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人民日报撰文：人的一生，总要留下点什么？胖胖传媒特别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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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简介钟南山，1936年10月20日出生于江苏南京，祖籍福建厦门，中共党员，呼吸病学专家，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广州医科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学部委员。 中国抗击非典型肺炎、新冠肺炎疫情的领军人物，第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3年，钟南山就读于华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两年后考入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医疗系。 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下乡当农民、当工人。1971年9月，到广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工作，担任内科住院医师。 1974年，钟南山进入慢支炎防治小组，从此走上钻研“呼吸”的道路，之后从事呼吸内科的医疗、教学、科研工作。重点开展哮喘，慢阻肺疾病，呼吸衰竭和呼吸系统常见疾病的规范化诊疗、疑难病、少见病和呼吸危重症监护与救治等方面的研究。 1979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及伦敦大学呼吸系进修，1981年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 1991年，钟南山首次提出“隐匿型哮喘”观点。 2003年，“非典”爆发，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医护工作者经长期努力，抗击了非典。 2006年，在钟南山院士的倡导下，中国正式成立了中国慢阻肺联盟。 2009年，钟南山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2018年，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先后荣获中国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最美奋斗者、“白求恩奖章”等奖项和荣誉称号。 2020年，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我出生在“卢沟桥事变”的前一年。 父母给我取名“南山”，因我生在南京，南京有个钟山，爸爸说，干脆取名钟南山吧！他希望我像大山一样，经历过大风雨，还能够屹立在那儿，茁壮成长。 听外婆讲，在我不到两岁的时候，日本飞机开始轰炸南京，把我家的房子炸塌了，我被埋在土里。 外婆紧张极了，一直扒着砖头瓦砾，拼命把我挖了出来。那时我的脸已经黑紫，她把我的鼻子清清，又按按我的身体……我活过来了。我的命还挺大。 后来，我们逃到贵阳。刚买了新房子、添置好家具，日军的炮弹又来了。 那时家里生活困难，只有咸菜吃，偶尔有块腐乳就很不错了。 贵阳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房间里很多臭虫、跳蚤，我们的头发上长着虱子。 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听到外面放炮仗的声音，跑到大街上一看，到处灯火通明，大家开心地欢呼。接着听到电台说：“日本投降了！” 1946年，我们家离开贵阳，到广州安顿下来。我的父亲钟世藩是广州中央医院的院长，妈妈廖月琴是护士长。 有一年，我家住的小楼天台上突然多了很多小白鼠，一问才知，父亲是在做乙脑病毒的实验。 当时医院很困难，父亲就用自己的工资买来小白鼠养在家里。我觉得很有意思，父亲便安排我喂小白鼠。 小白鼠养得多，我家总有一股老鼠味儿。 有人来找我们，邻居就说，你只要闻到老鼠味儿，就知道他们家在哪了。 邻居们经常带孩子来找父亲看病，孩子病好了，家长开心，父亲也开心。 这些事耳濡目染，让我从小就觉得做医生能帮人解决困难、减少痛苦，是一个很好的职业。 