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勇|| 礼的织网与突围：《京华烟云》中的家族秩序与个体命运

宜昌骆勇

　　我对林语堂有些偏爱，不独于他的《生活的艺术》。我在《吾之欲望与神化之城：一个非专业者的城市文学闲话》之中写道：“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具有中国城市文学承前启后的承载力量。”在我看来，《京华烟云》具有这种力量体现，且不说林语堂曾因为它四次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更在于《京华烟云》中的北京，是中国五千年悠久历史与西方现代文明相互融合的集合，是林语堂理想城市的范本、城市文化叙事的模板。我偏爱林语堂，除了他平铺直叙、温和朴实、侃侃而谈、自然无邪的风格之外，还拥有两个我异常渴慕而终究不得的共同特点：聚焦底层、语言幽默。倘若要用一个词语来概括林语堂的书写底色，绝对是日常生活四个字。正因为如此，《京华烟云》尤为我城市文学五维共振分析法构建实证分析中的常客，屡屡被我撕裂出疼痛感来。

我在阅读李泽厚《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时，礼的等级秩序六字，又把《京华烟云》从我的记忆困境中再度给解放出来。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以其史诗般的叙事格局，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宏大背景下，生动而深刻地呈现了传统礼的等级秩序的复杂面相。近八十万字的文学巨著，精细入微地刻画了传统礼制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实践样态，通过时代变迁的独特视角，深刻揭示了延续千年的社会秩序，在现代性冲击下所面临的深刻困境与必然嬗变。小说以其独特的文学魅力，为我们解码中国传统社会从结构到转型的运作机制，提供了一部鲜活而深刻的案例。

　　林语堂在文本中精心构建家族结构与人物关系，他将传统宗法礼制的规范力量体现得淋漓尽致。以曾家为代表的官宦门第，其内部等级秩序之森严，权力传递机制之严格，无不彰显着礼制社会的本质特征。小说中，姚木兰凭借办事老练，获得婆婆曾太太信任，最终被赋予管理权力，看似是对个人能力的认可，实则深刻体现了权力来源于上一级授予的等级原则。在严密的等级体系中，每个人的言行举止都必须符合自己的身份定位，任何越界行为都会遭到家族和社会的抵制。家族权力的运作模式充分说明，在礼制社会中，个人地位首先取决于辈分、身份等先赋性因素，而非单纯的个人才能。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渗透在家族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从日常的起居坐卧到重要的家族决策，无不体现着严格的等级区分。

　　文本中的婚姻关系礼教约束，将等级秩序对个体命运的掌控展现得尤为深刻而残酷。曼娘为平亚冲喜的婚姻悲剧，书写了个体命运的哀歌，成为礼教秩序下女性集体命运的缩影。她与平亚虽有婚约，但在平亚病重时履行冲喜之约，这体现了礼对女性贞洁和从一而终的要求。文本借桂姐打趣的话，道出了结婚冲喜之意：“曼娘今天下午还说她不是一种草药，我说她胜过一百种草药，因为她是平儿命里的福星。这福星下降，祥光一照，病魔自己就去了。”曼娘婚后独守空房，将一生消耗在孤寂中，让礼教秩序下的女性为名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完全剥夺了女性的自主选择权，并将她们物化为维系家族利益的工具。姚体仁与丫鬟银屏的恋爱悲剧，进一步暴露了等级制度对跨越阶级的真挚情感的残酷压制。在旧式大家庭中，年轻少爷和丫鬟之间的恋爱悲剧似乎经常发生，其根本原因在于做父母的不允许丫鬟高攀家里的少爷。根植于礼教观念的阶级偏见，使得真挚的爱情，在等级秩序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银屏被逼上绝路的悲惨结局，揭示出了等级制度的冷酷无情，展现了鲜活的人性在礼教压制下的痛苦挣扎与无奈反抗。　

