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理乱兴衰”是王朝的政治过程，每个王朝都不一样，就具体事件而言，没有可继承性。但是典章经制，也就是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是具有继承性的。从秦汉以至唐宋，整个国家的制度都具有相因性。</p><p class="ql-block">回过头看，秦汉已降的中国最大的相因性就是皇帝制度。皇帝制度在中国延续了 2000 多年，从公元前221年直到1911年。</p><p class="ql-block">在整个的帝制国家，皇帝都要依靠士大夫进行统治，这就是“君臣共治”。“君臣共治”存在不同形态，我把它分成三类：一是“雇主-伙计型共治”，皇帝以官僚为统治工具；二是“合伙同利型共治”，这是坏的极端，皇帝与官僚分享政权，分而食之；三是“同道型共治”，皇帝与官僚共同保有儒家理想，遵守儒家治理原则。</p> <p class="ql-block">1.苏轼的人生智慧在于：当向外去“治国平天下”不可能的时候，转而向内，成就一个更好、更快乐的自我。</p><p class="ql-block">2.中国古代的皇帝有两重性：一是“具体的皇帝”即在位之君；一是“抽象的皇帝”即列祖列宗，代表朝廷国家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具体的皇帝”代表“抽象的皇帝”进行统治，并为后世子孙守护江山社稷。</p><p class="ql-block">3.“君臣共治”存在三类形态：</p><p class="ql-block">一是“雇主-伙计型共治”，皇帝以官僚为统治工具；</p><p class="ql-block">二是“合伙同利型共治”，这是坏的极端，皇帝与官僚分享政权，分而食之；</p><p class="ql-block">三是“同道型共治”，皇帝与官僚共同保有儒家理想，遵守儒家治理原则。</p><p class="ql-block">4.每个王朝都希望做到万世一系。但这是理想形态，帝制政治的实际状况常常谬以千里。在皇帝方面，“抽象的皇帝”和“具体的皇帝”之间存在永恒矛盾，真正能约束“具体的皇帝”的只有软性的、道德性的因素。在臣僚方面，官僚集体必须维持道德上的崇高性，必须避免恶性分裂。这些在现实政治当中都非常难做到。</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