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青教我当记者一一从知青、工人到主任记者、研究员的成长经历

张同德

穆青教我当记者

一一从知青、工人到主任记者、研究员的成长经历

新华社一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员、《商丘日报》主任记者 张同德

目录

第1章 三十载铭记的嘱托：穆青题“勿忘人民”点亮我的新闻路

第2章 那个不眠夜：从“弃儿”到重生的转折

第3章 复写纸的光与七毛钱稿费

第4章 绳上文章：大字报墙前走出的新闻路

第5章《人民日报》头版铅字里的时代印记

第6章 生死稿纸:趴在病床上写就的报道

第7章 报社初期：温暖与淬炼交织的人生印记

第8章 从救命粮到稀罕物：一个记者的窝窝头见闻

第9章 焦裕禄的泪与“老坚决〞的坡——我的新闻路标

第10章 绿丝带结下的友情

一一记新华社社长穆青和农民潘从正的友谊

第11章：五楼办公室的泪痕：1991年，穆青与两位庄稼汉的愧怍

第12章 勿忘人民：一盏永不熄灭的长明灯

第13章 铅痕心印：穆青"勿忘人民"的批改密码

第14章 “勿忘人民”

一一访新华社社长穆青

第15章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侯宗宾与任羊成的1991年春天

第16章 太行山上的丰碑：从红旗渠英雄到打井老人的精神传承

第17章 太行山不会忘记：江泽民与红旗渠英雄任羊成的四颗牙齿

第18章 泾渭分明：穆青晚年的清浊抉择

第19章 情系任羊成

第20章 泪洒中原：新华社、央视记者与劳模共同追忆"人民记者"穆青

第21章 1992年：追随穆青脚步，记录深圳改革开放的时代强音

第22章 迈进深圳：地委行署的战略决策//炽热的深圳

第23章 秉承穆青精神，聚焦群众典型与英雄群体，以浓墨细节写就动人篇章

第24章 他把人民当爹娘一一记夏邑县会亭镇郭楼村党支部书记郭怀生

第25章 承穆青初心，写时代英模：王利申先进事迹采写实践与时代特色挖掘

第26章 生命写下的申请－－追记见义勇为青年英雄王利申的成长之路

第27章 勿忘人民：从穆青新闻思想到商丘日报的“金桥工程”

28章 关于农村部新闻扶贫的六个附件

第29章 在穆青“勿忘人民”的旗帜下：虞城工作餐与商丘“垃圾路”采访忆记

第30章 《国际扶贫会上的工作午餐》、《“垃圾路”苍蝇横飞》等附件

第31章 牢记初心，勿忘人民：一份内参背后的舆论监督使命

第32章 商丘市民对夏林落选的反映

第33章 精神传承与时代对话：从穆青的灯塔到AI浪潮下的破浪前行

第34章 行天御毒一一记电脑反病毒专家刘杰

第35章 行天御毒——创业路上的孤勇与信念

第36章 “勿忘人民”铸师魂：十二载大学执教路忆怀

第37章 从穆青教我当记者感悟记者成长之路

第38章 穆青研究中心:我的晚年课堂

第39章 穆青在宁陵历年记事录

第40章 穆青四访“老坚决”

第41章 实物见证：穆青与“老坚决”的深情厚谊

（未完，待续）

第1章 三十载铭记的嘱托：穆青题“勿忘人民”点亮我的新闻路

1991年，《中国记者》杂志第3期刊发了一篇重量级文章——《从记者走西口想到的》，作者是新闻界高山仰止的前辈：新华社社长穆青同志。字里行间，穆老分享了他对记者成长的深刻洞见，文中特意提到一次谈话：

“前不久，一家地区报的一位记者问我：‘记者怎样才能尽快成才？’我告诉他，记者不能整天想着成才。成才没有捷径，也没有秘诀。我为他题写了‘勿忘人民’四个大字，勉励他把根牢牢扎在人民群众之中。”

新闻界老前辈穆青当年提到的这位地区报记者，就是我一一《商丘日报》记者张同德。

当我——一个曾经的懵懂提问者——在三十多年后重读这段文字，心潮如豫东平原八月的玉米地，翻滚着深沉的回响与无尽的感恩。

回首来路，那条新闻之路并非预先铺就的坦途。曾几何时，当我在豫东农村看稻田打牛腿干农活时，汗水混杂着泥土的味道；当我在工厂车间站钳台拿锉刀时，金属的冰冷和机油的气息填满指尖；当我在机关院里写文件办公事时——做梦也没有想到，有朝一日我会当记者。命运的转折无声，将我推向了笔杆书写的生涯。

更未曾奢望，沿着这条为人民书写、为真相奔走的小径前行，竟能收获沉甸甸的认可——成为全国百佳新闻文化工作者、河南省优秀新闻工作者、历经5届21年的商丘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担任《京九晚报》副总编辑、主任记者。职业生涯的句号并非终点。即便是退二线乃至退休以后，那支被“勿忘人民”四字箴言浸透的笔，依然渴望传递。于是，我欣然应聘商丘师范学院等三所高等院校的客座教授，历经12年光阴，执教《新闻采访学》等课程，用自己半生的实践与思考，浇灌新一代渴望投身新闻事业的学子。自2005年至今，还被聘为新华通讯社—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员，在专门研究这位引路者精神遗产的平台上，继续深化着对新闻本质的思索。

每逢夜深人静念及此事、特别每年记者节、教师节来临之际，我就不能不想起教我学新闻的众多老师，其中更难以忘怀新闻界老前辈、原新华社社长穆青。

感恩的背后，是那份跨越数十年、异常珍贵的私人缘分与精神馈赠。是他在3次亲自面授及断断续续长达10多年的交往中，教我当好人民记者。

那本《中国记者》杂志里提到的谈话，仅仅是其中的一页。

我难以忘记，1991年1月10日、23日，穆青社长接受我单独采访时，用近两个小时的宝贵时间，系统阐述了他“勿忘人民”的新闻伦理思想。在与我合影、题词之后，穆青又逐字逐句亲笔修改了我采写的通讯《“勿忘人民”一一访新华社社长穆青》。

我难以忘记，当谈及农民疾苦一一红旗渠特等劳模任羊成晚年生活艰辛时，穆老两眼噙满了泪花。那低沉的话语“我们怎么能忘记这样一些人民的功臣呢？”，在寂静的新华社办公室里回响……

我难以忘记，穆青首次走访“老坚决”时，曾钻进密不透风、阴暗潮湿的地窨子，端起农家瓷碗，吃面条，酱豆咸菜。当穆青第二次走访“老坚决”的三天两晚里，他谢绝县委宣传部去县城吃、住的邀请，和新华社记者陆佛为挤着合睡在一张木条板床上。这张单人床，仅长2米，宽85厘米，高50厘米！

我难以忘记，当穆青第4次走访“老坚决”时说过还要再来时，85岁高龄的老汉潘从正记住了这句话，他忍着被山羊顶伤的腰疼，趴着爬着，修补从万庄到林场的50米坡路。

……

一桩桩一件件我亲历亲见的事实证明，穆青社长不是简单地“教导”，而是以其一生践行的“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老坚决精神”，为我等后辈竖立起一座真实的丰碑。“勿忘人民”这四个字，从墨香未干的纸张，化作刻入骨髓的新闻基因。它时刻警醒我：记者的“才”，不是炫技的花腔，不是钻营的捷径；它深植于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中，萌发于对社会脉搏的深刻感知上，繁茂于替百姓说话、为时代存真的不懈实践中。

“成才没有捷径”、“不能整天想着成才”——这句看似朴素的回答，解开了困扰无数年轻新闻人的魔咒。它告诉我，放下急于求成的焦虑，沉下心去走那条最笨的路：俯身倾听大众的呼吸，扎根广袤的基层土壤，用滚烫的心肠去体悟民生冷暖，用磨炼出的眼光去洞察世事变迁。 唯有根须深扎大地，枝叶才能触及阳光。从“打牛腿”的田地，到工厂车间，再到乡村采访的泥泞小道——那些最接地气的体验，非但不是职业的羁绊，恰恰是滋养“人民记者”灵魂的沃土。

三十载春秋流转，从豫东小城到高校讲台，从新闻实践到学术研究，身份在变，平台在变。然而，每当万籁俱寂之时，每当属于记者和教师的节日钟声敲响，那副来自穆青社长的题字——“勿忘人民”——便会在记忆深处熠熠生辉。它不仅是对一个年轻记者提问的回答，更像一份沉甸甸的传世锦囊，一张永不褪色的精神地图。

这四个字，贯穿了我从迷惘叩问到略有薄成、再到倾力传承的整个新闻人生。它时刻提醒我：无论走得再远，站得多高，永远记得新闻出发的原点在哪里——在人民的渴望里，在真实的泥土里，在那颗永远保持朴素、谦卑与赤诚的“人民记者”之心里。 穆老之教，春风化雨；“勿忘人民”，毕生之铭。这四字箴言，便是照亮我新闻征途不灭的灯塔，也是我穷尽一生仍觉难以尽述其重的课堂。

第2章 那个不眠夜：从“弃儿”到重生的转折



那个夜晚如此漫长。硬邦邦的墙壁无声地压迫过来，连桌上的半杯凉水也凝固成一块坚冰。我躺在黑暗里，睁大的双眼徒劳地搜寻着光明，白天的宣判词却像烙铁般在眼前挥之不去："除董劳模、林劳模外，其余31名'双突'干部均不予承认。"

我，这个刚刚被擢升为公司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的年轻人，转眼间变成了一片飘摇的落叶，被无情地刮回原点——去五车队车务办公室当一名拖车管理员。

"不算处分？不影响重新入党？"我在心里反复咀嚼着这轻飘飘的安慰。指尖无意识地刮过床沿的木刺，却感觉不到疼痛。胸中压着的，是父亲担粪时佝偻的背影，是母亲灶台前被炉火映红的脸庞，是我们这个贫雇农家庭几代人挥之不去的卑微印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家的今天一一这，是我与我全家人的坚定信念。

恍惚间，我竟觉得连母亲都不愿认这个儿子了。耻辱像块坚冰，先是卡在喉咙，继而沉入五脏六腑。整整九个小时，我像具尸体般僵卧，任凭黑暗吞噬。窗外偶尔传来的犬吠，更衬得这夜死一般寂静。

"干脆一死了之"——这个念头如毒蛇般缠绕着我，越勒越紧。

直到东方泛起鱼肚白，记忆深处突然炸响一声呐喊："我不死，我要活！"那是喜儿在重压下迸发的生命宣言。这穿越时空的嘶吼像道闪电，劈开了我混沌的思绪。对！我要活！要活出个样子来！我是石缝里的小草，就是要朝着光的方向，倔强地拱出地面！

天光大亮时，我已站在一排钢铁巨兽般的拖车旁。刺鼻的机油味扑面而来，我脱下笔挺的干部服，换上沾满油污的工作装。虽然办公室有张椅子虚位以待，我却径直钻进了拖车底下，与拖车班的工友们一起检修拖车。油泥很快浸透衣衫，汗水混着铁锈在脸上犁出沟壑。曾经执笔的手磨出了血泡，最终结成厚茧；曾经运筹帷幄的肩膀，现在扛起了钢铁的重量。

当拖车年检奇迹般一次过关的消息传来时，我已分不清脸上流淌的是机油还是泪水。在全公司大会上，党委副书记李汉春——那位目光如炬的复转军人，突然掷地有声地点出我的名字："这种实干精神，值得每一位同志学习！"

这声肯定如惊雷贯耳，比任何奖状都更让我震颤。它让我明白：那些在车底蹭破的伤口、染满油污的工装，不是在作践自己，而是在最黑暗的角落，为尊严擦亮了一盏灯。

第3章 复写纸的光与七毛钱稿费

此后，为了“拚命”，为了“活出个样儿"来，我做过种种尝试:

在五车队车间办公室做派工员时，办公桌上堆满领料单、派工单的间隙中，我也曾拾起笔悄悄涂写些乡野传说。省电台播放我其中一篇的声音虽也曾在耳畔激起微澜，我却终究搁下了笔；

随即，我又迷恋起正楷、隶书，可那干涩笔尖只留些枯槁字迹，终于还是弃于抽屉深处。

一次偶然的相遇，一句玩笑的话语，使我茅塞顿开，走上了新闻路。

窗外的暮色渐渐浸染商丘长途汽车站的天棚，公文稿纸上印着硕大的红字抬头，像两条勒紧的缰绳。我又伏在那张斑驳的漆面办公桌上，笔尖在“产量利润双过半”的简报里艰难划行——“元至六月份，产量完成二万七千三百二十九人公里……”那些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数字，如同车间冰冷的铁屑，在稿纸上堆积成山，沉重地压着墨水管里流淌不出的生机。

“同德哥！”小孩他二舅刘红旗这声粗剌剌的呼喝撞破了文书室的寂静，撞进了我的耳廓。原来，他前几天来找我时，目光扫过我桌上层层叠叠的纸堆，嘴角咧开了，露出点被烟熏染的痕迹，“成天给公司盘弄这些干巴数目字，熬那灯油做啥？”他朝窗外点点下巴，像是指点一个近在咫尺的稀松平常：“你咋不写个稿子，给广播站？也能挣俩烟钱！” 语调轻飘，却又像随手甩出一枚滚烫的火星。

那一瞬，脑子里的堵塞像是被这句话儿捅开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冲动攫住了我：为什么不试试？

于是，在向公司呈送工作简报的公文纸下面，鬼使神差地垫进了一张薄薄的、蓝莹莹的复写纸。

一份《商丘汽车站上半年实现产量利润双过半》的“豆腐块”，就这样诞生在复写纸粗糙的蓝痕里。我小心翼翼地撕下这页浸透心血的复写稿，工工整整署上名字，像递交一份重要的投名状，把它塞进了信箱。心里没底，像投进了一个无底洞，只当是又一次徒劳的挣扎。投完稿，手心都是汗，复写纸的蓝色染脏了指尖。

然后，是等待，漫长得如同熬过又一个冰冷的长夜。

直到那天一一1981年7月7日。

刺耳的喇叭里，不再是枯燥的新闻和领导的报告。一个清晰的声音，念着一个熟悉的场景，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是我写的！那个用复写纸写下的故事！虽然播报员的声音字正腔圆，但那故事的血肉筋骨，分明是我一笔一划刻出来的。

播完之后，我收到了——七毛钱稿费。一张小小的单据，薄得能透光。

七毛钱！

它轻飘飘地躺在手心，却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我指尖发颤，又像一块温润的玉石，浸润着久旱的心田。眼泪毫无征兆地砸下来，不是悲伤，是滚烫。这哪里是七毛钱啊？这是深井里的第一缕折射的阳光，是废墟上钻出的第一株嫩芽，是我拼死拼活“挣命”后，命运回响的第一声肯定！

这点微弱的光，瞬间点燃了燎原之火。

从那天起，手中的笔不再是放弃的叹息，而是掘进的镐。我贪婪地观察着一切，客车的轨迹、工友的神态、车间机器的轰鸣、车站候车厅的喧闹、角落里未被讲述的故事……都是我复写纸上的矿藏。广播站不再是我厌恶的聒噪源，而是我的战场，我的讲台，我“活个样”的阵地。迷上了？不，简直是嗜上了这用文字“挣命”的滋味。

曾记得，新华社发出郑州十二月三十日电《河南省商丘长途汽车站职工胸怀大局两次主动向国家增缴二十多万元超额利润》。此文落笔之际，我仿佛能听见商丘长途汽车站候车大厅此起彼伏的喧哗声、听得见扳手碰撞卡车的铿锵节奏，更看见无数车轮承载着故乡的土地在晨曦薄雾里前行——“河南省商丘长途汽车站职工胸怀大局”。笔下的每一个句子都不再只是工作，而是车轮辗轧泥土的声响，是无数平凡日夜汇成的磅礴长路。当电波载着“主动增缴二十多万元”的消息掠过中国北方辽阔的夜空时，我指尖那支磨秃的钢笔，已成了勘探时代的钢钎。

复写纸的魔法从此开启。半年时光仿佛被施了加速咒语，我的名字，14次出现在信封寄来的样报之上，出现在新华社、工人日报、河南日报等寄来的稿费单上。那张“模范通讯员”的奖状上，鲜红的印泥如同勋章。

或许，新闻一一便是我“活出个样儿”的“通幽小径”？！我从小就爱好语文，上小学时立志当作家的作文还在全校传颂。文革时也曾编过群众组织小报。记者、作家都是玩的文字，总有些异曲同工之妙吧？！我决定攀登，决定尝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新闻之路，我走定了！

第4章 绳上文章：大字报墙前走出的新闻路

商丘地区汽车运输公司礼堂西面排房的那间小屋，三面墙上扯满了粗细不一的麻绳。绳上挂着的不是衣物，而是一张张泛黄的我工工整整抄写的大字报。那是1981年的秋天，我蜷缩在这间大约十平米的屋子里，开始了自己的新闻启蒙。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透过糊着报纸的窗户照进来时，那些挂在绳子上的大字报就开始轻轻晃动，随着风吹发出沙沙的响声。我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是《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那遒劲有力的标题。没有闹钟，这些晃动的纸张就是我的晨钟。我顾不得披上衣服，就着晨光开始抄写："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二十一日已有大约三十万人渡过长江......"

墙角，堆着我托人从地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李景亮老师那里讨来的“教材”——几份被翻得卷边的《人民日报》剪报。除了毛主席写的《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中原我军占领南阳》，还有穆青、冯健、周原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一一焦裕禄》。这些纸张已经脆弱得仿佛一碰就碎，我却如获至宝。没有新闻系，没有教科书，这些陆陆续续挂在绳子上的文字，就是我的大学。

屋里唯一的桌子上堆满了笔墨、纸张，我便倚在床头，半弓着身子，把笔记本垫在膝盖上，轻轻地唸，默默地背，一笔一划地抄写。抄到激动处，会情不自禁地念出声来："焦裕禄的肝病越来越重了......"声音惊动了隔壁的师傅，他敲着墙喊："小张，又背新闻呢？"

最难忘的是那年春节。工友们都回家了，我独自守着这间挂满大字报的屋子。除夕夜，我用浆糊把《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重新裱糊了一遍。屋外鞭炮声声，我却在抄写穆青笔下兰考的雪："夜间的风雪，撕扯着县委大院里的梧桐树......"抄着抄着，眼泪就滴在了纸上。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铁肩担道义"。仿佛那些激昂的文字、那些高贵的精神，通过我笨拙的抄写，就与我有了某种微妙的联系。它们不再是印在报纸上的铅字，而是经由我的手，扎根在了我每日呼吸的环境里。它们在告诉我：新闻的力量何其磅礴；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他的笔应当写下何等滚烫而沉重的文字。

这，就是我的新闻启蒙课，就是我的起跑线。没有系统的教材，没有名师点化。就是在日复一日的抄写中，在挂在绳上一张张大字报的浸染里，“新闻”两个字的分量，像墙上的石灰、笔尖的墨渍一般，一点点、一点点地渗入了我的骨髓。

这束由“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的号角声和焦裕禄风雪中泥泞足迹点燃的微光，最终指引我蹒跚却坚定地迈向了那条更为艰深广阔的路——新闻之路。

二十八年后，当我站在大学新闻系的讲台上，看着学生们手中精美的教材，突然想起那间挂满绳子的小屋。现在的学生很难想象，他们的老师曾经在怎样的环境中学习新闻。我常常对学生说："新闻人的第一课不是写作技巧，而是对文字的敬畏，对新闻理想的追求，对怎样当好记者的沉思和探索。"说这话时，我眼前总会浮现出那些在寒风中轻轻晃动的大字报。

前年故地重游，那排平房早已拆除，原址上建起了崭新的物流仓库。但我仍能清晰地记得每根绳子的位置，记得哪篇文章挂在哪个角落。那些绳子上的文章，不仅教会了我新闻写作，更在我心里系下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情结——对真相的执着，对文字的虔诚。

第5章 《人民日报》头版铅字里的时代印记

1982年6月23日的清晨，商丘长途汽车站的老传达室门口，我颤抖着双手展开还散发着油墨香的《人民日报》。在头版中部，赫然印着《豫鲁皖苏联合开辟省际班车》的标题，那是我采写的新闻第一次登上中国最权威的报纸，也是我新闻生涯的重要转折。

商丘长途汽车站办公室，铁皮电扇在斑驳的石灰墙前摇头晃脑。我伏在榉木办公桌上整理班次表时，常听到旅客抱怨："去徐州的车又晚点三小时""菏泽来的班车半路被拦下加价"。这些牢骚像钢针般扎进耳朵。作为办公室文书，我知道症结所在——相邻四省的客运部门各自为政，像四个守着地盘的诸侯，让客车在省界成了"断线的风筝"。

1982年1月，四省交通部门终于握手言和，决定联合开辟从商丘到徐州的省际班车。我连夜写下300多字的消息初稿，将这份带着机油味和麦草香的汇报材料，塞进信封，投寄给了新华社河南分社。

6月初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要立即前往郑州新华社河南分社报到。在分社那座苏式老楼里，我见到了分社老社长周民英。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张，你这个题材很有价值，但需要好好打磨。”

周民英，原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1938年，他冒着抗日的烽火，奔赴延安参加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是一位报道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新闻人。虽然已于1981年10月离休，但他依然保持着新闻人特有的敏锐，在新闻战线发挥余热。解国记，郑州大学新闻系高材生，刚分配到分社不久，后来成长为新华社的栋梁之才。就是这两位老师，带着我这个基层小文书，开始了为期一周的"魔鬼训练"。

在分社的办公室里，周民英老社长戴着老花镜，把我的稿子放在办公桌上。他手中的红蓝铅笔像手术刀般精准，时而勾画，时而批注。"这里要加个农民等车的细节"，"这个数据要核实到小数点后一位"，“徐商客运班车的细节还需要补充采访”，他的严格要求让我见识到了什么叫真正的专业。而他那一番“小张，你要记住，新闻不是写出来的，是跑出来的。”谆谆教诲，也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化作我的行动。

解国记老师则从新闻写作的角度，教我如何谋篇布局。"导语要像钩子一样抓住读者"，"背景交代要简明扼要"，他把自己在新闻系学到的理论知识，用最浅显的语言传授给我。有时为了一个词的准确运用，我们要反复推敲大半个小时。

1982年6月22日22时，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这篇电讯稿。次日，《人民日报》一版刊发此稿，题为《豫鲁皖苏联合开辟省级班车/四省毗邻地区公路客运畅通无阻》。写稿的汗水，此时此刻化作了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一一这，可是《人民日报》一版啊！我采写的新闻稿竟然登上了《人民日报》一版！更让我惊喜的是，《河南日报》、《大众日报》等多家省级党报纷纷转载，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河南日报》刊登了读者来信，以省际班车通车为例，督促豫西北山区县与县之间尽快通车。有的读者来信感慨："班车通了，探亲的路不再艰难。”这样的读者反馈，让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新闻工作的价值。

后来，我采写的新闻作品屡见《人民日报》，如:

商丘至徐州修筑和铁路平行的公路（1983年3月11日《人民日报》二版）、

汽车乘务员陆海雁立功受奖（1983年9月22日《人民日报》4版）、

舍己战“瘟神” 造福千万人一一记商丘地区卫生防疫站主治医师程富川（1985年12月4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作者：李杰、张同德、齐永）、

商丘不再是国家的“五保户”（1987年8月30日《人民日报》二版）、

商丘市白云医药市场被取缔（1995年8月29日《人民日报》第2版，作者：张同德 李岩）、

国际扶贫会上的工作午餐（1996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四版头题）、

行天御毒一一记电脑反病毒专家刘杰（1998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 》第十一版），

但，这一在《人民日报》的开篇之作，总让我萦绕于心。

多年后，当我在新闻战线小有成就时，总会想起那个改变命运的夏天。周民英老师教会我，新闻要有温度，要扎根基层；解国记老师告诉我，写作要有章法，要精益求精。他们不仅指导我完成了这篇报道，更在我心里播下了新闻理想的种子。

后来，周社长安享晚年，解老师则一路高升，成为新华社的中坚力量。他关于三农问题的报道还曾得到江泽民同志的批示，为推动农村税费改革作出了贡献。每念及此，我都为曾得到他们的指导而感到无比荣幸。

如今，四十年过去了。当年的省际班车早已升级为高速网络，但那份铅字里的感动依然鲜活。它不仅是我个人的职业里程碑，更见证了改革开放初期打破行政壁垒、推动区域协作的历史进程。它不仅是一篇登上《人民日报》头版的报道，更是一段薪火相传的新闻传承。在这个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我依然会告诉年轻记者：好新闻是跑出来的，是改出来的，是用心写出来的——就像1982年那个夏天，两位老师教导我的那样。

附：

豫鲁皖苏联合开辟省际班车

四省毗邻地区公路客运畅通无阻

新华社郑州6月22日电 豫、魯、皖、苏四省毗邻地区的公路客运部门，团结协作，互相支援，联合开辟省际班车线路，做到客运畅通无阻。

河南省的商丘与山东省的济宁、菏泽，安徽省的宿县、阜阳和江苏省的徐州等地区相邻。过去，这些地区的公路客运部门，常常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互相扯皮，造成客车脱班、晚点，给城乡群众带来了不便。

去年以来。这四个省的交通部门联合开辟了省际班车。今年元月，又沿陇海铁路商丘至徐州段两侧开辟了两条公路客运线路，一条是跨经河南的商丘市、商丘县、虞城、夏邑、永城，安徽的萧县到江苏的徐州市；一条是由徐州市经江苏的丰县、山东的单县到河南的商丘市，两条公路共长383公里；同时还开辟了跨省多班次的短途公共汽车，以及清早从农村发车，傍晚由城市返回农村的“倒发车”，深受农民的欢迎，乘客显著增加。

（原载1982年6月23日《人民日报》一版，作者：张同德）

第6章 生死稿纸:趴在病床上写就的报道

1984年2月。商丘二月的寒风仍带着冬日的锋芒，人们裹着厚重的羽绒服，围巾、手套全副武装，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清晰可见，指尖始终难逃冻僵的僵硬感。

那天下午，我坐在商丘人民广播电台的会议室里，正在听编辑周发珍老师讲授新闻采写知识。阳光透过窗户斜射进来，照在那些陈旧的木地板上，显出些微的灰尘在光线中浮动。通讯员们或坐或立，有的在记笔记，有的在交头接耳。

忽然间，我的头开始不由自主地摇摆起来，像是有人在我脑后牵了线。我想说话，舌头却打了结，喉咙里只发出些无意义的咕哝声。身体开始抽搐，仿佛有什么东西正从我的骨髓里被抽走。汪文生——这位商丘军分区的通讯员——立即中断会议，把我紧急送往北关医院。

北关医院的走廊又长又暗，消毒水的气味刺得人眼睛发酸。医生们围着我检查时，我听见他们低声交谈："破伤风感染，已经发展成败血症了。"那时的医疗条件，这种病只有50%的治愈率。他们把我安排在传染病房最角落的床位，隔壁就是太平间——这个安排不言而喻。

一切源于一周前那微不足道的伤口。我不小心被小刀划破了手指，伤口不过半寸长。职工医院的医生草草涂了些红药水，用纱布包了包。谁能想到，这小小的疏忽竟酿成大祸。

破伤风杆菌悄无声息地潜入我的血液。它们在我的身体里开疆拓土，释放毒素。等到症状显现时，已经晚了。更糟的是，医院消毒不彻底，针头又给我带来了新的敌人——败血症。

病房里弥漫着来苏水的刺鼻气味。我的床紧挨着窗户，透过脏兮兮的玻璃，能看见太平间灰暗的屋顶。同屋的两个病友昨晚被推走了，去了太平间，他们的床铺还保持着凌乱的形状，仿佛主人只是暂时离开。

来看望我的人越来越多。先是挤满了病房，后来又站到了走廊上。我听见护士在门外抱怨，但没人离开。他们低声交谈，时不时看我一眼，眼神里混合着怜悯和某种奇怪的期待。

直到这一刻，我才突然明白过来——他们或许……

这个认知让我浑身发冷。这种与白求恩大夫一样的病一一败血症，战争年代几乎必死无疑，现在虽然有了百分之五十的治愈率，但谁也不知道我会划到哪一边。他们来看我，就像围观一场没有预告的处决，既害怕又好奇。

等人们逐渐离开，病房突然安静得可怕。太平间方向传来推车的吱呀声，让我想起那两个再也不会回来的病友。死亡的阴影如此真实，几乎能触摸到它的轮廓。

此时，我已经被借调到商丘市委宣传部，编辑内部报刊《商丘宣传报》，因此也有了外出采访的机会。我还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没写就的草稿总是随身携带，有空就改，直到自认为满意方才定稿。

此时，我心里就惦记着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那是关于新菏铁路改建工程的，商丘建行工程师张裕民提出了能节省六百万元的方案。这个数字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六百万，在那个年代能买多少吨钢材，能养活多少工人家庭啊！

我爱人刘炜从家里抱来了我们结婚时的蓝印花被子。医院的铁床上只铺了一层薄褥子。她把带来的被子叠成被窝，堆放在床上，散发出淡淡的樟脑味。

我从衫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稿纸，那上面是我犯病前与体委通讯员肖照强共同采访，由我执笔写作的《工程师张裕民提出一项建议节约投资六百万元》的草稿。我颤抖着，慢慢地把它摊开，放在叠成一团的被子上，趴在病床上，忍着病疼，慢吞吞地提笔修改。

我看见，我的爱人眼眶通红，手指都在发抖。"都这时候了，还写什么稿子？"她声音哽咽，却还是帮我把稿纸摊平在被子上，下面垫了一张硬纸背。

我摇摇头，摸出钢笔。笔尖悬在纸上，却迟迟落不下去。汗水从额头渗出来，顺着太阳穴往下流。有一滴正好砸在"预计节省开支"几个字上，墨水立刻晕开一小片。

病房里很安静，只有点滴瓶里的液体在轻轻作响。远处太平间的门开了又关，发出沉闷的撞击声。我爱人坐在床边，手指绞着被子角，眼睛却死死盯着我的笔尖。

"六百万......"我喃喃念着数字，在纸上划掉一个错误的计算。钢笔突然变得很重，手腕止不住地发抖。我不得不停下来，靠在枕头上喘气。喉咙里泛上一股铁锈味。

她递来温水，我摇摇头。那些数字还在脑子里打转——六百万元，能买多少根枕木，能铺多少公里铁轨。这个建议要是被采纳，能为国家省下多少外汇......