传统礼制的外在表现形式是礼仪活动，它在小说中承载着极其重要的社会规范功能。木兰与荪亚的盛大婚礼，在北京空前壮观，极尽奢华，远非简单的个人庆典，它是两个大家族的重要公开仪式：展示社会地位、彰显家族财力并强化内部凝聚力。书中以大量的篇幅，详细描述了婚礼的铺张场面和严格程序，婚礼中的聘礼、回礼等环节严格遵循古礼，每一个细节都体现着传统礼制的严格要求。如文本对向祖宗行礼的规定写的较为详尽：“赞礼高唱：'下跪！叩头！再叩头！三叩头！起立！下跪！叩头！再叩头！三叩头！'她的膝盖就不由得弯下去。她觉得似乎是向曾家祖宗牌位行礼。虽然她没有新郎陪着，而是自己一个人行礼，不是站在正中间，而是稍微偏右，地上靠左有一个下跪的垫子，原是新郎用的。”通过如此精心设计的仪式性展演，既有的社会等级秩序得到了公开确认，在参与者的集体意识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同样，曾文璞的丧礼也深刻体现了礼制的规范力量。尽管曾先生为官清正，宦囊积蓄不多，但子女们出于礼制的要求和家族体面的考虑，仍将丧礼办得体面隆重，特意使用满清有显爵者出丧时的仪仗执事。文本中看似繁琐的礼仪程序，实是对生者孝道和家族地位的严格检验与公开展示，再次确认了基于血缘和辈分的伦理等级，丧礼的每一个细节，都在无声地强化着尊尊亲亲的礼教理念，使得所有参与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并内化其价值体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精细庞杂的称谓语系统，构建了一套完整而严密的身份识别机制。相关研究表明，在宗法礼制的影响下，选用称谓语的首要标准是亲缘关系。小说中的人物在使用称谓语时严格遵守着敬谦原则、等差原则，通过不同的称谓，明确标示出每个人在家族网络中的具体位置与等级身份。语言上的细微差别，实际上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身份识别系统，时刻提醒每个人在等级秩序中的具体位置。从对长辈的尊称到对平辈的昵称，从对主人的敬称到对仆役的俗称，每一个称谓都承载着特定的等级意涵，使得礼制规范得以渗透到日常交往的每一个细微环节。小说语言层面的等级区分，与行为规范、礼仪制度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礼教体系，从内到外地塑造着每个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礼教对女性的塑造与束缚，在小说中呈现出尤为复杂而深刻的面貌。曼娘作为中国古典型的小姐，她必须接受旧式教育核心：传统的妇德、言、容、工，包括勤俭、温柔、恭顺、整洁规律、谦恭和顺与不传是非等具体要求。严格的教育体系特别强调女性万不可以嫉妒，要宽怀大量。通过全方位的规训，女性在外在行为上受到严格约束，在内心世界也形成了深刻的自我审查机制。姚木兰在婚姻中面对丈夫荪亚移情女学生曹丽华时的处理方式，展现了她的智慧与隐忍，这也是礼教内化后，女性运用其智慧进行自我规训和危机管理的典型表现，其本质依然是维护（父权）秩序下的家庭稳定。她没有哭闹，而是找对方谈心，站在对方的角度，为彼此谋划：“你知道——我为人胸襟开阔。你若是有两条路要选择，一是悬崖勒马，和他断绝关系，一是进入曾家，和他共同生活。你何去何从，可否坦白相告？”姚木兰的处理方式，虽然保全了夫妻体面，也反映了礼教内化后对女性情感的深度束缚

　　现代语言学研究还发现，两性在言语交际中遵从礼貌原则的情况不同，女性语言要比男性语言更符合礼貌原则的要求。女性语言委婉得体，喜欢赞美对方，尽量与对方保持一致，使用间接性的语言。语言上的显著差异，正是礼制对不同性别角色差异化期望的具体体现。通过语言习惯的长期培养，性别等级秩序得以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再生产，从而在更深层次上维系着传统的社会结构。潜移默化的语言规训，往往比有形的制度约束更具有持久的影响力。

面对清末民初的社会巨变，传统礼制秩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冲击。曾文璞作为刚强坚定的儒教信徒，将革命视为人类文化到了洪水猛兽时代。他选择急流勇退，既因宦囊丰盈，更源于对旧秩序崩塌的痛心与无奈。他的保守立场代表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在面对现代化浪潮时的典型反应，他们试图通过坚守传统价值来抵御外来文化的侵蚀。相比之下，姚思安表现出更为豁达和开放的态度，他欣赏进步青年并暗中资助，在战争爆发后力劝牛素云不要为日本人做特务，语重心长地警示晚辈：“等一打起仗来，要记住，你可是个中国人”。他的开明态度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变革中的另一种选择：在保持民族文化认同的同时，以开放的心态积极接纳新思想、新观念，体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性冲击下的自我调适能力与发展潜力。

