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碎片➼一位国民党起义将领的人生沉浮

宇鹏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发表此文。

​ 偶然的机会，我们看到了这位老人的手稿。手稿中老人写下了自己的一生同时也记录了国家抗战时期的一些战役。我们将其录入电脑保存至今已10年之久。随着时代的变迁，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体的人生轨迹就像漂浮的碎片，谁人予以评说？中国百年抵御外国侵略史，像小溪像江河汇聚，最后汹涌澎湃，冲刷改变着历史！

　　根据张芝尧老人《回忆我的妻子沈静秋》手稿，小潞2015年电脑录入，宇鹏2025年8月30日摘抄编辑，原稿收存于张芝尧表妹处。

张芝尧

入伍东北军张学良的部队

　　想起我从失学当童工给人家扛小活，之后当兵，我是穷孩子出身。但我很有志向，入伍后很努力学习考上了学兵队，学兵队毕业才有当班长的资格。那时当班长也要有学历。

我18岁当了中士班长，营长谢祝华看我年轻有为，保送我到东北讲武堂教导队第六期，毕业后我有当初级军官的资格了。当时的监督（即现在的校长）是张学良，二十二岁当了司务长，二十三岁当了排长。我参加了古北口抗日，很勇敢地冒着敌人的炮火和飞机俯冲扫射，我首先夺取了右翼第一个山头，本排损失三分之一，团长白玉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1933年3月初，东北军第112师奉张学良将军之命，增援热河。归第六军团总指挥张作相指挥。师长张廷枢（是张作相的大儿子）下属第六三五团，团长是白玉麟，我们部队是在北平东南武清县河西务一带驻防。

我师接到命令立即出发，我团为先头部队，以急行军的速度经石匣、古北口、日夜兼程向承德行进 。

行至中途，闻承德已失守，我师奉命返回古北口，沿长城之线占领阵地，右翼六三四团、左翼六三六团。我团担任古北口正面阵地，连夜赶筑工事。翌晨发现敌人，我军立即展开战斗，日机频繁在我上空侦察阵地，持续到三天，敌人以空军掩护轮回低空扫射，向我正面进攻。我团战士多数年轻力壮，人人奋勇当先，士气之旺，爱国热情之高，非笔墨所能形容。敌人空中地面配合猛攻数次，均被我英勇健儿拚死击退。

对方见正面攻击不能奏效，改由右翼迂回攻击。右翼是第六三四团，敌以空中优势掩护猛攻绕至第六三四团右后方，战斗激烈，下午战事不利，第六三四团后撤，敌人占领我右侧高地，我团腹背受敌，团长白玉麟为挽回危局，亲自率领第二营上阵决以死战，不顾敌机的扫射，炮弹的密集，先后数次冲锋，终于将高地夺回。

尽管敌人的小钢炮在古北口长城的坚壁上打下无数的弹痕，但打不倒我中华健儿血肉组成的保卫祖国钢铁长城。当年那血染沙场，前赴后继，不怕死的爱国热情，真是可歌可泣。

那时我是第二营排长，虽然事隔五十多年，至今仍深刻的印在我的脑海里。那一次战役，敌我双方死伤惨重，尸横遍野，风北日昏。当我们把壮烈牺牲的团长白玉麟抬上马背时，我们的战士一个个围着遗体泪流满面，失声痛哭。有人高呼：“我们要为团长兄弟们报仇！”接着如雷一样的响应，“我们要为国雪耻！” “我们要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当时群情愤激，悲壮激昂。

乡土沦亡，而急于打回东北去的战士们痛苦的心情与滋味，是非亡国亡乡的人们所体会不到的。“哀军必胜”，东北军之所以能拚命杀敌以弱御强，大概也是这个道理吧？其后来接防的是中央军第二师和第二十五师，在古北口南天门之线占领阵地，居高临下与日展开作战，并控制了古北口。我师奉命回怀来整补。》

注：古北口抗日回忆文字来源于张芝尧发表在全国政协刊物

部队转战江苏、四川

　　1937年12月14日在江都东施家桥，我那时当连长受命进攻施家桥，我率本连向施家桥冲锋三次，轻伤不下火线，后负重伤，伤及头部腰部，我头部的弹片始终没有取出，还在脑骨卡着，你们可以摸一摸。他们问我当时疼不疼，我晕过去不知疼了，担架把我抬到野战医院，我才醒过来。担架队长王朝儒是我老同学，听说我负重伤不能动，他冒着炮火把我拖下来的。因我头部腰部弹片均未出来，野战医院没有灯光不能动手术，便转到后方医院。

注：关于那次战斗宇鹏查询到：

扬州档⑫ | 江边激战 浴血奋起歼日寇

1940年春天，我们部队作为抗日第三道防线驻守四川永川。这时正是抗日战争中期，战局形势相当紧张，第六战区在湖北王斗坪正与日军在激烈的战斗中，左翼敌人的先头部队已达独山附近。大军统帅部为确保重庆，将江津视为保卫重庆战略据点，命令一个团在江津构筑一个加强师的防御阵地。当时指挥官是少将处长刘晓武，副指挥官是本团团长刘德远。第一营担任德威琪(?)一带防御阵地,我这个营双龙乡待命随即调到江津。

一九四一年重庆日寇大轰炸

1941年6月间，日寇以300架飞机在重庆附近昼夜不停地轰炸，有时一两天不能解除警报，人困马乏。但我们抗日信心旺盛而坚定。轰炸只能增加我们对日寇的仇恨。我为了工作便利把营部迁往武城下边何家湾，我们的工地在武城、平桥、爱琴坪，指挥工作更加便利。那时警报频繁，警报一来全城老百姓跑到城外躲避警报。……正在此时重庆发生大惨案，大隧道防空洞被敌机将洞门口炸毁，空气不能流通造成窒息而死了几万人，只活了两个小孩子。对这笔血债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当然重庆卫戍区总司令刘峙也负有很大的责任。

五县边区剿匪

1941年11月间，我们国防工事刚完成不久，我正在担任江津城防治安，奉第四清乡区司令甘登俊之命，令我率领本营限三天到合川五县边区指挥官陈琪处报到。我按时到开会地点白峡口，到会的有四个步兵营，即暂编二十五师两个营；第二十五师一个营和我一个营。陈指挥官向大家说，奉总司令（卫戍司令刘峙）的命令限三个月肃清五县边区的土匪。

国军在前方抗日，后方还有丧心病狂的土匪扰乱这怎么行。我已给边区各乡下命令，发现匪情立即报告，如有不报者以通匪论罪。当时分配的任务，我负责合川和江北边区，其它三个营负责长寿、邻水、岳池三个县的边区，由指挥官亲自指挥。

散会后我亲自视察我负责的合川、江北两区土匪常出没地点。龙川心店四面大山，大山中间一个小店子，有二十九家都是穷人。土匪公开在这个店子里住，老百姓怕他们。部队来了土匪就上山，山上林木又多土匪一藏就是部队也没有办法。我当时内定派第四连住川心店，该连都是北方人战斗力强，有的老兵还参加过抗日，连长排长班长都参加过抗日。我们每个步兵连有九挺机枪，在装备上比土匪强得多，其次就是白峡口东南一个大山，林木多也是土匪隐藏的地点。

我视察回来后，召集连长开会，任务分配如下：第四连驻川心店，我告诉曹连长你的任务最重要，夜间每班步哨至少五个人，选择有经验的班长带班，夜间准备一个排，手不离枪以防万一。连排长轮流坐夜。第六连驻白峡口，夜间派一班人巡走由排长带班。第五连驻三汇乡，我率机枪连驻狮滩乡。因指挥官给我们边区各乡下过命令，如发现土匪立即报告，所以我们情报搞得很快，但不确实，我得报后立即出动，我每出动都扑空。不是土匪刚走，就是土匪走了一小时，总是碰不上。

我营第四连驻在江北边区川心店最为重要，四面环山，就是驻在中间一个小店子，土匪利用暗夜伸手不见掌还下着小雨，摸到我步哨所的跟前，我们还没有发现，当土匪与士兵夺枪时才被发觉，班长立即开枪，土匪与战士都滚下了山。第四连曹连长指挥第x排向土匪来的方向猛烈射击，土匪看我们戒备很严，从此就不敢来了。滚下山的战士的枪没有被土匪夺走，反而把土匪的抢夺下。土匪听到我们猛烈的射击并大声喊抓活的，立即弃枪而逃命。我立即到第四连向官兵表扬一番，并说他们处理及时并把夺下土匪枪的战士晋升为下士班长。