气喘渐渐平息，我手握钢笔又动起来。这次写得很快，像是怕来不及。汗水把稿纸打湿了一角，但顾不上了。太平间那边又传来推车的声音，轮子碾过水泥地，咯噔咯噔的。

终于，稿子勉强改完了，就像跑完了一场窒息的长跑。“好高兴。” 身体虚弱得几乎散架，心跳快得要挣脱胸膛，手也颤抖着拿不住笔，但一股奇异的、难以言喻的喜悦和成就感却从灵魂最深处涌起。

时光荏苒，我至今仍能清晰地记得1984年2月20日那个早晨——收音机里的电流声、播音员的嗓音、窗外透进来的晨光。那声音像是刻进了我的记忆，每次回想起来，耳边就会自动响起那篇报道的每一个字，仿佛电波从未消失，一直在时光里回荡一一那可是生死之际，我趴在病床上写成的报道！

很多年后，每当我们几个老同事聚在一起喝酒，总会提起这件事。"小伙子啊，"王玉华总是喊着给我起的外号，拍着我的肩膀说，"50%的治愈率啊，你的命真硬！从阎王爷手里抢回来的，不光是命，还抢回了一篇稿子！"大家哄笑起来，酒杯碰得叮当响。

但我总会想起那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想起病床上颤抖的钢笔，想起走廊里守候的工友，想起我爱人通红的眼眶。现在想来，活下来的不只是我，还有那些关于责任、关于坚守的记忆。就像新菏铁路上的铁轨，虽然历经风雨，却依然坚固如初。

第7章 报社初期：温暖与淬炼交织的人生印记

1984年的盛夏，一纸调令如清风拂面，将我的人生引向一片崭新的天地。告别商丘长途汽车站熟悉的车鸣人喧，我怀揣着对文字的敬畏与憧憬，踏上了筹备《商丘日报》的征程。那时的我，像一粒渴望破土的种子，却不知这片沃土将给予我怎样的滋养与磨砺。

筹备的日子如流水般匆匆。1985年元旦的晨曦中，当第一缕阳光穿透铅字间的缝隙，《商丘日报》带着油墨的清香诞生了。我捧着还带着印刷机余温的报纸，指尖轻抚过那些跃动的铅字，仿佛触摸到了自己生命的另一种可能。编辑部里此起彼伏的欢呼声，与窗外辞旧迎新的鞭炮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我记者生涯的第一乐章。

记忆中最温暖的画面，定格在那个寒风凛冽的冬日。我在宁陵县采访，家中却传来爱人被反锁在门外的消息。王玉华和邢礼忠两位同事闻讯，顶着刺骨寒风赶到家属院。四楼阳台上，邢礼忠半个身子悬在阳台外，王玉华死死拽住他的手臂，两人像一对默契的舞者，在生死边缘完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援。事后他们笑称是"英雄救美"，我却在他们朗朗的笑声中，读懂了新闻人之间最质朴的情谊。

而这份情谊，也在我的手中传递。记得张浩哲爱人临产那夜，我蹬着报社那辆老旧的三轮车，载着产妇穿行在寂静的街道上。车轮碾过青石板的声音格外清脆，身后不时传来"出来了"的惊呼。张浩哲骑着自行车紧随其后，月光下他额头上滚落的汗珠，像一颗颗晶莹的珍珠。当婴儿的啼哭最终在妇幼保健院响起，我们相视而笑，那一刻，所有的紧张都化作了生命最动人的礼赞。

然而，新闻人的道路从来不是铺满鲜花的坦途。

"双突"的阴影如影随形，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我的心头。尽管商丘地区汽车运输公司党委就我的问题专门下发了红头文件，澄清我在文革中无实质性问题，肯定我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可我总觉得那份无形的压力始终萦绕心头，羁盼着我成为“名记者”的脚步。我像一只渴望破蛹而出的蚕，一次次递交入党申请书，用行动证明初心。1985年6月3日，当我和李传申同志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商丘日报社第一批党员时，阳光透过窗户洒在鲜红的党旗上，那温暖的光晕仿佛在诉说着：所有的坚持、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

更大的挑战来自知识的匮乏。在报社办公室里，我捧着《商丘报》刊发的《商丘市居民争相购买窝窝头》，和转载此文的其他报纸，认真阅读，反复对比。显然，《北京晚报》制作的标题《商丘市十多户人家卖起窝窝头》、《中国食品报》制作的标题《商丘饮食又添一味/十多户人家卖起窝窝头》，比我写作的原标题更加亲民、朴实；他们精编过的消息正文，也比我写作的原稿文脉更加清晰，语言更加精炼。这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打醒了我对文字的浅薄认知。更何况，我这个文革前入学的老中专生，达不到报社要求的学历，在职称评定、职务提拔等方面不能不处处受限。从此，北京人文函授大学新闻专业的课本，见证了我无数个挑灯夜读的夜晚;河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楼的台阶，记录了我求知的足迹。当河南大学毕业证书、北京人文函授大学结业证书终于捧在手中，并获得河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优秀毕业生、全国自学成才奖时，我忽然明白：新闻人的成长，本就是一场永无止境的修行。

如今回首，那些泛黄的采访本上，不仅记录着时代的变迁，更镌刻着一个新闻工作者的生命轨迹。在铅与火、血与汗的淬炼中，我懂得了：真正的新闻人，既要怀揣赤子之心感受人间温暖，又要以匠人之魂打磨笔下春秋。这一路走来，所有的欢笑与泪水，都化作墨香，永远浸润在我的生命里。

第8章 从救命粮到稀罕物：一个记者的窝窝头见闻

“同德哥:街上有卖窝窝头的！”

1985年的一个普通星期天，我爱人的小妹妹刘敏随口说起一个街头见闻。这本是街坊邻里茶余饭后的笑谈，却在我心中炸响惊雷。

时值全国上下开展形势教育，歌颂改革开放的春风，这个关于窝窝头的"笑话"，瞬间击穿了我记忆深处最敏感的神经。

我的心灵开始颤抖：

我想起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得啃树皮、吃棉籽，最终昏倒在挖野菜的路上；

我想起小学时，和妹妹偷吃母亲留作抹鞋底用的面糊，母子三人抱头痛哭的夜晚；

我想起在虞城县李老家、杨集等知青点，窝窝头蘸盐水就是一顿奢侈的晚餐......

这些刻骨铭心的饥饿记忆，让我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时代巨变感受得格外真切。窝窝头——这个曾经的"救命粮"，如今竟成了人们争相购买的稀罕物！这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就是最鲜活、最有说服力的形势教育吗？

我立即骑着那辆老旧的自行车展开采访。在道北跃进塔下，我亲耳听到"谁买窝窝头"的叫卖声。原来是商丘机械厂的一位退休老工人，在家做了咸、甜两种窝窝头沿街叫卖。他告诉我，每天做的100多个窝窝头，两个来小时就能卖完。后来在商丘印刷厂，我又偶遇几位行署干部，从他们送印的材料中，我看到了从解放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商丘一碗饭盛八省粮"的辛酸历史数据。

这些见闻让我夜不能寐。我决定用最朴实的语言，记录下这个看似微小却折射时代巨变的生活细节。《商丘市居民争相购买窝窝头》——全文仅415字，却蕴含着沉甸甸的时代分量。

这篇"小"消息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商丘日报》1985年11月13日一版报眼刊发；

《文汇报》、《北京晚报》等全国性媒体争相转载、踴跃刊发；

中国新闻出版社将其收录进优秀新闻作品集；

中国地市报研究会秘书长王茂亮撰文称赞这是"以新取胜、以小见大的经济报道典范"。

更巧的是，时值《商丘日报》创刊，这篇报道一举斩获全国地报好新闻二等奖！一个中专学历的记者，从街头拾来的一则新闻，竟在全国新闻界掷下一颗重磅炸弹。

这篇报道的成功印证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最好的新闻不在华丽的辞藻里，而在生活的泥土中。它源于我对饥饿年代的切肤记忆，源于我在"知识饥渴"驱使下的刻苦自学，更源于我对时代变迁的敏锐感知。

后来一一在“窝窝头”消息的基础上，我经过补充采访，精心写作，一则题为《一碗饭盛八省粮的辛酸历史宣告结束/商丘不再是国家的“五保户”》的消息，刊发于1987年8月30日《人民日报》第2版，以更加广泛详实的内容、更加吸引读者眼球的修辞手法，讴歌改革开放给贫困地区带来的沧桑巨变。

如今回望，"窝窝头"已不仅是一种食物，它承载着一个民族从饥饿到温饱、从封闭到开放的历史转身。这篇报道也永远提醒着我：新闻工作者的使命，就是用扎根生活的笔，记录时代的脉动，书写人民的悲欢。

附1：

调剂生活 改换口味

商丘市居民争相购买窝窝头

初冬时节,商丘市街头不时围着几簇人,争相购买用豆杂面、红薯面蒸成的窝窝头。

众人皆知，商丘曾是全国闻名的12片贫困地区之一。 自解放至1978年，国家向我区调拨统销粮39亿5千余万斤、救济款1亿8千多万元。“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曾经是形容当地人民生活的一句顺口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业连年丰收。今年夏季，全区小麦总产达三十亿斤，创历史最高水平。随着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多数农民以白面当主食，城镇居民也都不吃杂粮了。物以稀为贵。为供人们调剂生活，改换口味，各种窝窝头反而纷纷应市。

光复街二胡同９号居民、退休老工人梁如贵对记者说：现在，全市已有十多户人家卖窝窝头。有的农民也进城卖窝窝头。他们或用高粱、黄豆磨的豆杂面掺上白面粉，或用红薯面掺白面粉、红薯叶做成咸、甜两种窝窝头，佐以辣椒和香油出售。梁如贵每天卖出100多个，两个来小时即可卖完。11月6日，记者特意花两角钱买了一个豆杂面窝窝头，就着辣椒趁热吃下，果然觉得满口溢香。

（原载１９８５年11月13日《商丘报》，作者：张同德)

附2:

一碗饭盛八省粮的辛酸历史宣告结束

商丘不再是国家的“五保户”

河南省商丘地区不再是国家的"五保户"，相反，它在近八年向国家提供了25亿公斤商品粮。

该地区统计局最近提供的数字令人信服地证明，农村改革卓有成效：1986年与1978年相比，全区农业总产值增长81.8%，达到17.09亿元；粮食总产量增长41%，达到22.45亿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80%，达到310.9元。

商丘曾是全 国闻 名的12片 贫 困地区之一，有沙荒、盐碱地448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38.5%。解放后，国家和各级政府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和科学开发，改善了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但始终未能使其摆脱困境。到1978年，国家已向这一地区调拨统销粮19.7亿公斤、救济款1.8亿元。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农村改革，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民权县北关镇六合行政村有1200多亩背河洼地，土质沙碱，野草丛生，从未种过庄稼。如今这里种上了藕，栽上了稻。近三年，仅莲藕生产一项收入108万多元，占全村农业总产值的40.9%。睢县、柘城、夏邑、民权、宁陵等五个县，彻底改变了"一碗饭盛八省粮"的辛酸历史，去年被国家列为商品粮基地县。

农民的聪明才智也由于改革得到尽情施展。全区1.8万多名农民组成472个专业技术研究会，研究推广60余项农业技术。虞城县利民乡樱桃园村蔬菜专业户吕宝臻，靠科学种田年收入上万元。

（原载1987年8月30日《人民日报》第2版，作者:张同德）

第9章 焦裕禄的泪与“老坚决〞的坡：我的新闻路标

"立志成为一个名记者"，这句话在我心中激荡已久。但"记者走路怎么走？”在那年轻的岁月里，我常常茫然，心中只有一团燃烧的热情和模糊的方向。直到两个身影如灯塔般照亮我的航程——那些为焦裕禄事迹落的热泪，那个"老坚决"潘从正爬行修补的土坡，成为我新闻路上最清晰的路标。

十六岁那年，在黄河水利学校的广播里，我第一次听到了焦裕禄的名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铿锵有力的声音，讲述着兰考县委书记带领群众战风沙、治盐碱、斗内涝的故事。我边听边流泪，那些滚烫的泪水，被新闻名篇《县委书记的榜样一一焦裕禄》所打动，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县委书记而流。从此，我记住了焦裕禄，也记住了这一轰动全国的新闻作者一一穆青。

1981年学写新闻时，我把一些新闻名篇包括《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抄成大字报，挂在绳上，日日诵读。穆青的文字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理解新闻职业的大门。原来，好新闻不仅要事实准确，更要传递打动人心的力量。

1986年4月15日，这个日子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那是穆青第四次走访“老坚决”离开不久，我和地委宣传部的李欣同志结伴，特意慕名追寻穆青足迹，来到了商丘地区的宁陵县。

在宁陵县万庄林场一段长约50米的土坡上，我目睹了终生难忘的一幕：85岁的潘从正老人佝偻着身子，双膝跪在黄土路上，右手握着一把旧铁铲支撑着身体，左手拖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粗布口袋。他的动作缓慢而坚定，先是用铲子艰难地刨松路边的土，再一把一把将土装进布袋。然后，他拖着沉重的布袋，一寸一寸地向前爬行，找到路面上的坑洼处，颤抖着双手将土倒进去，再用铲背仔细拍实。早春的风还带着寒意，却吹不干老人额头上密布的汗珠；他的胡子已经雪白，却在阳光下闪着倔强的光芒。

老人的二儿子潘富修告诉我们："上个月穆青来时，俺爹用手指比划着说：'俺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你已经来看俺四次了。'穆青说：'我活到你这个岁数，还要再来四次。'俺爹记住了这句话。"原来，1982年老人曾被一头老公羊顶伤了腰，落下病根，经常要跪着干活。穆青上次来访时关切地问起，老人却笑着说"早就好朗利了"。实际上，他强忍疼痛，坚持要为迎接老朋友再来修好这条路。看着老人爬行时在地上拖出的痕迹，我的眼眶湿润了——这是一位普通农民用最质朴的方式，表达着对一位新闻工作者的深情厚谊。

当晚，我俩住进了“老坚决"林场的土屋里。这是一溜五间相通的平房。最东边，是一间牲口屋；最西边，是潘从正老汉的住室。我俩住在西起第二间。

夜阑人静，我们盘腿而坐，围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与潘从正及其家人长谈，听老人的家人讲述那些感人的往事。老人的儿媳说起穆青1980年邀请老人去北京做客的情景：老人穿着崭新的蓝布褂子，坐着小轿车游览了天安门、故宫，回来时激动得像个孩子。孙子园林谈起穆青帮助他上林业学校的经过，声音哽咽。牛棚里传来牲口嚼草的沙沙声，混合着青草和牛粪的气息，一阵阵飘进屋里。这些声音和气味，与老乡们质朴的话语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那个夜晚最真实的记忆。

躺在高梁秸搭成的铺上，盖着潘家的花被子，我辗转难眠。望着光秃秃的梁標、黑乎乎的秫秸箔，身下的高梁秸发出细微的声响，牛儿反刍的声音时远时近。这些声音让我想起白天看到的场景：老人爬行时膝盖磨破的裤管，他填平路面时专注的神情，还有他听说穆青要来时眼中闪动的光彩。记者这条路到底该怎么走？要不要"扎根人民"？我朦胧地意识到，穆青与“老坚决”的情谊似乎给出了答案，却又说不清其中的真谛。

后来，我搜集整理穆、潘两家往来书信、各种证物，循着穆青的足迹继续探索。潘从正老人1989年12月3日去世，穆青得知消息后，当日发来唁电：“惊闻劳模潘从正去世，不胜哀痛。请代我向其家属致意。潘从正为人民植树造林操劳一生，为我国农民树起一代风范。他的形象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穆青又应县委、县政府邀请，含着眼泪为“老坚决”撰写了碑文，并题写了中堂，上书“绿荫老人 林业世家”。

1990年5月22日，“老坚决”墓碑揭墓仪式隆重举行。我趴在老人坟前，一字一句抄录墓碑上那些饱含深情的文字："长眠在这里的是一位普通的农民......你看，那高大的树干，是他坚实的身影；雪白的梨花，是他高洁的灵魂......"这些文字让我想起老人爬行修路的身影，想起那晚在林场听到的点点滴滴。我终于明白，穆青之所以能写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这样的传世之作，正是因为他始终与人民血脉相连。

那一刻，四年来的所见所闻在胸中激荡，一腔激情喷涌而出，我一气呵成，写下近4000字的通讯《绿丝带结下的友情一一记新华社社长穆青和农民潘从正的友谊》。1990年5月31日《商丘日报》一版头题予以刊发。

此文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映。民权县顺河乡张井村农民王鸿飞给我写信，谈到他和乡亲们听到我釆写的记述穆青与“老坚决”友谊通讯的广播时，这样写道：

“当时，在场的有年逾六旬的老人，也有我们这些自认有泪不轻弹的男子汉，但我们都流泪了。为您那情感横溢的文笔，为播音员那声情并茂的播音，更为穆老和潘从正老汉之间质朴可贵的友谊一一事后，我们村有四家有录音机的一起在第二次播音时录下了这盘珍贵的纪念。”

他还谈及感受：“张老师，尤令我们感动的是潘老拖着布袋，一步一步爬着修路的一段。我想，如果您不深入生活，那么您不可能捕捉住这样感人的情节的。试想，按一般来说，当一位新华社社长来访时，群众有的只是敬慕，而潘老竟置年愈古稀于不顾，爬着为穆老修路（仅仅是为了穆老的一句话）。就这一个情节，已将穆老和潘老之间的感情表达的淋漓尽致。如果潘老所迎接的不是穆老，而是一位高高在上的社长，那么，这样的情节也许不会出现吧。这篇通讯我想让某些名不符实的'公仆'听了，他们的心里一定会生出许多感想吧！”

这篇获得全国林业好新闻一等奖、河南省新闻奖一等奖、河南省地市级党报一等奖的作品，不仅是对一段感人友谊的记录，更是我对新闻理念的实践。我开始明白，记者要像树木一样把根扎进泥土——只有根系大地，才能枝繁叶茂；只有心向人民，新闻才有生命力。

如今，每当我提笔写作，眼前总会浮现三个画面：焦裕禄忍着肝痛按着藤椅工作的身影，潘从正跪地修路的背影，以及穆青在老乡炕头拉家常的场景。这些画面提醒我：新闻人的光荣不在于写出多么华丽的文章，而在于能否像焦裕禄那样心系百姓，像"老坚决"那样坚韧不拔，像穆青那样扎根沃土。那条被老人爬行修平的坡道，那盏林场里的煤油灯，那些夜晚牛儿嚼草的声音，都是最生动的课堂，教会我新闻工作的真谛——根系大地，心向人民。

第10章 绿丝带结下的友情

一一记新华社社长穆青和农民潘从正的友谊

绿丝带结下的友情

一一记新华社社长穆青和农民潘从正的友谊

一行行树木, 似一条条绿色的丝带,把万庄林场装扮得美丽壮观。绿树掩映,一溜堂屋,当门墙上挂着一幅笔力苍劲的中堂,上书----

绿荫老人 林业世家

题赠潘从正及其家人

庚午年 穆青

望着这幅中堂,人们无不感慨万端:中顾委委员、新华社社长、中国新闻学院院长穆青，与宁陵县石桥乡万庄农民潘从正之间的友谊，像梨花纯洁无瑕，如梧桐叶茂根深。

（一）

时光如流水。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事情淡忘了，但是，四年前碰见的一件小事，却使我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１９８６年４月，穆青第四次走访“老坚决”不久，我和地委宣传部的一位同志结伴专访潘劳模。走在万庄去林场的坡路上，见到一位身材消瘦、胡子雪白的老人。他不是站着远眺景色，也不是坐着与人闲谈，更不是躺着休息养性，而是趴下身子，双膝着地，一只手用铲子支撑地面，另一只手拖着鼓囊囊的布袋，两眼紧盯着路中间的洼坑，艰难地趴着，爬着……他把袋里的土倒进洼坑，用铲子拍了两下，又掉转身子，向路边的松土挪去。一颗颗的汗珠爬满了老汉的脸庞，一声声的喘息撞击着我的耳膜，我的心猛地一震！

潘从正的二儿子、万庄党支部书记潘富修正陪着我们去林场。他说：“他,就是俺爹。上个月穆青来时，俺爹用手指比着说:`俺 ,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你已经来看俺四次了.’穆青说:’我活到你这个岁数,还要再来四次。’俺爹记住了这句话。他看去林场的这段路坑坑洼洼，打那以后，瞅空便来垫路。”

稍停片刻，潘富修接着说:“１９８２年，俺爹被一头老公羊顶伤了腰，好几个月行动不便，经常跪在地里伺弄树苗。上个月穆青来时提起这事，问他是不是落下毛病？俺爹笑着说：’没有，没有，早就好朗利了。’可实际上，他……”

我的鼻子一酸。从此８５岁高龄的老人眼盯土坑 、跪地拖袋的情景，便如雕塑一般，刻在了我的心里。

这天，我们住在了潘从正的家里。

夜色朦胧，苗圃里鸦雀无声，唯有潘老汉及其家人与我们娓娓而谈。他们谈了许多许多，这些往事，每每使我激动不已，尤其两棵樱桃树的事儿令人难忘。后来，穆青在他的散文《心上的树》里，也谈起了这件事：

“第二年秋天（本文作者注：指１９８２年秋天） ，我因事再去豫东，又顺路到他的苗圃看望了他。在参观他新培育的树苗时，老人指着几棵樱桃树对我说，这是专门给我栽种的，并且说，他已经培育了两年，都长得不好，只有今年这几棵最好。当时，我心里不觉一怔，后来才忽然想起，我七九年第二次访问他的时候，曾同他谈起过’樱桃好吃树难栽’的事.当时,他还说, ‘说难也不难,将来我给你栽两棵试试。’这件事我早已忘了,没想到他却当成一件大事在那里默默地试种了好几年。

“到83年春天，老坚决果然托人给我送来了两棵樱桃树。据来人对我说,这两棵树苗，连带培育它的湿土，都是老人亲自包扎好，让他一路小心着用扁担挑过来的。老坚决并带话给我：’ 选个向阳的地方,趁季节赶紧种,只要种时浇足了水,能活。’

“如今，这两棵樱桃树都种在新华社的大院里，虽然因为盖大楼迁移了两次，但始终长得很好，只是还没有开花结果。我每次打它们面前经过，总禁不住要停下脚步，深情地望着它们，就好象看着老汉正弯着腰，仰着脸，微笑着站在我的面前一样。”

（二）

豫东有句土话，叫做“人心换人心，半斤对八两”。宁陵县农民潘从正为 什么对穆青一片真情？正是因为穆青与其心心相印，结成了血肉相联的关系。正如１９８７年３月他回答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所说，我养成了与劳动群众在一起的习惯，与他们相处，有共同语言，很融洽。我有许多农民朋友，如植棉能手吴吉昌、种树模范“老坚决”潘从正，至今与我来往。

在１９６５年、１９７９、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穆青曾四次采访并看望河南省林业模范潘从正。其中，在他第二次采访后，满含激情地写了著名通讯《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详述了潘从正的事迹，倾注了对潘劳模的深深的热爱。在文章的结尾，穆青几乎是与潘从正一起，喊出了“不能再折腾了！”这一共同的心声。

从１９６５年冬穆青第一次采访“老坚决”，到潘从正１９８９冬去世，历经２４载。这２４年人世沧桑，两人都经历了许多磨难，但彼此的心是相通的。两人的友谊，如白腊条坚韧不拔，似长江水川流不息。

１９８０年６月，潘从正曾到北京在穆青家里做客。那是当年5月,穆青接到“老坚决”一封来信。从字里行间，他看出了老人想来北京看看的愿望。穆青想，一个为人民种了一辈子树木的老人，在垂暮之年想看看北京，这一心愿无论如何应该得到尊重。他当即给 “老坚决”的孙子园林写 了信。信中说:’ 你爷爷想到北京来看看,可以给县里说一说,找个机会派人陪他来。这事我已经给赵文甫写了信，让县里和他联系一下，啥时候能来请省里给具体排。来前最好先给我写封信，因为七月和九月我可能不在北京。如果我在北京，我可以派人带他到处看看，不然北京太大，没有人管可不行。”

就在那年的６月，“老坚决”穿着一身新衣服来到了北京。穆青按排他住下，派秘书陪着他，坐着小轿车逛了北京城。“老坚决”亲眼看到想望已久的天安门城楼，游览了过去皇帝住过的故宫, 参观了繁华的城市、著名的古迹，打心眼里感到高兴。一天晚饭后，他坐在穆青家的小院里与穆青 闲谈，感慨地说：“想不到我这老头子，土埋半截了，还有这么大的福气。过去，俺庄户人，人老几辈谁想着能到北京呀，这回俺就来啦，真像做梦一样……”

