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敬畏”

叶. 知秋

　　“战天斗地”的豪情曾铸就一个时代的烙印，“人定胜天”的信念至今仍在民族血脉中隐隐回响。当历史的车轮驶过那段特殊岁月，我们收获了改造山河的勇气，却也似乎遗落了什么。而今，教育领域种种“无畏”之状——动辄投诉、举报乃至“校闹”频发，教师进退失据，渐趋“佛系”与“躺平”，这并非偶然的道德滑坡，实则是敬畏之心失落后，文明根基上一道深刻的裂痕。

所谓“敬畏”，绝非懦弱与屈服，而是人类在宇宙秩序与社会规范面前，一种清醒的自我定位与理性的谦卑。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此处的“畏”，是对超越性法则、对历史传承、对贤者智慧的敬重与谨慎。西方哲人康德亦曾感叹：“有两样东西，我们愈时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始终新鲜不断增长的景仰和敬畏：在我头上的星空和在我心中的道德法则。”这份敬畏，是理性为自身划定的界限，亦是社会得以和谐运行的无声契约。

当“无畏”被奉为圭臬，并滑向“无耻”的深渊时，教育这片塑造灵魂的圣土便首当其冲。家长与学生若对教师失却最基本的敬畏与信任，动辄以“消费者”自居，将教育关系简化为浅薄的买卖甚至敌对，那么“投诉”与“校闹”便成了博弈的武器。教师一旦因“不敢管、不敢说”而明哲保身，教育的灵魂——那份对知识的虔诚传递与对生命的温情塑造——便将枯萎。古人云：“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对师者的敬畏，本质上是对其所承载的“道”与知识的敬畏。师道不存，学将焉附？长此以往，学校或将沦为失序的角斗场，从其间走出的，恐非健全的公民，而是如鲁迅先生所忧，或为“漠然的看客”，或为“暴戾的霸王”。

欲疗此疾，重建我们时代的敬畏观，刻不容缓。这并非要回归蒙昧的屈从，而是要在理性的地基上，重构对自然规律、对知识真理、对职业伦理、对法律规则的深刻认同与自觉遵从。于教育而言，需明晰教师育人的权威边界，予以制度性的保障与尊严；需引导家长与社会理解教育的内在规律，重构健康、互信的家校关系。法律应为正当的教育活动撑腰，舆论应呵护尊师重道的氛围。《礼记·学记》有言：“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我们需洞悉那些“无畏”举动背后，或许是焦虑，是不解，是权益意识的畸形膨胀，但疗救之道，在于引导其走向理性的敬畏，而非在对抗中沉沦。

头顶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康德之叹穿越时空，依然是人类精神的坐标。一个没有敬畏的个人，是危险的；一个没有敬畏的民族，是浮萍无根的。让我们在勇毅前行的同时，也为心灵寻回那份不可或缺的敬畏。唯有当敬畏之光重新照亮教育乃至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文明的参天大树才能在未来风雨中，扎根更深，枝叶愈茂。当教师不再因恐惧而沉默，当学生因敬畏而知礼，教育的春天才会在理性的土壤中，绽放出永不凋零的人性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