为了消灭土匪我向指挥官献策

我们指挥官为了完成总司令三个月消灭王三吉、陈世民这股二百多名土匪，他亲自率领三个步兵营。在长寿、岳池、邻水这三个县边区的土匪都在合川江北边区，这两个边区是我本营负责，责任更加重大了。有一天有位五十多岁的人来找我，到了营部我对他很客气，他说，我曾在狮滩乡当过小队长，对土匪的情况很了解。你的情报不论白天夜间都亲自去清动，每次都扑空，这是什么原因呢？情报也是确实的，不确实指挥官会以通匪论罚处理乡保长。为什么碰不上土匪，乡保长不敢与土匪公开勾结，暗中有人告诉土匪。这些土匪都是胞哥，胞哥之间是有联系的，哪一个乡保长都是舵把子，是讲义气的。土匪力量大都是亡命之徒，边匪乡的力量小不敢与大股的土匪抗衡，明着不敢暗中是通的，不然他们也难保持自己的地位。

我当时想这个小队长讲得很有道理，那时我们是中央嫡系的国军，几次都扑空我急得不得了，我说堂堂的国军对日军冲锋陷阵都不怕，何况这股小土匪呢！最后这位张小队长有一个办法：土匪窜到我们边区先稳住他们，白天不去，因白天土匪的探子很多，我们一出动土匪就知道了，他们分散，化整为零藏在各山林内，要利用暗夜出动，时间定在十一点左右。让乡长、保长带路做先锋。我们不走现成路而走崎岖不平的山路，把乡保长控制住，消息一点不能走漏，保证把土匪击散还能抓活的。我当时认为张小队长说的很有道理，也是经验之谈。

王三吉、陈世民这一大股土匪已窜到我负责的边区，陈指挥官来到本营部我向他报告本营布置的情况后，指挥官向我说，这股土匪消息相当的灵通，我们得到情报将土匪包围数次都扑空。我向指挥官建议：我们得到情报后先稳住不立即出动，部队在未出动之前，先召集乡保长集中开会，任何消息不能走漏。乡保长回去清动，他的下面得不到乡长的消息就不敢通知土匪，我们就把土匪消灭或击散。陈指挥认为有道理。

　　我们在蒙蒙小雨中一举击散土匪的经过

我们得报土匪在白下峡口西南，三面是大山，东西有一条小路还是隘路，土匪住在一个大庙里和几户老百姓家里。离狮滩走小路十华里，走大路二十华里。我找到张小队长说就是山上无路也要走到土匪住的地点。在出发之前，我选出有作战经验的排长、班长，能在暗夜中各自为战的能力。

这天正是蒙蒙小雨，我将乡长李君博、保长找到营部开会，实际上我是先稳住他们不能走漏消息，到十点左右，我宣布奉指挥的命令立即出发清动王三吉的股匪。这股匪在狮滩乡管辖地点，犯走漏消息者军法从事。我告诉李乡长跟着我走，我到哪里你到哪里。张小队长在前带路，不准吸烟、不准讲话。我令朱排长跟着张小队长后边走。我选好的最有经验的排长，他一排身体精壮，我带着李乡长走在这一排的后边，我让郑廷芳排长带领三个轻机枪组跟着我，最后边是第六连。上山的路崎岖不平，又是蒙蒙小雨，深一脚浅一脚，摔倒的滑倒的也很多，走得相当的慢，又怕失掉联系，我本人也摔倒数次。我们带路的张小队长很负责，对山路很熟悉，知道那个山有树，那个山没有树。我们十一点出发走了四个小时，张小队长向我报告离土匪的大庙还有五百公尺，发现灯光闪烁，我立即下令停止前进，进行布置。令朱排长率领该排跟着张小队长进攻大庙土匪，令郑排长率三挺轻机枪选择阵地，发现情况要超越射击向对面山上，不要射击老百姓房子，免伤老百姓，我跟着第六连。我们进攻离大庙一百公尺左右，敌人才发现向我们射击。我们的三挺轻机枪向对面大山上猛烈射击，战士齐声呐喊捉活的。天刚亮经检查土匪被击毙五名。在搜山时老百姓胆子大了，把土匪藏的枪自动向部队交出来。我们外围三个步兵营由指挥官亲自指挥，布置得相当严密，土匪无逃脱只有满山乱窜。

这次进攻土匪战果辉煌，土匪两处步哨被我营全部歼灭。我营得步枪六支、冲锋枪两支，手枪三支，现大洋百元左右，全部捐给狮滩乡中心小学。其他三个步兵营各有所获。这次的胜利与带路人关系最大，乡长、保长跟着我们行动，不但消息没有传出，对他们教育很大，知道我们部队是真正负责清动的部队。在我营轻机枪射击时除土匪步哨外，其他土匪还在梦中，因此土匪仓皇逃命毫无抵抗。

这次彻底击散土匪并缴获大批武器后，陈指挥官即令边区乡保长，如土匪有自愿自新的“既往不咎”，愿当兵的当兵，愿回家种田的回家种田。由各乡保长率领自新土匪到长寿指挥部办理自新的手续，并领取自新的文件。当时各乡接到指挥部的命令后非常高兴，哪个乡有土匪他们非常清楚。没有十天的功夫，就有七八十个办理了自新手续。乡长最高兴，自新的土匪可以充当兵役。指挥官最高兴的是完成总司令刘峙交给他的清剿任务，老百姓给我营送来“除暴安良”五面红旗。这次四个营围剿王三吉股匪大家都出了力，三个营的兵力围着各山的大小路口，非常严密。指挥官说：张营长担任进攻带着乡长冒雨在崎岖不平的山上搜索前进，走了四个小时离土匪一百多公尺土匪才发现，我们以猛烈的火力先消灭土匪的哨所，我们高声喊抓活的，土匪才如梦方醒，仓皇逃窜，战略战术符合要求。讲话后请我们吃饭，我要走时指挥官把我叫他屋里，对我说四个营长你出力最大，你以身作则不怕吃苦，缴获土匪最多，关于你的成绩我会向上级汇报，并赠送我一支手枪以作剿匪的纪念（手枪都是土匪的）。三个月后我被军事委员会论功，这是后话。

我们清剿任务完成后，奉第四清乡区甘登俊司令之命，本营调璧山整训，未出发之前休息两天。为整肃仪容精神焕发，我理发并把内衣和鞋子洗了，这是军人应做的。我营到璧山我们团长出城迎接，看到“除暴安良”大红旗，战士精神焕发特别高兴，两个月后我得到军委会记功。

　　军事学校求学

我们下午三点已达成都。我们在北教场军校附近的旅馆住下，第二天吃过早饭就到军校报到。校方告诉我们离考期还有半个月。全国每个师两个学员，各战区驻地远近不同，现已报到200多人，必须人来齐了才能考试。我们要求到校内住，校方说只有录取后才能到校内住。我们住在旅馆每天准备功课。第一天考的军事学，第二天考的实兵指挥，这门最重要。第三天是国文《自由与法治》，考完三天后揭榜。等待中每个人心情都不平静，担心落榜。我心里较踏实，我实兵指挥好，身体健康也是录取的唯一条件。考实兵指挥部队就在你跟前，教官出情况，你实际指挥部队的处置，和在战场一样。我处置的快而合乎实际战场的行动。

看榜的那一天人山人海，我们三人都榜上有名，那种高兴和快乐的心情非笔墨所能形容！第二天编队，我们三人异口同声到老乡亲北方饭馆大吃一顿，祝贺我们同时考取并合影留念。我与同事黄玉嵬编为第二组，余庆农编为第一组（高等教育班组就是队）。我在第二组第一区队第一班当班长，凡考试实兵指挥最好的都当班长。第一天不上课先熟悉学校的环境，第二天开始上课。

高等教育班主要以战术为主，先讲基本战术，后讲实用战术，其次地形学、交通、兵器、军制等。政治讲三民主义，还讲大学，外文是日语。高等教育班每周只出一次操，其余都是学课，图上作业和沙盘教育。在学习上我是一个最用功的学员。人要有自知之明。在我们班有四个上校，三个中校，一个少将，三个少校，我是其中一个少校，是从当兵起来的。

我只读过三年书，毛笔字写得还可以，我由八岁读到十一岁，因家穷而失学。我当兵考上了学兵队，又考上东北讲武堂教导队第六期，后考入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因此我的军事动作有相当的基础，尤其是班、排、连、营战斗指挥动作非常熟练，在师以上的指挥官看不出什么，因师为战略单位，他用的是命令，如前进、战斗前进、展开、左一队、右一队、攻击方位，以下的动作就是团长的。团的展开后所看的是营长的动作。营展开区分第一线、第二线、攻击的方向、攻击的区域，实际上看的是连、排、班的动作。因为连为战斗单位，班为战斗最小单位。在战场上班排连的动作看得最清楚。在军事上这是属于技术方面的。一个部队训练的好坏，看他的班排连的动作就知道。一个指挥官的能力再强，部队没有训练也不能战胜，部队训练的好，指挥官指挥的好，相辅相成才能打胜仗，两者缺一不可。