６月２６日，经穆青介绍，潘从正来到了林业部，受到林业部部长罗玉川的接见和鼓励。就在这次接见时,他谈起本大队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后,由于没有明确林权和管理责任,万碧风口的防护林被刨掉100多棵树,向林业部提出了实行林业生产责任制,保护好现有树木的建议。罗部长听后,连连点头。新华社及时对此作了报道，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林业生产。

“老坚决”在北京住了一个星期后，离京返家。后来，他家承包了苗圃，成了林业专业户。为了多作贡献，他把卖树苗和更新大树所得的收入，拿 出５０００元为村里办电，买了一台变压器，又拿出３０００元给了小学支援教育。

园林时常提起穆青。他说：“穆老四次看望俺爷，九次见我，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话儿还得从１９８２年９月下旬穆青第三次来访谈起。那次交谈中，潘从正附在穆青的耳朵上，说了几句悄悄话。穆青边听边点头，末了说：“好，你等着我的回信吧！”事隔不久，穆青来了信。信中说，关于园林自费上林业学校的事，他已通过省政府领导同志与有关学校联系。

后来，园林进了洛阳林业学校。他牢记穆青“学点知识比啥都重要”，“有了知识和技术不愁没有用武之地”的教诲，刻苦攻读，取得了良好的成绩。１９８５年回乡后，他根据学习的理论知识，与其他同志合作进行了“农田防护林人工生态系统研究”的科研课题，获得了省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 、省林业厅科技进步一等奖。

（三）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３日，潘从正猝然去世。次日，穆青发来了唁电－－

“惊闻劳模潘从正去世不胜哀痛，请代我向其家属致意。潘从正为人民植树造林操劳一生，为我国农民树起一代风范。他的形象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穆青 １２．４”

之后，穆青应宁陵县委 、县政府约请，为潘从正撰写了碑文，并题写了中堂，派人专程送至宁陵。碑文优美、动人，酷似一篇散文，全文如下一一

长眠在这里的是一位普通的农民，他名叫潘从正，人称“老坚决”。

他在世87年，却有半个世纪抛家离舍同妻子住在沙荒地培育苗圃,植树造林。风沙曾掩埋过他，断粮几乎使他送命；病了他不肯离开，老了还趴在地上拖着土袋修了50米坡路。他千辛万苦培育的苗圃和防护林，历经劫难，几起几落，但他亳不气馁。他说：“他毁，俺栽，他再毁，俺再栽，俺再栽，俺是为国家，为子孙后代！”

此处原有棵老柿树，年年都挂果，纵是压弯了腰也硬撑着。他常夸这柿树不偷懒，说人生也是一棵树，也应多结果，老柿树移栽别处后，他对家人说：“我老了，就埋在这里。” 如今，他的遗愿实现了。经他培育的树苗已经绿满了宁陵大地。4里长的防风林已堵住了万碧风口，2000多亩风沙地也已变成良田。他年复一年地把自己的岁月刻进了树木的年轮，用滿头的白发换来了大地的锦绣。你看，那高大的树干，是他坚实的身影；雪白的梨花，是他高洁的灵魂；绿色的风涛，是他爽朗的笑声；郁郁葱葱的林带，是他生命长青的丰碑……

他默默奉献的一生，是我国一代农民的风范。他为国家为人民缀网劳珠的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

历史将会证明，他比我们更年轻。

一九九零年春三月 穆青撰并书

１９９０年５月２２日，４００多名干部群众参加了在万庄林场举行的潘从正同志墓碑揭墓仪式。当宁陵县委书记、县长揭开披在墓碑上的丝绸，露出穆青苍劲、秀丽的笔迹时，人们不仅为其散文式的笔法所吸引，更为文中流露出的真挚情感而赞叹！

愿广大干部都能像穆青这样深入群众，联系群众；愿人民群众都能像潘从正这样缀网劳蛛，克已奉献！

祝穆青与潘从正式的友谊万古长青！

（原载１９９０年５月３１日《商丘日报》，作者：张同德）

第11章：五楼办公室的泪痕：1991年，穆青与两位庄稼汉的愧怍

1991年1月10日，当我踏进新华社五楼那间简朴的办公室，向时任社长穆青同志自我介绍“我是河南《商丘日报》的记者，来自‘老坚决’潘从正的家乡”时，我清晰地看到他端详着我的清癯面庞上，瞬间闪过一丝温热的光亮。

“哦！‘老坚决’的家乡！”他声音里带着一种特殊的亲近感，立刻驱散了我初见的局促。谈话从“记者的成长”开始，但很快，就像被磁石吸引一般，穆青同志的心神便深深沉入了他为之牵肠挂肚的、扎根于中原厚土的普通人民之中。那一刻，窗外海湾战争的硝烟、此起彼伏的电话铃音，都被他心头的牵挂暂时隔开。

提及潘从正，穆青同志的眼神瞬间变得悠远而深沉。

“‘老坚决’……不容易啊。”他缓缓开口，声音低缓得像在抚摸一段珍贵的记忆，“勤劳，坚毅，质朴，一辈子就认准一件事：种树！那是一种缀网劳蛛的精神，断了再织，破了再补……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美德。”他描述着老人与风沙搏斗、在贫瘠土地上执着植树的身影。

“听到他去世，”穆青同志的话语在此刻陡然滞涩了一下，清晰可见他的喉结艰难地滚动，他微微低垂下眼睑，声音里裹挟着浓得化不开的感伤，“……我是掉了泪的。”

“掉了泪的”这几个字，轻飘飘落下来，却像重锤一样砸在办公室沉寂的空气里。我屏住呼吸，感觉鼻翼两侧有酸涩的气息涌动。一位国家通讯社的社长，为一位远在河南宁陵乡下、名叫潘从正的老农的离世，真诚地流下了热泪！这泪水的份量，岂是轻易可言？

他抬起头，目光穿过我，仿佛又看到了宁陵农村那条土坡：“八六年，第四次去看他，我答应还要再去的……”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复杂的感情——有关切，有追忆，更有一种迟到的承诺带来的沉重。“85岁的老人啊，”穆青的声音带着哽咽般的微颤，“从此他就……拖着布袋，装着土，趴着、爬着……” 他艰难地比划着那个动作，手指微微发抖，“一个人……一铲一铲……去修补去林场的那条……五十米的土坡路……”

办公室里寂然无声。我的脑海里清晰浮现出老人瘦弱佝偻、如蜗牛般在坡路上挪动的形象——这哪里是在修路？这分明是在用自己风烛残年的身躯，一分一寸地铺设与一位“北京来的干部”之间信任的桥梁！只为了一句他深信不疑的承诺！ 目睹穆青同志沉痛讲述这景象时眼中再次涌起的湿意，我的鼻腔被剧烈的酸楚攻陷，泪水几欲夺眶。这就是人民啊！最朴素、最厚重的情意，如黄土般堆积在一位老社长的心头，压弯了他的心绪，也压湿了他的眼角。

泪痕未干，话题又被红旗渠的风霜引入更深的沟壑。当“任羊成”的名字从穆青唇间吐出时，他刚刚平复的气息再次变得急促。

“‘阎王殿里报了名’……”他声音低沉，每个字都像从滚烫的熔岩里艰难迸出，“用绳子吊在悬崖上除险……勒着腰……多少年？”他猛然停下，双手用力地在自己的腰部做了一个箍紧的动作，额角渗出的细汗在灯光下微微反光，“血肉模糊……我让他掀开衣服……两三年后，还有那么厚一圈老茧！”

办公室里只剩下两人粗重的呼吸声和窗外偶尔钻进的寒风呜咽。我掌心全是汗，心脏被那想象中的勒痕紧紧箍住。

“前几天……”他的声音陡然颤抖起来，像绷紧的弦即将断裂，头深深地低下，又猛地抬起——那双洞悉世事的眼睛，此刻已清晰地蒙上了一层剧烈翻滚的泪幕！ 泪珠在眼眶里飞速积聚、碎裂，在灯光下如钻石般刺目。“安阳日报的记者去看他…”声音嘶哑、断续，带着难以言说的痛楚，“……过的什么日子……收音机？没有……最扎心的是——”他的声音因激动而拔高，带着强烈的控诉与悲凉，“——棉袄的袖子……露着棉花！”

这“露着棉花”四个字，像冰冷的针，猛地扎穿了我所有的感官。鼻尖瞬间涌起强烈的酸楚，视野也模糊了。我忘了临时买来放在裤兜里的数码相机，忘了此刻本该是记者的“职责”。我只看到一个为共和国流过血汗的英雄在岁月中凋零的冰冷现实，更看到一个老人面对这现实时内心无法抑制的巨大悲怆。那饱含的泪花，并未成行流下，却比任何痛哭都更具千钧之力——它凝聚着一位老革命、老记者对劳苦大众最朴素、最深沉的愧怍与挂牵！

穆青同志猛地吸了一口气，喉结剧烈起伏，努力压下那几乎决堤的泪意。他倏地抬起手臂，指向我身后的窗台角落，手指带着近乎凌厉的力度：

“就在那儿——！”

我的目光被他决绝的手势牵引过去。

一只灰土色、极其不起眼的布袋！粗布，旧得发白，几道歪歪扭扭的针脚和刺眼的补丁爬满袋身，如同土地干裂的伤痕。袋口松垮地系着。

“他前几天来了！”穆青同志的声音激愤得近乎哽咽，“带了十几斤……绿豆和小米……” 他死死盯着那只破布袋，胸膛剧烈起伏。

“看啊！” 他几乎是用尽全身力气喊出来，每一个字都像迸出胸腔的血泪，“看看那袋子！——破的！烂的！打着补丁的！”

此情此景！ 办公室里静得能听见泪水冲破堤坝、落在他桌上纸张的声音——“啪嗒”！一滴，又一滴……无声地晕开，像是为功臣的褴褛、为劳模的卑微献祭。泪珠，在《海湾战争快讯》冰冷的铅字旁，印下了一个滚烫、潮湿、永不干涸的惊叹号！这泪，是为任羊成破袖里的棉花，是为潘从正修路的背影，是为所有默默奉献却被岁月亏待的功臣！

他狠狠抹了一把脸，深深吸了几口气，颓然跌坐回椅子，声音沙哑低沉，带着一种穿透灵魂的自问：

“我们……怎么能忘记这样的人啊？”

这句话，重若千钧。我知道，它不是指代故乡邻里，而是对千千万万任羊成、潘从正这般扎根黄土、负重前行的人民最深沉的呼唤与认同！它也不是责备他人，更像是灵魂深处最严厉的自省，是一位老战士心灵深处最真实、最痛切、最滚烫的跳动。

窗台上那只缀着补丁、承载着小米与愧怍的小小布袋，与心中那条由一位85岁老人用生命最后时光爬行着修补的五十米坡路，就在这天上午一一1991年冬海湾战争爆发的时刻，在穆青同志为乡亲们潸然而下的泪光里，完成了无声的联结。中国新闻史上最珍贵的遗产，正在泪水中淬炼。

第12章 勿忘人民：一盏永不熄灭的长明灯

穆青在我采访本上的题词“勿忘人民”及我俩合影。

穆青在我采访本上的题词“勿忘人民”。

我采访穆青时两人合影。

情感的风暴尚未完全止息，办公室的空气还残留着悸动。穆青同志端起早已冰凉的茶杯，轻呷一口，却似饮下烈火。他深深望向我，眼中的水雾已被一种更为沉静、更为磅礴的光取代——那是对毕生信念的执着点燃。

"你问我记者怎么成才？"没有寒暄，没有说教。他开门见山，目光如炬，"不要只讲成才，不讲出发的原点！就像一棵树，想长高，根须往哪里扎？"他瘦削的手掌轻轻按在办公桌上，仿佛要摁下一种浮躁的虚火。

"焦裕禄做了什么？潘从正坚守了一辈子什么？"他目光悠远，"那不是记者妙笔生花编出来的！焦裕禄在兰考斗盐碱，潘从正在宁陵栽树，农民渴求知识去'抢'技术员...这都是在田野里、在沟壑中长出来的真实！"他顿挫有力地强调，"记者的使命是什么？是带着一颗敬畏的心，沉下去！"

我永远记得他说这话时，窗外正飘着细碎的雪花。而他的目光却穿透了时空，看到了广袤农村的田野。"高楼大厦里写不出有温度的新闻，只有脚上沾满泥土，心中才能沉淀真情。"他回忆当年采写《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时，如何在兰考与农民同吃同住，如何从老百姓的泪水中捕捉最动人的细节。

"我们叫什么？新华社！"他语气陡然变得无比庄严，"它不仅是'通讯社'，它更是扎根在人民中的一座堡垒！报纸姓什么？姓党，更要扎根人民的心！"谈及农民下跪、记者徒步"走西口"之事，"扑通跪下去，跪的不是我穆青，是跪向心中的那份寄托！"

天色渐阴，室内灯光显得尤为明亮，映在他那张布满智慧与沧桑的脸上。他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斩钉截铁：

"小张啊，记着！什么金杯银牌！什么响亮的名头！这些都——"他手臂用力一挥，"不是最高的奖赏！群众发自内心的信任！——这才是最高的奖赏！是无形的、却光芒万丈的勋章！"

这宣言！似惊雷滚过屋宇，如洪钟在历史的岩壁上反复激荡回响。那一刻，我分明看到，一种纯粹而磅礴的信仰洪流，正从他瘦削的身躯里澎湃而出——它诞生于红旗渠的悬崖绝壁间，蕴藏在宁陵老汉颤巍巍的树苗里，最终熔铸成那四个饱蘸心血的大字："勿忘——人民！"

临别前，他无言地抽出钢笔，在我那本磨旧的采访本扉页上重重落下。笔尖划过纸面，沙沙作响，如同种子破土。"勿忘人民"——四个墨字饱满如泪，每一横一竖都力透纸背。金色的阳光，恰如其分地穿越玻璃窗，温柔地拥抱这方寸墨痕。

1991年1月10日及23日，中国记协现场短新闻培训班期间，我怀着敬畏之心，先后两次拜访穆青同志。这共计一小时五十分钟的谈话以及合影、题词，及时解开了我“记者怎样成才”的疑惑，在我心中点燃了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三十多年过去，新闻传播方式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穆青同志那盏"勿忘人民"的明灯依然长明。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这盏灯指引着我们：新闻工作者的根，必须深扎在人民的土壤中；新闻工作者的心，必须与人民同频共振。这不仅是穆青同志留给我的珍贵礼物，更是对整个新闻战线的永恒嘱托。

第13章 铅痕心印：穆青"勿忘人民"的批改密码

从北京回到商丘的日子，是在一种持续的灵魂震颤中度过的。穆青社长办公室那凝结了泪光、回荡着箴言的1小时50分钟，仿佛在我脑海里架起了一台永不停歇的放映机。胸腔里鼓胀的情感激流，最终促使我彻夜不眠，将采访所得倾注笔端，写就了通讯《“勿忘人民”——访新华社社长穆青》。

文章以他阐述思想的四句核心话语为骨架架构而成：

“业绩是群众创造的”、

“我们应当为人民服务，关心群众疾苦”、

“和群众息息相关才能有一种力量推动自己前进”、

“群众的信任才是最高的奖赏”。

满怀忐忑与崇敬，我用特快挂号，将那叠滚烫的文字寄往了北京新华门。

等待回音的日子里，心始终悬着。那时的通讯远不如今日迅捷，一纸信笺往返便需漫长时日。约莫十余天后，一个厚厚的、来自“北京新华社”的大信封，落到了我的案头。

信封鼓鼓囊囊。撕开封口，赫然正是我那篇稿件的原稿！然而，展现在我眼前的，已不仅有我熟悉的笔迹，更有着穆青逐字逐句逐标点的修改！

穆青同志亲自动手了！他使用的是普普通通的铅笔。但此刻，这支铅笔在他手中，化为了一把最精密的雕刻刀和最深情的刻录仪。

那九页泛黄的手稿静静摊开在书桌上，每一笔批注都像一簇跳动的火焰，直击我的心扉。

1991年2月6日，穆青在稿纸首页用铅笔写下"我删去一些"的批示时，正值海湾战争报道最紧张的阶段。但这位新闻巨匠仍以惊人的细致，对这篇地方记者的专访稿进行了17处修改，横跨6页稿纸。这些修改绝非简单的文字润色，而是一位人民记者用生命镌刻的职业圣经。

在讨论成才观的段落里，穆青在"写这些，我们都没有考虑自己成才不成才"之间，插入"都是记者职责的驱使"九字。这一看似平常的添加，实则是新闻伦理的核心命题——将个人成才的焦虑，升华为职业使命的自觉。更令人动容的是他对年轻人的呵护，将原文中"不择手段地追名逐利"整句删除，把"不去深入群众"改为"不愿深入群众"。这微妙的词性转换，包含着对后辈的深切理解：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思想觉悟问题。

穆青对历史真实的苛刻令人震撼。他将原文中"西北角"改为"陕北"，将《红星照耀中国》改为《西行漫记》。这种严谨延伸到对任羊成事迹的修改中，调整"还有一圈老茧"的语序，将"我们怎么能这样对待这些人"升华为"我们怎么能忘记这样一些人民的功臣"。最令人动容的是第四页的改动——保留"棉袄袖子露着棉花"的细节，添写任羊成"哭了"的瞬间，以及那只"布袋还是烂的"实物描写，让诘问变成礼赞，让批评化为致敬。

在第五页，穆青删去"没有写干部"的冗余表述，在文末添加"这是人民的声音"八个字。这看似简单的增删，实则是新闻报道立场的根本定位。当他把山西记者徒步采访被群众质疑"哪有这样的记者"的段落圈出，在旁边批注"这是人民的声音"时，我们仿佛看到一位老记者在说：人民的直觉，就是检验记者的最高标准。

第七页被整段删除的内容反而成为最动人的篇章。这段文字记载了1957年穆青担任新华社上海分社领导时，面对反右扩大化的压力，他坚持"实事求是，没有就是没有"的立场，甚至表示"如果硬要报，把我报上好了"，结果自己被划为"右倾"。这种自我删削的克制，比任何宣扬都更有力量——他宁愿隐去自己的光辉，也要让焦点始终对准人民群众。

三个月后，穆青在《中国记者》1991年第3期发表《从记者走西口想到的》，开篇就写道："前不久，一家地区报的一位记者问我'记者怎样才能尽快成才？'我告诉他，记者不能整天想着成才。成才没有捷径，也没有秘诀。我为他题写了'勿忘人民'四个大字，勉励他把根牢牢地扎在人民群众之中。"这段文字将私人对话升华为公开训导。当他把"勿忘人民"写入行业权威刊物时，这已不仅是对一个年轻记者的赠言，而是对整个新闻界的宣言。

那些被铅笔保留的文字里，藏着最动人的密码：任羊成腰间血肉模糊的老茧，潘从正85岁高龄仍"趴着爬着"修补林场坡路的身影，窗台上那只缀着补丁的布袋与办公室庄重环境的强烈反差。这些细节与《中国记者》的论述形成互文，共同诠释着：勿忘人民，就是要记住任羊成破旧的棉袄袖口，记住潘从正颤抖的双手，记住老百姓最真实的生存状态。

在终页，穆青保留了自己那段震耳发聩的宣言："群众的信任才是最高的奖赏！这是无形的勋章！"但真正令人泪目的是他对题词场景的描写未作任何修改——"和煦的阳光透过茶色的玻璃窗，倾泻进办公室，照着穆青同志的题词，显得分外明亮。"这种对光的定格，让"勿忘人民"从理念变成了可触摸的信仰。

当我们把这份修改稿与杂志文章对读，会发现完整的逻辑链：在杂志上他说"把根牢牢扎在人民群众之中"，在改稿中他用铅笔演示如何扎根——圈画任羊成、潘从正的故事，删去自我与突出人民，构成最有力的身教。那些被铅笔圈画的文字，那些被泪水浸染的细节，那些被阳光镀金的题词，共同铸就了新闻工作者的精神标高。它告诉我们：群众的信任不是求来的，是用脚上的泥土、腰间的老茧、笔下的真诚换来的。正如穆青在杂志上强调、在改稿中践行的——"勿忘人民"不是口号，而是要用生命书写的答卷。

附：

穆青亲笔逐字逐句逐标点修改的我釆写的通讯《“勿忘人民”一一访新华社社长穆青》：

第14章

“勿忘人民”

一一访新华社社长穆青

中顾委委员、新华社社长穆青，身着银灰色中山装，宽阔的前额上布满了皱纹，清癯而精神。他的背后，是一排书柜；面前的办公桌上，放着刚刚送达的《海湾战争快讯》。

　　１月１０日及２３ 日，穆青同志在新华社五楼办公室里，接受了我的两次单独采访。在近两个小时的谈话中，他时而低头沉思，时而开怀畅谈。平缓的话语，似甘冽的清泉，滋润着我的心田。

业绩是群众创造的

釆访从记者成才之路谈起。

“不要只讲成才，不讲出发点。”穆老上身微欠，两眼俯视。

他谈到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新闻事实的主体。“许多东西都是群众的创造，靠记者发现，真实及时地把他抓出来,记者的奉献就在这里。很多业绩都是群众创造的,人家焦裕禄干的,我们不过抓住真实的事情,把他再现出来,如此而已。”

“比如《抢财神》，再简单不过了。扶沟的同志把它当笑话说了。你留心了，找他一谈，就写出来了。”

“写这些，都是记者职责的驱使，我们没有考虑自己成才不成才！”

“中央鼓励成才，我们当然提倡造就名编辑、名记者。但是，现在有的年轻人不愿深入群众 、深入生活，不下苦功夫打好基础，改造自己的思想，就好比拔苗助长。光想走捷径，就会走错了路。如果只考虑自己成才，也许永远成不了才。倒是那些不考虑自己、一心想奉献的人，关心、热爱群众 ，为群众分忧的人真正能成才 。”

“就说斯诺吧。他不考虑自己成才不成才，到中国的陕北采访，从而写了《西行漫记》等举世闻名的作品。”

我们应当为人民服务，关心群众疾苦

穆青同志谈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时，他说：“我们记者总是为人民服务的，总是关心群众疾苦的，要考虑怎么为他们服务，怎么更贴近……”

穆老提到林县农民任羊成。他说：“任羊成是修建红旗渠的特等劳模。当时林县流传一句话，叫做‘除险队长任羊成，阎王殿里报了名。’他用绳子捆住腰，吊在悬崖上,放炸药,去危石 ,天长日久,勒得腰部血肉模糊。我去看他时，让他掀开衣服看看，已经两三年了，还有一圈老茧……回来赶上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我没写成……

前些时候，安阳日报两个记者去看他。他日子很艰难，连个收音机都没有，棉袄袖子露着棉花……我们怎么能忘记这样一些人民的功臣呢？”

办公室里静得能听到我俩的喘气声。穆老的两眼亮亮地，噙着泪花。

“起初，他不愿意接受两个记者的采访，后来看到他们捎去的我的照片，他哭了……前几天，他专程来北京看我，给我带了十几斤绿豆、小米，布袋还是烂的！”

顺着他的手指望去,我看见---窗台上放着一只缀着补丁的小小的布袋。

和群众息息相关才能有一种力量推动自己前进

“和群众息息相关，才能有一种力量推动自己前进。”穆青同志恳切地说。

“我上次去兰考，写了《人民呼唤焦裕禄》，呼唤焦裕禄，这是人民的声音……你注意到了吗？我在文章结尾写了包公祠……”

“上个月，某县几个农民受乡亲推选，带着锅碗瓢勺来北京见我。”说着，他把头偏向右方：“就在这里，一进门，他们扑通扑通跪下了。我说，我不是老包，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他们说俺们就是想让您知道知道。”

“最近有两个山西广播电台的记者，花几个月的时间徒步采访，从山西到内蒙古，沿着群众解放前逃荒要饭‘走西口’的路走了一趟。他们钻山沟采访，人家把他们当成骗子，说‘记者都是车接车送的。哪有这样的记者呀，一身水一身泥的！”他们吃住在农村，弄得不像样子，但是受到很多锻炼，看到了那个地区的历史变化……”

说到这里，他若有所思：“现在，记者深入群众 、深入 生活的太少了。”

　　群众的信任才是最高的奖赏

穆青同志深情地提起了宁陵农民、林业模范潘从正：“听到他去世，我是掉了泪的。潘从正勤劳、坚毅、质朴，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美德。”

“焦裕禄、潘从正这些人，群众不会忘记；记者真心实意为群众做好事，群众也不会忘记。深入下去和群众建立感情，你就会觉得值得。一辈子和群众滚在一起都是值得的！”穆青同志语重心长，谆谆告诫。

穆青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曾在《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中讴歌潘从正缀网劳蛛的精神 ，在北京家里热情接待过潘从正，并四次去宁陵农村看望这位老人。在１９８６年他第四次看望潘从正并说还要再来时，８５ 岁高龄的老人记住了这句话。从此，老人时常一手拖着装满土的布袋，一手拿着铲子，趴着，爬着，修补去林场的５０米坡路……想到自己亲眼目睹的这一情景，我的鼻子一酸。

我们谈起了新闻界正在评选的最高奖一一范长江新闻奖。穆青抬高了声音，果断地说：“范长江新闻奖也好，什么金牌银牌也好，都不是最高的奖赏。群众的信任才是最高的奖赏 ！这是无形的勋章！”

“群众的信任才是最高的奖赏。”这是一位１９３７年参加革命的老战士的肺腑之言！是一位人民的记者的毕生追求！它不应当成为我们每一个干部、每一个记者的座右铭吗？！

我请求与穆老合影。他欣然应允，并在我的采访本上题词一一

勿忘人民

穆青

１９９１.１.２３

和煦的阳光透过茶色的玻璃窗,倾泻进办公室，照着穆青同志的题词，显得分外明亮。

（原载１９９１年７月８日《新闻出版报》，作者：张同德）

（注：此文系统记述诠释了穆青“勿忘人民”的思想，并由穆青本人亲笔修改，亲自审阅、把关）

第15章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侯宗宾与任羊成的1991年春天



1991年3月的商丘，春雨淅沥。豫东宾馆内，河南省委省政府现场办公会正在紧张筹备。清晨时分，我怀揣一份特殊材料匆匆赶往会场，这份材料承载着新华社社长穆青对红旗渠劳模任羊成的深切牵挂。

"刘秘书！"在豫东宾馆附近，我意外遇见了正在晨间散步的省委书记侯宗宾的秘书刘春良。难掩心中激动，我向刘春良讲述了穆青谈起任羊成时眼中闪烁的泪光，以及这位老社长对红旗渠建设功臣晚年生活的忧虑。刘春良郑重地接过那份《"勿忘人民"——访新华社社长穆青》的通讯稿复印件，上面留有穆青亲笔修改的痕迹。

这份看似普通的材料，在省委书记侯宗宾手中却重若千钧。透过刘春良4月26日中午的手写信函，我们得以窥见一位省级领导的心路历程："侯书记对此十分关心和重视，曾在不同场合几次说过这件事。"字里行间，蓝色墨迹流淌着真挚的情感。

侯宗宾的行动迅速而有力。他首先拨通长途电话，亲自向林县县委书记询问劳模们的生活状况。水利厅负责同志曾委婉提醒"林县情况复杂"，担心看望劳模可能引发历史问题。但这位省委书记的回答掷地有声："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当年修建红旗渠的功臣，连生活都不能给予保证，又何谈去发扬红旗渠精神？难道我们连几位劳模的生活都负担不起？真不行我用自己的工资去负担他们。我们对劳模不能是这个态度！"这番话掷地有声，展现了一位共产党领导干部应有的担当与情怀。刘春良在信中特别标注："说到此处侯书记十分激动。"

