会昌开元。唐会昌五年（845年），武宗灭佛，毁各地铜佛钟磬等铸开元通宝，钱背多铭以州名，因系会昌年间铸造，故称会昌开元，大中元年（847年）废止。会昌开元铸行时间短、背面纪地繁多，为历代钱币收藏者珍视。目前已发现的地名有23个。

母钱。从唐代起，改用钱模翻砂铸钱，因而出现母钱。母钱有雕母、铸母两种，雕母质地有木、铜、牙、锡等。铸母是翻铸而成，有铜、锡两种。

戴书咸丰。清咸丰宝泉局钱中，有一种小平铁钱，相传钱文出自著名画家戴熙手笔。文字秀丽飘逸，制作精整。俗称"戴书咸丰"。

样钱。样钱有两种，一是进呈样钱，一是部颁样钱。进呈样钱是送给朝廷审查以备选用，质地有牙样、蜡样、木样、铜样四种。部颁样钱是户部或工部颁发给各地钱监或钱局的试样：

清代币制。清代币制以银、钱并行为主，大额用银，小额用钱。白银货币以银元宝为主，晚期出现银元。铜币流行"通宝"，满汉文兼用，纪地纪局纪重，版式复杂。自顺治元年（1644年）起，先后在中央和地方均设置铸局，铸造钱币。山西先后有大同府局、宝晋局、阳和钱局。清末，机制币的出现，结束了中国古代铸币的历史。咸丰三年（1853年），清政府发行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同治元年（1862年）在多数地区停用。

天命汗钱。1616年，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称可汗，国号金，史称后金，建元天命。铸满文"天命汗钱"、汉文"天命通宝"两品，均为光背。天聪元年（1627年），皇太极铸满文"天聪汗钱"当十大钱，背穿左"十"，右"一两"。

大明通行宝钞。明洪武八年（1375年）由中书省、户部印发"大明通行宝钞"，与铜钱并用。洪武十三年（1380年），废中书省，改由户部单独印行。初期，大明通行宝钞有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六等。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加发小钞，分五十文、四十文、三十文、二十文、十文五种。明代只发行大明通行宝钞一种纸币，均用洪武年号。

明代币制。明代通货主要有钱、钞、银三种。自明代至清末，钱币由官局监制铸造，形式、分量、成色皆有定制，故称"制钱"。明代制钱仅有"通宝"一种。朱元璋称帝前即设宝源局铸"大中通宝"钱，洪武元年（1368年）在各行省设宝泉局，与中央宝源局并铸"洪武通宝"钱，以后各帝及明末流亡政权、割据政权多有铸钱。明代独行"大明通行宝钞"，洪武八年至十三年（1375-1380年）由中书省印行，存世极少，后由户部印行。万历九年（1581年）"一条鞭法"施行全国后，赋税徭役合征银两，白银正式货币化。明代也有金锭流通。

元代货币。元代货币主要有钞、银、钱三种。元代采用白银为价值尺度，首次全面推行纸币制度，在中国及世界金融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元代纸币历经中统钞、元宝钞、至元钞、至正钞等多次币制变革，为研究中国古代纸币制度的演进提供了重要实证。元代铸币种类较多，但时铸时止，数量较少。币文有纪年、纪值、纪监等，有蒙文、汉文、蒙汉文一体等。

贞祐宝券五十贯钞版。金贞祐四年（1216年）1978年山西省新绛县梁村出土。金贞祐三年（1215年），为挽救交钞危机，改发"贞祐宝券"。该钞版是最早发现的两合同版贞祐宝券钞版实物。钞版左侧有"平阳合同"和"太原合同"押印，是一种中央政府授权、地方政府自行设计印造的、仅通行于河东南北两路地区的"贞祐宝券"钞版。钞版既呈现了贞祐宝券的形制格式、准符印额、使用范围、赏罚规定、印钞机制、官员押字等丰富信息，又反映了与其他宝券"诸路通行"不一样的"路各殊制"的史实。钞版上"字料""字号"等处留有方形凹格，是使用活字印刷的证据。贞祐宝券伍拾贯铜钞版是研究金代货币制度和早期印刷技术的珍贵资料。

辽代货币。辽代主要通行唐、宋货币，本朝铸币较少。所铸货币主要有天禄通宝、应历通宝、重熙通宝、清宁通宝、大康通宝、大安元宝、寿昌元宝等，多数钱币制作粗糙，契丹文钱存世极罕。

金代货币。金代货币，钱、钞并行，铸钱较少，充分发挥纸币的作用，率先将纸币由兑换券改为流通货币，极具创新。贞元二年（1154年）设立钱监，发行纸币，交钞、铜钱并行，铸行的钱币有正隆元宝、大定通宝、泰和重宝等。泰和重宝钱文书体玉筋篆，为著名书法家党怀英所书。

西夏货币。西夏多用宋钱，其自铸币分为西夏文和汉文两类。西夏文钱币有福圣宝钱、大安宝钱等；汉文西夏钱书体以楷为主，兼有篆、行，为年号钱，种类有大安通宝、天盛元宝等。受宋影响，西夏钱中也有对钱。

淳化元宝。金质，成色90％以上，每枚重量约12克。正面钱文行书"淳化元宝"，背面左侧铸韦驮立像，右侧铸带有背光的佛坐像，两像均位于莲花座上。背缘正上方有錾印序号。这批金钱不是流通货币，是献给五台山寺院的供养钱。

晚清币制。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外逐渐开放，国内国际贸易扩大，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传统经济下的旧币制已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变革。晚清币制变迁的主线是：银两制度向银元制度的变迁，制钱制度向铜元制度的变迁，清末新型纸币的发行流通也是晚清币制变迁的一部分内容。机制币出现后，铜元、银元地位日益上升。