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候是求学我一生最快乐的事是在高等教育班求学。

结婚后，我妻子在国立药专求学，我在高等教育班求学，她的生活不用我负担，她的学问也比我好，我们相互促进共同进步。我们写信都是利用星期日放假时间。因为求学的时间很宝贵。妻子一个月给我写四封信而且都很长，内容都是学习方面的，我写信的内容多是要她保重身体。因为她经常感冒，我很担心。她每两个月把我写的信订成一本，我也如此。后来她说我的文字比过去进步得多，这是对我的鼓励。我当然明白她的意思，听起来心里舒服。

在班里我与杨连凯同桌，我俩说话很投机，论学问他比我有基础，但我战术作业比较快，他问我这样处理有什么道理，我说战场敌情千变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人一个看法，一人一个处理方法。我们学习战术不能呆板，迟疑不决乃是智慧的大戒。我们俩战术作业经常研究，相互促进都有进步。后来我们结拜了弟兄，不但是同学还成了好友。我在高教班一年的求学，结拜三次弟兄。弟兄当中有三位少将，上中少将带兵官最多，也有攻卫人员是少数。

我们这些弟兄在学校都是比较用功的，文化程度我最差，在军事动作当中我最熟悉。战术作业我是不落后。每次考试的成绩都不错。在学校大演时，我被选为演习干部。校方把演习成绩寄回原来的部队。在军队来说我是科班出身，我是从一个兵学起的，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上校副总队长我都干过，后带总队长带队起义，这是后话。我在处理事情上当机立断。在求学当中确实交了些好朋友。在高教班毕业之前我的结拜弟兄周建国把我的经历要了去，我问干什么，他笑着说待会你就知道了。

我们毕业都到抗日的战场。我师是属于第三道抗日的防线，归重庆卫戍区司令刘峙指挥。我回到部队时，我们师长甘登俊升七十九军副军长，新来的军长邹珍善。我本是第三团第二营营长，把我调第一团第二营营长，我是个老营长，那一团我熟人很多，无所谓。

到一团还没有一个月，我的同学周建国由重庆做吉普车来看我，他是军事委员的上校科长，我不知道他是来人事调动的，我成了忠义救国军中校副团长。可我还没有请假怎能到差呢？请假新来的军长不准，几经周折才准假。忠义救国军归别动队总司令指挥，我因病未能到差，改派别动队总司令部中校作战参谋。我带兵作战行，当参谋也能行。我在学校也学过参谋业务，这是勉为其难，不如带兵得心应手。

抗日胜利后，1946年“国共”双十协定后部队改编十几个别动纵队共约6万人，全部改为18个交警总队，全部的美式装备，我编交警五总队上校大队长，因我妻病重未能到差，后编为上海招商局护航大队，大队长是一个少校督察长担任。大队副由我担任。我俩一正一副，任务相当重要。护航班长多数是军校毕业充当班长或者是中美训练的学生。护航员文化最低限度中学毕业，还得有上海的铺保，待遇与招商局工人同等，冬天呢子大衣，护航员平时四菜一汤，护航的生活更好，任务相当的重要，凡参加护航员的必须受过短期军事训练。军事上由我负责，政治上由董国良负责，讲的是三民主义。护航的任务是保护船的安全、旅客的安全，看守招商局的仓库、码头的安全。

护航大队派往各航线的情况：北线戍天津一个中队，南线戍广州一个中队，台湾一个分队，宁波一个班，九江一个班，芜湖一个班，南京一个分队，汉口一个分队，上海一个中队。这时我把妻子接到上海，我分了两间房子，楼上一间楼下一间，我们的生活很好。我的办公地点，先在五马路招商局三楼，后兼第一中队队长，在十六铺三码头办公。我工作认真负责，经常到天津、武汉、广州、台湾、南京等地，这是招商局所管辖地点，这个任务虽然重要，但精神爽快。我们名义上是交警总局派来的，工资待遇全按招商局标准，干部与招商局干部一样。看守船只和护航人都在船上吃。冬天发的是黒呢制服，夏天是黄卡叽制服，纪律严格，尤其护船只发生事故责任重大。护航大队除了干部以外有七百人左右。护航班长在船上要有辨别方向的能力，在表面上还等服从船长的指挥，要有特殊事件发生时能独断采取措施。护航员在必要时可独断专行。“国共”谈判破裂后任务更加重要，首先船只不能开往共产党区域。

上海护航任务

1947年岳母生病，妻子准备回去护理，我因工作忙脱不开身，按道理讲我也应该回去看看。岳母无儿我便是她的儿子。再有岳母病重药房还需管理。妻子回四川后，我们每月至少两封信，有三封的时候，免去双方的挂念。

我的同事和朋友到东北和华北出差必经过上海。吃住都在我那里，吃饭代买票我负全责。那时公务员待遇并不高，物价又飞涨，带家的更困难，但我深知出门的困难，我主动不叫朋友住旅馆，住在我办公室，节省些开支。招商局的总经理徐学禹是烈士徐锡麟的侄子，在法国留过学，学机械的，能力很强，很有魄力，蒋介石对他以革命烈士看待，和宋子文是朋友。他对中统、军统的人根本不在乎，犯了错误他一样撤换，我赞成他的作风正派。

我是带兵军人出身，没有社会经验，轻信朋友的话，我总认为朋友的话是真诚可信的。我有一结拜弟兄吕伯炎，他是河北省河间县人，爱文学文章写得好，七七事变而投笔从戎参加抗日，后转为贵州橘子县中学教书后又转为税务局工作，抗日胜利后转上海工作。真巧我也转上海招商局护航大队工作。因为他的学问好升了秘书，他们夫妇请我吃饺子向我说，东藩兄我有一位朋友，是河北保定大同乡的，尚无工作，请兄在护航大队找一工作，我没有办法。他二十多岁学问不错，叫韩英俊，我说想想办法。在未落实之前先住在我那里。因为我分有房子，吃饭与我妻子一起吃，我待遇高吃住不成问题。1946年的冬天我把自己的黄呢子大衣送给他穿。他即是我朋友的朋友就是我朋友。当时我对他以好友对待。他爱作诗有时让我妻子提意见。我曾问妻子他的诗做得如何？妻说一般化。他的钢笔字写的不错，对人态度和气。护航队多半是中学生，最低是初中毕业。上海的要实铺保，小铺保不行，我向头头推荐韩英俊，他虽是少将，我俩一正一副，他有人事权，他笑着对我说，张英俊是北方人，北方共产党多，共产党打进了护航队，出了事故我们责任就大了，他又无上海妥实的铺保，我一听这话有点气，我胸脯一拍出了事故我负责。其实他是为我好，知道我是一个科班军人出身，对政治毫无头脑，思想单纯，只知道下级服从上级，工作中以身作则，打仗视死如归，对于复杂的环境一个单纯的军人思想还是不够的。

我起义后才知道我的朋友吕伯炎与共产党有关系，他给我介绍的人是地下工作者，我另外一位朋友与共产党有关系叫杨尊贤，当时我跟本不知道。我知后很气愤，要好的朋友他们没有跟我谈过，我起义经过学习才知道这是“立场”。并不是朋友好坏的关系。如吕伯炎给我介绍的韩英俊，后来我提他当文书，我的重要文件都是他经办的，我最相信他。当时如果督查室查出韩英俊是地下工作者我是担保，后果不堪设想。我对朋友忠心立场坚定，并没有想到朋友（介绍）的后果。

落实起义政策后，我是县的政协委员，政协干部、民主党派的成员。因此我又想起好友吕伯炎来。我起义后1950年和他通过信，他在中央税务总局当科长，情况很好。我投入改造才断绝通信。虽然断了通信，在思想上总是认为他是我的好朋友。总算20年的改造和就业期满释放回江津，因文革还没结束，又管制了7年。管制的滋味比劳改的滋味有过之而无不及。

1980年1月15日，中央最高法院给我落实起义政策，政府给我安排了工作，生活有了保障。我以民主党派的名义给北京税务总局一封信，回答如下：吕伯炎调哈尔滨财政学校改造，1981年逝世。他爱人王声录仍在哈尔滨财政专科学校工作。我立即给王声录一信，回答的内容如下：吕伯炎是十六级干部，调哈尔滨十六级，1981年逝世还是十六级。我参加工作后是十九级副科级干部，退休后仍是十九级。因为他参加过国民党，韩英俊“文革”时劳改。第三个朋友是杨尊贤解放当秘书，后在上海市南区当税务局副局长，文革时说是叛徒，一气之下跳楼自杀，就是我现在的老伴的爱人，这是后话。