1991年4月16日，侯宗宾赴林县参加省农田基本建设表彰会。刚下车，他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去看望劳模。"当晚，在简朴的县委招待所里，省委书记与任羊成等红旗渠建设者围坐一桌。那些曾经在悬崖峭壁间挥汗如雨的双手，如今已布满岁月的沟壑。侯宗宾仔细倾听每位劳模的诉说，当听到任羊成讲述当年凌空除险的经历时，他的眼中闪烁着敬佩的光芒。

"要从政治上、生活上对劳模予以关心照顾，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侯宗宾的指示简洁有力。据刘春良5月14日的回信记载，劳模们"并没有提出多少苛刻、过高的要求"，而是纷纷表示要继续发扬红旗渠精神。这种双向的真诚，构成了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最动人的情感纽带。

省委机要通信寄出的信封上，"张同德收"四个字笔力遒劲。这封编号5167的密件，承载的不仅是一段感人故事，更是一个执政党对历史功臣的庄严承诺。侯宗宾的举动如春风化雨，不仅温暖了任羊成等老劳模的晚年，更催生了影响深远的"红旗渠精神杯"竞赛活动。

三十多年过去了，"红旗渠精神杯"竞赛仍在继续，红旗渠精神仍在传承。而省委书记侯宗宾在春雨绵绵的商丘，因为一位年轻记者转达的牵挂，因为一位老新闻工作者的眼泪，而展开的与红旗渠特等劳模任羊成跨越时空的对话，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永远镶嵌在中原大地的记忆里，闪耀着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永恒光芒。

附：

时任河南省委书侯宗宾的秘书刘春良，来信谈及侯宗宾对红旗渠特等劳模任羊成的关心过问

第16章 太行山上的丰碑：从红旗渠英雄到打井老人的精神传承

人民的功臣任羊成

巍巍太行，层恋叠嶂。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在暮色苍茫中驶出林县县城，沿着盘山公路向任村镇古城村疾驰。

古城是任羊成的家乡。“除险英雄任羊成，阎王殿里报了名。”这是林县流传的一句顺口溜。

就是这个任羊成，靠着一根绳子吊在悬崖峭壁上，凌空除险五年整，以致腰部结出一圈 厚厚的老茧。他常对伙伴们说：“哪一天我粉身碎了骨，给我扎个木匣子，捡几块石头放进去，知道我修过红旗渠就行了……”

就是这个任羊成，在“猴子不敢上，禽鸟不敢攀”的鹦 崖工地除险时，几块石头顺绳滚下。他将头一勾，石头擦背而过，接着，碎石飞落，砸掉他4颗门牙。

就是这个任羊成，一次下山中麻绳出了事故，他两只手 抓住两把藤条从悬崖上溜下来，掉进圪针窝里又捡 了条命。一位老大娘流着眼泪，从他身上挑出两把刺……

提起任羊成，中顾委委员、新华社社长穆青由衷感叹：“多好的老百姓，在我们国家处于困难时，他们拼上命跟共产党走。正因为我们党有这样的人民，才能在困难时期渡过难关。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我被穆青同志的这段话所感动，于1991年5月的一天专程去看望了任羊成。

“那就是任羊成！”顺着安阳日报记者的指点望去，看到一位瘦弱、低矮的老汉正挑着水桶，迎面向我们颤颤走来。

我们跳下吉普车，紧紧攥住了任羊成的双手。

“上月底，省里在林县开会，省委书记侯宗宾接见俺，问俺有啥困难。其实，俺并不困难，刚盖了新房。”任羊成说着，和我们一起穿过与两间新房相连的红砖门楼。

我们得知，红旗渠建成后，任羊成留在了青年洞渠管段。寒来署往20余年，他日夜警惕地以自己的生命守护着红旗渠上的每一个涵洞，每一米渠垴。1966年初冬，任羊成在巡渠时发现山缝漏水，工程面临着冻裂决口的危险。他顾不得天寒水冷，首先跳入渠里，和同来的4 位民工一起，脱下衣服，塞入3寸宽的漏缝。1985年汛期，湍急的渠水挟着石块把2米高、3米宽的涵洞塞滿。任羊成跳入水中，一手扒着洞口顶部的岩石，一手拿着镢头疏通涵洞。直到有人赶来，伸出一把铁锨，才将任羊成救出。

任羊成1987年退休后，村里群众围住了他：“老任，你修红旗渠出了多少力，可红旗渠水流不到咱这儿，你得想想法儿呀！”

与大山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任羊成深深知道，在“吃水贵如油，种地望天收”的深山区，要脱贫致富，必须改善水利条件。他当即跑到县里请来勘探队测量划位，并与60多户乡邻集资2000多元，组织10余人昼夜打井。然而，地下情况与测量结果迥然不同，一锤一钎一道印，一天仅能进一寸。

井打到15米深时，任羊成收工上井，失脚跌入井底，折断了脚脖。他咬咬牙坐起，让人用绳把他拉上井。谁知没过几天，他竟拖着一只伤脚，拄着拐杖，带着板凳，让人用绳系他下井。

步出任羊成院子十米外，便是那口井，荆棘堆在两根粗大的木棍上，封住了井口。原来，井刚打到26米一一差9 米方能出水时，由于石质硬，资金缺，被迫停工。

“等缓过这口气，攒够了钱，俺再接着干！”任羊成介绍情况后，表示了决心。

我问他：“上级知道这事吗？”

“自家能干的，就不要麻烦上级。”

话语平平常常，却显出了山里人的倔强脾气，道出了劳动模范崇高的思想境界。

我望着眼前这口井，不由想起了任羊成里屋架在土坯上的那块棺材板。“这，便是任羊成的床。”安阳日报记者曾对我说。

任羊成—一人民的功臣，退休后不坐享清福，不贪图钱财，却默默无闻地带领乡亲们集资打井。钱搭进去了，他宁可睡棺材板；脚摔伤了，他拄着柺杖照样下井。他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非让400亩 耕地浇上井水不可。这不正体现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吗？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多么需要发扬这种精神啊！

车灯划破夜空，照亮了山道。车内，安阳日报社、林县县委的同志与我继续交谈：红旗渠畔变化巨大。全县农民去年人均纯收入651元，城乡居民储蓄余额10亿元，连续五年居全省各县之首。而任羊成生活困难有其特殊原因，他退休后每月仅50多元的工资，不仅养活四口人，且又贴进几百元打井，能不困难吗？

“发扬红旗渠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李先念题写的金色碑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站在纪念碑下，遥望莽莽苍苍的太行山，红旗渠特等劳模、共产党员任羊成的身影浮现眼前。这个靠吃山羊奶长大的庄稼汉，个头不高，肩胛瘦削。他正是靠这副铁肩膀，与亿万人民一起撑起了社会主义的大厦！

（原载1991年8月31日《商丘日报.周末刊》，作者：张同德）

（注：首访任羊成这日傍晚，林县县委书记跑到我和《安阳日报》记者张遂旺在招待所的房间，说“林县情况复杂，不主张报道（曝光）。”我回来以后，将有关情况向穆青、侯宗宾作了如实汇报，遂作了这篇题为《人民的功臣任羊成》的通讯）

第17章 太行山不会忘记：江泽民与红旗渠英雄任羊成的四颗牙齿

江泽民、任羊成合影。

江泽民总书记题词：“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红旗渠精神”。

1996年初夏，太行山的晨雾还未散

尽，一辆长途汽车正沿着蜿蜒的山路驶向林县红旗渠。车窗外的山峦如黛，层层叠叠，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壮举。听闻江泽民总书记访问林县并接见红旗渠建设英雄任羊成的消息后，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了再访这位传奇人物的旅程。

与任羊成会合后，我俩一同乘车前往红旗渠。在分水岭旁的山头上，在街头小饭店里，老人朴实的话语让我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缩影，一段永不褪色的记忆。

6月1日的清晨，红旗渠青年洞前，讲解员小李的声音在石英岩壁间回荡："当时除险队长任羊成腰间系绳，悬在峭壁间排除险石……"她的手指向虎口崖，"有一次飞石砸来，直接打掉了他四颗门牙。"

江泽民总书记仰望着陡峭的崖壁，阳光在他眼镜片上折射出点点光芒。他的眉头微微蹙起，右手不自觉地抚过自己的下颌。"任羊成了不起！"这声赞叹脱口而出，在山谷间激起阵阵回音。转身时，他对陪同人员说的那句"我要见这个人"，字字铿锵。

小李继续讲述着那段艰苦岁月：三年困难时期，青年突击队员每天只吃6两粮食，吃不饱就采树叶、捞河草充饥，晚上就宿在半山腰和附近的山洞里。

总书记神情凝重，对大家说道："我昨天在抗大的纪念会上讲不要忘记创业时期的艰难岁月；在这里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山中岁月、洞中岁月，不要忘记修渠的人们！"

下午，在姚村镇定角实业总公司三楼会议室里，总书记刚刚落座，便问道："任羊成来了吗？"

会议室里顿时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角落里的那个身影——他穿着白色的衫衣，粗糙的手指不自觉地搓着衣角。

"你的牙镶好了吗？现在还疼吗？"

任羊成的嘴唇颤抖着。那排假牙是新镶的，洁白整齐，遮住了当年被飞石砸掉的四颗门牙。他想回答，却发不出声音，只能使劲点头。泪水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蜿蜒而下，滴在水泥地面上，洇出一个个深色的小圆点。

省委书记李长春连忙解释："牙都镶好了，现在不疼了。"

"生活照顾得怎么样？"总书记又问。

这一次，任羊成终于找回了声音："好，好得很！局里给分了房，孩子们都上班了……"他粗糙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衣角，那里腰间还留着常年系安全绳磨出的茧子。

江总书记的声音铿锵有力："林县人民了不起，红旗渠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典范，不仅给后人留下了可以浇灌几十万亩田园的水利工程，更重要的是留下了宝贵的红旗渠精神。这不仅是林州的，河南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国家，民族的精神财富。"

他再次强调："不要忘记山中岁月、洞中岁月，不要忘记修渠的人们！"

总书记的讲话引起了强烈共鸣，鼓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随后，他挥毫题词："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红旗渠精神。"

散会时，总书记突然招手："来，羊成，咱俩合个影。"这声亲切的"羊成"，让在场所有人都心头一热。

闪光灯亮起的刹那，任羊成挺直了佝偻的腰背。两人紧紧握手，眼角笑出的皱纹竟有几分相似。

那是一双握过无数人民的手，此刻正紧紧握着任羊成布满老茧的手。这双手曾经在悬崖峭壁间挥舞钢钎，被麻绳磨得血肉模糊；曾经在寒冬腊月里凿击冻土，裂开一道道血口子。现在，它们被另一双手紧紧包裹着，传递着来自党中央的温度。

在红旗渠管理局分给任羊成的宿舍里，老人用袖子轻轻擦拭着与江总书记的合影。他小心翼翼地在照片背面写下"任羊成"三个字，郑重地递给我作为纪念。

远处的红旗渠水声潺潺，仿佛在吟唱着一首关于铭记与感恩的歌谣。老人布满老茧的手指轻轻描摹着照片上那双温暖的手，阳光透过窗户，为这个简单而庄重的动作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两个时代的对话，一种精神的传承。红旗渠的水依然流淌，而这份感动，也将永远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间。

第18章 泾渭分明：穆青晚年的清浊抉择

我将刊有《情系任羊成》一文的《商丘日报》呈送穆老阅示。

2002年6月7日，商丘日报社领导赶赴安阳宾馆，就报社发展大计向穆老讨教。图为报社一行人与穆老合影。

2002年6月7日一一初夏的安阳宾馆，空调的嗡鸣声掩盖不住会议室内凝重的气氛。81岁的穆青端坐在沙发中央，银发如霜，目光如炬。商丘日报社的领导班子怀着忐忑的心情，向这位新闻界泰斗汇报筹办"穆青新闻传播学院"的计划。随行的开发商张志军，不时插话强调项目的"社会效益"和"文化价值"，目光闪烁着精明的算计。

"我死了以后，你们愿怎么叫怎么叫。"穆青突然开口，声音不大却字字千钧。这句话像一记重锤，敲碎了在场所有人的幻想。房间内顿时鸦雀无声，有人手中的钢笔"啪嗒"一声掉在地上，在寂静中显得格外刺耳。穆青的侄女穆晓莉悄悄抹了抹眼角，她太了解叔叔的倔强了——这位老新闻战士一生都在用笔捍卫真理，如今即便年过八旬，依然保持着新闻人的铮铮铁骨。

穆晓莉和潘园林小心翼翼地劝说老人：

"叔叔，"穆晓莉轻声说道，"报社的同志也是一片好心，想传承您的新闻理念……"

潘园林也补充道："穆老，现在新闻人才培养确实需要您这样的标杆。"

老人沉默良久，终于缓缓转身。他的目光依然锐利，但语气已不似先前那般决绝："如果一定要办……"他停顿了一下，竖起两根微微颤抖的手指："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对报社两位主要负责人应有组织鉴定；第二、考察投资商的原始资本起源。"

这两个条件看似简单，却蕴含着老人深思熟虑的智慧。第一个条件是对新闻教育纯洁性的守护——他深知，没有德才兼备的领导者，再好的办学理念也会变质；第二个条件则是对资本本质的洞察——他要用最直接的方式，检验这个项目的成色。

穆青的目光如炬，缓缓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最后停留在张志军身上。张志军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眼神闪烁不定，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老人补充道："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这两句话像两把锋利的剪刀，剪断了在场所有人的幻想。

说完，穆青站在窗前伫立良久。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的眼前仿佛浮现出那幅"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书法作品，那是他用颤抖的手亲笔所书，墨迹中浸透着一个老新闻人的良知与坚守。他望向窗外，目光似乎穿透了时空，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那时他冒着枪林弹雨采访，用生命书写真相。

几天后，宁陵县植树模范、"老坚决"的孙子潘园林受穆青委托前往商丘调查。当潘园林提出要了解"原始资本起源"时，张志军突然拍案而起，脸色铁青："你们这是要查我的老底？"这个细节让穆青彻底看清了真相，他在电话里对园林说："你看，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历史最终验证了老人的远见。2008年11月，张志军被认定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行贿，合同诈骗，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四个罪名，由河南省商丘市中级法院判处无期徒刑，56亿元非法所得被没收。这一事实印证了穆青当年的担忧：一个连原始资本都讳莫如深的人，如何能担得起文化教育的重任？

就在安阳宾馆这次会面中，当我将刊有我采写的《情系任羊成》一文的《商丘日报》呈给穆青时，老人的反应截然不同。他那双布满老年斑的手轻轻抚过任羊成照片上的皱纹，指尖在照片上停留了很久，仿佛要透过纸面触摸到老友的脸庞。得知这位红旗渠劳模仍然住在简陋的由职工宿舍改造成的住房里，穆青的眉头拧成了疙瘩，嘴唇微微颤抖；而当听到江泽民同志亲自过问劳模待遇时，他的眼中又闪出欣慰的光，那光芒让在场的每个人都为之动容。这种爱憎分明的态度，与对待张志军时的冷峻判若两人。

就在拒绝张志军的次日清晨，林州红旗渠纪念馆开馆仪式上，出现了令人动容的一幕。穆青与任羊成长时间地手拉着手，静默无语......两位老人的手都布满了岁月的沟壑：穆青的手是拿笔磨出的茧，任羊成的手是抡锤磨出的疤。他们相对无言，只是紧紧地手握着手……这一幕被镜头定格，成为那个年代最珍贵的记忆之一。

我在《情系任羊成》的报道中曾经写道："当穆青抚摸任羊成腰间那圈被绳索勒出的深紫色疤痕时，他的手在微微颤抖。"这些疤痕是1960年代修建红旗渠时，任羊成悬在绝壁上除险留下的永久印记。穆青曾在其名篇《十个共产党员》中深情记述："那绳子勒进肉里，血顺着裤管流，可他还在半空中荡来荡去除险石......"从此以后，穆青与任羊成的多次交往，见证了水乳交融、亲密无间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

2003年10月11日，穆青离世，享年82岁；20年后的2023年6月29日，任羊成逝世，享年95岁。在整理遗物时，人们发现任羊成留给穆青的最后一幅字，只有歪歪扭扭的"怀念穆青"四个大字。那歪斜的笔画，仿佛诉说着一个老人颤抖的手和不舍的心。而穆青的日记本里，夹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年轻的任羊成悬在红旗渠的绝壁上，腰间缠着粗绳，阳光为他镀上一层金边。我们知道，穆青曾在《两张闪光的照片》一文中提及这张照片，称赞任羊成是"真正的中国脊梁"。两位老人在生命最后时光的默契，恰似当年穆青笔下所写："红旗渠水长流，英雄精神永存。"

安阳宾馆的那张合影里，穆青坐在人群中央，嘴角含笑却目光如炬。这双眼睛，能看透太行山的云雾，也能识破糖衣炮弹的伪装；这双手，既能写出感动中国的文字，也能紧紧握住劳动人民长满老茧的手。安阳宾馆的这两个决定，恰似他亲笔所书的那幅郑板桥诗："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这位新闻界泰斗始终保持着对腐败的零容忍，对劳动者的深情厚谊。这种精神，比红旗渠的石头更坚硬，比渠水更清澈长流。

第19章 情系任羊成

　　江泽民说：“任羊成了不起！”“不要忘记修渠的人们！”

　　穆青流着眼泪说：“我们怎么能忘记这样一些人民的功臣呢？”

　　侯宗宾说：“真不行，我用自己的工资去负担他们！”

情系任羊成

　　腰系绳索，手持钢钎，凭着一根从山顶垂吊下来的腕口粗的绳子，在崖间飞荡。钢钎一点，滚滚碎石似流星飞泻；双脚一蹬，矫健身影如雄鹰凌空──这，便是电视连续剧《难忘岁月.红旗渠故事》中孙二旺的生活原型、红旗渠特等劳模任羊成，在虎口崖工地除险时的情景。

　　春节前夕，我再访任羊成，不由得想起了8年前穆青因他流下的眼泪，想起了记载着侯宗宾关切话语的来信，更想起了江泽民总书记“任羊成了不起”的评价和“不要忘记修渠的人们”的谆谆教诲。

穆青流着眼泪说：“我们怎么能忘记这样一些人民的功臣呢”

1991年1月23日，穆青向我提起任羊成：“林县流传着一句顺口溜:`除险英雄任羊成，阎王殿里报了名。’1996年初我去看他时，让他掀开衣服看看，已经两三年了，还有一圈老茧……我怎么也忘不了那腰部被绳勒出的一圈老茧……”

就是这个任羊成，靠着一根绳子吊在悬崖峭壁上，整整除了五年险。起初，他的腰部被绳子勒得血肉模糊，时间长了，便形成一圈老茧；

就是这个任羊成，在“猴子不敢上，禽鸟不敢攀”的鹦鹉崖除险时，几块石头顺绳滚下。他将头一勾，石头擦肩而过。接着，碎石飞落，砸掉他4颗门牙；

就是这个任羊成，一次下山时绳子被磨断。他抓住两把藤条从悬崖上溜下来，掉进葛针窝里又捡了条命。一位老大娘流着眼泪，从他身上挑出两把刺……

穆老由衷感叹：“多好的老百姓，在我们国家处于困难时，他们拼上命跟共产党走。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人民，才能在困难时期渡过难关，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可是”，穆青同志顿了一下，说：“前些时候，安阳日报社两个同志去看他，见他家里扎着秫秸墙，连个收音机都没有，棉袄袖子露着棉花……我没想到，他现在日子还这样艰难！我们怎么能忘记这样一些人民的功臣呢？”

“前几天，任羊成专程来北京看我，捎来了十几斤小米、绿豆。我托他带回一袋大米、一袋面粉，请他把红旗渠的劳模聚到一块，品尝品尝，并转达我的问候。”

穆老说着，眼里噙满了泪水。他手指间的香烟，烟灰一节一节地跌落……

侯宗宾由衷感叹：“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

1991年3月，河南省委省政府商丘现场办公会，冒着潇潇春雨在豫东宾馆隆重召开。

作为商丘日报记者，我与会采访。

我将刚写的通讯《勿忘人民──访新华社社长穆青》的复印件，交给了当时河南省委书记侯宗宾的秘书。那上面记载着任羊成的情况，有穆老亲自修改的笔迹。

5月15日，一封省委信函寄给了我。上面写道： 侯书记对此事十分关心和重视。他从商丘回郑州后，不仅在不同场合几次说过这件事，而且给林县县委书记打了电话。4月25日，他到林县调查研究并参加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现场会，一下车便提出看望劳模。

在这之前，侯宗宾同志找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询问情况。有人说林县情况复杂，如果领导看望劳模可能会引起一些历史问题。侯书记听后激动地说：“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当年修建红旗渠的功臣，连生活都不能给予保证，又何谈去发扬红旗渠精神？难道我们连几位劳模的生活都负担不起？真不行我用自己的工资去负担他们。我们对劳模不能是这个态度！……”

江泽民总书记说：“任羊成了不起！”并叮嘱人们： “不要忘记 山中岁月、 洞中岁月，不要忘记修渠的人们！”

1996年6月1日，江泽民总书记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红旗渠青年洞。这是70多公里总干渠上最大的一个隧洞，长623米，宽6.2米，高5米，全部工程都开在坚硬的石英岩上。

指着右上方陡峭的山崖，解说员小李对总书记说，在修渠过程中，为排除山上的险石，除险队长任羊成把绳子系在腰间，在半空中除险石。一次，石块飞落砸中他的嘴部。他用手一抹，竟掉下一排牙齿……

听到这里，总书记感慨他说：“任羊成了不起！”

望着身旁橱窗里任羊成当年的照片，他安排陪同的当地领导： “我要见这个人。”

小李又介绍说，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青年突击队员每天只吃6两粮食，吃不饱就采树叶、捞河草充饥，晚上就宿在半山腰和附近的山洞里。

总书记神情凝重，对大家说道：“我昨天在抗大的纪念会上讲不要忘记创业时期的艰难岁月；在这里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山中岁月、洞中岁月，不要忘记修渠的人们！”

下午，江总书记一行来到姚村镇定角村。

在定角实业总公司三楼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总书记刚刚落座，便问道：“任羊成来了吗？”

“来了。”任羊成站起身，答道。

“你的牙镶好了吗？现在还疼吗？”总书记关切地问。

泪水溢满了眼眶，任羊成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李长春忙答：“牙镶好了，现在不疼了。”

总书记又问：“生活照顾得怎么样？”

“照顾得很好。”任羊成答道。

总书记点点头，说：“好！好！”

总书记反复强调“不要忘记修渠的人们”，临散会时又提议：“来，羊成，咱俩合个影。”

任羊成的双手，紧紧地握住了总书记的手……

红旗渠水沿着壁立千仞的山峦婉蜒曲折，哗哗流淌。我和任羊成站在红旗渠畔，谈起了在江总书记等亲切关怀下，他生活的好转：任羊成已届古稀之年。他身板硬实，精神焕发。现在，他的两个孩子已经上班。红旗渠管理局的同志给他拉去水泥等建材，帮他在老家盖了5间新房，并在局机关里给调了两间住房，邮电局免费为他安装了电话。他每月的退休工资，已由当初的66元增至550元，逢年过节时，各级领导经常带着礼物前往看望。

　　任羊成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经常作报告宣传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红旗渠精神。1993年重修红旗渠时，他腰系绳子，凌空除险，再显当年英姿。

　　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人，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怀。人们会永远牢牢记住这样一句话──“不要忘记山中岁月、洞中岁月，不要忘记修渠的人们！”

　　（原载１９９９年３ 月 １５ 日《中华新闻报》，并选入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新闻内幕》一书，作者：张同德）

第20章 泪洒中原：新华社、央视记者与劳模共同追忆"人民记者"穆青

2003年11日11日，在宁陵县万庄，我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满怀深情地谈起穆青与“老坚决”潘从正、林县红旗渠特等劳模任羊成的深情厚谊。

2003年11月13日，在林县红旗渠，我与红旗渠特等劳模任羊成、郭秋英、李改云合影。

在林县红旗渠青年洞，我与红旗渠特等劳模任羊成合影。

2003年10月11日，一个让中国新闻界永远铭记的日子。当我从电话中得知新华社原社长穆青同志逝世的消息时，手中的采访本"啪"地一声跌落在地。窗外，商丘的秋雨淅淅沥沥，仿佛天地也在为这位"人民记者"的离去而垂泪。我颤抖着双手，连夜在新华网"网友悼念穆青"专栏发布了《"勿忘人民"——访新华社社长穆青》等文章，泪水一次次模糊了屏幕。

三天后，《大河报》以《<商丘日报>记者张同德：他影响了我一生》为题，记录了我的哀思。"穆老影响了我的一生......"面对电话那端《大河报》记者的采访，我几度哽咽。那些与穆老相处的珍贵记忆如电影般闪回：1991年在北京，他像对待自家孩子般与我促膝长谈；谈到红旗渠劳模任羊成的困境时，这位新闻界泰斗竟潸然泪下；他亲手修改我的专访时，连一个标点符号都要反复推敲......最珍贵的是他在我采访本上题写的"勿忘人民"，这四字箴言从此成为照亮我新闻生涯的明灯。

10月17日，在穆青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当天，我含泪写下悼文《永远做人民的儿子一一追忆与穆青接触的几件事》。夜深人静时，我总忍不住摩挲着那张与穆老的合影——他慈祥的笑容永远定格在相框里，而相框一侧就是那幅"勿忘人民"的题词。有时半夜醒来，恍惚间总觉得老人还在灯下为我修改稿子，那些铅笔的批注笔墨犹新。

深秋时节，我随新华社、央视的采访团队踏上了追思之旅。在宁陵县万庄村"老坚决"潘从正的故居旁，干枯的树枝在秋风中轻轻摇曳。潘从正的孙子潘园林红着眼圈告诉我们："穆爷爷每次来，都要在这片地里走一走。"他指着院里那棵老枣树，"他们常在树下聊天，一说就是大半天。"而我知道，就在"老坚决"这个家里，还摆放着穆青第二次来访时，与新华社记者陆佛为挤着合睡过两夜的仅宽85厘米的木条床，还存放着穆青第三次来访时，一手端水、一手拿药喂潘从正用过的旧茶缸。这些珍贵的物件，至今仍是村民们口口相传的佳话。

央视记者罗娟将摄像机架在树行中央。面对镜头，我讲述着穆青与"老坚决"三十年的深厚情谊。秋风送来阵阵梨树的清香，恍惚间我仿佛看见穆老仍然蹲在地头，捧起一抔黄土的专注神情。新华社记者、穆青同志的第二任秘书陈二厚，轻轻翻看我珍藏的采访本，当看到穆老唯一在记者采访本上的亲笔题词"勿忘人民"，以及那些被穆老用铅笔逐字逐句修改过的稿件——《"勿忘人民"——访新华社社长穆青》时，不禁感叹："这可是太珍贵了......"

当我们来到林县红旗渠时，已是霜降时节。趁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铁姑娘队队长郭秋英时，我与任羊成促膝长谈。这位昔日的除险英雄，如今已是白发苍苍。他粗糙的大手紧紧握住我的手，哽咽难言......

