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先启后

胜者唯惶

《论语集注》注释：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說，音悅。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辜鸿铭先生翻译：恢复被灭亡了的国家和贵族家族，任用品德高尚、博学智慧的隐逸之士。这样整个帝国的百姓就乐意接受政府的统治。政府特别重视的四件事情是：百姓、粮食、丧礼和祭祀。体谅他人，就能深得民心；诚挚待人，百姓对政府就有信任；勤勉执政，就能取得成就；公平公正，百姓就能得到满足。

辜鸿铭先生理解：根据西方的人生观，人都是极其贪婪的，什么都想要，他们将人看做动物。但事实上，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本性是情爱。但在西方人看来，情义是不太重要的东西。正因为如此，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是个错误的学问。我认为，Economy也即所谓“经济”，讲的是家族的经济。如果没有了情义，一个家族就不可能团结，不可能共同生活。离开了情义，一个家族就会四分五裂。而在西方经济学看来，人与人之间是因为某种利益关系而结合的。如果西方人一说到利就和情义没有了任何关系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这么理解：人只有依靠利才能聚集起来？其实，这是东西方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巨大差别。

西方政治经济学所教导人们的，主要是如何创造财富，也就是“如何赚到钱”——How to make（get）money——这正是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目的之所在。而东方政治经济学的真正目的，却是教导人们如何消费，即How to spend money。这是东西方之间的巨大区别。有人认为，如果一个人成了大富翁，是件非常有害的事情。在此，我想请问诸君，成为富翁是一件坏事吗？我认为绝不是坏事。“周有大赉，善人是富。”成为富翁绝不是坏事，但这里有一个条件。孔子在《论语》中讲了这样一件事，意思是说：周朝做了一件好事，它让当时道德高尚的人成为了富翁——也就是说，在周朝，好人成了有钱人。在中国的历史人物中，有一位品格高尚的唐朝名将郭子仪，他是一位军人，曾帮助皇帝镇压了一次非常严重的叛乱，挽救了江山。年老之后，郭子仪成了一个大富翁，而且儿孙满堂、妻妾成群。稍微思考一下，有人也许会认为他这样一个占有很多女子和财物的人，一定道德很败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至今仍然尊敬他，把他当成高尚人格者。一个人成了富翁，绝不是一件坏事，问题在于如何支配这些财富，如果不懂得这一点，即How to spend money，那么拥有财富很可能会变成一种罪恶。懂得如何支配钱财的人成了富翁绝不是坏事，因为他绝不会用这些钱去做低俗罪恶的事情，而是用于高尚的事业。如果能明确这些，有钱就不是坏事。

《论语别栽》观点：根据近几十年来西方文化的说法，中国上古如周朝，中央反而没有集权，地方的权力非常大。所谓的中央集权，只是道德上的领导，思想上的领导，而行政上的指挥，多属于地方。所以他说“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这三点注意到了，四方之政自然行得通了。缩小范围来说，个人也是这样，一个家庭中处理事情也是这样，中国文化向来是宗法社会——族有族规，家有家规，治家之道也是一样的。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重点，美国人也想走这个路线，老实说他没有深厚文化基础，是走不通的。这里引用的几句话，是说周代以后，就是这种做法。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是由宗法社会的基础而来的，“兴灭国，继绝世”，过去已经灭掉的国家，万一这个国家没有后人，就要把他远支的宗亲找出来。所以周武王统一了中国以后，分封诸侯达两三百个国家，而所封的并不全是周文王的儿子，如当时的宋国，就是殷商的后代，许多都是曾经一度灭亡的，周武王再封建，把这种国家重新建立起来。

这种思想一直影响到后世，如刘邦、项羽他们起来推翻秦始皇的暴政，当项家初起的时候，还不敢自己称王，要找出楚国最后一个皇帝的孙子怀王出来，奉为义帝。在我们现在看来觉得奇怪，项家起来就起来了，为什么要找个小孩子出来为帝？这就是宗法社会的思想，必须要找个帽子戴上。这固然是项家的权术，但从道德的观点看，中国人始终有这种“兴灭国，继绝世”的精神。后来刘邦称帝，却封赠了项家和战国时代好些后人，这便是汉代初兴时的可爱可敬之处。