我必须提一下这三人是我的好友，他们三人口里从未谈过共产党，这说明他们三人对党的忠诚。我另一个朋友是我的小同乡，我们只离十华里。他叫尚云鹏，天资高，爱好文学，1937年抗日开始他考入国民党军于第一团毕业后，任连指导员，文字好经常在报上投稿。他与钟德贤结婚我亲自参加。我爱人与钟德贤江津女中同班同学，关系密切。尚云鹏与我爱人经常通信。尚云鹏骄傲而出于热情，在同事面前肆无忌惮，公开骂国民党贪污，他即是党员又是政工干部，在公开场合骂还是不行的。后来进了国民党的监狱，撤职了事，离开税务机关当了职员。我正在江津驻防，赵静波江津税务局负责人，他与赵静波是同学请他吃饭，请我作陪，我们三人是小同乡，在生活方面赵静波好，那时我任连长，他下班就到我那里玩，我们三人经常在一起。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在上海招商局护航大队，他与吕伯炎也派到上海货物税务局工作后任股长，那时高钟琦大概两岁多，认我妻子做干妈，我们的关系又进了一层。

1949年上海最紧时，汤恩伯的指挥官，陈大庆的副指挥官，固守吴淞口五十二军军长刘维章，第二师师长徐永是我高等教育班同班同学。交警第一旅旅部住在百老汇大楼，青年已撤到高桥之线，黄浦口有几只兵舰都靠东岸，其余的兵舰都在吴淞口外以炮火支援作战。装甲兵团参谋长蒋纬国还在上海指挥战事，上海危在旦夕。我是率领一部分护航队及家属押着一支大货轮载军事物资，是1949年5月24日下午左右，经过高桥的方向我们两支靠东岸以猛烈的炮火支援高桥之线。我们的战车后面的随作步兵向南进攻。当时高桥之线的都是青年军。我们到吴淞口天已黄昏。吴淞口外只看到我们四五只兵舰正向吴淞口射击。这也说明阻止敌人进攻吴淞口的阵地。这天吕伯炎、王声录送我上船时流了泪，这也说明朋友的情感。韩英俊是我的文书，我当时让他到台湾，他则表示和他兄弟回老家，在那种情况下我也不勉强。我万想不到他俩都与共产党有关系。

5月25日天刚亮，我们船由吴淞口外向台湾方面开去。这一夜我没有睡。我布置了十个哨兵，凡是撤台旳护员要手不离枪，虽在吴淞口海面上也怕发生事情。5月27日到达台湾吉隆港，得知上海27日失守。我带着护航队暂住两个大轮上，后奉命由基隆将护队带到台北。招商局的船在基隆、高雄、广州这三个地点。广州还有一个中队。

决心留在大陆

我接到妻子的电报母亲病危速归。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决心回四川。我见到单位最高负责人说明情况，他劝我等等，看看形势再决定。他本意不愿我回去。我的朋友和同学说，东藩兄今后再想回台湾，还得有入台证。陈诚兼台湾省主席相当严格，就是托人也难办入台证，况且你是奉命带着护航队押运军事物资回台的，你又有工作。我的部下也不愿意我回四川。我的负责人再三的不让我走，让我到高雄看守船只。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思想是矛盾的，是回四川还是留在台湾？想起婚前婚后我岳母拿我当儿子看待，我也亲口说过您老人家就是我的母亲。学贤、学莹就是我的妹妹，我妻子的生活都是我岳母负担。今天老人家病危旦夕，妻子卧床不起，在这关键时刻如果见利忘义何以为人！因此我决心回去。

当我离开台湾时，我的上级、战友和部下亲自送我上船，我们一一握手作别。我由基隆乘船到广州我们护航大队第二中队黄队长士钦招待我还送纪念品，并带我买飞机票。当时交警总队驻在广州，国防部也在广州。我见到交警总局处长张辛慈、专员湯毅、蔡道慕，他们都是我的朋友。他们告诉我，湖南还有七个交警总队归华中指挥官指挥，重庆还有三个交警总队，我们重庆见。关于我的工作会安排的。

我由广州乘飞机不到三个小时到达重庆。当日住重庆，我立即向江津打电话，告诉我妻回来了，说明我住在某旅馆，因感冒休息一天回江津。我正想我妻子就出现在我的面前，见到我就拥抱起来，她头贴在我胸前哭起来，这是我们结婚以来她第一次拥抱我，我感动的也哭了。我们坐在床上，她说接到我的电报说由上海撤到台湾，本来是件好事，我的亲戚、朋友和同学都说你不会回来了。他们当时都不主张我嫁外省人，只有母亲同意。但家人都说你心地善良、为人忠厚，不是忘恩负义之人。母亲病重还能起来坐坐，就是吃不下东西。上海战局紧张时，我就是担心你，知道你到了台湾，母亲主张打电报让你回来，但全家万万想不到你真的会回来，我们全家都很感动。我与二妹回到江津，岳母握住我的手哭了。我拿出在广州给岳母买的西洋参、衣料等。他们的亲戚听说我回来了请我吃饭还说我重感情，北方人诚实。其实在我回来之前，他们就说不应该把学贤嫁给我。我心里对这些人最瞧不起。

我接到广州朋友来信说交警总队撤到重庆。我即到重庆见到我的朋友和同学。专员在局长面前说我带兵有经验、有才能，因此让我任交三师第十三总队上校副总队长。我到差后始知道这个部队三分之二都是新兵，虽然都是美式装备，但缺乏训练，但带兵的干部还可以，我负责教育。我主张士兵先学各种射击姿势及射击要领，接着是实弹射击。武装再好的士兵不会用也不能发挥。

国防部撤到重庆后，当时的参谋总长顾祝同，实际就是指挥官。当时形势相当严重，失败已成定局。孙元良率领十六兵团已由湖北进入四川，罗广文率领十五兵团进军遵义，宋弟联兵团凌乱不堪，杨森负责重庆只有四个师，交三师在内。当时交三师先奉命在江口、五居宅阻止解放军过江。正要出发时，忽接蒋介石之命，担任破坏兵工厂的警戒，兵工厂破坏后我军撤到彭山县奉命归胡宗南指挥。交三师在彭山县西北固始之线占领阵地。

胡宗南一个军左翼，在激战中被解放军包围击溃，胡宗南向西撤，我师向西北方向撤退，撤到新郭随十六兵团起义。七十九军已随十六兵团起义。

起义后被改编解放军第九兵团

经过短期的学习，1950年4月间，奉命开华东常熟整训。8月间由解放军第九兵团改编，上尉以上的调南京华东军政大学第五纵队学习。1951年开始交代历史：从八岁起至起义。1952年参加三反的学习，所交代的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来我们第五总开到合肥，改为华东教导团，还是学习，这是变成了解放军，戴的是五星帽徽，佩戴解放军的符号，穿的是干部的衣服，团级干部的鞋，团级干部吃中灶，大家很高兴！接着一批批调走，说是分配工作。

我记得我们那一批二十几位同学，一个中将四个少将，八个上校还有中校。上车时我的鞋子六双，我将旧的扔掉，指导员是山东人，对我不错，他说：“张芝尧鞋子不要扔，将来有用。”当时我没有理解他的意思。我们坐车到了合肥，一下车不知道是监狱，解放军的口吻变了，下令站好，把帽徽符号摘下来。我们之间你看我我看你说不出话来。姜还是老的辣，这位中将徐中瑞这时笑了，人生就是如此。我这才体会到指导员不让我扔鞋的用意。因为我们还没有接到判决书，住在监狱的接待室，1953年初我们到了安徽普济农场劳动改造。

　　到劳改队的情况

到了安徽枞阳普济农场第三分场石工大队第二中队，我们当时都穿的军装，没有其它的衣服。队长指导员先找我谈话，我按实际情况讲的很详细，他们好像有点怀疑，问我起义后犯过错误吗？我说没有。谈完话让我休息一天。吃饭，菜是自己种的。我被分配菜园种菜。在劳改队这是较轻的劳动。

劳动中我能认真地去干，经过近三年的教育，我明白了党的政策，更加遵守劳改队的纪律。当时我的思想还是不满的，总认为党的既往不咎的政策变了，当初军代表团团长李克农说：“你们起义对人民是有功的，人们不会把你们忘记，你们同解放军同等的待遇。”现在为什么不算数了！