他谈到，1998年秋，穆青看到江泽民总书记"不要忘记修渠的人"的指示尚未完全落实，两次向中央领导和河南省委写信反映红旗渠劳模的情况。

2002年6月26日，在历经波折后，穆青又指示新华社河南分社刊发《红旗渠特等劳模任羊成等渴望落实劳模待遇》的内参。时任河南省委书记陈奎元等领导在内参上先后5次批示，最终解决了劳模待遇问题。

2002年8月7日，在任羊成、郭秋英、李改云、张买江等四位红旗渠特等劳模享受省级劳模待遇后，穆青专门听取了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李肖胜的汇报。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汇报中，穆老动情地说："文革期间的派性斗争，把任羊成等人说成是黑典型，假劳模。人家一个除险英雄，跟着县委书记杨贵修建红旗渠命都不要了，怎么会是黑典型？我当年看到任羊成腰上的伤痕，都掉眼泪了。"谈到另一位劳模常根虎被开除党籍时，他说："太冤枉了，常根虎临死时还把党费拿出来，遗言说什么时候恢复党籍，就把党费交给组织。"说到这里，穆老眼中噙满泪水。

任羊成还谈起在党中央关怀下生活的改善：自己月收入已达千余元，两个孩子都参加了工作。红旗渠管理局的同志拉去水泥等建材，帮他在老家盖了5间新房，并在局机关里给调了两间住房，邮电局免费为他安装了电话。逢年过节时，各级领导经常带着礼物前往看望。

任羊成还谈起：为了将红旗渠建成青少年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基地，红旗渠管理局开展了新的旅游项目——像当年除险队员那样表演凌空除险。黄金时节、旅游高峰，任羊成就常常吃、住在青年洞，边看着徒弟们凌空表演，边进行现场讲解。为了义务教会5 个年轻人凌空除险，2003年——已是74周岁高龄的任羊成，还两次将自己腰系粗绳，吊下山崖，在悬崖峭壁间飞来荡去……

夜幕降临，渠水在月光下泛着银光。我独自坐在岸边，翻开那本已经泛黄的采访本。2003年10月17日写下的悼词依然清晰："您将永远活在中国记者的心中，活在人民的心中！"二十多年来，每当我看到年轻记者深入基层采访，看到一篇篇带着泥土芬芳的报道，就知道穆老的精神永远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从宁陵的梨园到林县的渠水，从中原大地到全国各地，"勿忘人民"的种子早已生根发芽。穆青走了，但他用生命书写的四个大字，永远镌刻在中国新闻史的丰碑上，更镌刻在每一位像任羊成、潘从正这样的普通劳动者心中。这或许就是最好的纪念——不仅铭记他的教诲，更要让这份对人民的深情代代相传，如同这红旗渠水，永远流淌在中华大地上。新华社、央视的这次联合采访，正是对这位"人民记者"最好的告慰。

第21章 1992年：追随穆青脚步，记录深圳改革开放的时代强音



1992年春天，中国改革开放史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头版《东方风来满眼春》如惊雷，传递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经新华社播发后被全国报刊转载，引发强烈反响。

鲜为人知的是，一个月前的1月30日，新华社已播发穆青、孟宪俊采写的《风帆起珠江》。彼时“姓社姓资”争论激烈，特区前途未卜，这篇通讯热情讴歌珠三角干部群众冲破思想桎梏、大胆改革的风貌，却仅被《经济日报》总编辑范敬宜慧眼识珠，在一版全文刊载，直至南巡讲话公布才广泛传播。

作为新闻后辈，我深受穆青恩师“勿忘人民”理念感召。1991年当面聆听教诲后，始终思索如何践行。当《风帆起珠江》与南巡讲话精神相呼应，我更坚定了记录时代变革的追求。

特区建设热潮中，商丘行署驻深圳办事处进入我的视野，其采写过程颇为曲折。某位领导嘱托我采写主任高厚明，采访后我却震惊地发现，他曾因早年做汽车生意，被以“投机倒把”罪关进安徽监狱一年。后来改革开放推进，商品流通受鼓励，“投机倒把”罪名取消，地委领导召集公检法商议，将他平反释放，又因他熟悉南方，遂委以创办驻深圳办事处的重任。

可采写时我犯了难：当时办事处尚在筹备，未正式开业，高厚明也无亮眼成果。新闻需“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写“将来”不符合定义，写“现在筹备”缺成果支撑，写“过去牢狱与平反”恐得罪政法部门，也违背新闻聚焦当下的原则。

反复琢磨后，我换思路从空间、层级角度思考，想到“上”的瞬间茅塞顿开：地委、行署任命高厚明开办办事处，正是对这件事的重视，更彰显其紧跟改革开放的决心——深圳1980年建特区，彼时成就举世瞩目，1993年将成自由贸易区，1997年香港回归后，商丘作为京九、陇海铁路交汇点，与深圳、香港联系会更加紧密。

据此，我以“地委行署战略布局”为核心，采写《迈进深圳：地委行署的战略决策》，聚焦地方政府对接改革前沿的举措。1992年9月14日，稿件登载《商丘日报》头版头条，在当地引发轰动，有人称作在商丘“放了一颗原子弹〞，似给改革开放的弄潮儿高厚明公开平反，推动了当地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

随后，我受邀赴深圳深度采访20天。漫步木棉似火、荔枝如盖的街头，改革热浪扑面而来：人才市场里，有人直接问“会俄文吗？马上可以出国！”，企业当场抛来橄榄枝。“时间就是金钱”的特区速度，让我在返程列车上就构思好系列报道。

1993年1月20日至2月2日，《商丘日报》一版连续刊发我采写的《炽热的深圳》系列报道。开篇编者按写道：“一个到处是水塘、荒丘的沿海小镇，短短12年一举成为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从工农业总产值只有几千万元到仅是工业总产值截至1992年11月底就突破300亿元。这不是天方夜谭，而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现实。

这个平地崛起的城市，就是深圳---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

该系列报道包含《深圳人的意识》、《无声的行动》、《活跃的人才市场》等八篇，全方位展现特区风貌。其中宁陵县农民工月入600元的记录，在商丘引发强烈反响。我在文中呼吁：：“劳务输出是贫困地区致富的一条门路。商丘的姑娘、小伙子们，你们有什么值得穷家难舍，怎么不迈开双脚走向新的世界呢？”这成为当地思想解放的催化剂，赴深务工咨询热潮席卷商丘，助推了改革开放。

从穆青恩师的《风帆起珠江》，到我的《迈进深圳：地委行署的战略决策》，继而到《炽热的深圳》系列报道，我们记录的都是同一段改革史诗。作为历史见证者，我们用笔捕捉时代脉搏。如今重温这些文字，既是对改革开放的致敬，更是对“勿忘人民”“记录真实”新闻初心的回望。

第22章 迈进深圳:地委行署的战略决策//炽热的深圳

迈进深圳：地委行署的战略决策

在深圳设立办事处，开办招待所，为我区改革开放服务

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已与我区搭上了桥。这个桥梁就是行署驻深圳办事处。这是地委、行署为促进我区改革开放、搞好经济建设做出的一个战略决策。

深圳经济特区始建于1980年，深圳改革开放的成就及经验举世瞩目。1993年深圳将成为自由贸易区。到1997年香港回归大陆后，我区作为京九铁路与陇海铁路的交汇点，与其联系将更加紧密。基于此，地委、行署研究决定，设立驻深圳办事处，任命高厚明为办事处主任。

他不负重望，尽管刚刚出院两个多月，身体依然虚弱，浑身浮肿，仍欣然从命，带着药物奔赴深圳。在深圳，他啃方便面，住简易房，依靠几位在深圳工作的老乡，没日没夜地跑市政府、人事局、经济发展局等有关部门，仅仅一个月，深圳市政府办公厅就于5月12日批文成立了商丘行政公署驻深圳办事处。期间，地委、行署领导吉长荣、庄敬山、张文哲、张春学、李海涛等同志，亲临指导或关心过问，使办事处筹建及开展各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办事处设在风光旖旎、交通方便的香蜜湖东侧，附设食宿合一的招待所，这无疑方便了前往深圳考察、学习和业务交往的商丘同乡，也有利于接待海外同胞、侨胞；引进资金、技术：宣传商丘，扩大商丘知名度，使我区农副产品打入深圳市场。此外，办事处还为地区副食品公司、地区金属公司牵线搭桥，在深圳设立了两个企业窗口。

（原载1992年9月14日《商丘日报》一版头题，作者：张同德）

炽热的深圳

一一来自深圳的系列报道

　　编者按：一个到处是水塘、荒丘的沿海小镇，短短12年一举成为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从工农业总产值只有几千万元到仅是工业总产值截至1992年11月底就突破300亿元。这不是天方夜谭，而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现实。

这个平地崛起的城市，就是深圳---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

本报自今日起在一版连载记者的深圳见闻录，总题为《炽热的深圳》。

深圳人的意识

一一《炽热的深圳》之一

一出深圳火车站，就感到热浪袭人。乘15路公共汽车直抵风光旖旎的香蜜湖畔，一头扎进商丘行署驻深圳办事处招待所的房间，便一股脑儿地甩掉风衣，甩掉毛衣，甩掉衫裤。依然抵挡不住清凉的诱惑，又擦了凉水澡。

这天是1992年11月16日---《深圳商报》预告的当日气温是：最高23摄氏度，最低16摄氏度。

深圳人的经济头脑、经商意识，也如同天气一般炽热。

在深圳，你随意走进任何一家单位，见不到上班打扑克下象棋的，听不到嘁嘁喳喳议论张家长李家短的，人们都在紧紧张张地工作。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国富，才能民强；国家、单位的家底殷实了，个人的腰包才有可能鼓起来，与其浪费时间议论别人，倒不如自己想方设法抓紧挣钱---自然，他们上班干的是公家的活儿， 下班搞的是“个体经济”。

“时间就是金钱”，许多深圳人把此奉为信条。

在深圳的大街上，摩托车川流不息，自行车廖若晨星。当然，骑摩托车节省时间，还可以载客挣钱。

深圳的干部、工人，兼任顾问、经理、文秘等职务从事第二职业的数不胜数。记者在老街国营书店，即见到《股票指南》之类的书摆滿书架。随手翻开《在职人员第二职业生财术》，只见上面明文记载：“有管理经验的在职人员不妨当管理顾问、有技术专长的不妨当技术顾问，只要能结合自己优势的都可以出任顾问……”

“经济建设是全党全国的中心工作，也是每个人的中心工作。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搞好经济建设，对国家、对集体、对个人都有益处。”许多人如是说。这，便是深圳人的意识。

自然，他们想的是致富，议的是致富，也确实富起来了。当地一位虞城籍的经理告诉记者：“在深圳，一家存款30万、50万（元）算穷户，有的人家甚至存款上千万（元），有2-3部小汽车......”一位在深圳工作的商丘籍职工则说：“深圳最穷的庄子，人家年收入3万！市民也10家有9家做生意的！”

眼下，天南海北，人心思富。在人民恭喜发财的时候，邓小平在深圳植物园也摸了一棵发财树。这种树摸起来手感像玉石一般光滑细腻，被称为玉树，传说谁摸了玉树就可以发财。邓小平兴高采烈地和家人一起摸了玉树。

邓小平在视察环海时还说过：中国要发达起来，中国穷了几千年，现在是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我们的国家太穷，已经穷了几千年，我们一定要富起来。

我们，包括你、我、他，难道不也应该尽快树立深圳人的意识，摸摸这棵“玉树”吗？！

无声的行动

一一《炽热的深圳》之二

“共同创建，美好深圳”，这是刷在深南大道临街墙上的巨幅标语。它已经融进了每一个深圳人的心里，化作了无声的行动。

“雷锋叔叔回来了！”这是内地许多人的美好心愿，在深圳变成了现实。记者亲眼看到，汽车一到，人们总是礼让上车，从没有一窝蜂的现象；车上，给老年人、抱孩子的妇女让座已是寻常之举。甚至从1992年11月23日起，10路、203路公共汽车还实行了无人售票。人们上车后自己往票箱里塞进五角钱，如需要报销，可随意从旁边撕下车票……

“如果碰上拦路的，把钱掏给他也要保住命！”临去深圳前，家属关切地反复叮咛。然而我在深圳半个月，却没有见到或听到一起抢劫之类的事情；倒是在招待所附近的大街上，意外地见到这样一件事：两个妇女去马路西侧打电话，为了便于穿过车流，把一辆人手推旅行车放在了马路东侧的人行道上。车上装了两只鼓囊囊的塑料包。一分钟，两分钟，10几分钟过去了，尽管旅行车几乎碰到行人的鼻子，但人们无不绕道而行……

木棉似火，荔枝如盖，深圳的街道整洁、舒心。在街道两旁，每隔十几步便放有一个垃圾桶。人们随手可将香蕉皮、废纸之类的杂物丢弃其中。同时，每个垃圾桶内还塞有一次性使用的黑色塑料袋。有专人将其扎口，10几只放置一堆，等待汽车拉走……

深圳人的思想觉悟是高的，深圳人的精神文明是有目共睹的，当然也有不太协调的地方，比如伪劣商品充斥市场，有人去美国、加拿大考察，行前在深圳买了10个胶卷，回国后一冲竟然一片空白；比如尽管严打以嫖娼卖淫为重点的“七害”现象，1992年11月10日还从重处理枪毙了三个逼迫卖淫犯，但此类丑恶现象依然相当严重；比如纯粹凭力气干活的打工仔、打工妹，有的吃住条件相当差，几乎没有星期天、节假日，一天干活10几个小时，远远没有内地工人舒坦，月工资也仅200-400元……但尽管如此，比起深圳两个文明建设取得的成绩，毕竟只是九牛一毛罢了。

活跃的人才市场

一一《炽热的深圳》之三

在深圳，劳动力市场实行双向选择：雇主挑选符合自己需要的人，求职的人也在极力推销自己，双方都在选择。

位于华强南路的深圳市人才智力市场，便是深圳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缩影。

偌大的二楼大厅里，人群挤挤攘攘。许多人看过《深圳特区报》或《深圳商报》刊登的广告后赶来这里，掏3元钱买了一张《深圳市人才智力市场登记表》。表上列着姓名、性别、出生年月、配偶、毕业于何学校、户口所在地、职称、简历、工作适应范围、调整工作原因、有何科技成果、本人对交流的意见、能否自己解决住房、要求待遇、原单位是否同意调出（聘用）等项内容。

迎门板上，贴着十多个招聘单位的编号及其所需人才的专业、职务等内容。人们挤到自己看中单位的摊位前，递上认真填写的表格及身分证、毕业证等复印件，推销自己。

在深圳京华电子有限公司的摊位前，一个武昌姑娘要求谋职。

“你是主设计吗？” “设计的什么型号？” 一问一答，片刻之间，“主考官”便决定：“好！你21号到单位面试。”

一位负责同志告诉我：人才智力市场平均每天接待约600余人。他们应聘后一般试用三个月，月工资约500-600元，试用合格再正式招聘，届时工资相应提高。

步出人才智力市场，在楼梯拐角，两位女同志劈头问我：“会俄文吗？如果会，马上出国，单位给办出国手续。” “俄文早就馍吃完了。”我遗憾地摇了摇头。

楼下肉市场旁边，一个50多岁的妇妇打开一张纸：“招会计”。 “受不受年龄限制？” “不受，越老越好。人老有经验、实诚。”

看来，在深圳求职，年龄、学历、职称、推荐人等固然重要，但主要在于招聘单位需要某工种、在于你正好干过，上来就能凑手。手续也简便得很---不要档案和户粮关系，无甚复杂手续，双方自愿即可。

从记者在人才智力市场现场观察来看，鉴于“三资企业”在去年前10个月即成立123家，急需各种各样的劳动力，所以较好谋职，司机、会计等有一技之长者更易谋职，而一个司机招聘后的工资相当可观--在单位开车1000多元，开集装箱多达1万多元，如果给老板开车兼保镖，挣的钱就更多。

深圳市有200多万人口，外地打工者多达100多万，约占2/3。看来，深圳的劳动力市场对外地人颇具吸引力。

快乐的打工仔

一一《炽热的深圳》之四

夜幕悄悄降临中国民俗文化村，各个景点却依然热闹非凡。

在东大门长长的台阶下，在人流如潮的徽州街旁，几个男女轿夫正吹着锁呐，打着锣钗，抬着花轿。轿内，一个女郎穿着新娘服装，“格格格”地笑个不停……

乘花轿停下的空挡，一个农村妇女蹭到轿旁留影。穿红布兜打钗的打工妹把方脸盘的壮实轿夫也拉到轿旁：“合个影，合个影。”小伙子扭扭捏捏，众人哈哈大笑……

这笑声，道出了打工仔、打工妹的欢乐心情，淹映在深圳湾喧哗的夜空中。

那个方脸汉子，便是领工者花继俊的侄儿。他告诉记者：1991年12月16日，花继俊领着河南省宁陵县花堡村的乡亲们，共计八男二女来到深圳打工，至今已快一年了！

因为是老乡，我“单刀直入”：“你们一月收入多少？”

“每月由民俗村发给800块工资。此外，抬一个人收10块钱，20%归俺。” “20%就是2元。”

记者采访半小时，即见到坐轿人不断线儿：“再加上工资，那一个月不得收上千元吗？”

“反正，”花清海咧嘴一笑。“俺吃罢花罢，一个月净落600多块！”

一个月600多，一年就是7000多元，这在贫困的豫东农村收入可算高矣！看来，搞劳务输出是贫困地区致富的一条门路。商丘的姑娘、小伙子们，你们有什么值得穷家难舍，怎么不迈开双脚走向新的世界呢？

1992年12月26日晚，文艺晚会在新园大酒店夜巴黎歌舞厅开演。参加商丘地区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的海内外代表们，在劳累了一天后是该轻松一下。

“现在，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花继俊吹奏唢呐。”报幕员的话音刚落，一个小伙子手持唢呐，走上舞台。

他就是花继俊？我在民俗文化村没碰见的小花、在商丘时经常参加职工业余文艺会演的小花？ 然而娴熟的唢呐声证实了他就是小花---我原在单位商丘地区汽车运输公司的工人花继俊。

吹过唢呐后，小花又走到桌旁与我攀谈起来。他告诉我，来到深圳后，他已到新加坡等国演出，接受过200多位记者的采访，被是中音乐家协会接纳为正式会员。

啊，小花---您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作为几千里外的朋友，我衷心地祝愿你以及所有在深圳的商丘打工仔、打工妹幸福欢乐，四季发财！

兴旺的股市

一一《炽热的深圳》之五

几十家证券交易部星罗棋布，撒遍深圳市的大街小巷。11月27日，记者特意来到宏发证券公司，目睹股票交易现场。

穿中山装、着西服的，说广东话、操京腔的……塞滿了宏发证券公司宽敞的大厅。

北墙前一个特大电脑，闪烁着绿色的荧光，上书“深圳证券交易所行情显示牌”，标明“万科”、“金田”、“安达”等各种股票的名称、昨日收市价、今日开市价、最近成交价、累计成交价、最高叫买价、最低叫卖价，并随时显示综合指数及比开市时升幅或下跌数。上百人挤在荧屏前，或窃窃私语，或高声议论，嚷嚷着“又赔了”或者“又赚了”。

大厅东侧一溜几个窗口，是工商行、中行等银行开办的委托交易窗口。许多人排成长队等待交易。一位穿蓝裤白衫的老年人长叹一声：“唉，排了两个小时了……”

交易所门外，几个姑娘、小伙在谈论行情。

“刚才有个大户抛出3万股金。”一个小伙子边说边打开腰间的PP机。香烟盒大小的pp机上，正显示着刚刚成交价。

一个剪发头穿花格上衣的女青年笑嘻嘻地说：“我头一天下午以1元购进，第二天一早以1元1角抛出，一夜赚1万元。”

大门外，10多人在隔着玻璃窗观看电脑荧屏上显示的证券行情。

旁边黑板上，贴着前一天的委托卖出成交明细表和委托买入成交明细表。记者数了数，足有6张32开纸，登记者不下200余人。

离开宏发证券公司沿街溜达，又见阅报栏里贴着当日的市政府机关报《深圳特区报》。上面赫然刊登一则消息《深圳股市大幅回升》（消息全文略）。

读过这一消息，记者由衷感叹：看来，深圳经济繁荣，股市依然兴旺。

醉人的民俗村

一一《炽热的深圳》之六

深圳有许多令人流连忘返的娱乐场所：160米拔地而起高达53层的旋转餐厅，以“五湖四海”（即西丽湖、香蜜湖、石岩湖、东湖、银湖和蛇口、深圳湾、小梅沙、大亚湾风景区）为代表的旅游景点，世界最大的微缩景区“锦绣中华”，还有刚刚建成开放的“东方神曲”…… 然而，最令记者陶醉的是中国民俗文化村。

中国民俗文化村是第一个荟萃各民族的民间艺术、民俗风情和民居建筑于一园的大型文化浏览区。它由香港中国旅行社与深圳华侨城经济发展总公司投资建造，坐落在风光秀丽的深圳湾畔，毗邻“锦绣”中华，占地18万平方米。景区内山峦起伏，瀑布跌宕，绿水蜿蜒，舟楫竞渡，点缀着云南石林、海南椰林、版纳古榕、徽州牌坊等自然人文景观。漫步其中，宛若“人在画中游”。

在21个民族的24村寨里，居住着从各民族招聘来的姑娘、小伙、老汉们。他们以各自独特的礼仪，热情地接待游客。

记者曾在蒙古包与蒙族青年翩翩起舞，在哈萨客克毡房听哈萨克青年唱歌弹琴，要陕北窑洞前与陕西老汉合影留念。

在白族村寨里，记者还目睹了娶新娘的场面：“新郎”背着“新娘”。乡邻们纷纷上前掐“新娘”。

“请大家也来掐’新娘’，祝他们幸福！”

一个小伙子闻声上前，也掐了“新娘”一下，“伴娘”抛给他一个绣花荷包。

“唿”地一下，许多人一拥而上，纷纷掐“新娘”……

夜幕四合，民俗村里火树银花，好戏连台。来自海内外的游客们，兴致勃勃地从一个地方跑向另一个地方，接连观看民族艺术大游行．中心剧场民族艺术表演．东南亚最大的民族音乐喷泉以及观音显圣……

夜10时30分，记者与千百游客一起，凝神屏息观看千手千眼佛的“佛光”悄然收敛，耳畔只听到哗哗的海涛声……

这涛声提醒记者，据我手中的票号推算，民俗村一年收入3000多万元，相当于一座较大型工厂的收入。不仅在于经济效益，而且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这古代流放诗人的匪夷之地，正在创造着现代文明。

蓦然，我想起了永城芒砀山---那千里平原上的一颗明珠，那有着“敦煌前的敦煌”的地方，如今正被隆隆的炮声毁坏……两相对比，我的心阵阵作痛。

我从内心里呼唤：让我们共同珍惜商丘渊源流长的文化吧！让商丘人拥有一个可爱的商丘，给子孙后代留下优美的工作场所、愉悦的休息环境吧！

以深圳速度建设“商丘之窗”

一一《炽热的深圳》之七

在香蜜湖度假村东村、华泰二公司的高楼平台上，矗立着“河南商丘”四个红字。这座楼的整整第五层，便是商丘行置驻深圳办事处。它附设招待所，有26个床位，食宿合一，并代办去沙头角（“中英一条街”）的签证。商丘人来到深圳，人地两生，花费昂贵，设立此所，无疑提供了方便。

办事处的同志们以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加速建设“商丘之窗”，使其发挥“窗口效应”。

1992年9月9日，几个同志来到了深圳。

小黄从未出过远门，临行前，妈妈哭了，而小黄却兴奋得难以入眠：深圳---中国第一个特区，高收入、高消费，多么惬意的生活！然而来到深圳，小黄和她的伙伴惊呆了：办事处所在的楼房尚未拆除脚手架；房内，水泥糊得东一块，西一块，像一个大花脸……

他们没有气馁，在邻近住了一晚上，次日便连天加夜地突击清理房间。

当时，正是荔枝上市的季节，人在房间里坐着仍显燥热，他们却双膝跪地，又敲又打……汗水混着泥水，从脸颊、从脊背、从双腿流淌下来，不一会儿，膝下就积了一摊水……

小黄从小也没受过这样的罪呀，然而为了在深圳的“商丘之窗”早日建成，她和陈副主任、孙所长、小户等同志们，强睁开被辛辣汗水刺激的眼睛默默无闻地在敲着，在打着如同花岗岩般坚硬的水泥块……

10月20日，办事处招待所终于开业了。从此，在这个深圳的“商丘之窗”，吃到了价廉可口的家乡饭，许多人体会到了父老乡亲的温暖。

一天，只有26个床位的招待所突然拥来一个39人的参观团。

“为了旅客休息好，咱们宁肯不休息！”办事处主任高厚明一声令下，许多人纷纷腾出了办公室。他们或彻夜未眠，或暂投亲邻，或搬进仓房，司机则在汽车驾驶室里歪了一夜……

啊，这就是“商丘之窗”！深圳人的速度，商丘人的情怀！

深圳的今天 就是商丘的明天

一一《炽热的深圳》之八

记者从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回到故乡商丘，一个问题油然而生：商丘能成为深圳吗？

回答是肯定的：深圳的今天，就是商丘的明天。

不信吗？请看事实－－

深圳人的意识是经商挣钱奔富路，在我区党政机关纷纷办经济实体、星期天市场比比涌现的今天，难道人们在办公室里、在家庭内、在各类酒席上想的议的不也是脱贫致富吗？只不过眼下我们商丘人的致富意识还没有深圳人那么炽热罢了。

深圳的精神文明也如同物质文明一样富有，商丘人现在还差一些，但是君不见在商丘市 街头的盆景、花卉也一样能安然过夜了吗？商丘市不也跃入全国县级市十佳卫生城序列了吗？

深圳有人才市场，现在商丘各县市也相继涌现了人才劳务市场。招工、大学生分配进入市场，各尽其能，各尽其才。 商丘国营、集体、个体企业和“三资”企业纷纷涌现，所招的工人（打工仔、打工妹）越来越多。他们的腰包也渐渐“膨胀”，笑脸已经浮现。

商丘现在还没有股市，但证券门市部愈来愈多，股票在商丘上市还不是早晚之事吗？

深圳有许多娱乐场所，而商丘市白云游乐场，商丘县阏伯台、古城墙等已经修复或修建，芒砀山浏览区也正在兴建。

商丘各层次驻海内外100多个办事机构，似滾雪球一般迅猛发展，产生了“窗口效应”，受到出席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流通领域改革研讨会的领导、专家的赞扬。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商丘之窗”必然会发挥更大的“窗口效应”。

事实勿需赘述。就宏观而言，商丘已是全国暨河南省农村改革试验区，随着京九铁路与陇海铁路交汇点枢纽的形成．香港回归大陆的日期到来，其战略位置奖举足轻重。特别是在邓*小*平南*巡谈话发表之后，改革开放在商丘更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这是邓小平南巡时说过的一句话。它铭刻在泞南大剧院西边矗立在邓小平巨幅画像上。面对这幅巨像，记者沉思良久：尽管商丘目前与深圳差距较大，但如果我们商丘人照着深圳人这样去干，深圳的今天不就是商丘的明天吗？！

（注：以上《炽热的深圳》八篇系列报道发表于1993年1月20日至2月2日《商丘日报》一版，作者：张同德）

第23章 秉承穆青精神，聚焦群众典型与英雄群体，以浓墨细节写就动人篇章

穆青一生坚守“勿忘人民”的新闻理念，始终扎根基层、贴近群众，其结集出版的《十个共产党员》，便是用深情笔触记录时代、书写人民的经典之作。书中两位先进典型——红旗渠特等劳模、除险队长任羊成，宁陵县植树模范“老坚决”潘从正，因采访与我结下深厚情谊，从与他们的交往中，我真切感受到穆青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而书中另一位榜样人物、县委书记焦裕禄，曾在我中专就读的开封奋斗生活，1966年2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穆青、冯健、周原采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年少的我被深深打动，自此在心中种下了当记者的梦想。