民国货币。民国货币是指民国时期发行流通的一系列纸币、铜元、银元等，包括1935年发行的法币和1948年发行的金圆券，当时各省份、军阀都发行有自己的货币。

红色货币。红色货币是指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发行的各种货币的统称。发行红色货币是我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之一。自大革命时期至解放战争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400多个货币发行机构，发行了500多种货币，以纸质、布质等非金属货币为主。红色货币的发行在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发展经济、支援革命等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也为新中国建立的金融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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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窑火。山西，踞河东之要，表里山河，文化昌盛，底蕴深厚。汉魏以降，文化大汇聚，民族大融合，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碰撞、交融贯穿始终。山西陶瓷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沃土，在稳定与迁徙、冲突与重建的交替轮回中，兼容并包。同时又不乏开创性贡献，书写出中国陶瓷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三晋陶瓷，尽显朴拙豪放，窑火辉映，文脉源远流长。其融会晋、冀、豫、陕之技艺，博采众长，洒脱酣畅。

星火积著。瓷器脱胎于陶器，出现于夏代，早期为原始青瓷，至东汉发展成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青瓷生产突飞猛进，北方釉陶独具特色。隋唐时期，白瓷异军突起，形成青、白并行局面。宋元时期，瓷窑遍布南北，产品种类繁多，制瓷工艺精湛，除青、白两大体系外，黑瓷、青白瓷、彩绘瓷也在民间广为流行，形成百花争艳的繁荣景象。

六朝青瓷装饰手法主要有胎装饰和彩装饰，胎装饰主要有立体捏塑、浅浮雕模印贴塑及平面的刻、划、压印等手法，彩装饰有釉下点褐斑和釉下绘褐彩两种。装饰题材有人物、动物、建筑等。常见器类有盘口壶、鸡首壶、唾壶等；常见纹饰有连珠纹、网纹、莲瓣纹等。窑场以越窑最具代表。

夏时期我国已开始烧造原始青瓷，产地在浙江和福建，商周时期则主要集中在浙江。汉代，越窑瓷器的生产技术日趋成熟。六朝时，除越窑及周边窑场外，湖南湘阴窑和江西丰城窑也是非常重要的青瓷窑场。北朝晚期，中原陶瓷手工业有了明显发展，已发现多处生产黄绿釉陶器的窑址，如河北曹村窑、山东淄博窑等。隋代北方制瓷业迅猛发展，众多窑口都生产了质量上乘的青瓷。

彩笔生花。彩绘瓷可分釉上彩和釉下彩两类。最早见于三国时期，为釉下彩绘瓷。历唐、宋、金、元，至明清时期达到巅峰。五彩创烧于宣德年间，嘉靖、万历时颇为流行，康熙时盛极一时。斗彩萌芽于宣德年间，成熟于成化时期，成化斗彩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至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依然盛行。粉彩创烧于康熙末年，由珐琅彩衍生而成，又称"软彩"。雍正、乾隆时期，景德镇御窑厂大量烧制粉彩瓷器，皆胎薄体轻，精妙入微。

鸡首壶，因肩部塑鸡首而得名，始见于西晋，衰落于隋。西晋时壶身、壶颈较矮，盘口很浅，鸡首尖嘴无孔，鸡尾甚小；东晋时壶体、壶颈增高，鸡首圆啄有孔，鸡尾位置塑长柄与盘口相接，东晋中晚期柄上部多塑为龙首造型；南北朝时期，壶体修长，盘口加深，鸡颈渐曲，龙首捏塑渐趋复杂；隋代盘口更深，鸡颈弯曲后仰呈打鸣状。

青花筒式三足炉外壁波斯文。年轻人要敬主就应在今天，明朝人老青春一去不返还：只自己守斋远不算真正的穆斯林、还应分出食物别济穷人：如旅心无烦扰身体就有力，身在宽广的球场就应把马球猛击：为政万万不可刺伤贫民百姓的心，默压百姓就是在掘自家的根；谦逊的智者宛如果树一棵，挂果越多枝头越加弯曲。﹣选自波断诗人萨迪《果园》

国瓷天工。元代制瓷工艺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景德镇逐步成为全国制瓷中心。青花、釉里红的成功烧制，使制瓷工艺与中国绘画完美结合。具有强烈中国气派和风格的釉下彩瓷从此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开创美学新纪元。明清景德镇窑，萃千年精华，融南北风采，纳百川涓流，汇成国瓷大海。青花瓷幽蓝靓丽，雅俗共赏；彩绘瓷争妍斗奇，绚彩缤纷；单色瓷以纯为美，端庄典雅……．共同谱写出溢彩流光的华彩乐章。

青花，用以氧化钻为着色剂的钻料在瓷胎上描绘纹样，施釉后人窑经1200度以上的高温一次烧成。青花瓷使用的钴料经高温烧成后呈现蓝色，或清新明快，或晕如烟雨。青花瓷始见于唐代，成熟于元代，并成为明清两代瓷器的主流。青花瓷在发展过程中有元青花，永宣青花和康熙青花三次高峰，均创造出卓越的艺术成就，共同描绘出中国陶瓷史上最靓丽的蓝色。

八义瓷。窑址位于山西省长治市八义镇。烧造于金代，产品有白瓷、黑瓷、红绿彩瓷等，以红绿彩瓷最具特色，器型有碗、盘、瓶等。红绿彩瓷胎体大多为土黄色，釉色略微泛黄，装饰纹样有花卉、禽鸟等，彩绘以红、绿色最为常见。红绿彩瓷为釉上彩绘瓷，先在胎体上施白色化妆土，施釉后入窑高温烧成白瓷，然后以红、绿、黄、黑等彩料进行绘画，二次入窑低温烧成。

固镇窑装烧工艺。河津固镇密装烧工艺有匣钵装烧、对口套烧等。魄、盘类器物均采用匣钵装烧，匣钵内具体装烧方式又可分为三艾支具叠烧、涩圈叠烧和圈足粘泥钉覆烧三种。钵、岔类器物则采用以大套小的对口套烧法烧制，均为芒口，套在最外侧的器物外量多有灼烧痕迹。瓷枕因形制不同其装烧方法也存在差异，八角形枕多为阆烧，腰圆形枕则大多是放在钵，盆内烧制。