当时起义那天夜晚，我那位头头向我说：“芝尧兄，共产党是先甜后苦，况且我们又是担当破坏兵工厂的警戒，我们将来的结果不会好的。”我知道他的手段毒辣厉害。我们一位少校政工人员叫端木平，他父亲端木杰是国民党最后一位交通部长。我们这个头头对端木平很好，因为他父亲是部长。名义上我们还归交通部指挥，但在撤退途中，端木平说：“他在山东王耀武部队被俘过，经过三个月的教育释放回来时还发给路费。”他说的是事实。我在上海工作时，我的同学也在王耀武部队工作也曾被俘，经过半年的教育释放，回来照常工作。但我那个头头却说他鼓动兵心，他找来特务队长暗中监视若再鼓动兵心暗中处决。我们平炮部队与一队少校队长都是被俘释放的，对工作认真负责。我认为他对端木平手段太毒辣。逃走的事我没有考虑。这时西北方向枪声四起，我立即出来带着两个卫兵奔向枪声的方向，不时我总队而是第二总队方向，我立即到了一、三两大队，见了两位大队长说千万不要乱射击。我回来即到总队部，我问总队长的卫士赵鸣，总队长哪去了？他说我出去后，总队长也随着出来说去师部，我到师部一问，他根本未到。我心里明白了，但我仍在总队部等了约两小时不见回来我知道他逃了，表面上我沉住气其实心里也有点惊慌，但我不能表现出来他的老部下很多，听说头头逃了恐生变化。他的部下有河北大同乡的，对我也不错。我和他们说了真话而且很中肯。我们虽然美式装备，但弹药全部丢失，现在所存的还不够打两小时，兵败如山倒，我们全师被包围一个多小时就被解放军击溃了。我又将平炮队长找来，第一中队长找来，他们都是在东北被俘的，经过三个月的学习被释放了，我发给回家的路费，我们起义更无问题，先稳住兵心，我这才把提起的心放下来。

投诚起义两个月时间，军事代表团才来，我把人员枪弹交的很清楚。我带的两个大队一个特务队没有发生事故。虽然我没功，但最低限度我没有“过”，我以维持部队才未发生事故。我那个头头让我逃走时我借故拒绝了。如今想起他说的话先甜后苦真是让他说着了。我知道党的政策，只有安心改造否则死路一条。在旧社会普济也办农场没有办好。我在菜园劳动，那时菜园都在大埂上种菜，主要怕淹。

1958年投入改造的人除了地主阶级就是国民党军政人员，极少数是青年干部犯错误的。这些人在劳改队当大组长或小组长，领导生产。普济杅以开荒为主，土地肥沃，先挖沟打埂放水，把水放出才开荒。田里长胶瓜草、菱角、荷花，最厉害的是菱角刺。荒田里的泥膝盖深，也有的腿肚子深，菱角刺在泥里，劳改人员被菱角刺扎脚的很多，荷花梗上有些刺往往把腿剌破。收工时洗了脚先挑刺，不过饭吃得饱。普济杅是澄阳湖方圆七八十里，土地肥沃，现开荒现插秧，不需上肥，只要把草拔干净就丰收了。劳改队的干部都是转业军人，党性很强，文化程度不高，阶级立场是坚定的。对于劳改犯以思想教育为主。如你安心改造遵守监规也无问题的。

我投入改造后，给妻子一封信，她立即给我回了信，内容记得很清楚：“大哥你要安心改造，我有信心咱们再相见。”接着寄来衣服及10元钱。她每月给我两封信，风雨无阻。我把她的来信保存很好。

后来我们二队合并一队，还是在菜园劳动。我还是穿的军衣，除了军衣我没有其它的衣服，那时劳改队还没发衣服。我记得一天上午十点左右，队长找我谈话，我当时想没有犯错误，找我谈什么呀！他对我说话很和善，他一人住一间房间：一张床，一个办公桌，两把椅子。他拿一封信问我可是你妻子写的，并说信写的不错，问什么文化程度？我回答药专毕业。他说你过去对她一定很好的，不然她怎么对你这样关心。看到队长的态度很和蔼，我才放了心，对他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对他问到的军队的事我讲得很详细，并对答如流。后来他竟然让我坐在凳子上，我知道共产党最讲阶级立场的。他的让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问我淮海战役杜聿明被俘了，他还有点不服气。又说国民党几百万大军美式装备被共产党的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知道为什么吗？我说国民党失去民心，共产党所以胜利，是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正如毛主席讲的，得民者多助，失民者寡助，这就是“真理”。我又谈到杜聿明在广西昆仑关为了争夺这个战略据点，日本是机械化的部队，杜聿明的部队也是机械化部队，这个据点血战数昼夜，把日本击败，我们夺得了这个战略据点，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的话，从此他对我印象不坏，总是见面和我谈几句。

五四年长江开了口除山地外普济杅全部被淹

1954年长江开了口，普济杅除了山地全部被淹了。当大水来的时候，我住的草棚子才刚进水，队长就令劳改犯向高处大梗逃。我住的草棚子离大梗较近，我跑在大梗上水才脚面深，我一查东西，因跑得急忘记把东西摘下来，我一想妻子照片和信最重要，其他东西我无所谓。于是我又跑回草棚子，把东西取回水已到大腿深了。如没有照片和信我决不返回一趟。当时想自己刑期长，时时看到照片和信也是一种安慰。

这次水淹政府对劳改犯是关心的，是实行了人道主义，使我们及时逃出危险区，我对队长这种果断的措施是很钦佩的。我们教导员早已在总场等候。总场在半山叫龙王咀，再大的水也淹不了。我们到总场后第一队四百人暂住五间房子里挤在一起睡，这是没办法中的办法。还要安排厨房，人要吃饱，大水一涨大米也没有了。第一分场旱田多，还有存的麦子，但没有磨只有吃整麦子，和煮米饭一样的做法，劳改犯决不让闲着，在山上开荒或者帮助一分场种旱田，又在山上盖了很多草棚子。我们一队以开荒为主，每天吃的都是煮的整麦子，拉的屎还是整麦子，因此拉肚子的很多。为了把麦子变成面吃，我们管伙的干事到枞阳县买了一盘新碾子做好碾盘，这是我们队长积极想办法使我们队吃上大馍了。可有的场队连碾子都没有，由此观之，一个人有才华，相比之下天渊之别。

我记得一个下午队长找我谈话，他向我笑着说：张芝尧我给你一个任务，你当老弱组的组长，连你十五人，每天负责推四百斤面，碾房和你小组住的地方已安排好了，明天准备一天，后天开始推磨。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我虽然是个劳改犯，队长对我这样信任，我心中很受感动，我欣然接受这任务。回去后我一宿未睡好。北方是吃麦子的，推磨的方法我是知道，但那是用驴推。现在用人推，爱头晕的人还不能推。再有淘麦、筛麦、和面、拣麦都要计划好。

第二天早饭后，小组的人都来向我报到，我是最年轻的四十多岁，其余都是六十上下的人，除了地主阶级以外，其余都是国民党军政人员，都是清一色的反革命，没有一个刑事犯。我把每个人的睡觉位置安排好，就开了一个小组会，我客气地说明我们小组的任务，每天四百斤面粉要完成。关于任务的分配，大家多提建议共同研究，采用自报的方式。自报推磨的六人中有我，推磨的比较辛苦。和面的两人，掏麦、筛麦、晒麦、领麦共五人。记账向伙房交面的一个人。推磨的把磨安排好，并试一下磨是否好用，负责领麦、掏麦、筛麦的一起动手，赶着太阳好把麦子晒好不误明天推，因为大家的努力，下午六点以前就准备好了，第二天开始工作。

我们的推磨人员分三个班，我与吴炎西第一班，一磨顶十斤麦子，推完后换第二班，然后第三班。我与吴炎西推得比较快，下午六点以前我们小组就完成了任务。规定每天完成四百斤，我们完成了四百五十斤，不但劳改人员高兴，我们队长也特别高兴。第二天他亲自来磨房看我们推磨，他看我戴一顶无帽檐的军帽推得很快，不讲话只向我笑。他看推磨的推磨，和面的和面，淘麦的淘麦，筛麦的筛麦，拣麥的拣麦，小组成员中无一人闲着。队长在离开磨房时由笑变严肃，要我把推磨分配方法写出来，我详细写了一份交给他。第二天在大会上，队长表扬我们磨房小组，在墙报上贴出来了，还画了一个磨盘，一个带着无檐帽的人抱着一根磨棍在推磨。队长向劳改人员讲话时说：你们今天能吃上馒头就是磨房小组你们同犯的功劳，特别把我的名字提出来表扬。