如果说曾文璞的退守与姚思安的豁达，代表了传统士大夫在时代剧变中的两种道德选择，那么牛家则生动演绎了旧有道德场域失范后，一种赤裸裸的投机主义。北京的城墙与胡同，曾长期浸润在诚信、守义等传统伦理之中，构成一个无形的道德评判空间。然而，牛思道、牛怀玉父子却将这个空间视为钻营牟利的猎场。他们勾结内务府倒卖宫中物品、灾年囤粮抬价（牛思道），为攀附军阀背弃与莫愁的婚约、后期助日搜捕进步人士（牛怀玉），巴结军阀、玩弄权术、唯利是图，其发迹史恰恰是以践踏北京城固有的道德传统为代价的。牛家的行为，标志着维系社会运行的礼的精神内核——信任与道义正在崩塌。牛素云更是将这种失范推向极致，她婚后挥霍干预婆家事务，战争时期为保全富贵投靠日本人做特务，完全背离了传统女性勤俭恭顺的妇德与家国大义的底线。当曾家还在为丧礼的体面遵循古礼时，牛家早已撕下了所有道德伪装，他们是旧礼教的背叛者，成为任何稳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他们的存在与一时得势，深刻揭示了现代性转型过程中最深刻的困境之一：在挣脱传统礼教束缚的同时，若未能建立起新的、普世的道德准则，社会便可能陷入一种唯利是图、价值虚无的野蛮状态。牛家的故事，因此成为观察北京传统道德场域如何被侵蚀、扭曲的一面黑色镜子。

　　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和女性，成为打破传统等级秩序的重要力量。孔立夫通过撰写政论文章激烈批评北洋政府，更在现实中突破等级桎梏，他拒绝曾家为其安排的官宦联姻，坚持与莫愁因情感结合的自由婚恋，打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规则；面对曾文璞对革命的斥责，他直言“旧秩序保不住国家，更保不住百姓”，直接挑战长辈权威背后的等级伦理。他撰写《草木的感觉》等文，引申到动植物对环境的知觉，并转回来贬损人类的傲慢狂妄，明显带有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秩序观的深刻挑战。环儿等新式人物则在生活与思想上双重突围：她拒绝裹小脚、主动阅读进步报刊，在家族讨论女子是否应读书时，反驳女子只读《女诫》才是本分的旧论，主张女子也该知天下事；讨论中“不管什么问题，总跟他（陈三）采敌对方向，做激烈辩论”，不分主仆的平等交锋，彻底跳出仆役需顺从主人的等级框架，展现出新一代女性不再盲从旧礼教规范的独立精神面貌。新生力量的出现，使得小说中的等级秩序呈现出动态演变的复杂图景，预示着传统社会结构必将发生的深刻变革。

　　林语堂对礼的艺术呈现，绝非简单的文化复刻，小说中的礼仪风俗既是对特定时代文化身份的符号化表达，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艺术提炼。姚木兰的理想形象塑造，尤其体现了林语堂儒道互补的文化观：她能恪守儒家礼制，妥善处理大家庭的复杂人际关系；因道家思想的深厚熏陶而保持内心的洒脱与自由。姚木兰人格理想的精心建构，反映了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深刻思考与积极探索。

　　林如斯在评价《京华烟云》时特别指出：“最大的优点不在性格描写得生动，不在风景形容得宛然如在目前，不在心理描绘的巧妙，而是在其哲学意义”，认为浮生若梦是此书的主旨。在时代洪流的无情冲刷下，具体的礼仪形式会变，显赫的家族会有兴衰，但强调秩序与差别的礼的精神，却始终以不同形式影响着人类社会的组织与运作，这种超越具体历史情境的哲学思考，使得作品完成了对传统文化的文学再现，实现了对现代中国人生存境遇的深刻观照与反思。

　　《京华烟云》的多维呈现，我们可以窥见礼的等级秩序，在传统中国社会的脉络中如何编织，如何塑造着个体的命运轨迹，在时代变革中经历着艰难的嬗变与转型。当我们在现代社会的个体孤独与秩序失范中寻求出路时，《京华烟云》的意义便豁然开朗。它迫使我们去思考：在挣脱了传统礼教的束缚之后，我们应如何建构新的认同与联结？小说对礼的深刻描绘，并非提供答案，而是为我们审视自我与社群、自由与规范的永恒张力，提供了一个深刻而复杂的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