霍州窑，地址位于山西省霍州市陈村。创烧于金代，盛烧于元代，延及明清。金代产品以白瓷为主，兼烧黑釉瓷、黄釉瓷等。器型有碗、盘、枕等。装饰技法有印花、白瓷褐彩等。装烧方法有三叉支具叠烧和涩圈叠烧。元代产品以白瓷为主，器型有高足碗、折沿盘等。装饰技法以印花为主，装饰纹样有牡丹纹、双鱼纹等。支烧方法为粘钉支烧，碗、盘内外几乎都留有五个支钉痕。

平定窑。窑址位于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帕井村。始烧于唐代，盛烧于宋代，襄于金代。产品以白瓷为主，兼烧黑釉瓷、酱釉瓷等，器型有碗、盘、罐等。平定窑自瓷多为素面，装饰技法以捏塑最具特色。胎体较为坚致，釉色略微闪黄。装烧工艺多样，其中以三又支具叠烧最具特色。

晋东窑场。晋东窑场主要包括阳泉平定窑和盂县窑。两处窑场均明显受到了河北定窑和井陉窑的影响，主要产品均为白瓷。平定窑始烧于唐代，盛烧于宋代，衰于金代。平定窑装烧工艺主要有三叉支具叠烧、涩圈叠烧等。孟县窑则盛烧于金代，以刻划花最具特色。装烧工艺有支钉支烧、芒口覆烧、涩圈叠烧以及套烧等。刻划花碗内大多留有五个支钉痕，印花碗内则大多会有涩圈。

西磁窑沟窑，地址位于山西省目梁市兴县西磁窑沟村。烧造年代为北宋末至金代初。考古发现有窑炉、作坊、澄泥池等遗述。产品以白瓷为主，另有黑轴瓷和褐釉瓷。出土遗物以碗、盘、盆、镶等日用瓷为主：胎体灰褐，颓色泛黄。装饰技法以釉下彩最具特色，烧成后呈现浓艳的"柿红色"或"榨黄色"，极具地域特色

晋西窑场。晋西窑场以吕梁兴县西磁窑沟窑、交城磁窑村窑为代表。兴县西磁窑沟窑和交城磁窑村窑均发现有白瓷、黑瓷等日用瓷标本，两处窑场均以卷沿斜壁平底的柿色彩盆最具特色，其柿色彩鲜亮明艳，纹饰布局舒展，形成强烈的晋西窑场风格。此外，吕梁地区还出上了为数不少的元代剔划花瓷器，其装饰层次分明、纹饰构图繁密，周边地区不多见，推测可能为吕梁本地窑场生产。

孟县窑，地址位子山西省阳泉市孟县磁窑坡村。盛烧干金代。产品以自瓷为主，兼烧黑瓷。器型有碗、盘、钵等。装饰技法有刻花、划花、印花等。装饰纹样有莲花纹、牡丹纹、草叶纹等。盂县窑自瓷胎体致密，胎色多泛灰，釉色多泛黄。装烧工艺有支钉支烧、芒口覆烧、涩圈叠烧以及套烧等。

介休窑，地址位于山西省介体市，包括洪山窑和介体城南街窑等多处窑场洪山窑创烧于北宋，延及明清。北宋产品以白瓷为主，兼烧黄釉瓷、黑釉瓷等，器型有魄，盘、炉等、装饰技法有刻花、印花、白瓷黑彩等、介休城南街窑创烧于金代，产品以白瓷为主，器型有碗、盘，枕等，装饰技法有印花、白瓷褐彩等。

晋南窑场。晋南窑场包括霍州窑、临汾窑、乡窑、河津窑、八义窑、阳城窑、晋城窑等。霍州窑以细白瓷著称，临汾窑以白瓷划花诗文枕为特色，乡宁窑盛产自瓷和黑瓷，河津窑以剔划花花卉纹枕闻名退迩，八义窑以红绿彩瓷取胜，阳城窑以白瓷为主，晋城窑则以钧釉瓷为特色。宋元时期的晋南窑场在周边磁州窑、钧窑等窑场的影响下，广采博收，大胆创新，形成兼收并蓄的地域风格。

固镇窑，地址位于山西省河津市樊村镇固镇村。2016年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窑炉4座、制瓷作坊4处、水井1处、窑炉残渣及废品堆积坑35个，出上完整及可复原瓷器千余件，瓷片及窑具标本达六吨之多。河津国镇窑的烧造年代为宋金时期，产品以自瓷为主。其中，北涧疙瘩多为北宋细白瓷，上八亩和下八亩多为金代粗白瓷。

晋中窑场。晋中窑场主要包括太原晋阳古城窑、太原孟家井窑、晋中介休窑等。太原晋阳古城窑位于太原市晋源区，产品以青瓷和白瓷为主，烧造年代为隋至唐初，是山西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瓷窑遗址。孟家井窑盛烧于金元时期，产品种类丰富，装饰技法多样。介休窑主要包括宋金时期的洪山窑和介休城南街窑，产品以白瓷为主，装饰技法有印花、镂空、白瓷褐彩等。

孟家井窑，地址位于山西省太原市郝庄镇孟家井村。创烧于金代，盛烧于金元时期，至民国仍有烧造。金代产品有白瓷、黑瓷、黄釉瓷等、器型有碗、盘、罐等，装饰技法有剔花、划花、印花等，纹饰有花卉纹、水波纹、婴戏纹等。元代产品有白瓷、黑瓷、茶叶末釉瓷等。器型有碗、盘、钵等。装饰技法有白瓷褐彩、黑釉红斑等。