1981年，我以企业通讯员身份踏入新闻行业，先后采写过汽车乘务员陆海雁、卫生防疫站科研工作者程富川、建行工程师张裕民等先进人物。虽被他们的事迹触动，作品也引发一定社会反响，却总觉得有所欠缺。直到1986年，我追寻穆青的足迹初次采访“老坚决”，亲眼目睹85岁的他趴在地上修路，盼着穆青再来；当晚在昏暗灯光下与潘家亲属促膝长谈，在农家地铺上入眠；历经四年积累，写出通讯《绿丝带结下的友情——记新华社社长穆青和农民潘从正的友谊》。尤其是1991年1月亲耳聆听穆青当面教诲以后，我才真正领悟“勿忘人民”的真谛。此后，我多次住进农家，与先进人物交心、拜他们为师，深刻体会到穆青“与群众滚在一起都是值得的”这句话的分量。

带着这份领悟，我主动深入挖掘先进人物“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高尚精神与先进事迹，相继独自或与他人合作写出《农民韩敬孝靠农致富》、《送你一颗爱心——记夏邑县科技副县长金仰高》、《悠悠十年盆景梦——记农民盆景艺术家卢明先》、《众手托起鲜红的太阳——豫晋两省人民拯救伤残孤儿王生纪实》等作品，均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期间，采写郭怀生事迹的经历令我永生难忘：

1996年12月中旬，时任商丘日报社农村部主任、农村版主编的我，接待了夏邑县会亭镇党政办公室主任程利华。听他讲述郭楼村已故党支部书记郭怀生的事迹后，我认定这位全心为民的村支书是难得的典型，但程利华带来的初稿存在新闻“五要素”不全、主题待提升的问题，亟需补充采访完善。

12月20日，我乘长途汽车抵达会亭镇，与程利华、郭素云一同走访会亭镇干部、郭楼村上一任老书记、部分村民，以及被郭怀生帮助过的孤寡老人、贫困户和他的家人。采访现场的一幕幕催人泪下，我们几度红了眼眶。随后，我提议一同前往郭怀生的坟前悼念。风中，我强忍泪水，轻声说道：“怀生书记，您是人民的好书记，郭楼村的群众不会忘记您。作为记者，我不仅要向您学习，更要把您的事迹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都记住您、学习您。”

返回商丘后，我们立刻投入稿件的修改与补充，不知不觉已至深夜。程利华、郭素云准备返回夏邑，我提出“连夜赶稿、尽快刊发”，并邀请二人留宿家中。晚饭后，我们继续埋首改稿，妻子刘炜笑着走过来说：“明天就是冬至，我给你们包顿饺子。”当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桌时，稿件也终于修改完成，此时已过晚上10点。

改稿过程中，我反复提及穆青为我题写的“勿忘人民”，认为郭怀生不仅践行了这一理念，更把人民当作亲人般对待，几经斟酌，最终将“他把人民当爹娘”定为通讯主标题。这七个字，正是对他初心使命最贴切的诠释。

深夜，一阵“失火了！失火了！”的急促呼喊将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只见浓烟弥漫，火焰正从书房窜出。原来，屋顶的电棒灯管突然掉落，砸中了在客厅沙发上熟睡的程利华头部一侧，紧接着，郭素云留宿的书房燃起大火。我们迅速拉下电闸，奋力扑救，终于控制住火势。

幸运的是，大火虽烧毁了部分家具和衣物，我最珍视的两件物品却完好无损——穆青“勿忘人民”的题词安然无恙，经穆青亲笔修改的通讯《“勿忘人民”——访新华社社长穆青》仅烧焦一角，他的笔迹依旧清晰。而我们当晚修改的郭怀生事迹稿件，也完好无缺地保存了下来。每当想起此事，我总觉得，或许是穆青“勿忘人民”的新闻理念在默默守护——毕竟，我们连天加夜地采访、赶稿，是为了歌颂那位把群众当亲人、深受百姓爱戴的基层带头人。

1997年1月9日，《他把人民当爹娘一一记夏邑县会亭镇郭楼村党支部书记郭怀生》登上《商丘日报》头版头条，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莫忘人民养育恩》，几乎占据整个版面。此后，报社连续推出多期相关评论，在商丘引发强烈反响。会亭镇党委、夏邑县委组织部专门下发《向郭怀生学习的决定》，商丘市组织部门也发动社会各界为郭楼村捐款，掀起了学习郭怀生精神的热潮。

穆青恩师格外注重对先进人物的细节描写，他曾说：“有时候，一个细节比千言万语生动得多，深刻得多，有力得多。”他采写的焦裕禄在兰考风雪夜走访农家的细节，至今仍让人印象深刻。我们效仿穆老的笔法，在《他把人民当爹娘》中，也用浓墨重彩刻画了这样一个动人细节：

1993年夏季的一天，狂风裹着雨点骤然而至。

一棵枝粗叶茂的桐树被狂风刮歪，“轰”的一声正砸在胡兰英老大娘家里的后墙上。雨水顺着被树砸开的墙缝灌进屋里……

胡兰英在57岁时先后死了丈夫和儿子，自己体弱多病，上撇一位比她大26岁的老婆母，下撇一双孙儿，生活特别艰难。

如今，灾祸又降临她家。胡兰英和她的孙子、孙女急得团团转。“这么大的风雨找谁去帮忙呀！”胡兰英跪在雨水里，向老天祈祷。

“您别急，俺来了！”恰在这时，郭怀生带着几个人匆匆赶来。

“风雨恁暴，这树没法扶！弄不好墙倒下来就能砸伤人。”一位同来的年轻人说。

“没事！你们几个用绳子拉，我爬到房上去顶着。”狂风急雨中，怀生用嘶哑的声音吼喊着。

说着，郭怀生顺着梯子爬上墙去，用肩膀顶着树，大喝一声“起！”，一棵大树硬是给扶了起来。

在追随穆老足迹从事新闻工作的这些年里，我愈发深刻地体会到：采写先进人物的细节至关重要。只有生动的细节先深深打动自己，甚至感动得痛哭流涕、不能自已，方能通过笔端传递出去，打动读者、感染整个社会。穆青强调：“记者只有深入采访，才能发现感人的细节。”因此，我始终沉下身子、扎根基层，用心捕捉那些彰显时代精神的动人细节，再用饱含情感的笔触细致描写，让先进人物的形象更鲜活、更立体，也更能走进人们心里。

第24章 他把人民当爹娘

一一记夏邑县会亭镇郭楼村党支部书记郭怀生

一千多名干部、群众，簇拥着一口紫铜色的灵柩，垂着被泪水模糊的面颊，穿着被雨水湿透的衣服，趟着土路上的泥水，徐徐走出夏邑县会亭镇郭楼村。

1996年11月16日，是郭楼村党支部书记郭怀生出殡的日子。这天，乌云密布，大雨滂沱，田野、天空浑然一体，变成了一个混沌的世界。这时，郭楼村各家各户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来了；会亭镇所属各行政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来了。镇党委、镇政府的领导和镇干部也来了……

十五岁的孤儿刘涛，是郭怀生生前帮他读完了小学。他挤进护送长生的长队里，滑倒在地，溅了一身泥水，还口口声声地哭喊着：“怀生爷，你不能走啊，你不是答应供应我上中学吗？你走了，谁还问我呀？……”

中年农民郭怀富曾在郭怀生住院治病期间借钱前往探望。如今，他也走在送殡的队伍里，与全村干部、群众一起自愿为郭怀生捐款安葬……

72岁的胡兰英身患重病，行走不便，硬让孙子孙女搀扶着，蹒跚地走在泥泞的路上。他泣不成声地哭着：“老天爷，您咋不让我替怀生去死呢？怀生，好人哪！我们再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好书记！……”

悲痛欲绝的哭声，和着阵阵的风声、唰唰的雨声、呜呜的唢呐声，惊天动地，撼人心魄……

“党和群众把俺这个‘小五保’拉扯大，俺就要把他们当作爹娘。”

1992年2月4日，是郭怀生就任郭楼村党支部书记的第一天。

夜深人静。郭怀生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他想起，自己六岁丧父，母亲改嫁，群众给他在生产队菜园里搭了个草庵，让他吃着公家给的救济粮和菜园里的蔬菜，又供养他上了一年多的小学，被人们叫做“小五保”；

他想起，自己从12岁起，被群众推选为保管员、村民组组长、民调员、会计、治安主任和村委会主任；

他想起，在1989年5月的一天，自己站在鲜红的党旗下，举起右手，庄严地宣誓；

他想起，自己今天在群众大会上就任村党支部书记时的演说。

他爬起身来，对爱人徐桂兰说：“没有党，没有郭楼村的老少爷们，就没有我郭怀生。是党和群众把俺这个‘小五保’拉扯大的，俺就要把他们当作爹娘。”

1993年夏季的一天，狂风裹着雨点骤然而至。

一棵枝粗叶茂的桐树被狂风刮歪，“轰”的一声正砸在胡兰英老大娘家里的后墙上。雨水顺着被树砸开的墙缝灌进屋里……

胡兰英在57岁时先后死了丈夫和儿子，自己体弱多病，上撇一位比她大26岁的老婆母，下撇一双孙儿，生活特别艰难。

如今，灾祸又降临她家。胡兰英和她的孙子、孙女急得团团转。“这么大的风雨找谁去帮忙呀！”胡兰英跪在雨水里，向老天祈祷。

“您别急，俺来了！”恰在这时，郭怀生带着几个人匆匆赶来。

“风雨恁暴，这树没法扶！弄不好墙倒下来就能砸伤人。”一位同来的年轻人说。

“没事！你们几个用绳子拉，我爬到房子去顶着。”狂风急雨中，怀生用嘶哑的声音吼喊着。

说着，郭怀生顺着梯子爬上墙去，用肩膀顶着树，大喝一声“起！”，一棵大树硬是给扶了起来。

郭怀生对胡兰英家一向百般照顾。逢年过节，他都要送钱送物，慰问老人。胡兰英的婆母病了，她给他们请医拿药。胡兰英的孙子、孙女上学，他帮助免去学费。

去年麦收期间，阴雨绵绵。劳力多的家庭大都脱打完小麦，而怀生只顾忙于村里工作，自家的小麦连一点也没脱打。当妻子埋怨他说：“家里的事儿你一点不管，看小麦坏了，一家老小吃啥？”

“我也发愁这事。不光咱家，胡兰英家的麦子也没脱打呀！”怀生说。

第二天，太阳刚刚露脸。儿子玉杰扛着杈把对怀生说：“爸，今是晴天，快脱打咱的麦吧，不然就要发霉了。”

“咱家的麦明天再脱。走！跟我到西场，先给胡兰英家脱麦！”怀生对儿子说。

玉杰顺从地跟怀生走了。

胡桂兰到西安看病一去几年，回家后买房子住，儿子又不在家。怀生知道了，跑前跑后，帮他借砖借瓦，找建筑队。当房子盖到一半时，因没有门框，让老大娘发愁。怀生让人跑到自己家中，把自家的大门门框搬来，安在了胡桂兰的房子上……

腊月的一天，怀生的孩子闹着要吃肉馅饺子。妻子徐桂兰到集上买了十多斤小麦，割了二斤多肉。剁好饺子馅，她到外面收拾劈柴，准备烧锅做饭，回来后就发现饺子少了一多半，心里直犯疑。等怀生回家后妻子问他，原来是怀生给敬老院的老人们送去了！妻子埋怨道：“你总是背着我往您‘爹娘’那里偷东西，给我说一声，我又不是不让你拿！”

郭怀生向来珍惜公家的一草一木，珍惜父老乡亲们的血汗钱！

有一年，队里烟叶大丰收，成堆成垛，许多不会抽烟的人也学会了吸烟。可他身为保管员，烟瘾又特大，为了不占这点便宜，硬是忍着难受把烟给戒了。

村里建敬老院时，建筑工人起火吃饭。赶到中午，怀生的儿子玉杰没有回家，做饭师傅给玉杰盛了一碗米饭。怀生看见了，“啪"的一巴掌打在儿子脸上。他板着面孔，严厉地说：“公家的光，咱沾一点也不能沾。今后你少来这里，快去回家吃饭！”

1996年夏季的一天，夏邑县三级干部会在县城召开，直到中午12点才散会。

“咱也在馆子里吃顿饭吧，尝尝啥味！”看着许多乡村干部一个又一个走进饭馆，郭楼村有的干部也给怀生提建议。

“别！群众的一角一分都来之不易！咱用公款吃喝，大的不说对不起党，小的说对不起郭楼村的老少爷们，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咱离家30多里路，不算远，骑车一会就到家了。”怀生一边回答，一边拷腿蹬上了自行车，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俺干党支部书记，就要响应党的号召，带领群众尽快脱贫致富。”

在郭怀生担任郭楼村党支部书记前，全村1633名村民，仅靠祖祖辈辈撇下的2481亩耕地生活，全村人均年收入只有540元！几任镇领导提起郭楼就挠头：“今也愁，明也愁，愁来愁去愁郭楼。”

怀生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常说：“既然党和人民相信俺，让俺干党支部书记，俺就要响应党的号召，不仅关心孤寡老人、贫困户，更要带领广大群众尽快脱贫致富！”

郭怀生识字不多，讲不出过多的大道理，也没有过多的科技知识，但他知道，“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治穷就要治水。

上任不久，他就召集群众筹资、贷款，大打水利翻身仗。

数九隆冬，北风刺骨。在挖河工地打龚沟时，河水结冰二指多厚。

“天这么冷，确实不能干，等两天暖和了再干吧！”民工给怀生提议。

听了这话，怀生又气又急：“天确实冷，水确实凉，但咱受旱灾的情景你忘了吗？”说罢，他把鞋袜一脱，丢下棉袄，砸开冰层，喊了一声：“不怕冷的，跟我干！”就“嗵”地一声跳进水里，一干就是三四个小时。等上岸时，怀生的两腿籁籁发抖，怎么也站不起来了。从此，他落下了周身关节疼的病根。

几年来，在他带领下，全村一共打机井48眼，对口抽井60余眼，且全部配套，达到50亩地一眼井。1996年，郭楼村小麦平均亩产达400多公斤，创历史最高水平。

1993年初，郭怀生带领群众掀起了“白色革命”，建造塑料温室大棚。

他召集全村男男女女，拉土的拉土，和泥的和泥。他脱下鞋袜，站在冰凉的泥土里干活。由于地质差，沙土多，又加上春雨连绵，墙挑好了，被冲倒；再挑，又被冲倒了，再挑，直折腾几十天。等大棚建起来了，怀生的眼窝塌得更深了。

“我要到山东，去请种菜技术老师，你给我做两锅馍，我带着。”看着一座座大棚盖起后，郭怀生对妻子说。

“到山东去，天这么冷，还能吃凉馍？”妻子唠叨着。

“咱村不是穷吗，能省一分就省一分！”怀生解释说。

晚霞映红了天边。郭怀生带着一布袋馒头，怀揣33元钱，在寿光县街头徘徊。他径直找到一家马车铺，询问住一夜得收多少钱。

“8毛钱！”店主答道。

他躺在草苫子铺成的地铺上，啃过凉馒头，喝了碗开水，安然入睡。

几经周折，怀生找到一位蔬菜技术员。

“夏邑！”一一听到这个贫困县的名字，看到怀生被着凉馒头的布袋和褪了色的中山装，蔬菜技术员婉言谢绝。

郭怀生在那里一连住了几天，技术员得知他是村党支部书记，察觉他诚意相求后，深受感动，欣然答应，跟着怀生来到了郭楼村。

这几年，郭楼村已发展到人均半亩蔬菜，成了远近闻名的蔬菜专业村。方圆几十里的人都将郭楼村称为“菜郭楼”。

郭楼村的交通不便，不利于蔬菜外运。郭怀生就带领群众拓宽村里的路段。

1996年初春的一天，在修村里街路时，怀生发烧40℃，脚上又长了疮。许多人劝他停下来到医院看病。他却咬着牙，硬撑着坚持在工地上干。到了夜里实在不行了，儿子把他拉到医院，打了一夜吊针，天明他还是照常上工。

现在村里的道路已经拓宽，再也不会出现蔬菜大量上市时车辆堵塞的现象了！

在发展农业的同时，郭怀生还鼓励群众上项目办企业。

这几年，郭楼村已建起气体打火机厂、编织厂、煤球厂等十多家企业，购买了近百辆运输车，安排群众就业近300人。全村人均纯收入1996年达1600元，比1992年郭怀生初任党支部书记时增加1060元。如今的郭楼村，已彻底摆脱了以前那种“一无企业二无厂，又缺钱来又缺粮”的局面。

“俺虽然文化程度低，可俺知道，要想让群众真正脱贫致富，教育是基础，是根本。”

“俺虽然文化程度低，可俺知道，要想让群众真正脱贫致富，教育是基础，是根本。”这，是郭怀生的由衷之言。建郭楼小学校时，郭怀生天天晚上把破麻袋一铺，歪在那儿守到天亮，看管建材。一天半夜，倾盆大雨从天而降。雨水唰唰击打着刚刚糊上泥的墙垛。三间没上盖的房子，随时有倒塌的危险。

郭怀生抓起塑料布，猫腰爬上墙顶，沿着墙头，慢慢地爬过去，把塑料布铺开，盖住墙垛，又用砖头逐段压上。

不料大风夹着急雨呼啸而至，西北角的塑料布被狂风掀起。他再次一蹬一滑地爬上去，用砖头盖压塑料布。

风，吹得塑料布“哗哗”作响，怎么压也压不住。怀生急了，索性将身子往墙头上一趴……

风呼啸着，掀起他的衣衫，箭一般的雨点击打着他的身躯。周身的关节阵阵作疼。他咬着牙，似一尊塑像立在墙垛上，直到风停雨止。

学校教师的墙头保住了，怀生却住进了县人民医院。第三天，学校老师去医院瞧看他，却找不见他的踪影，原来他拖着未愈的身体，又回到了建校工地。

前年修复学校时，资金不够，郭怀生东跑西借，四处筹款。

“素梅，把你那买嫁妆的3000元钱借给我！”怀生对女儿说。

“我不借 不知你啥时能还我！”女儿嘟着嘴，顶了一句。

“你敢！”从未对女儿发过火的怀生硬硬地说道，说得女儿直流眼泪！

妻子护着女儿和怀生吵了起来：“咋？女儿辛辛苦苦打工挣的钱，你还要当家。你平常对儿女操过一点心吗？要是操一点心，咱大女儿能死？你若再和素梅耍脾气，我和你没完！”

一句话勾起怀中的回忆，使她感到愧对妻子和儿女。

25年前，郭怀生在村里担任保管员。一天夜里，大女儿发高烧，妻子徐桂兰一夜跑到保管室四趟，让怀生找大夫跟女儿看病。妻子说：“我再跟你说一遍，你再不给孩子看病，恐怕孩子撑不到天亮。”

看着满屋的粮食、油料，怀生说：“生产队这么多财务，没人看管，咋行？到天亮再说吧！”

等到天亮，女儿却断了气。怀中抱着死去的女儿顿足捶胸，妻子哭得死去活来。

想到这里，怀生苦笑一声，忙向女儿赔礼说：“不是爸爸吵你！眼看着学校不能修好，学生不能及时上课，咋办？爸爸求你了，把钱借给我。你放心，等你结婚时，爸爸一定给你买一套好嫁妆！”

最终，女儿的3000元钱，还是换成了盖校用的砖瓦木料。

1996年11月5日，年仅47岁的郭怀生在用广播喇叭号召干部群众大干苦干，加快“富民工程”步伐时，脑溢血病突然发作，经医治无效，于11月13日与世长辞。郭怀生一一这位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基层干部的好榜样，再也不能还上闺女的私房钱，再也不能为孤寡老人、贫困户操心费力，再也不能带领群众们，带领乡亲们建设美好家园……

11月18日，夏邑县会亭镇党委、镇政府作出了《关于开展向郭怀生同志学习的决定》，号召全镇广大干部、群众向郭怀生学习，“通过学习郭怀生，使全镇党员干部更加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强化公仆意识，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身于党的事业，推动两个文明建设再上一个新台阶。”

如今，在会亭镇，一个学习郭怀生的活动日益深入人心。郭怀生的遗愿已化作“富民工程”的宏图，展示出会亭镇欣欣向荣的明天。

附：商丘日报评论员文章：

莫忘人民养育恩

郭楼村党支部书记郭怀生说：“党和群众把俺这个‘小五保’拉扯大，俺就要把他们当作爹娘，绝不能忘了养育之恩。”他知恩图报，勤勤恳恳地当人民的儿子，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他是一位与人民有血肉感情，对人民报恩报德，与人民呼吸与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心实意为人民办实事、好事的好党员，是一位为改变农村贫穷面貌，让人民脱贫致富，千方百计找门路，脚踏实地办实事，千辛万苦不怕苦，努力奋斗不歇脚，无私奉献永不止的优秀农村基层领导干部，是我区涌现的吴金印式的好干部。

郭怀生把人民当父母，既是他发自内心的对人民的深厚感情，也是他时时刻刻与人民心连心，处处事事想着人民，不怕吃苦，乐于牺牲个人利益，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力量源泉。

我们的广大党员和干部，虽没有像郭怀生那样从小失去父母当“小五保”的经历，但从广义上讲，我们吃的是人民生产的粮食和各种食品，穿的是人民生产的原料加工而成的各种各样的服装，各种用品也离不开人民的辛勤劳作……一句话，人民也是养育我们的父母，我们不能忘掉人民的养育之恩。

古人云：“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人民群众哺育我们长大，但是，现在有些人却知恩少报，知恩不报，甚至恩将仇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拉屎拉尿。我们要像吴金印、郭怀生同志那样把人民当爹娘，知恩报恩，知恩重报。只要我们能够像郭怀生那样把人民当作父母，就会使自己成为人民的好儿子，就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会千方百计想办法帮助群众脱贫致富，就会不怕千辛万苦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这样，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就自然会密切起来。

现在，全省上下都在开展向乡镇党委书记的榜样一一吴金印学习的活动，地委也希望我区涌现更多的吴金印式的好党员，好干部。郭怀生同志就是吴金印式的基层党支部书记，也是我们每个党员和农村基层干部学习的好榜样。我们学习郭怀生同志，要同学习吴金印同志相结合，学习他们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大打扶贫攻坚战，让广大群众真正早日脱贫致富！

（原载1997年1月9日《商丘日报.农村版》一版头题，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莫忘人民养育恩》，作者：张同德 程利华 郭素云）

第25章 承穆青初心，写时代英模：王利申先进事迹采写实践与时代特色挖掘

穆青“勿忘人民”的新闻理念，始终以“挖掘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典型、传递时代精神”为核心——他扎根基层采写焦裕禄等英模，强调新闻要“敲在时代绷得最紧的弦上”。1991年1月，穆青在接受我采访时，用近两小时系统阐述了这一理念，其中对宣传人民群众中先进典型时代特色的强调，更是振聋发聩。这份坚守，成为我后来聚焦人民群众中的先进人物、挖掘其时代价值的行动标尺。采写见义勇为青年王利申的事迹，便是一次深度实践。

2002年5月18日，河南宁陵县青年王利申在广东东莞跳河勇救落水儿童，年仅22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湍急的河水中。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后，市委宣传部召开工作会议部署报道，面对“张同德53岁了，咋样”的疑虑，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崔为工果断拍板，坚持让我参与采写。接到通知时，我正在市委党校学习，当即中断课程，带着对“新时代青年精神”的探寻，匆匆赶往王利申的家乡宁陵县。

汽车在乡间道路上颠簸，一个问题萦绕在我的心头：当时，社会上一些年轻人受金钱至上观念影响，理想信念模糊，王利申的英勇行为是否有深层精神支撑？他是否有过追求进步的想法，比如向党组织靠拢？同行的商丘电视台副台长齐永与我不谋而合，抵达宁陵县华堡乡孟楼村后，我们第一时间找到村党支部书记刘绍杰，提出查看王利申是否有请求入党的相关材料。

当刘绍杰书记从抽屉里取出王利申的入党申请书时，我们瞬间被这份“时代答卷”打动。申请书字迹工整，字里行间满是真诚：“纵观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没有一个像党那样为人民谋福利……只有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刘书记还回忆，王利申递交申请书时曾坦诚：“我从小敬仰的焦裕禄、刘佑全，还有咱县的张环礼，都是共产党员；身边为群众办好事的，也多是党员。过去打工是想让家人过好，现在申请入党，是想跟着党支部，带乡亲们一起过上好日子。”在当时经济大潮冲击下，农村不少年轻人对入党缺乏热情，王利申的主动追求，正是新时代青年“把个人理想融入集体幸福”的鲜明体现，村党支部次日便将他列为入党积极分子重点培养。

为完整还原救人现场的时代细节，我们马不停蹄赶赴东莞。采访当天正午，当地气温高达41℃，东深河畔光秃秃无遮无挡，阳光暴晒得人头晕目眩。我年已五旬之多，且患有高血压，胸闷、心慌的症状逐渐加重，提议到附近墙根阴凉处采访，却被齐永坚定拒绝：“就在河边，才能看清救人的位置和水流情况，细节不能错！”最终，我们顶着烈日站在河岸边，听目击者和参与救援的同乡，指着河面漩涡处，逐一讲述王利申“来不及脱衣服就纵身跳河”“拼尽全力将孩子向岸边推去”“最后被激流吞没”的全过程，每一个细节都让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这份英勇是他长期理想信念的“瞬间爆发”。

此前，我与齐永曾合作采写商丘防疫站科研人员程富川的事迹。他为捕捉“程富川将胳膊伸进养蚊笼被蚊虫叮咬”的细节，不惜多次深入现场，反复提问；此次采访，他同样以“还原时代真实”的态度，完整记录下王利申救人的每一个关键瞬间，为稿件积累了鲜活的时代素材。

写作阶段，我们反复修改打磨，力求精准传递事迹的时代价值。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谢玉安多次介入把关，他从“新时代青年成长”的理论高度，用激越的语言提炼核心：“他用年仅22岁的年轻生命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青春赞歌，用英勇献身的壮举书写了人生无悔的时代华章，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生命最完美的价值”，体现了王利申的奉献精神和担当意识。经商议，我们将谢玉安列为共同作者，三人合力让稿件的时代内涵更加鲜明。

2002年8月8日，《商丘日报》以《生命写下的申请——追记见义勇为青年英雄王利申的成长之路》为题刊发通讯，同时配发评论员文章《不朽的精神丰碑》，文中特别指出：“崇高理想的树立与不懈追求,使王利申变得心明眼亮,变得胸襟开阔,变得脱俗高尚。他既追求物质，更追求精神〞，“他说,人活着,不能光图吃喝玩乐,得有精神追求,得为人民、为社会干点实事。他是理想与行动相结合的典范。王利申的成长道路与英勇壮举启示我们:一个人只有树立远大理想并为之奋斗,才能创造不凡的业绩,成为一个大写的人。”

同年9月11日，《河南日报》在6版头题位置刊发该文，标题调整为《未竟的心愿》，进一步凸显“青年理想与时代使命”的关联。

这篇通讯后来荣获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商丘市委宣传部专门下发嘉奖令，称赞“由谢玉安、张同德、齐永三人采写的通讯《生命写下的申请》，介绍了商丘籍打工青年王利申勇救落水儿童，英勇献身的光荣事迹，塑造了新一代青年农民的光辉形象”。