如果我不做医生，或许会成为一名专业运动员。 读高三时，在广东省的一次运动会上，400米项目我跑出了53秒05的成绩，出乎意料地打破了广东省纪录！ 后来参加全国运动会，我得了全国第三名。 中央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问我要不要来当运动员，我回家和父母讨论了半天，决定还是学医。 父亲说，学医不单让自己身体好，而且能帮助别人，让别人身体也好。 于是我考取了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 不过，我仍喜欢体育运动。 竞技运动不是单纯训练身体，而且有益于锻炼人的意志品质，争上游、讲究团结和时间效率，还有不服输的精神。 把体育的这种竞技精神拿到工作、学习上来，是极为可贵的。 我与妻子李少芬的结缘，也与体育有关。 从广州到北京后，我周末常去姨婆家玩，在那里结识了李少芬。 当时李少芬是国家篮球队队员，我常到她的训练基地去锻炼。 一个周六的晚上，我从北医骑车到龙潭湖去找她。 骑了一个半小时，天气很冷，电话也不方便，找她找不到，我很丧气地又骑了一个半小时回校。 结果同学对我说，她从龙潭湖骑车来北医找我了！我心里头突然非常温暖。 尽管我俩没见着，但是，我们确认了对彼此的感情。 李少芬一直是国家队的主力。 1963年底新兴力量运动会，领导对她开玩笑说，如果女篮拿了冠军，你就可以结婚。 几天后，真的夺冠了！相恋8年的我们结婚了。 1971年我回到广州，在第四人民医院工作。 一天晚上，父亲和我聊天，聊到一半，他突然问了一句：“你今年都35岁了？真可怕。 ”然后沉默了。 父亲35岁时，早已在美国读完医学博士，回国成为知名的儿科专家。 而我经历了下放农村、烧锅炉，刚回到医生的岗位上，甚至还没接触临床。 我的35岁，差得太远了！ 这一句话点醒了我，我要把失去的时间赶回来。 在医院我只是最低级的住院医生，我主动要求到急诊室工作，因为可以学到更多的解决医学急重问题的方法。 过了半年，我基本熟练掌握了常见急诊患者的诊治，正想申请到病房进一步提高，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了要求我参加研究慢性支气管炎防治的任务。没想到，这竟成了我的人生转折点。 当时全国只有从事结核病防治的医务人员，少有呼吸疾病的专家，医院里也没有专门的呼吸科，这是一门从零开始的学科，非常困难。 有一天，我在为慢支炎患者检查的时候，发现这些患者咳出来的痰，不仅痰量不同，颜色、黏度、气味也都不同，结合在北医生化教研组进修的知识，我突然有一个奇想，患者的痰或许是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我收集了不同患者的痰液，进行生化成分及酶学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将慢支炎区分为四种不同的病理生理类型，从而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分类治疗，其疗效比常规方法提高50%。 这项研究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成果一等奖。 43岁那年，我获得了国家公派留学的机会。 到了英国爱丁堡皇家医学院，我第一次去见导师弗兰里先生。 那次见面不是“面对面”，而是“面对背”。 他在屋里煮咖啡，我进去了。 他问，你想做什么研究？我讲了讲自己的想法。 他说，你们中国的医学毕业生学历在国外是不被承认的，你先去看看我的实验室吧，有兴趣就做些研究。 导师背对着我谈了六七分钟，就把我打发走了。 我有点孤独，但想到国家送我们过来有多不容易，我就暗下决心，要让外国人看看中国人的实力！ 导师对我的改观源于一次实验。 我研究的课题是吸烟的主要成分——一氧化碳对血液中血红蛋白的影响。 此前，我的导师曾用数学公式来算碳氧血红蛋白和氧运输的关系，成为这个领域的权威。 但我认为，用实验的办法来观察，才能得出更严谨的结论。 实验需要大量的血，找朋友来收集血远远不够，我只好在自己身上抽，3周内前前后后大概有800毫升，才校准了仪器。 做吸烟实验，我决定自己上，一边吸一氧化碳，一边抽血检查。 一氧化碳浓度达到15%时，相当于连续吸了60支烟，同行们都担心我出问题，我有些头晕，但为了取得全过程数据，坚持继续吸入，直到浓度达到22%时，终于得到了完整的曲线结果。 实验证明，导师所用的数学曲线有一半是对的，另一半是错的。 我请导师看我的结果，他大为诧异，也很高兴，一把抓住我，说：“你怎么做到的？太好了！我要推荐你到英国皇家学会的内科学会去作演讲！” 那次之后，导师和同事都改变了对“钟医生”的看法。 