浑源窑，地址位于山西省浑源县青磁窑镇，包括古磁窑、界庄、大磁窑和青磁窑四个地点。创烧于唐，盛烧于辽、金，元代停烧。唐代产品有青瓷、白瓷、黑瓷等。器型有碗、罐、执壶等。辽、金、元时期产品有白瓷、黑瓷、钧釉瓷等。器型有碗、盘、罐等。装饰方法有剔花、划花、印花等。

晋北窑场。晋北窑场以大同青磁窑、浑源窑、怀仁窑为代表。产品以黑釉瓷最具特色。大同青瓷密以剔花为主要装饰手法，兼有划花；浑源窑除剔花外还有刻花、划花、印花、捏塑，镶嵌等装饰手法；怀仁窑则以划花为主要装饰手法。晋北窑场的剔花和划花多装饰在器物的肩部至腹部，以缠枝卷叶纹最为流行，纹饰大多简练、流、奔放，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大同窑，地址位于山西省大同审青殖窑村。盛烧于会代。以制花工艺最具特色产品以里瓷为主，兼烧离釉瓷、茶叶末釉壳、器型有梅瓶、罐。坛等，胎体厚重，胎色灰白。釉面乌黑发亮。副花装饰均 府部至腹部，多为拥税县叶纹，纹饰大多简饰，发物。奔放，艺术成就很高。

窑址位于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小峪村和鹅毛口村盛烧于金代，以划花工艺最具特色。产品以黑瓷为主，兼烧褐釉、茶叶末釉。器型有碗、罐、鸡腿瓶等。胎体较厚，胎土多灰白或土黄，部分器物釉面乌黑发亮，光泽很强。划花纹饰大多简练、祖丰、疏明。

建窑，地址位于福建省南平市水吉镇，以烧造黑釉瓷闻名于世。创烧于晚唐、五代，产品为青釉瓷。宋代以黑瓷为主，兼烧青白瓷。北宋晚期"斗茶"盛行，黑釉茶盏大量烧制，尤以"兔毫"最具特色。宋徽宗《大观茶论》:"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上有所好，下必甚之，除建窑外，其他窑场也大量生产黑釉茶盏。

吉州窑州，地址位于江西省吉安市永和镇。创烧于唐，盛于宋元，衰于明。北宋产品有青白瓷、白瓷、黑瓷。南宋产品有黑瓷、白瓷、褐色彩绘瓷等。南宋黑釉瓷不仅产量大，而且装饰技法多，尤以剪纸贴花、木叶、玳瑁釉久负盛名。器型有碗、盏、罐等。元代以褐色彩绘瓷最具特色。吉州窑瓷器胎体分瓷胎和缸胎，均较粗糙、疏松。

景德镇窑，地址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创烧于唐代，五代时烧制青瓷和白瓷，产品以碗、盘为主，青瓷釉色青中泛灰。宋代以青白瓷为主，器型有 、盘、盒等，装饰技法有刻花、划花、印花等，纹饰有花卉纹、水波纹、婴戏纹等。元代还创烧了卵白釉瓷、青花瓷等，部分卵白釉瓷器上模印"枢府""太禧"等款识。

龙泉窑，南方著名的青瓷窑场，窑址位于浙江省龙泉市。北宋胎体较厚，胎色淡灰，釉层透明，釉面光泽很强，常见纹饰有花卉纹、叶纹、鱼纹等。南宋中晚期进入鼎盛，装饰技法有刻花、堆塑等。元代烧造量大，胎色泛灰，釉色青翠或泛黄，装饰手法有刻花、划花、印花、贴塑等，纹饰有双鱼、八卦、牡丹等。明代中期以后渐趋衰落。

耀州窑州，地址位于陕西省铜川市。创于唐，盛于宋，衰于元。唐代始烧黑、白、黄釉瓷，器型以碗、盘居多。宋金以青瓷为主，胎薄质坚，釉色青翠。器型有碗、盘、炉等。装饰手法有刻花、划花、印花等，尤以刻花最具特色。常见纹饰有折枝牡丹、缠枝莲花、水波游鱼等。金代在青釉瓷的基础上又创烧月白釉瓷，成为特色产品。

瓷哟窑，地址位于陕西省铜川市。创于唐，盛于宋，衰于元。唐代始烧黑、白、黄釉瓷，器型以碗、盘居多。宋金以青瓷为主，胎薄质坚，釉色青翠。器型有碗、盘、炉等。装饰手法有刻花、划花、印花等，尤以刻花最具特色。常见纹饰有折枝牡丹、缠枝莲花、水波游鱼等。金代在青釉瓷的基础上又创烧月白釉瓷，成为特色产品。

定窑。创烧于唐，宋金达到巅峰，元代渐趋衰落。窑址位于河北省曲阳县，产品以白瓷为主，另有黄釉瓷、黑釉瓷、酱釉瓷等，常见器型有碗、盘、执壶等，装饰手法有刻花、划花、印花等，纹饰有莲瓣、牡丹、婴戏等。曾为宫廷和官府烧造瓷器，有"官""新官""尚食局""尚药局""东宫"

邢窑。隋唐时期著名瓷窑，窑址位于河北省内丘、临城两县境内，产品有白瓷、青瓷、釉瓷、黄釉瓷等，其中以白瓷最负盛名，透影白瓷更是巅峰神作。器型有碗、执壶、唾壶等。唐代邢窑白瓷胎釉精良、造型规整、釉色纯正、有"翰林""大盈""盈""官"等刻款。晋阳古城一号建筑基址出土"盈"字款白瓷标本。

名窑聚珍。隋唐时期，以邢窑为代表的北方自瓷大放异彩。五代至宋金，定窑继续将北方的白瓷发扬光大。宋元时期在北方，定窑、耀州窑、磁州窑、钧窑等窑场群星璀璨，百花齐放，各领风骚。白瓷、黑瓷、青瓷、红绿彩瓷等均创造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在南方，龙泉窑、景德镇窑、建窑等窑场同样规模庞大，影响深远。其中，景德镇窑青白瓷和龙泉窑青瓷还作为外销瓷大量销往海外。