回望这次采写，我愈发明白穆青“挖掘时代先进”理念的深意：若当时只写王利申舍己救人的行为，忽略他入党申请书中的理想追求，稿件便会失去“时代灵魂”，无法引发读者对“新时代青年该有怎样的精神追求”的思考。

作为新闻人，传承穆青初心，就是要始终紧盯人民群众中的先进人物，深挖他们身上的时代特色——像王利申这样，将个人成长与时代需求同频共振的典型，正是能“震撼人心、推动社会进步”的时代坐标，也是我们用笔尖传递正能量的核心使命。

第26章 生命写下的申请

－－追记见义勇为青年英雄王利申的成长之路

有的人走了,但他还活着。

有些事很平凡,但却有着惊人的崇高。

　 2002年5月27日上午, 广东省东莞市殡仪馆。一场不寻常的追悼会正在举行。

近千名广东人来了。他们当中,不乏领导、企业家、媒体记者、名人……

数千名与他相识或不相识的工友来了。他们来自四川、湖北、河南、安徽等许多省份……

　追悼会大厅里的遗像下，躺着的是一位刚刚整过容的打工青年。他因为勇救广东落水儿童而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美捷电子厂厂长庄重地拿起本厂的厂牌，端端正正地为他戴在胸前。望着英雄年轻英俊的脸庞，厂长悲伤欲绝，两行热泪禁不住滚滚而下。在场的人无不落泪。

　 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人物让这么多的人来为他垂泪、为他送行?其实，人们送别的，只是当地美捷电子厂的一位年仅22岁的普通青年--来自河南省宁陵县的打工青年王利申。

　　生与死的崇高,往往只在一瞬之间。当王利申使出最后的力气，奋力 推了孩子一把，便被湍急的水流吞没了身影。也就是这最后的一推，成就了王利申的青春壮丽

5月18日，一个平常的日子，谁也没想到会有生与死的悲壮发生。

太阳刚刚落下西山，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陈屋贝村，下班的人们三三两两向家里或宿舍走去。王利申和来自唐河县的河南同乡张宇，从美捷电子厂下班后，到村边的东深河畔纳凉。

“快来救人呐，有人落水啦！”这时，突然从河边响起一阵惊呼。 　

王利申、张宇忙站起身来，看到上游约百米处水闸旁有两个妇女在呼喊，他俩便急急跑过去。

　　王利申在前，张宇在后。这时，他俩已经发现河中有两个落水的儿童。 　

　“张宇，快，快来救人！”王利申一边催促，一边顾不得脱掉衣服，便纵身跃入河中。紧接着，张宇也跳了下去。 　

　 这个位置正是东深河大闸的下游。两扇大闸都提开了，水流湍急，四米多深的东深河打着漩儿向前流淌，两个小孩在激流中时沉时没，情况万分危急。王利申迅速游向被水流冲在前面的小男孩（后来知道他的名字叫黄晟，5周岁），张宇便游向另外一个落水的4岁女孩－－黄灵。

　 由于河闸是两侧分立的，提起之后两股水流冲过中间三角形的岸地之后便交汇在一起，漩涡一个接着一个。王利申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迅捷游到孩子身边，奋力把孩子向岸边推去。30米的河面本来不算太宽，但激流挟裹着旋涡，再加上王利申穿着长裤，还要腾出一只手托着、推着孩子，每向岸边靠近一步都显得那样困难。一米、两米，王利申终于支持不住，他使出最后的力气，奋力推了孩子一把，便被湍急的水流吞没了身影……这时,另一位来自河南省唐河县的青年乔森也已游到。他一把抓住小男孩，向岸边推去。当游到岸边时，他已精疲力竭，幸亏抓住了岸上的人们递过来的一根竹竿，他和小男孩方才得救。而此时，另一位落水儿童黄灵也已被人救起。

周围工厂的工友们来了，四面八方的村民们来了，当地的领导来了。他们在这湍急的河流中，急切地寻找着王利申的身影。人们只有一个信念：只要还有一丝一毫的希望，也要把这个年轻的生命找回来。然而，流水无情，湍急的河流还是夺去了王利申年仅22岁的生命。

生与死，善与恶，伟大与渺小，往往在一瞬之间。而这一瞬间的抉择，便是人与“非人”的试金石，是一生修养的凝聚与爆发。

当代青年往往是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不断升华着人生信念。王利申 说：我外出打工，是为了让亲人过上好日子。我想入党，是因为只有党才能带领大家都过上好日子 　

　贫困与落后，是勇者的激励，是弱者的河流。生长在贫困县的王利申，由思之不明，到“我想入党”，也有一个复杂的过程。

王利申的家乡在河南省宁陵县华堡乡孟楼村。由于家境贫寒，1999年底，初中还未毕业的王利申忍痛辍学。父亲王文超坚执不许，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上学。王利申是个懂事的孩子，他哭诉道：“爸爸，为给俺姐看病，为供养俺兄妹上学，你和俺妈都累坏了身子。妹妹的学费至今还欠着学校的。我已经长大了，能外出打工了。你就让我出去吧。” 　

　2000年2月，王利申踏上了南下的列车。刚刚迈入成人之年的他，暗暗寻思着一个问题：人生的信仰究竟是什么？为了改变家乡一穷二白的面貌，自己今后如何走好人生之路呢……

　离开贫困的家乡，乍一来到深圳经济特区，来到繁华的珠江三角洲，王利申惊呆了：那街道旁一幢又一幢巍峨的大厦，国道边一座又一座宽敞的厂房，经济的繁荣之景使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王利申找到正在东莞做生意的叔叔王文俊，问个究竟。 　

　叔叔答道：“这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不断在王利申曾经封闭的心灵世界击起巨大的波澜。王利申想，我一定要在这片变革的土地上扎下根来，睁大眼睛看世界，学好本领建家乡。后来，他通过考试，成了深圳市松岗区德宝制衣厂的一名保安人员。因他的表现出类拔萃，军训结束后他就被任命为保安队长。 　

　王利申尽管热爱家乡，思念亲人，但却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他说，到工厂打工，就应该以厂为家，所以，在制衣厂工作近一年的时间，他一次也没有请假探家。每逢星期天、节假日，别人放假都去逛街、游玩，王利申倒认为这种时候保安队更应该提高警惕，加强对工厂的保卫，始终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为此而赢得了厂领导的多次赞扬。一年后，由于奶奶病重，王利申回到了家乡，照顾起病中的老人。

　 王利申有两个愿望－－一是上学，二是当兵。回家没几天，他的妹妹应人之约要外出打工。他撵了好几里地，强行拉回了妹妹。他说：“我没有当上兵，又耽误了上学，你千万不能再耽误了。”

南方归来的王利申，已经有了开阔的视野。两地经济发展的落差，更常常使得他夜不能寐。他告诉伙伴：就算是我一人打工把家带富了，看着那么多的乡亲还不富裕，我心里也不会好受。此时的王利申，开始想到了自己的责任，一个新世纪青年的使命。

2001年5月，麦收大忙在即。赵石庄村委会（孟楼村归属该村委会）的村室里，党支部书记刘绍杰以及村委会的几个同志正在讨论种植业结构调整等问题。直到月上柳梢才散会。刘绍杰走出小院，见门旁大杨树下站着一个人走上前说：“刘支书，你们散会啦？”

　刘绍杰一看是王利申，便问他有什么事。 王利申一边掏出事先写好的《入党申请书》交给刘绍杰,一边说道:“我想入党。” 　

　刘绍杰很高兴。现在，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农村很多年轻人精神上没有追求，认为入不入党无所谓，像王利申这样的好青年，主动要求加入党组织，对其他青年无疑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刘绍杰便和王利申谈起来，问他为什么要加入党组织。王利申恳切地说：“我亲眼看到，从小就敬仰的英雄人物－－像兰考县的焦裕禄、夏邑县的刘佑全、咱们县的张环礼等等都是共产党员；咱身边，能积极为群众办好事、受乡邻敬重的也都是共产党员。我过去到南方打工，是为了使我的亲人过上好日子；现在申请入党，更是为了在党支部领导下，与乡亲们共同努力，带领大家都过上好日子。” 　

　刘绍杰鼓励他：“你想入党，这个要求很好，党组织的大门随时都为先进青年敞开着。”接着，刘绍杰给他谈了党的纲领、宗旨，党员的责任、义务等，勉励他无论是在家务农，还是在外打工，都要自觉按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创造条件，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两人一直谈到很晚才分手回家。 　　

回家之后，刘绍杰打开王利申的《入党申请书》仔细观看：

　　“…….纵观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没有一个像党那样为人民谋福利，这充分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的50多年中，从一个千疮百孔的旧中国，发展成为一个日益繁荣富强的国家，特别是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建设日新月异。作为一个12亿人口的大国，仅解决吃饭问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没有哪一个党能做得到这一点。而共产党做到了，这说明，只有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说得多好啊。刘绍杰赞叹：申请书没有一句空话、套话，全是一个农村青年的肺腑之言。第二天，村党支部开会，讨论了王利申要求入党的申请。大家一致同意将王利申作为入党积极分子重点培养。

此后,王利申事事处处自觉用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断升华着自己的精神境界。最终，在生与死的关口,用无私无畏的抉择，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最优秀的答卷。 　　

平凡的小事，升华着一个不平凡的心灵。王利申多次说：人活着不能光图吃喝玩乐，得有精神追求，得为人民、为社会干点实事。而王利申精神追求的足迹，就构成了他闪光的青春之路

　　王利申的家乡在黄河故道边，这里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

故乡的土地上，出现过庄子、墨子、花木兰等无数英杰。战国时著名的信陵君，就生活在离华堡乡仅20公里的宁陵县城。家乡又是革命老区，他的爷爷还是一位已经退休的农村党支部副书记。丰厚的文化底蕴、光荣的革命传统，使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熏陶，养成了正直诚实、勤劳善良、刻苦耐劳的好品德，连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共青团员”。王利申也像千万农村青年人一样，平静地生活在农村。而后来一连串的感人事迹，又不断延伸着他闪光的青春之路：

　　1997年9月1日，是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华堡乡中学院内，一名女生蹲在墙角里呜呜地哭个不停，她把父亲好不容易给她凑够的100元学费弄丢了。焦急、恐惧、懊悔交织在一起，老师的安慰、同学的劝导她怎么也听不进去，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将近12点，学校的大嗽叭里突然传出了认领通知，说王利申捡到钱，请失主认领。小女孩的眼中闪出希望的光芒。她急急忙忙跑到教务处，认领了她丢失的100元钱。而就在这一学期，王利申却因为交不齐学费，只得给学校打了一张50元的欠条。

　　有一年，村民姚可秀患肺结核。许多人怕传染避之不及。她的丈夫在外地工作，孩子又小，王利申就多次拉着架子车送她到医院看病。姚可秀在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4天，王利申就日夜陪护了她14天。

　　1998年7月19日清晨，王利申正在棉花地里背着药筒打农药，突然接到去县城抗洪的紧急通知，便当即把农药、喷雾器往地头一扔，赶赴县城。城西的大沙河，平日里平静的河水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咆哮的波涛，翻滚的水浪。长堤已经几处决口，湍急的水流直对着堤后的民房、学校和中韩合资富瑞世公司的厂房，汹涌而下。他和其他民兵一起背负沙袋，一袋一袋地往水里扔，堵住决口后，又迅速加固加高。为检查有无“管涌”，他又第一个跳下水去。同伴们多次提出轮换，但他说自己水性好，坚持不肯上岸，一直在洪水里泡了近一个小时。等到大家把他拉上来时，他的嘴唇已经冻得发青。 　

　递交过《入党申请书》的这年麦罢，王利申西去密县打工。当四个月短暂的工作结束之后，11月，他又一次踏上南去的列车，来到广东省东莞市，先在一家磁讯有限公司干了四个月，后来到美捷电子厂，应聘当了一名工人。

　 打工，打工……王利申像千万农村青年人一样，奔波在打工的路途上。正是在打工途中的所见所闻，使他看到了改革开放的光辉成就，认清了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今，王利申申请入党了，他更加身体力行，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他看到很多和自己一样的青年，由于找不到工作，又缺乏信息，身上的钱越来越少，吃饭都成了问题。他进厂之后，便利用自己喜欢读书看报的特点，广泛获取信息，提供给那些“待工族”，并且积极与招工方联系、推荐。在他热心帮助下，13个人找到了工作。

　　看到同住一间宿舍的打工青年张宇，由于刚进厂还没有领到工资，已经身无分文，王利申便毫不犹豫地从自己借来的100元生活费中拿出50元分给了张宇。祸不单行，没过几天，张宇买的饭票又弄丢了，王利申又将自己的饭票分了一半给张宇。同在一厂的堂妹提醒他：你把钱和饭票都分给了张宇，你自己吃啥？王利申说，我大不了干吃几个馒头。人家离家远，在这儿又没有一个亲人。咱有一口饭吃，就不能看着人家挨饿。

　　也许是由于家庭贫困无法圆自己上学梦的缘故，王利申打工期间酷爱读书。无论是在深圳，还是在东莞；无论是在厂图书馆，还是在宿舍，他捧起书来就如饥似渴。工友们至今还记得他爱说的一句话“看书能使我们学到知识，看书能使我们心灵高尚”。在美捷电子厂与王利申同住109宿舍的工友沈章云，今年30岁，是打工族中的“老资格”，技术工人。平常，王利申常就一些技术问题向他请教。沈师傅说，王利申爱读书，爱学习，不时借他的技术书籍像《家电维修技术》之类的书看，看不懂就问，是个求上进的好青年。

乡亲们、工友们反映，王利申上学时帮助同学，出外打工时帮助工友，回到家乡也乐于助人。他多次对好友说，人活着，不能光图吃喝玩乐，得有精神追求，得为人民、为社会干点实事！

　　王利申，这个普普通通的农村青年，之所以能在关键时刻有着舍己救人的壮举，正因为他有着高尚的精神追求。而高尚的精神追求，正是一个人心灵的氧气，做人的根本。

　生命的价值与平凡并没有联系，与之相关的是一个人的精神追求和人生理念。王利申，以他22岁的年轻生命，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特殊的《入党申请书》；以他短暂的人生，给世界留下了灿烂的光华。百岁老人莫月明说： “这样的好人，我们不能忘啊！”

英雄离不开自己所处的时代，我们的时代呼唤并造就着自己的英雄。

我们的社会是呼唤正气、弘扬正气的。王利申舍已救人壮烈牺牲以后，广东省见义勇为基金会、东莞市常平镇政府等纷纷给予表彰。陈屋贝村的村民，各单位的干部、员工纷纷解囊，为王利申的家属捐款。百岁老人莫月明老奶奶眼含热泪，也来捐款。她说：“这样的好人，我们不能忘啊。”陈屋贝村党支部书记陈林秋说：“王利申不仅把自己生存的权利给了两个小孩，还给了我们陈屋贝村，为我们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仅从这份情谊上，我就觉得应该好好教育村民，珍惜今天的生活。” 常平镇标准环保公司董事长何灿生为公司全体员工讲了王利申勇救落水儿童的事迹，号召大家向王利申学习，并发动员工为王利申家捐款。他自己首先带头，捐了1万元。《南方都市报》、广东电视台、东莞电视台等南方媒体以《王利申英勇事迹广为赞颂》、《生死接力棒救起落水儿童》为题分别报道，《大河报》、《河南青年报》、《商丘日报》、《京九晚报》、商丘电视台等媒体也以《河南小伙见义勇为献身广东》、《宁陵青年广东献身，家乡父老缅怀英雄》为题纷纷报道，在南粤及中原大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员工的壮烈，也成就了企业的光荣。东莞市美捷电子厂厂长陈伟湖说：“我们厂招到这样的员工是荣幸。我们将在培养员工的素质方面以他为榜样，将他的事迹永远传下去。”

　英雄的壮举，为河南人增添了光彩。被救儿童黄晟的父母万分感激。孩子的母亲张珍珍说：“这些河南人正直、忠厚、勇敢。我要教育孩子，永远不能忘记，他的这条命是河南青年给的。” 　

　英雄的家乡，也为有这样的英雄儿女而自豪。连日来，中共河南省商丘市委书记刘新民、市长刘满仓、市委副书记周金铎、毛凤兰、赵建才等领导同志纷纷作出向王利申学习的指示。市委副书记赵建才还带领有关人员专程来到王利申的家里，看望慰问王利申的父母，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崔为工多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布置宣传好王利申的先进事迹，以让这一时代典型走向全省、走向全国。　

　 　6月5日，宁陵县县委、 县政府作出了《关于在全县开展向王利申学习活动的决 定》。6月4日，共青团商丘市委作出了《关于在全市团员青年中开展向王利申学习活动的决定》，并追授王利申“商丘市优秀共青团员”荣誉称号，组织青年志愿者与王利申的家庭结成服务对子，开展长期帮扶服务。同时，将其英雄事迹报送团省委和团中央。目前，一个学习王利申、引导青年进行新的人生思索的热潮正在豫东大地兴起。

　英雄已逝，英风长在。王利申，以他从辍学打工到救人献身的人生经历，向父老乡亲交出了一份当代青年的优秀答卷；以他22岁的年轻生命，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特殊的《入党申请书》；以他短暂而不平凡的人生，给我们的世界留下了灿烂的光华。

他，留给了人们无尽的怀念，不朽的丰碑。

(原载２００２年８月８日《商丘日报》，同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不朽的精神丰碑一一见义勇为青年英雄王利申留给我们的启示》，获河南省第六届“五个一工程奖”。2002年9月11日《河南日报》6版头题刊发时题为《未竟的心愿一一见义勇为青年英雄王利申的成长之路》，作者：谢玉安 张同德 齐永)

附1：不朽的精神丰碑

一一见义勇为青年英雄王利申留给我们的启示



本报评论员

人究竟如何生活才最有意义?这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重大课题。5月18日,宁陵县打工青年王利申为抢救广东东莞落水儿童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市继张环礼、刘佑全等英模之后对此作出完美回答的又一人。一时间,王利申的名字响彻南粤上空!王利申的事迹传遍中州大地!王利申,是商丘的光荣,河南的骄傲,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闪光的榜样。

22岁的生命是短暂的，但所留下的精神是永恒的:临难忘身,见危致命,舍生取义,重于泰山,王利申用年轻的生命筑起了不朽的丰碑！爱党爱国,心系群众,树立理想,身体力行,王利申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光辉照耀下，织就了一面光芒四射的旗帜!执着追求,默默奉献,正视现实,埋头苦干,王利申在实践中实现了从平凡到伟大的升华,不愧为新世纪的优秀青年!

人,不能没有理想。理想是灵魂,是指路明灯。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没有方向,就没有生活。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我们的远大理想,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共产主义,这也是我们的坚定信念与毫不动摇的信仰。八十余年来,我们党进行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都是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这样的理想,这样的信仰,这样的信念,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成千上万的英烈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地为之英勇斗争。夏明翰在《就义诗》中写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输,还有后来人。”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写道：“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王利申是个有理想、有抱负、有信念、有追求的青年。他遵纪守法,文明诚信，敬业爱岗,乐于助人,是个“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楷模。

历史,使他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现实，使他体会到只有共产党领导搞社会主义,人民才能过上好日子。于是,他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真情油然而生,萌发了要求入党的愿望,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从此,他按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立志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立志做一个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

崇高理想的树立与不懈追求,使王利申变得心明眼亮,变得胸襟开阔,变得脱俗高尚。他既追求物质，更追求精神:义务陪护一个患病的村民14天；踏着泥泞将摔倒的王老伯背到家里;第一个跳进水里检查大沙河河堤有无“管涌”;主动搜集、提供信息,帮13个打工者找到了工作;多次伸出关爱之后,帮助非亲非故的打工青年张宇；利用打工挣的钱买台水泵，无偿帮助邻居家浇地……做这一切,王利申感到坦然、幸福。他说,人活着,不能光图吃喝玩乐,得有精神追求,得为人民、为社会干点实事。他是理想与行动相结合的典范。王利申的成长道路与英勇壮举启示我们:一个人只有树立远大理想并为之奋斗,才能创造不凡的业绩,成为一个大写的人。

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时期，同样需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如果不讲理想,不讲道德,只讲物质利益,只讲金钱,人们就会失去共同的奋斗目标，失去行为的正确规范。当前，在崇高的革命理想鼓舞下的商丘市委、市政府,正意气风发地带领全市800万人民建设新商丘。商丘,呼唤成千上万个有理想的人,呼唤成千上万个有道德的人,呼唤成千上万个有创业精神的人，呼唤成千上万个勇争一流的人。倘若能有千千万万个王利申式的优秀青年涌现出来,那么,商丘便会大有希望,商丘的明天便会更加美好。

时代造就英雄,英雄为时代添彩。舍己救人的英雄王利申的鲜活事迹昭示我们:革命理想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品,而是一个人生命的动力;优秀人物的日常生活并不是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相关联。让我们在全市兴起学习王利申的热潮,把革命理想和实际行动紧密结合起来,以新的业绩迎接党的十六大的召开。

附2： 中共商丘市委宣传部文件 商宣嘉（2004）8号

嘉奖令

由谢玉安、张同德、齐永三人采写的通讯《生命写下的申请》，介绍了商丘籍打工青年王利申勇救落儿童，英勇献身的光荣事迹，塑造了新一代青年农民的光辉形象。该文荣获河南省第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为商丘争得了荣誉。 为表彰你们在创作优秀精神产品生产中做出的突出成绩，决定予以嘉奖，以资鼓励。

中共商丘市委宣传部（盖章）

二00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注：2005年1月26日在商丘市委宣传部召开的全市宣传工作会议上宣读）

第27章 勿忘人民：从穆青新闻思想到商丘日报的“金桥工程”

“勿忘人民”。

这四个字，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温暖的刻度。它源自穆青——这位中国新闻界的旗帜人物。在他活跃的年代，“新闻扶贫”“新闻助农”等词汇尚未流行，但他用一生的实践，为“人民性”写下了最滚烫的注脚。新闻工作必须扎根人民、服务人民，这不仅是信念，更是本能。

1995年底，当我受命主持商丘日报农村部工作、筹备《商丘日报农村版》时，穆青恩师在我采访本上题写的“勿忘人民”，成为压在我心头最沉重的嘱托，也是最明亮的指引。面对商丘这个农业大区内众多的贫困县，我们该如何让报纸真正成为一座桥梁？答案，必须用双脚丈量，用汗水浇灌。

土豆培训班：泥土芬芳中的“科技年货”

1996年农历腊月十六，年味渐浓，商丘日报社四楼会议室却气氛非常。清晨八点未到，五名裹着寒气的农民已守在大门口。有人天不亮就从几十公里外动身，一位柘城县的农民甚至前一夜就住进报社附近的旅社，生怕误了时辰。

原定30人的小会议室迅速被挤满，我们匆忙将会议移至四楼。很快，能容纳百人的大会议室也座无虚席，后来的农民便静静地站在过道里、窗户边，呵出的白气与专注的眼神交织在一起。空气中弥漫着北方冬日特有的干冷，混合着庄稼人身上带来的泥土气息。

来自柘城县牛城乡宁庄村的农民王木臣道出大家的心声：“现在农民致富无门，挣点钱不容易。科学种田是咱的强项，这土豆培训班正是机会，咋能错过？过年吃好面馍不稀罕，学点技术最实在。”

最动人的一幕发生在土豆切块制种环节。当农科所副研究员李兴明开始示范时，人群像潮水般涌了上去，前排的人俯身瞪大眼睛，后排的人踮起脚尖，伸长了脖子，木制的讲桌被挤得吱呀作响。李兴明被热情的农民们围在中间，耐心解答着每一个问题，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那一刻，知识的力量仿佛有了温度，融化了会议室的寒意。

农村部与农科所联合举办土豆栽培技术培训班的设想一经提出，便得到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李汉聚和王学思、张兴元、李学民等报社领导的大力支持。李汉聚同志不仅听取汇报，还三次到农村部安排事宜。他说：“这个路子可以探索，要真正为农民办实事！”王学思等领导也表示：“一定要保证农民利益。不仅要办土豆培训，今后还要开展小麦等多种技术培训。”

于是，从1995年12月28日起，《商丘日报》连续3期刊发《关于免费举办土豆技术培训班的通知》，在农民中引起广泛关注。

“走”出来的信任：轮椅上的十五公里求学路

如果说土豆培训班让我们看到农民的热情，那么残疾农民吴永德的到来，则让我们感受到信任的千钧重量。

1996年12月10日下午，编辑部的宁静被一阵规律的“嘎吱”声打破。抬头望去，一位中年男子正奋力摇着一辆老旧手摇轮椅，艰难地挪过报社门口那道高槛。他双臂青筋凸起，满脸汗水，裤腿沾满尘土。

他是商丘县李庄乡潘阁村的残疾农民吴永德。从家乡到报社，十五公里路程，对常人已是不易，于他更需惊人毅力。他摇着轮椅，“走”了两个多小时。我们赶忙上前帮扶，他第一句话是：“总算到了……报上说，你们能指条致富路？”

他仰起头，疲惫的眼中没有埋怨，只有虔诚的期待。那一刻，编辑部鸦雀无声。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残疾农民，更是一颗在贫困中奋力向上、渴望改变的心。这份摇着轮椅“走”了十五公里送来的信任，比任何奖状都珍贵，也更沉重。它让我们深刻意识到：我们笔下的一行字、策划的一项活动，可能就是他们全部的希望。

大地为席：十六次下乡中的赤脚课堂

“金桥工程”的生命力在田间地头。我们不仅办报，还成立以行署副专员连子恒为主任、58名专家组成的“科技顾问委员会”；与地区科协、团地委、农科所等联合组建农技推广网络；与专家携手，十六次将科技送到乡亲手中。

时至今日，我还记得柘城县梁庄乡杜菜园村的小麦技术培训。午后阳光洒在绿油油的麦田上，地区农科所副研究员、小麦专家孙德营正向农民讲授纹枯病防治技术……农民们紧紧围拢，如学生般专注。站久了，我脱鞋垫坐，赤脚坐在还有些凉意的土地上。

泥土松软而真实，眼前是乡亲如饥似渴的脸庞。孙专家讲得细致，农民听得入神，有人蹲着，有人席地而坐，有人在本子上认真记录。那一刻，没有了记者与农民的距离，我们都是土地的学生和服务者。看着他们紧锁的眉头因听懂技术而舒展，黝黑的脸上露出欣喜，我心里涌起一股暖融融的踏实。这比任何辞藻都更能诠释“勿忘人民”——不是高高在上的怜悯，而是并肩而立的共情。

金桥的回响：从人民日报肯定到市委书记亲笔信

我们的实践渐见成效。

1996年2月4日的春土豆栽培技术培训班，使100多名参训农民获益20多万元。当年9月，柘城县牛城乡一些果农因缺乏技术，果树结果少，已开始砍树，农村部编辑立即联系专家传授管理技术，保住了2000多亩苹果园。许多农民开始剪辑保存、对照使用《商丘日报农村版》。

探索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回响。

河南省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编发的1996年第9期《河南新闻阅评》，赞扬“《商丘日报农村版》办得活”，认为其“贴近群众，吸引了广大读者的积极关注和参与，体现了‘开门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内容、形式都比较活，颇有特色。”

1997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四版头题刊发消息《手无寸铁百万兵 力举千钧纸一张/新闻扶贫全面展开》。此文在报道全国新闻界扶贫情况时肯定：“从今年1月起河南商丘日报把每周四出版的报纸作为农村版，专门为贫困地区农民铺设‘致富的金桥’。”