我对外国朋友说，这是他们办不到的，拿美国来说，尽管他们没有领土的野心，但是仍有经济市场的野心，过去我们中国帮助一个国家，尤其帮助附庸国家，平了他的内乱，建立或稳定了他自己好的政权，就把兵撤回来，只有一个条件，岁岁来朝。如唐初“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时代，财物上我们实际贴很多，绝没有领土或经济的野心，这是中国文化与众不同的“兴灭国，继绝世”的政治哲学思想。现在美国既非王道，霸道也没有搞好，所以想走这个路子可走不通，结果许多的国家，像切西瓜一样，被他切成了两半。所以我说他们到底不过两百年历史，这一方面若要到中国来当学生，至少还要学一百年，以我们自己的文化，研究全世界历史文化的精神，在这个对比下，就看得出来，人类应该走什么路。而周朝走的是传统的正确的路。

“举逸民”，所谓“逸民”，就是纣王的时代，许多人不同意纣王的做法逃走了，避世于海外。到了周武王统一天下以后，把这些人都找回来，给他一个相当好的位置，尽量发挥他们的长处与思想，这样人心就归顺了。由这三点来讲，我们看自己的历史，过去讲仁讲义，现在讲就很难了。过去某人的家庭出了问题，朋友就把这家庭的担子挑起来，这就是义，也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以前我们疏忽了两个东西：一个是特殊社会的组织，另一个是宗法社会的被破坏。这相当重要，中国人过去的祠堂，初一、十五，都召集族中的年轻人读训，那时读的尽管是清朝的圣谕——康熙、雍正写的《圣谕广训》，教人如何孝顺父母、如何做好人好事，原来是作为政治的安定力量，后来变成宗法社会非常好的中心思想。我们当时疏忽了这些东西，只有爱好自己文化的人，感到非常严重。现在更加上思想的离析，这些东西破坏了。所以这些地方我们要了解，这些精神，在宗法社会中，为朋友卖命，替朋友挑担子的这些事，普遍得很。为什么这样做？就是几千年“兴灭国，继绝世”深厚文化教育的结果。

所重：民食、丧祭。

这句话，古书上圈点的句读作：“所重民，食丧祭。”这个句读，我不同意。不要以为古人大儒讲的话，就一定是对的，我们为真理，为了求真，对的就是对，不对的就是不对，大儒不一定没有错，错了的事多得很。像我们这些连小儒都不够格的经验，常有写错字的时候，学生看到也不讲，后来自己发现，问他们为什么不讲？他们说老师写的怎会错，像这样的态度就糟糕，老师不一定就对，要多提意见。即使我对了，学生没懂，多提意见问一声，也不算错，为什么只是听话？所以对古人的话，也要注意。这句话是说，施政所注意的重点，在民食，人民的生活；其次丧祭，就是送死。换言之，政治的重点，就是养生送死，这是关于经济方面的。

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这里是另外四个原则。上古的政治，始终是宽，这是儒家的主张。道家则主张宽猛并重。我们读历史读到用猛的时代，就是法治，严格的管理；宽则是讲礼治，如历史上有名的汉唐时代。

说到这里，想到另一个问题，近四五十年来的一般人喜欢研究明史，而且最喜欢研究明代后半纪的历史，这事怪得很，大家为什么喜欢研究明史？是否与清代有关？与我们推翻清朝的革命有关？其实这些都不是理由，我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风气，如以《易经》的道理来看，这是一个怪现象。为什么我们专研究这些，不去研究汉代怎么兴的，唐代怎么兴的，这些兴旺的气象为什么不去研究？

汉朝的文景之治，是主张宽的，法令也宽，最初汉高祖到坝上，因为始皇法令太严，而他与老百姓只约法三章，最简单的三点，可见汉朝的兴起，一开始就是宽的。当一个社会经过多年的战乱，老百姓受严刑统治以后，最好的政策就是济之以宽。汉朝到了汉武帝以后讲法治，酷吏就出来了，慢慢收紧，严起来了。这是因为社会群众的心理，太宽了以后，容易放任，就非要用猛，非严格管理不可，政治上运用宽的猛的手法在于人。儒家宽可以得众，而“信则民任焉”，上面领导的人言而有信，老百姓就完全信任你。“敏则有功”，敏捷聪明，就可建功业。“公则说”，凡事公正、公平，则大家心悦诚服。

这一篇从一开头到这里的叙述，好像同孔子乃至孔子的弟子门人都没有关系，只是记载了上古历史的资料，写的和前面十九篇完全不同，实际上是表示孔子的思想，延续中国上古的传统文化，就是从这些地方来的，因此下半篇就提出来孔子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