隋朝统一，北方瓷业迅速崛起，形成青、白瓷并行的局面。青瓷常见器型有四系罐、高足盘、唾壶、烛台等。纹饰有莲瓣纹、忍冬纹、草叶纹等。胎体厚重，外壁施釉不到底，常有流釉现象，时代特征鲜明。隋代北方生产青瓷的窑场主要有邢窑、安阳窑、白河窑等。

祭蓝釉是以氧化钴为呈色剂的一种高温石灰碱釉，又称"霁蓝釉""宝石蓝轴"。创烧于元代，明宜德时釉面常有桔皮纹，与祭红、甜白井称为颜色釉的三大上品。嘉靖时祭蓝釉盛行，除传统的祭器和陈设用瓷外，景德镇还生产了为数不少的祭蓝釉日用瓷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祭蓝釉瓷器均造型优美。质量上乘：

窑变釉，清代的窑变釉主要包括仿钧釉和炉钧釉两种。仿钧釉是以氧化铜为着色剂的高温窑变釉品种，有"高梁红""火焰青"等色调。炉钧釉是清代雍正年间创烧的低温窑变釉品种。炉钧釉在烧制过程中熔融流淌，形成变幻莫测的彩斑和纹理，其色调丰富，有松石绿、天蓝等。雍正时炉钧釉多泛紫或泛青，乾隆时炉钧釉则以蓝色居多。

豇豆红，创烧于清康熙年间，其色调淡雅柔和如成熟的豇豆。由于烧造气氛的变化，豇豆红釉层里常泛出深浅不一的绿色苔点，正所谓"绿如春水初升日，红似朝霞欲上时"。豇豆红色调差异较大，清人按色调的不同冠以"美人醉""桃花片""娃娃脸""大红袍"等雅称。豇豆红烧成难度极大，只有官窑少量生产，仅供皇室内廷使用。

一色守净。瓷器的釉始于单色，早期以青釉为主，兼有黑釉。隋唐以后，白、黄、绿、茶、酱等单色釉瓷相继问世、至元明清时期，单色釉瓷的烧造工艺达到鼎盛。景德镇窑在创烧了祭红轴和祭蓝釉之后，又有永乐"甜白"、弘治"鸡油黄"、康熙"豇豆红""郎窑红"、*正"炉钧"等名贵品种德化窑白瓷则因其胎体晶莹如玉，抽面滋润如脂，有"象牙白""鹅绒自""中国白"等美称。

"鸡油黄"明代景德镇窑将传统的低温黄釉与当地优良的瓷土相结合，极大提高了低温黄釉瓷的艺术品位。景德镇窑从宣德时即已开始烧造低温黄釉瓷，釉层较厚，常有橘皮纹。弘治时低温黄釉瓷的生产达到最高水平，黄釉颜色较宣德、成化时更加鲜亮、娇嫩，色如鸡油，故有"鸡油黄""娇黄"之称。因施釉工艺为浇釉，故而又名"浇黄"。

最后到了一楼参观毕加索达利，与超现实主义艺术。19世纪以来西班牙油画真迹展。这个特展是要收费的，但军警凭证可免门票参观。山西博物馆跟外国的珍品进行联展，这个形式非常好，让没机会出国的中国老百姓也能一睹外国的珍品。最值得一看的是毕加索的原著珍品在大厅展出。虽然我对绘画知识不是很懂，但色彩和线条之美，也大饱眼福，让人享受到西方抽象画派的灵异之美。"生活的意义在于发现你的天赋，生活的目的在于奉献你的天赋。"巴勃罗毕加索

毕加索达利，与超现实主义艺术。19世纪以来西班牙油画真迹展。

对话西班牙艺术。西班牙，这片浸润着地中海阳光的土地，始终以充满激情的生命力在艺术史上镌刻着独特的文化基因。从闻名世界的阿尔塔米拉洞窟史前悸动，到毕加索笔下断裂而重生的现代性图景；从委拉斯凯兹镜中虚实交错的宫廷寓言，到达利画布上流淌的时间幻境﹣﹣西班牙艺术的时钟在现实的骨骼与超现实的幻影交界处，蚀刻出人类精神的褶皱与光晕。当印象主义的光与色穿透传统绘画的桎梏，西班牙画家以地中海独有的炽烈色彩重构视觉认知，对瞬时印象的捕捉，不仅凝固了风景更是现代性体验的视觉转译。二十世纪前夕至中叶，欧洲大陆在技术猛进与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秩序重建中，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裂变。在如此历史语境下，欧洲艺术史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哲学家未完成的启示录。艺术家摒弃了客观再现的传统范式，转向内心世界的情感勘探，并最终突破了理性主义的规训框架，实现了从摹仿到表现的范式转换。西班牙艺术家以分析性笔触拆解视觉真实，在画布上建构多重视觉维度与超现实主义的梦境剧场，均是西班牙艺术家对抗理性异化的精神堡垒。从委拉斯凯兹笔下的镜像迷宫到达利超现实主义的梦境图景，西班牙艺术始终在二维平面中开凿着多维的精神隧道，以空前开放的艺术姿态和深邃的人性关照，构建起一座跨越时空的艺术丰碑。这些作品不仅作为西班牙艺术的重要代表作而存在，更超越了传统艺术史的风格藩篱，成为重构艺术认知的视觉启发。本次展览将通过多维度的艺术呈现，将带领观众穿越时空的界限，在艺术与现实的对话中，探寻人类精神的永恒命题。