留学期间，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搞好基本功。 没有走好第一步，不要走第二步；第一步一定要证实它是正确的、有效的或重复性很好，再走第二步。 这与父亲对我的教导是一致的。 我曾在农村给一个患肾病的孩子看病，根据血尿症状，有一位医生认为他是肾结核，对他进行一些相关治疗。 回家后，我和父亲讲起这件事，说到一半，父亲反问我一句：“你怎么知道他是肾结核？”听到这话，我蒙了，真的答不上来。 父亲平时讲话很少，一讲就讲到要害。 父亲晚年由于痰咳不出来，呼吸困难，最后3年生活质量很差。我担任父亲的主治大夫，他非常信任我，让我大胆地去做实验，但当时的医疗只能到那个水平。 他去世后不到两年，一个新的仪器问世了——无创的人工呼吸机，对他最合适。有了这个仪器，也许他能活到90岁。 这也成了我终身的遗憾。 父亲的嘱托我一直记着——干什么事，说什么话，都得有依据。 在抗击非典时，我指出新闻所说的衣原体感染是错误的。 抗击新冠疫情时，我第一个在电视上讲到“人传人”，都是掌握了依据才敢下的判断。 2002年12月22日，有一个从广东河源转过来的患者，说吃了一顿饭后就开始发高烧，很快出现呼吸困难。 用过很多抗生素，仍然不管用，3天时间肺就全白了。不寻常！ 这是首例报告的非典患者。 紧接着，症状相同的患者接连出现。 2003年1月底发病最厉害的时候，一个人传染一家子。 患者收进诊室后，有些医生不敢进去，送药、递餐都通过窗户。 这种气氛我觉得不对。 我认为，只要保持良好的室内通风及戴口罩，就不容易被传染。 会诊结束后，我说，将市内那些重患者都转给我们医院。 患者来了，我们的护士照样见他，给他量体温，那种恐怖气氛马上就解开了。 在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人员共同努力下，大家摸索出一套有效的治疗方案，提出“三早三合理”，即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合理使用皮质激素，合理使用呼吸机，合理治疗并发症，可有效避免更多的伤亡。 这套方案后来成为通用的治疗方案。医生队伍稳定，社会稳定就有保障。 2020年春节假期，新冠疫情袭来，全国再一次面临着非常困难的局面。 许多医护人员自愿去最前线的地方、最艰苦的地方、最容易感染的地方，去战斗。 我向他们致敬。大家同心，是一定能够过难关的。 我面对的是生命，是生和死的问题，这一点儿都不能含糊。 我的压力来自患者的生命。 面对质疑，我没有想太多，只想把患者救活。 这是我最大的追求。 近年，我向中央提议建设国家实验室，以应对下一个X疾病。 X疾病是什么？任何人都不知道，但我们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可以预测到可能是哪些。 未来10年可能在医学上是一个极大变化的时代。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健康，很多问题通过人工智能可以得到一定的解决。 谁现在不抓住人工智能，再过几年就会落后。对于医护工作者来说，要学会把人工智能应用到本专业中。 但同时，人工智能代替不了医学人文，代替不了医患的沟通。 人工智能是在技术上解决问题，但难解患者的心理焦虑。 一个人得病，他一定会心理得病。 心理状态，对于疾病向恶化还是向改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要解患者的“心病”，需要医生来交流。 医生救的不是病，而是人。 如今我已年届九十，但还不觉得自己老。 早上7点起床，工作到12点半，午休一会儿，下午3点接着工作，晚饭后再工作两小时，11点睡觉。 主要的临床是搞大查房，就是全国多家医院联合一块看疑难病。 也阅读一些最新的医学期刊，不要局限于实验室，多看看国际新闻，拓宽自己的视野。 另外，抽空在室内跑步、划船、举重，不同类型的体育活动是我最好的休息。 真正的变老，是不想学习新东西了。 在我现在这个年纪，主要任务不是自己研究一个项目，而是如何更好地协调，团结大家完成一个共同的任务。 广州国家实验室现有1000多人，能给年轻人创造一个好平台，我也没什么遗憾了。 父亲曾说：“人的一生，总要在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只要留下点什么，你就是没白活。” 我常用这句话来激励自己。 想来想去，我是一个医生，如果因为我的存在、我的工作给社会带来一点价值以及进步，我觉得自己的人生还是有益的。 注：本文来源 | 《人民日报》（2025年08月20日第20版）本篇另加了钟南山简介和图片。 胖胖传媒以宣传卓越人士成功经验为己任愿永远与同甘共苦的人携手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