在干部小伙房劳动的同犯徐源是个高中学生，他表现很好而且聪明。他因说怪话而判四年刑，他是地主出身。他与我在菜园劳动过。因他无历史问题，他在小厨房帮助瞿同犯当下手。瞿同犯是干部犯错误只有两年徒刑。他俩给干部做饭比较自由。一天吃过晚饭徐源来找我借书，我的书都是进步的书，是我在军政大学学习时买的，有毛主席第一集，那本书上还有三天不学习跟不上刘少奇同志的话。一个国家的主席，后来会有如此的结果。还有陈伯达的“四大家族”，胡绳的“学习”，薛暮桥的“政治经济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他借去的政治经济学。我虽然文化不高，光在军政大学就学习快两年，对革命道路比徐源懂得多一些。他借书走时我送他，他向我说：队长吃饭时和干部谈起你，说你是国民党的团级干部带着部队起义的，后判刑改造。张芝尧对党的政策是认识的，是安心改造的。我给他一个推磨的任务是考验他，想不到他任务完成的很好，那些都是老弱的人，但他安排的有条不紊，做到大家齐动手，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可见张芝尧的头脑不简单。我听说这席话后警惕性很高，我是怎样回答徐源的呢？我说劳改犯要把政府交给的任务想法尽力完成。尤其我们同胞吃整麦粒对身体不好，我们也要应尽其责。我们只有这样争取与亲人们再见面，否则是不可能的。同时我是国民党一个团级干部，在改造时稍有话说不慎加一个帽子就受不了，既往不咎的政策一变就判刑改造，何况还在改造呢！

1968年我刑满就业，有一位新来的管教干事，才来到我队两天就送我三分场二队。那时就业人员都在二队。他检查我的书。我书中夹着一张照片是妻子在药专读书时的照片，梳着两条小辫子，是学生气派，很活泼。这张照片我带着很多年，很珍爱。她穿的是玫瑰花的衣服，因爱美术，原是黑白的照片，她把玫瑰花加上颜色很美丽。这位干事一看，问我这是谁的照片，我回答是妻子的。他说穿着花衣服是资产阶级思想，你经过改造资产阶级思想还很浓厚，没有彻底改造，你把照片撕了。我说照片是过去的，这与思想有什么关系。他脸色变了，大声说你的思想还很反动。在那种高压下，我只有把照片撕掉。虽然不服但有什么办法，只是忍气吞声。因为如果反驳的话，给你再加一顶帽子更加受不了了。如果陈干事在就不这样。陈干事谈话让人心悦诚服，虽然都是管教干部，政策水平却有很大的差距。就业队管教干部邱近仁对就业人员有一套办法。他是知识分子，因人施教。首先他对就业家中情况、被捕前的情况了解的非常详细，然后给你纸张给你时间让你详细写出来。我在就业中没有受过批评，我的目的就是要与亲人相见。因此我对制度特别遵守。

释放我那一年是1972年，我整62岁。我走的时候，干部没有检查，我把破棉衣热水瓶都给同事留下并买了一些东西大家吃。我离队的那一天，有位同事送我，我请他吃面条，又买了两包烟把我的棉衣也送了他。我们分别时他流了泪，我也同样难过。认识情感的动物，尤其人生在监狱几十年，这是“难友”怎能忘怀！如不遇到时代的变迁，不可能处在一起的。

　　刑满释放接受文革的再教育

我到重庆是最后一个下船，我身体很健康，我挑着行李走到接人的地点，有一位矮胖小伙子问我你姓张吗？我说是。叫张芝尧吗？是。“爸爸，我叫张XD来接你”。我把担子交给他。这就是静秋给我保养的儿子，我原来的儿子死了，妻子听到我被逮捕判刑改造，没有后代，就把她朋友的一个孩子抱来做我的后代，可见我妻子用心良苦。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

我们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下。翌日我们乘火车到家。

我与妻子见面抱头痛哭一场。我到居委会报到，第二天又到公安局报到。问我谁送你来的？我回答是我自己来的，他好像有点怀疑似的。我立即交出释放证，公安局让我回去听候通知。第二天公安局找我谈话，要我明天到派出所报到。我见了所长。告诉我明天到二居参加五类分子学习。居委会是黄主任，说话态度很温和，告诉我每星期向周组长汇报学习情况及思想情况。她带我见了周组长，是个七十岁左右的老婆婆，满头的白发说话慢声细语。她告诉我参加五类分子的学习是每天学一次，时间7—9点，每星期汇报一次思想情况，我当时想比劳改队还紧张，还严格。我想只要和亲人团聚在一起就好。我在劳改队这些年对家庭情况一无所知，回来后始知详情。

我在未劳改前家中接到我起义证明书，我妻子是人民代表、医药界主任，还有一个秘书给她办理文件。1953年接到我劳改的信，她有自知之明，自动辞职不干了。虽然我成了反革命，但对她没什么刁难，都知道她在解放前是个学生，并在家和母亲经营药房，也知道在抗战时与一个江津驻防的张营长结了婚，这是人们共知的。也曾有人为我妻子着想，劝说你还年轻，学问又好，丈夫判了重刑还等他做什么？就是他出来你也老了，还有什么意思！妻子首先感谢他们的一番好意，又说：“我丈夫带着部队起义，投入人民怀抱，就是我丈夫对人民有利的，经过解放军三年的教育虽然他的罪恶大而判了刑，还要给他指出一个重新做人的道理，要他在改造中争取新生，我作为他的妻子，应该帮助他加速改造，争取早日重新人，这才对得起政府。如果我跟他离了婚，他的思想起了变化，对政府是不利的。”听了她的一席话再无人劝她离婚了。

1966年我的妻子收到了猛烈冲击，被斗了18天：游街、站板凳、戴高帽，打成了特务，说我已经死了。他的妹妹解放后是十五六岁的学生，也打成了特务，真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词，把我家掘地三尺，说藏有黄金、白银和枪支弹药。把所有东西抄走并赶出家门，只准带一床破被和两床棉花胎，其他东西一律不准带。我有6张名画，最名贵的是郑板桥的真迹风林，还有齐白石、丰子恺的各一张，还有日本的名画三张。日本名画的来源：我的好友后生了团长，他在东北找了一个日本妻子，他到广州路经上海，我热情招待，并在我那里住，他知道我爱人爱美术，临走时和他夫人选了几张名画送我。这几张名画江津爱美术的人都知道，有的人亲自来看过。红卫兵说这是四旧都拿走了。四旧的东西不登记，后来再也没找到。把我妻子赶到也是被抄家的一家，就是政协副主席卞子川先生家。他们也曾被掘地三尺。卞子川的妻子被逼的吊死在屋里。我妻子和儿子、八十多岁的老祖母，那时张XD才十几岁，把红卫兵在屋里挖的坑填平，我妻子被斗得大吐血，卧床不起。

她身体本来就不好，经过这样的折磨危在旦夕。她曾说，在这种环境生活不如死了好，但上有八十多岁的母亲，丈夫还在劳改，还得活下去。病刚好一点能够走就争取上班，为了生活问题。在工作中她对业务较熟悉，药物知识也丰富，对同仁客气，温和相处得很好。因“文革”被打成了特务，没有人敢接近她了，即使亲戚朋友也如此，这也情有可原。妻子有一位好友叫曹瑜，白天不敢来黑夜偷偷来看我妻子。妻子表面温柔内心刚强，她为等我而活下去，忍气吞声地等我“再相见”。她她边哭边说，我安慰她：“二妹，我不是回来了吗？应当高兴！”其实我内心比她还伤心，我又说，二妹。我们回想一下那些老的革命家，那些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亲密战友倒下去的有多少，相比之下我们算什么！我们活着就算不错了，不要哭，好好保重身体，好好地活下去。妻子向我说：“大哥，我去上班你在家做饭，我们吃完了饭你就上街买菜，回来不要逛大街，更不要上娱乐场所，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就这样我每天上街买菜，回休息一会就做饭、洗菜。我没做过饭，一切都在学习因此做得很慢，等我刚把饭做好，妻子已下班，我本来饭菜做得不好，但她鼓励我说做得不错。

我从劳改队回来，虽已62岁，但仍能担一百斤煤球，我挑煤时她同我一起去，她在药房多年认识的人多，在煤场受不了歧视，因为卖煤的老头认识她，从小看着她长大的。他不但不歧视我们，还问我妻子好吗？我妻子怕累着我让我挑五十斤，我说一百斤没问题。我在劳改队身体锻炼的不错，这是在劳改队的好处。后来妻子身体逐渐好一点了，但星期天休息时我也不让她干活。“文革”中她被斗得大吐血，得了心脏病和严重的气管炎，一闻煤气味就咳的不停，所以我坚持不让她做饭。每天吃午饭后有一段休息时间，干什么呢！看书。只有毛主席著作，别的书谁敢看呢！后来我就看毛主席诗词，注解很详细，我曾看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从1972年释放回江津到1979年摘掉反革命帽子。1980年1月15日由中央落实起义政策，在这之前我是被管教分子。我每天天一亮就起床扫街。我们一个院子住了六户人家，大街上有五十公尺长，这五十公尺我扫了7年。即使小孩子给你提意见你也不敢反抗。按六家的地段应每家扫一段，这才合情合理。但你是一个管制分子无话可说。扫街还不算，居委会还派你义务劳动，这是常有的事。我总感觉在地方被劳改不如在劳改队。在“文革”时期经常开大会和游行。开大会游行时，管制分子由居委会看管起来，大小便还得报告，还派人跟着你以免生事，大会和游行完了才准你回家，娱乐场所无有份。被管制分子多数是有文化的或者是地主（恶霸地主早已镇压）。被管制的地主没有多大的罪恶，不过地主分子而已。