瞬间印象。十九世纪的欧洲艺术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与蜕变。其间，印象主义成为现代艺术的重要起点，艺术家们试图通过捕捉光线和色彩的瞬间效果，将亲眼所见的实际感受传达给观者。艺术家们更加注重艺术个性与时代精神的表达，逐渐打破了传统艺术中"高贵的题材""平衡的构图""正确的素描"等规范。在他们挥动画笔所留下的痕迹中，蕴含着生命的力量。艺术家捕捉色彩和氛围去反映自然界的瞬间印象，主要聚焦于对自然、乡村、城市风光的描绘。西班牙画坛中的一些画家，受到印象主义的影响，逐渐结合本土传统，创作了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风俗画，包括：西班牙的风俗人情、热情生动的斗牛场景、地中海明媚秀丽的自然风光。这些画作不仅展现了西班牙的自然与人文景观，也体现了画家对光与色的独特理解，为西班牙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

作品名称。码头上的游船。艺术家。安赫尔．贝尔特兰．蒙特塞拉特。技法460 X 550 mm 布面油画。安赫尔．贝尔特兰．蒙特塞拉特的艺术风格深受地中海地区的影响，他的作品常常描绘风景、人物和静物。他的画作以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著称，展现了他对光和色彩的敏锐感知。他的作品中常常出现 Cervello 的地标和景观，具有独特的质感和层次感。

梦境现实。超现实主义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艺术运动，其精神根系深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随战后欧洲的集体创伤持续生长。该运动以弗洛伊德的 潜意识理论为解剖刀 剖开理性主义的表皮，将艺术创作引向人类心灵 的幽暗深海﹣﹣在那里，童年记忆与原始恐惧如同深水鱼群，在看似荒诞序的意象礁岩间游弋二十世纪欧洲艺术超现实主义的代言人表现得非常霸道且十分露骨，以精神分析学为理论武器，在艺术场域建立起排他性。他们如同手持《超现实主义革命》刊物的审判者，将立体主义的几何秩序贬为机械，将学院派写实斥为视觉奴役。艺术家们以"无意义"为炼金术坩埚，将现实的碎片重组为启示录般的隐喻系统：可见与不可见的辩证 在此逆转，现实缺席之物在画布上获得比存在更强烈的在场性。然而不可否认，超现实主义确凿地改写了现代艺术的语法，用潜意识光束刺破现实的铁幕 证明人类精神的维度远比可见世界辽阔。在当时，梦便是一切。

从文艺复兴时期到二十世纪现代艺术的多元探索；从理想化的美感追求到对个体生命力的真实呈现；从传统绘画的具象形态到梦境中扭曲的时空维度﹣﹣这场精神漫游，实则是人类认知边界的持续突围史。这些艺术革新绝非单纯的形式游戏，而是以视觉为载体的思想转动﹣当立体化的碎片折射出工业时代的机械冰冷，超现实主义的幻境便成为对抗异化的精神避难所。西班牙艺术家始终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将画布化作解剖世界的手术台，在颜料与思想的化学反应中，淬炼出超越时代的艺术精神。当我们在展厅的时空中穿行，西班牙艺术的图谱正以具象化的形态铺展开来，展览最终呈现的不仅是风格流变的艺术史，更是关于"观看"的视觉启发。印象派对光色瞬间的捕捉，实则是现代性时间焦虑的视觉转译；抽象艺术对形式的终极追问，暗合着存在主义对本质的哲学思辨。展厅中构成星群般的能量场域，每件作品都是艺术家与时代博弈的结晶。它们提醒我们：伟大的艺术永远诞生于秩序的裂缝之中，在现实与理想的撕扯间。西班牙艺术以其特有的炽烈与深邃，为人类精神版图镌刻下不可磨灭的坐标。这场展览终将落幕，但展厅之外，艺术的余震仍在持续重构着我们认知世界的维度。

形与与观念。形式与观念、具象与抽象，是艺术始终思考的问题。从立体主义提出形式问题，直到二十世纪中期在诗学思考和存在主义影响下反形式的思潮席卷欧洲，艺术家们彻底抛弃传统，他们将分裂与重组的过程推向极致，由此通往抽象艺术的大门。二十世纪的现代抽象艺术是对西方模拟自然美术传统的反叛。它反对客观地描绘自然物象，主张抽象分析和抽象表现。当绘画超越工具性，成为艺术家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存在时，其价值便不再依附于外在目的，而是回归艺术自身的纯粹性。形式与抽象不再作为思想或情感的载体，而是转化为艺术语言的独立探索与表达。这种对艺术本体论的深刻诠释，不仅彰显了对创作形式的自由追求，更揭示了艺术作为自足存在的本质意义。二十世纪的艺术家学者们参与了具象与抽象之间的艺术之争，将对"形式"概念的不同阐释作为讨论的焦点。

作品名称。伊比沙岛的女人。艺术家，加布里埃尔．卡萨鲁比奥斯．马丁。不带框尺寸。技法。加布里埃尔．卡萨鲁比奥斯．马丁出生于西班牙中部托莱多的一座古老城市，这座城市坐落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怡平原之上的山丘上。卡萨鲁比奥斯在马德里学习美术，曾在圣费尔南多学院和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 UCM ）深造。自1991年 Canati 小组成立以来，他一直是小组的成员。卡萨鲁比奥斯参加了众多国内外展览和比赛。他追随华金．索罗拉．巴斯蒂达（ Joaquin Sorolla y Basti - da )(1863-1923)，他的画作主要是印象派风景画、日常生活人物的描绘以及肖像画，卡萨鲁比奥斯现居住并工作于托果多。收藏于纽约美术协会

作品名称。捕鱼的分类。艺术家，加布里埃尔·卡萨鲁比奥斯·马丁。不带框尺寸技法。展品来自 收藏于纽约美术协会

还有几个展厅没有参观到，她们三个都逛累了，坐在展厅外等我，一直参观到快要闭馆，看我依依不舍的出来后，讲留点遗憾吧，下次再来。其实到一个地方，最值得游的就是博物馆，集中展示了文物珍品，让人系统了解当地风土人情，还不收门票，所以每次出外地旅行，我都会安排去博物馆一游。

