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当我能够愉快地内摄性认同安迪的健康的食欲，把它意识化，他自己也能够再次内摄这一部分了。我既没有被它摧毁，也没有合并他。他接着能够想到他父亲，想到他的死亡，而不是被死亡性的内摄性认同所占据。</p><p class="ql-block">随着更多此类工作的展开，安迪能够体验这个丧失的男人，把他整合为一个既是活着的也是死了的客体，接着能够哀悼他的丧失，从而能够面对失去母亲，并把母亲作为一个从他自身分离出来的人。</p><p class="ql-block">从克莱因的理论来看，这个患者至少现在可以看做是从偏执一分裂位走出，进入了抑郁位。而抑郁位内摄性认同和投射性认同的过程仍然在继续发生，但是已们是在病理健康连续谱上较高的一端发展。</p><p class="ql-block">分析师作为被利用的客体</p><p class="ql-block">我们现在把分析或治疗看做一个过程，在其中患者和治疗师的角色关系得到了发展，这个过程的功用是提供一个体验的实验室来研究内在客体关系，这些内在客体关系驱动着患者以他自己的方式来对待分析师。</p><p class="ql-block">黑兹尔（1991）说重点不是解释发现，而是体验和患者的“共振式认同”（sympathetic identification），从而变成他“那个为了他能发展出自己的本性所需要的那个人。”</p><p class="ql-block">洛瓦德（1960）和博拉斯（1989）都赞同此观点。洛瓦德认为对移情歪曲进行的客观解释是一个工具，分析师通过它越来越变成对患者存在的再发明的客体，并不是一个新客体，而是患者追溯早期客体关系发展之路时发现的客体。在治疗关系的这些体验中，患者发现了“一种新的和客体联系的方式，一种新的成为他自己的方式”（Loewald, 1960）。</p><p class="ql-block">博拉斯认为，被分析者的命运就是把分析师转化为主观性客体，从而可以从内部占有，而分析师的命运就是被利用为一个所需要的客体。被分析者在主观性和现实性客体的缝隙之间游戏，通过对客体的使用，发现了自己的存在。博拉斯号召分析师带着整合感和他们的主观性体验工作，面对差异，接受来自被分析者的挑战，促进和赞美每个人独特的个性（Bollas,1989）。</p> <p class="ql-block">分析，或治疗，在相互退行和前行的循环中进行。分析师和被分析者通过内摄性认同和投射性认同的过程相互体验，这些过程的机制属于主体间性知道。患者从中学到了并再次学到了来自于童年体验与关系的愿望、恐惧和冲突的源头与效应。早期客体关系的特性演出被再次体验和调整。患者和治疗师都得到了成长，最终，不熟悉的联结方式会被试验。到那时，一套新的、更加有弹性的客体关系就在内在精神结构中产生，在分析外人际维度中得到提升的关系见证了内在精神结构的改变。内在精神客体关系系统在与重要他人的当前互动中表达出来，通过在人际领域中内摄性认同和投射性认同的过程，现在这个系统的运作更加持续性地稳定在健康的一端。</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