我还遇一件巧事：1941年在抗日时代，营部驻在守愚堂，我的办公室在一个大厅里。现在我虽然老了，附近的老百姓还认得我，通过我的材料时，正是我1941年营部办公地址，令人感慨万分。我的材料通过三次才过关。原因是我在第二小组，属它管辖的有几十家，内有防疫站的干部，站长闫锡根，是南下的干部。我的总结交上去写的是一年的改造情况，大家没有意见，但防疫站站长提出意见，说我不是检查而是做报告。不像个被管制分子，说我的声音太大，要重新检查，命我回去听传。他们经过研究，让我先从历史检查起。我从当兵检查到起义，判刑改造及释放回江津，大家没提出意见，这位站长又提出意见：你既是起义怎么会判你刑，你起义后犯过错误的。我说没有犯过错误，请查我的档案和判决书。与我同时逮捕有一个中将、四个少将，还有少校，我是上校之一。这位站长听了才无话可说。

我落实政策后，安排县的政协委员，这位站长也是政协委员。开会时我们两人坐在一起，他看着我，我也笑着看着他，他想不到我会有今天，我也想不到会和他坐在一起开会。我想一个人说话要思考，不要把话说过了头。他以为自己是共产党的南下干部，你是反革命分子，就是我说得不对你也拿我没办法。这样的思想和看法是错误的，也说明没具备老干部政策水平。

我起义后，1950年4月间，十六兵团奉命调华东军区，路经重庆青木关休息三天，我妻子去看我住了三天，她说：“大哥，咱们的儿子从小就死了，这次部队到华东还不知何日回来，我的身体也不好，我想给你抱个儿子。”我说，按你的意思办。我光知道她有抱儿子的想法，详情却不知晓。1972年回到江津，才明白抱的是她好朋友的儿子。好朋友解放以后成分不好，儿女多，生活方面有困难。他父亲姓顾，母亲姓马是知识分子，抱来后给他改名叫张XD。妻子说，大哥，你的名叫东藩，让他别忘了他爸叫东藩。可见我妻用心之良苦！

张XD是民办高中毕业，因为我是反革命，他天资好也没有资格上正式中学，他的成绩中等以上。音乐课好，尤其拉二胡在江津算是第一。“文革”时她的生母给他寄了20元让他回北京，他经过思想斗争认为养母对他好，没有骂过、打过，总是说明教育。他把20元钱给他母亲寄回去，表示不去北京。我的妻子从未阻止过到他生母那儿去。我这儿子热情善良，他在杂技团音乐队比他差的都转了正，唯他没有。他技术虽好而爸爸是反革命。“文革”时不是凭的能力而是凭的成分。但XD的工资比那些转正的并不少，因为他的二胡第一，别人赶不上他，这是江津文艺界人所共知的。XD勤劳，他学了三个月的木匠，老师不过指导一下，写字台、沙发、立柜、床，各种凳子都会做。他老师说，跟他学三年的也赶不上张XD学三个月的。XD对家庭照顾，他在宣传队每月工资20元，那时20元很管用，学徒工才17元。他不捎钱就买东西回家，不是亲生胜于亲生，亲生的儿子还没有他孝顺。

人是感情的动物，你对他好，他才对你好。我对党的政策是了解的，妻子比我更了解，管制分子的滋味不好受。XD下班回来就是我们快乐的开始，我们关上门又说又笑，互相讲故事听，我们都看开了，只有这样对身体才有好处。如果整天愁眉苦脸，对身体是不利的，也没有人可怜你。在那种环境中谁还敢和反革命家属谈话呢！

最好的同学和朋友，有的过去亲热的不得了，一旦变为反革命，在街上看你来了，怕和你走对面而赶快避开，以免影响他，这种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不能怪罪他们。也有真不怕的。妻子的一位好友的女儿叫李兴荣的是个高中生，见我在菜市场买菜，张口喊：“张伯伯买菜吗？”我不好意思跟她讲话，她竟在菜市场对我讲话有三分钟，我当时很感动，回去把此事和妻子讲。妻子说李兴荣爱文学，常在一起谈论文学，她是高材生，文革结束后，她考入上海化工学院，现在是工程师。最近她和我通信，我妻子因下雨走路不慎跌倒，伤了骨不能行走，躺在床上不能翻身，儿子又不在家，她是公费住院，但在医院一切都不方便，大小便都是我抱着。伤筋动骨一百天才能好，幸好她骨未断只是伤骨，但骨伤的很重。我向医院登记，妻子住家庭病房，吃饭大小便我一人就办了，如住院我一人照顾不了。家庭病房医生一天来一次。医生认识我妻子，医生对她治疗很负责。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月，大小便都是我抱着，那时我身体很好。每天一早起来打牛奶，风雨无阻数十年如一日。我虽然不会烧菜。她告诉我方法我逐渐学会了，只是做得不如人家好吃。后来妻子病情好转，先坐起后在屋里我扶着她走，之后又到院子里走，又慢慢扶着到公园里看看，三个月她才正式走动而不用人扶。幸我回来，不然XD在杂技团经常到各省演出，妻子躺在床上由谁来照顾呢？这才叫相依为命的夫妻。我儿子在杂技团几年都是合同工，享受着正式工的待遇。领导不放他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的技术好，不转正的原因就是我这反革命的父亲。我妻子在床上快躺了三个月，未洗过一次澡，这时天已到十二月间，屋里又冷，妻说烧一大锅水，把门窗关严，我坐盆里洗前面，你给我洗后面就行了。我有点顾虑。怕她着凉，很快我想出一个办法，把澡盆三面架木炭，我们试一下屋里果然很暖和，妻子的澡洗的很满意。

　　人情之薄使人难以置信

我们被抄家后，被红卫兵赶到也是被抄家的卞子珊先生家里。卞先生是保定八期，在黄埔军校四期当过教官，因为我也是军校的学生，我们都被打成反革命，我还是称他卞老师，他对我也很关心。我住的房子就是他大夫人的，他夫人被红卫兵逼得上吊死了，另一间是他女儿住的。我们相处很好，同病相怜嘛！他女儿的小孩我特别关照，早上打牛奶我包了。每天要早期排队，否则就打不到。军人出身时间观念强，我每天都能打到牛奶。

1979年10月间，卞先生落实政策，不但摘掉了反革命帽子，还恢复他县政协副主席的身份。这时他的女儿起了变化，要我们找房子安身，说要收回房子，说话中脸色就有点变了，声调也粗了，好像她是人民你是反革命。过去相互的同情心也随着卞先生落实政策起了变化。她天天催我们搬家，幸好我妻子的朋友刘远志知道一家黄姓的卖房子，通过政府帮忙以八百元买了六十平方的房子。1979年我先摘了反革命帽子，还没有落实起义政策。

这时使我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法院周厅长见了XD说，卞家把你们告了，还是卞先生亲自署名，理由是向你们要房租。我一想不对，我们家被抄时是政府指定我们在那里住的，怎能向我们要房租哪？我的分析是他的女儿看自己父亲当了副主席，借父亲的名望威胁我，我决定只要法院不传我，我就稳住不动，最后不了了之。这家人真是见利忘义的人。

一个惊人的消息

我记得1980年2月初刚吃完早饭，我正想到菜市场买菜，忽听到一个人在院里喊张芝尧同志，张芝尧同志，连喊两声，我以为听错了。我27年都是反革命，今天居然有人喊我同志怎能相信！接着又喊了几声张芝尧同志在家吗?我出来一看是法院周厅长，他笑着向我握手说：“张芝尧同志，中央最高法院1980年1月15日给你落实起义政策”，我向你祝贺，并说到居委会给你消除影响。我当时心情激动地流泪。我将落实起义政策的判决书交给妻子看，她激动地手发抖，我们几十年期盼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们紧紧地相互握着手，面对你面的流泪！这是感动的泪，高兴的泪！