17点10分回民宿入住。我们的民宿就在钟楼的附近，安顿好行李，18点34分到钟楼街游玩看夜景。晚餐在古街雪山晋乡楼吃山面特色菜。钟楼街，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省级旅游休闲街区，太原市历史悠久的繁华街市，与柳巷、桥头街、柳巷南路，成“十”字衔连，是太原百余年来的商品集散中心。钟楼街，因一座钟楼而得名。如今钟楼街，由早年的钟楼街与按司街、东羊市并为一街。以“大钟寺”（大中市）和“开化寺”（开化市）相互依存。是太原市历史悠久的繁华街市。2017年，太原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钟楼街改造。2021年9月19日，钟楼街开街。

追溯街名：钟楼街得名于古代钟楼。太原钟楼，建于明代，明中叶曾在傅山的祖父傅霖的倡导下集资重修。钟楼，分台基和楼阁两个部分，上部楼阁高三层五丈，重檐宏甍，椽拱飞扬，十字结顶。楼阁中高悬巨钟一口，高达丈余，重千余斤。古时钟楼玲珑娟秀，与鼓楼巍峨雄宏，毗邻而存，每逢清晨日暮报时，钟发出的鼓之声，互为条件，联珠壁合，声响远传，达及十余里，是全城士民的计时依托。随着时间的推移与长期的使用，年久失修，钟楼颓废残败，遂被拆除，踪迹全无。 钟楼街旧时街景。民国20年（1931年），在其旧址辟建了“斌记五金行”。太原沦陷后，“斌记五金行”，濒临破产，迁出。行址辟为“同仁医院”。1956年，经中商部批准，将上海中华路鸿运楼酒菜馆搬迁太原，在同仁医院旧址基础上，改建“上海饭店”。上海饭店为仿明代建筑，古典楼阁，烹制香酥鸡、于烧鱼、咕老肉、蟹壳黄等拿手南味名菜，如今尤存，饮誉三晋。此后，钟楼街与大中市、开化寺三街合一，形成钟楼街格局和太原市在2000年以前商品集散中心，即所谓不逛柳巷钟楼街，就不算来了太原城。大钟市事实上已经消失，而开化寺经过改造后，已经失去了原有韵味。

演变过程。如今钟楼街，由早年的钟楼街与按司街、东羊市并为一街。按司街得名于原山西省提刑按察司署衙，是明清两代山西最高执法机关的所在地。东羊市，则是原羊市街的东畔，顾名思义，早年为畜羊的交易集市。 1982年的开化寺。据记载，清中叶之后，原钟楼街、按司街与东羊市，已逐渐发展为“三晋”大地的主要商市。至正太铁路通车，交通发展，津京沪穗商贾接踵而来，省内各地行商纷至沓来。商品交易，急速膨胀。居于钟楼街、按司街的名刹宝梵、佛寺禅林“开化寺”、“大钟寺”，亦被行商坐贾们看作经商发财的宝地，改辟为商场，成为钟楼街上最早的的两大商业区。从此，钟楼三街内涵，便为“大钟寺”（大中市）和“开化寺”（开化市）所替代。

主要景点。钟楼街商业中心的经营，在太原商业系统中最具特色。国营、集体、联营、个私，四种体制齐全，老字号、名字号、新商店、小地摊，拼力竞争。尤其是颇具活力的个体摊贩大军，更是活跃在太原市商业战线的一支令人刮目相看的队伍。这些个体户是改革开放的产儿，以中低档商品为经营方向，经营方式灵活多样，商品价格上下调浮在买卖双方的协商之中，而经营的商品代表着时代新潮。钟楼街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为太原市的商品流通起着一定的调节作用，百年商市钟楼街，为他们提供了奋发致富的前程美景。

大中市场是钟楼街上最早的商业存在。据记载，大中市场所在的位置在宋朝大中祥符八年(1015)建起“寿宁寺”，明永乐八年(1410)，寺内新建钟楼，僧侣们每日按时打钟，声闻四达，故人们将这座寺庙俗称为“打钟寺”或“大钟寺”。至清代，寺庙佛事不振，日见萧条，但商业却快速发展起来，寺内两廊租赁给商贩设铺开摊，京广杂货、金银首饰、钟表眼镜以及器具等商行和商品，率先在此开店和流通。1911年，乱兵将各商铺抢劫一空，并放火焚毁宝刹，寺庙只留下佛殿一座。1913年，阳曲商人刘占元集股投资在大钟寺废墟上重建楼房，辟为市场，将新建筑设计为“龟形”，中间有两层圆顶建筑为龟背，龟首向南通往按司街，左右各辟一店铺，意为龟眼，四角开四门为龟足，北端连火焚后的残宇千佛阁，有一火巷通出，表示龟尾，四环建廊舍为龟裙。新商场竣工后，以原寺院名的谐音命名为“大中市”。“大中市”楼下西边以古玩业为主，较大的有晋宝斋、翠恒豫、双盛斋、永升斋、双顺成和晋记古玩店，还有中小古玩店晋和斋、万全玉、敬宝斋、宝玉和、福意永、元宝长、大成云、集大斋和博古阁等，共二十余户。东边以眼镜、玻璃、杂货业为主，有“津广天吉盛”“北京三盛恒”等十余家大型商店，多为客籍商户。楼上则开设了太原第一家高级澡塘，建筑吸取京津澡塘设计风格，内设单间瓷澡盆，聘请专业技师搓背、修脚。市场内还配设茶馆、烟馆、理发馆、说书馆、小戏场等一整套服务，生意颇为兴隆，成为当时太原最繁华的大市场。

开化寺。宋绍圣年间(1094年—1096年)重修称汉封寺，元大德年间(1297年—1300年)改称延寿寺。寺庙为木结构，拱斗式，屋顶有绿色瓷瓦，顶部有兽头兽尾，建造宏伟，是太原最大的寺院之一。寺院坐北向南，门前建一牌坊，上书“敕赐开化禅林”六字。开化之名取自《宋书·顾恺之传·定名论》中“建极开化，树声贻则”，寓示“开创教化”之义，故称开化寺。清代开化寺因长年失修，断壁塌墙，破烂不堪，成为乞丐流浪汉寄宿之地。民国2年(1913年)开化寺北部辟为市场（即临钟楼街段），为纪念辛亥革命称“共和市场”。1921年正式开业，各种商户200多家(包括棚户)，是以经营文具、玩具、化妆品等小商品为主的综合性商店，也有以经营服装、鞋帽、针织品等百货业为主的商店，如元隆帽茌、天华泰津货茌、永兴成、永丰厚百货店等。因该市场建于开化寺原址，后人俗称开化市。五十年代开化寺中间那个小广场的东南角开了个茶馆，此茶馆与老舍的、阿庆嫂的茶馆不同，其实是个演出评书的小剧场。有一个讲台般的台子，下面也像课堂，是一排排的长椅和条桌，但比课堂拥挤。条桌比课桌还窄，只能放下茶壶、茶碗。好在茶客们“醉翁之意不在酒”，都是来听评书的。评书艺人（艺术家）狄来珍每天下午在此演说《三侠剑》。狄来珍嗓音浑厚润朗，普通话字正腔圆，说书时绘声绘色，从容不迫，引人入胜。不仅场场满座，而且连座位后面、甚至茶馆门外也站满了听众。进入21世纪，开化寺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悠久的历史及古朴典雅的建筑风格，重新定位开发古玩艺术品收藏市场，再铸开化寺历史辉煌。市场内交易的品种有瓷器、玉器、木器、杂项、奇石、字画等，交易的种类之全在国内罕见，市场规模可与上海城隍庙、南京夫子庙、北京潘家园相媲美，是太原市规模最大的古玩艺术品文化市场。开化寺正门取古代南方“寺庙”造型。褚黄色的寺院色彩，与牌楼式的古典风格，熔为一体，古色古香。内部借鉴国外超级市场格局，场中有店，店店连通。四十多家大小不同、形状迥异的专营商店，均由几条室内街巷上下前后串连一起。店与店之间吸取苏杭古典园林技巧，运用对景、借景以玻璃隔断反射、折射，形成迷宫式效果。开化寺街市与北京大栅栏，广州高第街，太原钟楼街并列而存，名声远扬。

开明照相馆的前身是光明照相馆，创建于公元1930年（民国十九年）。早在民国时期，开明照相馆生意就已十分兴隆，每日顾客络绎不绝，当时官府团体照相都是由开明独家包办，时至顾客仍熙来攘往，保护更新后的开明照相馆，延续明清建筑风格，颜值与技术并存。

国民日报社旧址是钟楼街上为数不多的西式建筑之一，国民日报创刊于民国早期，当时名为《山西民国日报》，抗日战争时期停刊，抗战胜利后复刊，更名为《国民日报》，太原解放后停刊。

说书楼。说书楼又称瓦舍，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曲艺，大约起源于宋代。一般指只说不唱的曲艺，如宋的讲史、元的平话，以及现代的苏州评话、北方评书等。

上海饭店的前身是上海市曾经久负盛名的鸿运楼酒家，从最初的鸿运楼酒家到现上海饭店已经有90多年的历史了。1955年，鸿运楼酒家成为上海市商业系统首批公私合营的企业。1956年，经商业批准，鸿运楼酒家光荣地成为大批支援内地建设的企业之一，同年10月，鸿运楼酒家在太原市钟楼街开业，并更名为“上海饭店”。1984年，上海饭店开始拆除失修破败的以木结构为主的旧楼，并在原址重建砖混结构的新上海饭店。2022年8月，被确定为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钟楼街老鼠窟元宵起源于上世纪三十年代钟楼街一带，商贩姓名申友（乳名三货）常年走街串巷，挑担叫卖元宵等甜食小吃。其元宵馅大皮薄，雪白软糯，香甜可口，深受百姓爱生意越做越红火，申家把元宵摊固定在了钟楼街边的老鼠窟巷口，后又租下一间紧邻老鼠窟的店面，创建了“恒义诚甜食店”。店内元宵现做现卖，生熟皆售，每逢客人带走时，便在包装上附块红纸印有“申记元宵、老鼠窟口”的字样。日久天长，“老鼠窟元宵”渐渐被人们叫开了。

大宁堂药店为山西中部地区有名望的中药批发庄，创建于明末清初。至今已有近400年历史。大宁堂原址位于按司街17号（现钟楼街帽儿巷口东侧）。“大宁堂”牌匾，初建时由山西著名医学家、书法家傅山先生题赠。重建后为阎锡山题写。傅山不仅在大宁堂坐堂行医，留有和合丸、二仙丸、脾肾两助丸等秘方。在这次的保护更新中，大宁堂将复原1913年建筑立面风格。

钟楼街邮局。史料显示，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首设太原邮政局，为太原近现代邮政的开端。民国二年(1913年)，太原邮政总局改称山西邮务管理局，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又改称山西邮政管理局。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日军侵占山西后，山西邮政管理局撤销，另设立了日伪控制的伪山西邮政管理局。1945年日本投降后，恢复山西邮政管理局。1949年太原解放前夕，山西邮政管理局改组为太原一等邮局。同年4月，太原解放，邮局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管会接管。2021年钟楼街提质改造前，这里是太原市邮政局钟楼街邮政支局，俗称的钟楼街邮局。相较于明清建筑，“百年邮局”是太原有记载的最早一批民国建筑，其风格属于折衷式建筑。光绪年间，西风东渐，受西洋建筑的影响，“百年邮局”外观模仿西方建筑史上多种建筑元素，自由组合，不讲求固定的古典西方建筑模式，本土文化元素较钟楼街其他中后期民国建筑较少，追求比例均衡，注重纯形式美，造型独特，庄重大气。

晚餐就在这家雪山晋乡楼吃了当他地的小吃。

在钟楼街上吃完晚餐，又逛了逛，明天还有重要行程，回民宿休息，准备明天的晋祠和五台山的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