一个人当你没有失去政治生命时不知道政治生命的宝贵，一旦失去才会知道它的宝贵。接着政协通知我参加政协学习，我既是政协干部又是第七届县政协委员。我对与我同时被管制的人特别客气，只要一见面我就打招呼，站在一起说几句话。在人的路途中，这些就是我的难友。有的人与我看法相反，总认为自己解决了问题，对于在一起的难友忘得一干二净，见了面好像不认识，低头而过，为数还不少。我认为管制分子并不都是坏人，再说政府既然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这就说明他们经过教育和改造能够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有些下边的执政者违背政府改造意图，坚持左的做法，开口就是反革命分子，闭口就是地主分子，觉得只有这样才表示为立场坚定，其结果恰得其反。

我落实政策后，政协通知我爱人参加妇女组学习，年终评比，我家被评为五好家庭。凡是在我们改造期间对我们表示同情，白天不敢来而夜间偷偷来看我们的，如妻子的好友曹瑜，或走对面敢与我们讲话的，走对面给我们一个好脸色或点头的，我都一一拜望。有的我还请他们吃饭，他们的儿女结婚我都亲自参加。我爱人身体虽不健康，心情比过去好多了。我们经常到公园散步。她爱吃麻辣面。我带她去有名的小馆吃，还去河坝走，下坡、上坡我都扶着她。

记得在河坝，我们坐在一根大木头上，吃着蛋糕谈着话。她说：“大哥，我过去最担心的是你，其次是XD。你年纪大了还没有落实政策，XD还没有正式工作，我死了也不瞑目。现在XD顶替我有了正式工作，你也落实了政策，我心中的石头才落了地。我有严重的肺心病，有时痰中带血，最主要是心脏病，说不上什么时候即死去，死我不怕，怕的是你的生活。”听了这些话我笑了笑说：“二妹，现在我们好了，我们三人都享受公费医疗，生活也不发愁，想吃什么买什么，我们条件够了。”

从我落实政策到她逝世，过了五年快乐生活。妻子表面温和和蔼，内心则很坚强。待人热情、助人为乐。说她是我的妻子不如说是我的老师，她逝世前两个月曾对我说：“大哥，我活不久了，我的肺心病加剧了，心跳个不停，好像要断气一样。”我明白这种病发了抢救都来不及。我立刻找了一位医生，是好友曹瑜的女婿刘德阳。他看了对我爱人说，二娘不要紧放心好了。我送刘医生出门，刘医生向我说，张伯伯，二娘的病很重，千万不要离人。

我每天细心照顾，过了一个多月，1985年2月下旬，记不得哪一天了，我看她情况不好，坚决主张她住院。办了住院手续输了三瓶液，逐渐好一些，她想吃东西。我当时很高兴！输液上下午各一次，早上吃牛奶稀饭，中午蛋糕稀饭，还与她喜欢的蔬菜，下午同样。我朋友络绎不绝的来看望，她说话也很有精神，连这十几天都是如此，我的心放了。可到了3月10号下午，妻子突然心跳得厉害，喘息不停，我立即叫医生抢救，慢慢平息下去。下午10点左右，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大哥，我的病不会好了，我心里明白。咱家写字台左边抽屉里有个小盒子，有三张存款单，你、我、金科各一张。”然后她又将裤子里的60元钱拿出来交给我，我泪如泉涌。我说，二妹，你的病会好的。她看我哭的那样子手握得更紧了。她也哭了。3月13日，她吃不下东西，光靠输液。我通知XD、儿媳邹FX夜间轮流守护。到了3月16日，妻子病虽严重但脑子还是清楚的，说大哥，我死了你不要难受，夫妻总是要一个人先走的，我死后就穿旧衣服，最好死在家里免去了麻烦。我希望把我抬回家里，我的病是挨时间了。这一点我没同意，我总是希望她好。19日下午8点，儿媳换我吃饭，回到家还没吃完饭，儿媳从医院跑回家说妈不行了在抢救。我跑到医院大喊，二妹！二妹！她的眼睛微微睁开立即又闭上了，我一面喊一面流泪。抢救不到半小时，她咽了气。鲁副院长是XD的老同学、刘副院长、XD和我四个人把妻子抬回家。全院子的人帮忙搭好布棚，我妻抬回家时身体还有余温。

我的朋友知道后连夜赶来，妻子的好友也来了，大家都来帮忙。我知道妻子生前爱穿蔚蓝色的衣服，我们请人买了蔚蓝色的布在20日12时前都做好了 。20日这天政协、民革、医药公司送来花圈，同事的账也有送花圈的。我们民革秘书钟崇智、张庆雅、张永峨是川剧团的主角，还有我请的人共同打玩艺，唱到12点才收场。我们准备两桌席，大家吃得很满意。

21日出葬，有两位好友先计划走的路线，安排的很恰当，花圈在前，音乐队、孝子、女同志、男同志、汽车。我妻子未辞世前曾对我说：死后多放点鞭炮，我照办了。我买了一百元的鞭炮，告诉指挥的人尽情地放，担任放鞭炮的正是妻子对他最好的六毛，走的是江津东西大街，正是江津的大正子。天特别好，阳光普照。前边指挥者，是我的好友张西伯。我儿子在江津音乐界比较有名，他音乐界的朋友来了十几个。他们早有计划:前边三只大号，后面笛子、二胡大壮声色。送葬的人很有秩序，两边看的老百姓都说沈大姐命好，丈夫和儿子给她办的多好。我本想亲自送她火葬堂，几位好友把我拉回来，看我悲伤的神情不对，坚持陪着我。凡送我妻子去火葬堂的都是她的好友和我的好友、好同事。

回来时我办了十几桌酒席，我知道妻子受的苦楚，她是学生出身，受的苦都是我影响的。民革刚诚同志向我说老张，你真对得起大嫂了，办的是不错，在江津办得像这样的还不多。主要是我的朋友计划得好，井井有条，最壮声色的都是XD音乐界的朋友自愿来帮忙的。除了酒席招待分文也不要，并送了祭账。其他人你再有钱音乐队你办不到。凡是送葬的人我的朋友都把名字记下来，事办完后，我们向每人送了一小包糖，以表谢意。我将妻子的骨灰盒放在我的书架上，上方挂着妻子的放大照片，一年四季我都要记念。

妻子的老同学和她的爱人请我到龙门住了十天散散心。广州的好友王衍铎来电报让我到广州玩，先给我寄来200元，XD送我到机场，广州朋友接我。我们1938年断绝了通信，他到延安参加了革命。几十年未见面，今天殊途同归，又在一个阵营了，更是在人生当中最快乐的事，住了一个多月才走。他是军部干部为什么对我那么好呢？我俩自幼的好朋友，他家是大地主，他读书天资很高，他父亲对我很好，总说我长大有出息。其实我是个穷小子，十六岁当了兵，经过自己奋斗努力学习，二十三岁当了排长，考上了军官团。思想好友王衍铎，我向老家去了一封信。告诉他我当了排长有了收入，咱俩的生活不成问题，请接信速来。他来后我还未毕业，我先介绍朋友那里住下。我俩原来都是东北军，1937年抗日我负伤后我们断了联系，1981年才知他在延安抗大。1981年我回家探亲他弟告诉我他大哥在步校当政委后调广州科办主任，现已离休。

我由广州回到北京，住了三个月回到四川江津，人去屋空非常悲伤。我把妻子的信件就是一个纸条，只要是她写的我都保存起来。我俩一个写字台，左边抽屉是她的，她把所学的文学书如《悲惨世界》鲁迅的《阿Q正传》小仲马的《茶花女》和《静静的顿河》等书放得整整齐齐。她的一切小东西放得都有一定的位置，看到这些更使我悲伤而流泪。我怕别人挪动这些东西就用钥匙锁上。1988年黄埔军校同学鲁原坤、江中煌俩同志请我吃饭谈起我的爱人来：“大嫂辞世三年多应当安葬了！”我说找不到地点。鲁同学是四川人，他在江津对岸中渡街敬老院住，与大队长大队书记很熟悉，托他们找个地点埋大嫂绝不成问题，不过送点礼就是了。三月间鲁同学就给我办好了，是中渡街大队第一队陈秀林家的土地，我请吃饭送礼，又给孩子50元。这件事鲁同学帮了大忙，不论生者、死者对鲁同学都万分感激，此人最讲义气。

我接着买的石碑，请书法家周老师写得碑文，横写四个大字患难夫妻，竖写沈静秋之墓。张芝尧儿子张XD儿媳邹FX孙女张JK敬立。石匠刻的字合乎标准，又打的石棺木，青石板的盖，看好吉日，1988年11月3日安葬。

出葬的那一天我的朋友、妻子的朋友都去了，把大理石的骨灰盒放在石棺里，盖上青石板，用石灰砌好，鞭炮齐鸣，我儿子行了大礼。XD对他妈尽到了责任，XD内在最重感情。我们在坟上坐了半个小时，那种悲伤的心情难于形容，至今思之泪如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