1997年12月19日，《商丘日报·农村版》出版100期。据统计，百期报纸传播科技知识2000条，致富经验839条，市场信息200条。市委副书记、市长史培德题词：“继续办好《商丘日报农村版》，坚持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炳如题词，副市长连子恒来信鼓励。

最令我们感动的是，时任商丘市委书记刘新民在农村版出版百期当天亲笔写信，并派秘书李永连夜将信送至我的家中。信中，他热情地写道：“我来时间不长，看了几期农村版，感到非常好。体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符合广大农村人民群众的心愿，符合市场经济的需要。报纸及时向人民群众提供技术、项目、节气等信息，起到指导、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个方向，农民群众欢迎。这对于农村脱贫致富、小康村建设、振兴我市农村经济都有重要意义。〞

这封信，是对我和农村部同事郭文剑、刘少杰、李道君、潘中华所有付出的最好肯定。

结语

回望岁月，我深深体会到，穆青恩师“勿忘人民”的思想从来不是口号。它是报社会议室里农民渴望的眼神，是崎岖道路上吴永德摇动轮椅的身影，是田间地头我们赤脚站立时的那份踏实。

今天，商丘的贫困县已经全部脱贫。但我们深知，“勿忘人民”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考试。时代车轮向前，但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基本功从未改变——真正沉下去，与人民感同身受。唯此，我们架起的“金桥”才能跨越时空，永远坚固。

第28章 关于农村部新闻扶贫的六个附件

附件1：相关图片

附件2：

齐心架起科技桥

一一本报农村部免费举办土豆技术培训班的启示

（一）

“吃过醋八饭,就把年货办。”虽然时已农历腊月十六,正值立春,又是个星期天,一向平静的报社编辑部大楼,却骤然拥进100多位散发着泥土气息的农民。他们进城不是慌着置办年货，而是专程赶来参加商丘日报社农村部免费举办的士豆栽培技术培训班的。

时针刚指到8时,报社大门口就有了5位农民。记者询问得知,他们中的4人是天不亮起身,从几十公里外赶来的。其中一个来自柘城县的农民还说,他惟恐误事,昨夜住进了临近报社的一家宾馆。

农民陆续而来,大大出乎组织者的估计,原先安排的容纳30人的小会议室显然不行,就改到四楼大会议室,八九十个座位呼啦啦一下坐满,有空隙的地方依然站着后来的农民。

培训班开始了。诺大的会议室里,100多位来自全区各个角落的农民,或坐,或站,有的摊开笔记本,有的伸长了脖子，都在专心地听讲。地区农科所助理研究员李兴明有备而来,从土豆的选种、整地和播种,到田间管理及收获,讲得细致而易懂。讲课中,不时有人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李兴明都微笑着一一解答。

培训班结束之际,李兴明示范土豆切块制种技术,学员们呼拉一下围上来,险些把桌子挤翻。下课后,李兴明走到哪里,人群就跟到哪里。原准备的技术资料发完了,加印的资料又被一抢而光。为抢到技术资料,农民们把专家挤到了凳子上、墙角里，弄得满头冒汗……

一直到下午两点,报社农村部及地区农科所的同志都没顾上吃饭,都被农民求知的动人场面感染着,预订、签协议、公证等环节有条不紊地进行。应大家的要求,农科所的同志拉来2400公斤土豆种，不到一个小时被抢购一空。

“不办年货学科技!”看着眼前科技春潮涌动的场面,记者生出这样的感慨,便与几位农民扯起来。

柘城县牛城乡宁庄村农民王木臣说：“现在我们农民致富无门,弄俩钱不容易。科学种田是我们的强项,这次土豆培训班正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怎能错过！平时都是吃好面馍,过年也没啥稀罕的,倒不如赶来学点技术实用。”

夏邑县太平乡农技站站长李宪海说:“这件事办得很好,确实给群众办了一件大好事。”

（二）

这次活动是如何出台的呢？

去年年底，商丘日报社农村部编发了一条有关河北巨葱的消息，随后陆续有些反响。12月5日,虞城县店集乡魏堌堆村农民李良忠、赵从运闻讯赶来。他们乘车赶到商丘市凯旋南路报社原址时，已是上午10时。两人一打听才知道报社已经搬迁到归德南路，便徒步寻找，一直走到南京路,才发觉走错了路,便又折头向东再向北。步行来到报社时，已是12时15分。路上,李良忠的脚磨出了血泡，两人边走边祷告:“但愿能见到农村部的人……”

听了他俩的叙述，农村部的编辑们深受感动，向他们详细介绍了该葱的有关信息。他俩感激地说:“你们真是农民的贴心人……”并且询问是否还有更多的致富门路。

这件事对农村部同仁震动很大。看来,农业科技等部门有“真货”,而农民被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坑苦了,致富无门,这中间严重地存在着科技棚架问题。

编辑们寻思,商丘地区是农业大区,而《商丘日报》作为地委机关报,理应加大对农村、农业、农民的宣传力度。去年,报社专门成立了农村部,今年初又推出农村版,报社领导的良苦用心就是想充分利用好这一宣传媒介更好地为农民服务。我们农村部同仁除了在每周四出版的农村专版上辟出一个整版刊登致富信息外，还应当积极探索解决技术棚架的路子,为千百万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为全区富民工程的实施尽点微薄之力。

为此,大家首先把目光盯在了地区农科所。去年6月，农村部曾在报纸上编发一条消息《种植马铃薯：农民致富的好项目》，接着又登了《马铃薯高产栽培技术》。农民来信来访询问者不断。一次,商丘日报农村版主编、农村部主任张同德碰见李兴明,谈了免费举办技术培训班想法后，李兴明很感兴趣。原来，他正有苦衷。他说,农科所在商丘县郭村镇的实践证明，种植土豆是一项农民致富的好项目，但苦于推广不开，他们为此想到了建立种子推广网络，他曾发动人员到公共汽车上散发技术资料,甚至组织科技人员下乡入村宣传,但收效不理想。

就这样,为农民致富搭桥铺路的使命感把报社与农科所连在一起。这一想法,得到报社社长李汉聚和王学思、张兴元、李学民等社领导的大力支持。李汉聚同志不仅听取了汇报,还三次跑到农村部安排此事。他说:“这个路子可以探索一下,要真正为农民办些实事!”王学思等领导也说:“一定要保证农民利益。不仅举办土豆技术培训班,以后还要举办小麦等多种项目的技术培训班。”

于是,从去年12月28日开始,《商丘日报》连续3次刊发了《关于免费举办土豆技术培训班的通知》,农村部的同志们决定,与农科所等部门联合,为农民靠种植土豆脱贫致富提供“一条龙”式的系列化服务。

（三）

紧紧张张的一天培训班结束了,但连日来到报社询问土豆栽培事宜的农民依然不断。

此次培训班举办当天,销售、预订早双一号、早双二号土豆良种近1万公斤。

出人意料的尝试,其意文远不在此。由此给人们的启示倒是令人回味的。

科技推广部门与新闻媒介联合为农民致富铺路架桥,不失为一次有益的探索。在报社党委的领导下,商丘日报社农村部成功举办这次土豆技术培训班，从一定意义上说,为如何解决科技棚架问题寻找了一条新路子。

在这次培训班上，预订土豆种子量最大的是永城县太丘乡丘庙村的同行3人。他们都是村里的领导，从《商丘日报》上看到免费举办培训班的消息后，他们认为种植土豆是该村群众致富的好门路,几个村领导一商量，并征求了全村村民组组长的意见,特意赶来参加培训班。他们当场交了200元订金,预订了5000公斤土豆种。村民兵营长夏明辉说：“我们相信咱党报说的，这是为咱农民办好事的。”

从举办这次培训班之事，编辑同仁认为，也探索出一条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报纸,如何真正地为群众服务,把报纸办到群众心中的路子。永城矿务局职工孟繁才说：“我家是农村的，这次来就是为家里学些技术，买些种子。你们报纸这样做,群众最欢迎了！”

（原载1996年2月15日《商丘日报.农村版》一版头题，作者：张同德 郭文剑 李道君）

附件3：

开门办报 群众参与

《商丘日报农村版》实施“新闻扶贫”

4月6日，柘城县梁庄乡杜菜园村绿油油的麦田里，商丘地区农科所副研究员、《商丘日报。农村版》科技顾问孙德营作为该报农村部组织的第七次科技下乡活动的主讲者，向农民现场传授小麦纹枯病防治技术……

此前，商丘县李庄乡潘阁村的残疾农民吴永德，曾手摇轮椅，“走”了两个多小时，专程来到报社，寻求致富信息……

农民群众与报社如此息息相关，是《商丘日报。农村版》坚持开门办报、实施“新闻扶贫”的结果。

1996年1月，商丘日报社党委决定将每周四出版的《商丘日报》作为《商丘日报。农村版》，责成农村部负责组稿、编稿和组版。根据本地区是农业大区，所辖七县二市各有两个国定、省定县的实际情况，农村部确定了“传播富民政策，架起致富金桥，展现乡间风采，倾听人民心声”的办报宗旨，策划推出了以新闻扶贫、科教兴农为内容的“金桥工程”。

他们精心办好《商丘日报。农村版》。特意将第三版作为“致富金桥”版，刊登大量实用的农业科技知识、致富信息等。农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夏邑县孔庄乡辛集村党支部书记李德永，以《商丘日报。农村版》为指导，从去年8月开始，带领70户农民办起了家庭饲养场。目前，他们饲养的8000只蛋鸡已开始产蛋，一天收入2000元；饲养的两万多只矮脚黄种蛋鸡成活率在90%以上。据对出版的65期《商丘日报。农村版》统计，已传播此类科技知识508条、致富信息894条。

他们还发挥新闻记者“社会活动家”的优势，与报纸介绍的农业专家等联合办事，架金桥，帮民致富。成立了以行署副专员连子恒为主任、由58名专家组成的“商丘日报农村版科技顾问委员会”；与地区科协、团地委、农科所等联合组建“金桥工程”农技推广网络；与农业专家联合，免费举办农业科技培训班等。去年2月4日举办的春土豆栽培技术培训班，100多名受培训农民获效益20多万元。他们还多次牵头组织科技下乡活动。去年9月，柘城县牛城乡一些果农因缺乏技术，果树结果少，已开始砍树。农村部编辑闻讯后，立即联系专家到该乡传授果树管理技术，从而保住了2000多亩苹果园。

《商丘日报。农村版》实施“新闻扶贫”后，许多农民剪辑保存、对照使用《商丘日报。农村版》。河南省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还发出通报，表扬“《商丘日报。农村版》办得活”，认为其“贴近群众，吸引了广大读者的积极关注和参与，体现了‘开门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内容、形式都比较活，颇有特色。”

（原载1997年4月10日《商丘日报。农村版》一版头题，作者：张同德）

附件4：

《商丘日报农村版》简介

1996年1月 报社党委决定将每周四出版的《商丘日报》作为《商丘日报.农村版》，组建农村部，负责组稿、编稿和组版。据年终对已出版的65期《商丘日报。农村版》统计，已传播科技知识508条、致富信息894条。农村部除编好农村版外，还利用新闻单位的优势，策划开展了新闻扶贫活动。成立了以行署副专员连子恒为主任、由58名专家组成的“商丘日报农村版科技顾问委员会”；与地区科协、团地委、农科所等联合组建“金桥工程”农技推广网络；与农业专家联合，进行16次科技下乡活动，并免费举办技术培训班。仅2月4日举办的春土豆栽培技术培训班，100多名受培训农民获效益20多万元。《人民日报》（1997.10.20）、《中华新闻报》（1997.10.27）、《新闻出版报》（1997.12.26）等纷纷报道《商丘日报。农村版》的做法，省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发出通报，表扬《商丘日报。农村版》办得活，认为其“贴近群众，吸引了广大读者的积极关注和参与，体现了'开门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内容、形式都比较活，颇有特色”，这也是贯彻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结果。郑州大学新闻系主任、新闻研究所所长项德生专门来报社就农村版发表讲话，并发表了研究文章。（原载《商丘日报大事记》）

附件5：《人民日报》相关报道

1997年10月20日 《人民日报》第四版刊登消息,报道全国新闻界新闻扶贫情况，其中提到“今年1月起河南商丘日报把每周四出版的报纸作为农村版，专门为贫困地区农民铺设“致富的金桥”。"全文如下：

手无寸铁百万兵 力举千钧纸一张

新闻扶贫全面展开

日前，由全国记协等单位组织的“中国百名记者志愿扶贫团”为时3个多月的扶贫采访胜利结束，累计发稿300多篇。六个分团的记者分赴贵州黔西南、宁夏西海固、四川凉山、陕西商洛、湖北大别山、云南红河等贫困地区采访，在深入基层、深入实践中了解了实情、国情，在思想上、作风上、业务上获得了丰收。

为完成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全国记协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今年4月初向全国新闻界发出了广泛深入地开展新闻扶贫活动的倡议，规模空前的“新闻扶贫”活动在新闻界全面展开：有的组织扶贫采访，有的刊登扶贫广告，有的开辟扶贫专栏，有的推出扶贫专版……

近年来，不少新闻单位在新闻扶贫方面作出了可喜的探索。从去年5月起，工人日报社开展了为期一年的大规模“新闻扶贫济困行动”；从今年1月起河南商丘日报把每周四出版的报纸作为农村版，专门为贫困地区农民铺设“致富的金桥”。而早在1994年，人民日报社就在河南省虞城县开展定点扶贫，报社派去挂职的年轻干部结合当地情况，采用了将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小额贷款扶贫相结合的新模式，很快使7000余贫困户稳定脱贫；人民日报华东版则从1995年9月至1996年6月开展了“与贫困地区人民同行”专题新闻扶贫活动，被称为“对贫困地区一次规模空前的舆论支持”。

“手无寸铁百万兵，力举千钧纸一张。”新闻单位缺钱少物，但日益发达的传播手段可以超越山水的阻隔，传递最新的信息，鼓舞人们的斗志，因而在扶贫攻坚中发挥了独特作用。湖北襄樊日报从旅游开发的角度切入新闻扶贫，在1995年分别对三个山区县的自然风景区进行了专题报道，取得很大成功。原来无人问津的谷城县南河流域，如今每天慕名而至的游客数以千计，1996年，景区内经济效益540万元。今年4月份以来，浙江金华日报专门开辟“八婺扶贫纪行”专栏，激发了社会各界参与扶贫的热情。

新闻扶贫给贫困地区人民带去了致富的信息，把他们的魅力介绍给了外在的世界，展示了贫困地区的新形象，鼓舞了干部群众脱贫致富的志气，同时也使参与扶贫的记者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和激励。“中国百名记者志愿扶贫团”的成员大多数是第一次到贫困地区采访的青年记者，扶贫采访使他们真切的了解了国情，增进了同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感情。到贵州采访的十几位记者还一路捐款2500多元，与10名贫困小学生建立了捐资助学关系。

（原载1997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四版头题、10月27日《中华新闻报》一版二题，作者：人民日报记者李新彦、杨明方）

附件6：市委书记刘新民等领导评价

1997年12月19日《商丘日报.农村版》出版100期。据统计，这百期农村版已传播科技知识2000条，致富经验839条，市场信息200条。市委副书记、市长史培德题词祝贺：“继续办好《商丘日报.农村版》坚持为农村、农业、农民服务。”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张炳如题词：“继续努力办好农村版，为农民致富搭金桥。”副市长连子恒来信中写道：“在过去的日子里，《商丘日报.农村版》按照传播富民政策，架起致富金桥，展现乡间风采，倾听人民心声的办报宗旨，坚持为农村、农业、农民服务，在实施’金桥工程’，做好新闻扶贫等方面作出了贡献，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农村版出版百期当天，市委书记刘新民致函商丘日报社农村版。他在信中亲笔写道：“商丘日报社农村版：我来时间不长，看了几期农村版，感到非常好。体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符合广大农村人民群众的心愿，符合市场经济的需要。报纸及时向人民群众提供技术、项目、节气等信息，起到指导、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个方向，农民群众欢迎。这对于农村的脱贫致富、小康村建设、振兴我市农村经济都有重要意义。希望报社及时总结经验，再接再厉，使我们的报纸更贴近人民群众，更适合市场经济的需要，更受人民群众的欢迎。祝商丘日报越办越好。向报社的全体采编人员、广大职工问好。刘新民 97.12.19”。

第29章 在穆青“勿忘人民”的旗帜下：虞城工作餐与商丘“垃圾路”采访忆记

穆青“勿忘人民”思想如何作为新闻工作的灵魂与灯塔，指引我们发现新闻、辨别价值，并在纷繁现实中保持定力？回顾“虞城国际会议的工作午餐”与“商丘运河垃圾路”两次亲身采访经历，使我们对此有了深刻的认识：“勿忘人民”是新闻价值的核心，是记者增强新闻敏感的有效途径。唯有将身心扎根于人民生活，新闻工作者才能获得最敏锐的感知、最深厚的情感和最强大的力量，使报道真正回应时代关切，温暖万千人心。

虞城工作餐：一顿饭背后的清风与惊雷

记忆的闸门打开，时光倒流至1996年10月18日中午，河南省虞城县店集乡政府大院。秋日明朗的阳光，透过老式窗户的玻璃，在临时充当餐厅的会议室的水泥地上，投下斜斜的光柱。空气里，弥漫着米饭和炒菜的朴实香气，而非酒肉的油腻。

我与摄影记者崔申义，跟随参加农村小额信贷扶贫项目国际研讨会的八十多位中外代表，走进了这个略显简陋却无比庄重的“餐厅”。眼前的一幕，让我的笔尖为之一颤：一排排长桌旁，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加拿大开发署等十多个国际组织的专家、学者、官员们，正人手一个白色的泡沫饭盒，用着一次性竹筷，安静地用餐。饭盒里的内容一目了然：一团米饭，一个金黄的鸡蛋饼，几根碧绿的青菜，还有一份香菇炒鸡肉。旁边，是一瓶矿泉水和一盒冰红茶。没有旋转餐桌，没有白酒红酒，没有劝酒寒暄，甚至没有复杂的餐碟——这与我们习以为常的公务接待场景，形成了极具冲击力的反差。

“杰克伦先生，您需要再加一盒吗？”工作人员轻声询问。那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总部的高级顾问，正饶有兴致地、略显笨拙地学着使用筷子，像用叉子一样将饭菜送入口中。他抬起头，笑着点点头：“是的，谢谢，味道很好！”不远处，身材高大的青海项目澳方队长查添木，已经快吃完第二盒，他对着我们镜头，用生硬的中文大声赞美：“真香！太好吃了！”那满足而坦诚的笑容，瞬间拉近了所有距离。整个用餐过程，高效、安静，仅仅持续了约20分钟。

这20分钟的宁静，在我心中却犹如一声惊雷。我与崔申义交换了一个眼神，彼此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震撼与兴奋。这是一种新闻本能被点燃的激动。我们几乎同时行动起来——他端起相机，迅速寻找角度，快门声轻快响起，记录下这真实无比的瞬间；我则迅速摊开采访本，走近正在用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刘文璞教授和加拿大专家胡晓龙先生。胡晓龙先生指着饭盒对我说：“这一盒，不过10元人民币。但这种方式，我们完全能接受。如果大吃大喝，那才真是浪费。”

采访结束时，我心中仍有一丝疑虑，特意找到孟加拉国乡村银行托拉斯总裁拉提费先生，担心如此简朴的接待会影响他们对当地工作的评价。这位长者微笑着，语气肯定地说：“请放心，虞城县的做法，务实、高效，一定会成为全中国的样板。”

事后，我采写的通讯《国际扶贫会上的工作午餐》及崔申义拍摄的新闻图片，在10月24日《商丘日报》一版头题发表，编辑李道君还配发了短评《这样的工作午餐好》。接着一一10月28日，《人民日报》四版头题刊发我采写的通讯，《中国青年报》一版刊发崔申义拍摄的图片。11月6日《人民日报》四版“人民论坛”专栏，还刊发了由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李德民针对我采写通讯撰写的评论《从文明角度看吃喝》，更将这“20分钟的清风”提升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

虞城国际会议工作餐短暂的二十分钟，就像一记重锤，敲在我的心坎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因为，就在走进餐厅的那一刻，穆青老师那句朴实无华却重若千钧的话语，如同洪钟大吕在我耳边响起：“群众的信任才是最高的奖赏。这是无形的勋章。”眼前这一场景，不正是人民群众最深切的期盼吗？不正是对铺张浪费、公款吃喝这种不正之风最无声却最有力的抨击吗？正是内心怀揣着对人民群众深厚的情感天平，我和摄影记者崔申义才会在这个看似平常的国际会议餐桌上，敏锐地捕捉到比会议议程本身更具新闻价值的闪光点——那份简单至极的工作午餐，它所蕴含的清廉务实作风，竟比后来全国范围内推行“禁酒令”、严格规范公务接待早了二十多年！这种“超前”的背后，是“勿忘人民”立场赋予我们的新闻敏感，它让我们能穿透表象，直抵事物的本质。

商丘“垃圾路”：一次浸满腥臭的行走与呼唤

七年之后，2003年6月初，夏意渐浓，但“非典”疫情的阴霾仍沉重地压在全国人民心头，对环境卫生的关注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就在此时，我作为《京九晚报》副总编辑，带领由刘絮、李紫晖等年轻记者组成的采访小队，走上了商丘市区运河南岸一段长约一公里的河畔路。

眼前的景象，用“触目惊心”已不足以形容。本该是芳草萋萋、市民散步的休闲步道，已然沦为一条巨大的、露天的“垃圾路”。腐烂的西瓜皮流淌着汁水，动物内脏散发出恶臭，死猫、死狗狰狞地暴露在日光下，五颜六色的塑料袋像绝望的旗帜挂在枯枝上。最令人窒息的是那黑压压的苍蝇群，人一靠近，便“轰”地一声如乌云般腾起，直扑口鼻。空气中混合着垃圾腐败的酸臭和运河水体的腥味，令人肠胃翻涌。

我们踩着污水横流的地面，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居民韩大妈一眼认出了我们，小跑着过来。她指着自家后窗，声音哽咽：“记者同志，你们看看，这窗户敢开吗？上面说要开窗防‘非典’，我们这窗户一开，苍蝇能扑一屋子！这十多年，我们是闻着臭味过来的啊！”我抬头看去，她家的窗户果然被黄色的粘胶带封得严严实实，仿佛在抵御一场无形的战争。

在睢阳区财委家属院门前，情况更为严峻。一座“陪伴”了居民十余年的垃圾山，地面部分已高出人头，居民说，地下埋着的更不知有多深。来到附近的马楼村，村民魏月华把我们引到他家的小院。虽是白天，院子里却显得阴暗潮湿。他指着墙根和床腿，用一种近乎麻木的语气说：“没法子，一到晚上，潮虫就跟赶集似地从四面八方爬出来，满屋都是，有时睡着觉，它们就顺着床腿爬上来……”那一刻，他眼中深藏的无奈与痛苦，像一根冰冷的针，深深扎进了我的心里。所有这些细节——被封死的窗户、居民绝望的泪水、爬满潮虫的床腿——都通过我们的笔和镜头，化作了《“垃圾路”苍蝇横飞》、《十余年长伴垃圾堆 居民苦不堪言》等一篇篇沉甸甸的报道，刊发在了2003年6月4日、6日《京九晚报》“晚报记者在行动一一追寻卫生死角’栏目中。

报道刊出后，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睢阳区新城办事处迅速行动，组织车辆人员昼夜清运。2003年6月20日，我们带着欣慰的心情，刊发了后续消息《垃圾死角终得清除》。报道后，一位居民特意找到报社，紧握着我的手，老泪纵横地说：“谢谢，谢谢你们！这下我们全家终于能打开窗户，透一口痛快气了！”那只粗糙、温暖、微微颤抖的手，和那句朴素的感谢，让我对穆青恩师所说的“群众的信任才是最高的奖赏”有了刻骨铭心的体验。当年那条蚊蝇横飞、臭气熏天的“垃圾路”，如今已是绿树成荫的运河公园。这一变迁，是对“脚底板下出新闻”最有力的回报，也是“勿忘人民”最生动的实践成果。

思想的回响：沉淀于实践的新闻真谛

回顾这两次跨越七年的采访，虞城工作餐的“清风”与商丘垃圾路的“除恶”，看似题材迥异，其精神内核却一脉相承，都深深植根于穆青“勿忘人民”的思想沃土。

正是这一思想，赋予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新闻眼”。在虞城，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顿简单的午饭，而是与公款吃喝歪风的鲜明对比，是民心所向的清廉作风。在商丘，我们面对的不只是一堆垃圾，而是“非典”时期群众最深切的安危所系，是亟待解决的民生痛点。

也正是这一思想，锻造了我们深入基层的“铁脚板”。新闻的活水永远在田间地头、在街谈巷议、在人民的喜怒哀乐里。只有真正走下去，接上地气，闻到泥土味，听到真心话，我们的报道才能有温度、有力量，才能与人民群众同频共振。

穆青提出的“勿忘人民”，早已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融进我们血液的职业基因。它指引我们，每一次采访都要俯下身去，倾听大地的心跳；每一篇报道都要敞开心扉，感受人民的温度。虞城的那份工作餐和商丘的那条垃圾路，已成为我职业生涯中永不褪色的记忆坐标，它们时刻提醒我：唯有不忘初心，勿忘人民，我们的笔端才能流淌出时代的正气与真情，我们的新闻生命才能与脚下这片土地和其上的人民，紧紧相连，生生不息。

第30章 《国际扶贫会上的工作午餐》、《“垃圾路”苍蝇横飞》等附件

附件1：国际扶贫会上的工作午餐

10月18日中午，参加农村小额信贷扶贫项目国际研讨会的80多位代表，走进河南省虞城县店集乡乡政府暂作餐厅的会议室，共进工作午餐。

这些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十多个国际组织、四十多个国内单位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上午前往该乡花李庄等村，入户调查孟加拉扶贫模式试点运作一年来的情况。作为全国三个试点之一，虞城县扶贫经济合作社把从孟加拉国乡村银行获得的贷款，按照“小额贷款，分周偿还，五户联保，自主经营”的原则，贷给店集乡755个贫困户，帮助他们脱贫致富。

紧张工作了一个上午，此刻，代表们在一排排长桌旁落座，他们前面摆放的是：一盒快餐，外加一瓶水和一盒冰红茶。快餐盒内，主食是大米，副食是一个鸡蛋饼、几根青菜和一份香菇炒鸡肉。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总部高级顾问杰克伦学着邻座的样子，像用叉子一般，捏着竹筷一口一口地扒着饭菜。工作人员不等他吃完第一盒饭，又给他端来一盒。他掀开快餐盒盖，挑着一片片香菇，吃得津津有味，还不时和邻座逗笑取乐。

现任青海项目澳方队长的查添木身高体胖，他吃完一盒又取过一盒，边吃边说：“真香啊，太好吃了……”

加拿大开发署CIDA新疆项目专家胡晓龙吃着米饭，对身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委副书记、教授刘文璞说：“这一盒快餐，不过10元人民币。其实，这种就餐方式外国人能够接受。如果大吃二喝，那才真是浪费。”

整个午餐只用了20分钟。代表们步出“餐厅”，随即实地参观、考察店集乡扶贫合作社。作为采访会议的记者，我担心这样的午餐是否会影响代表们对虞城县的评价，特意询问孟加拉国乡村银行托拉斯总裁拉提费先生。他微笑道：“虞城县的做法，一定会成为全中国的样板。”

（原载1996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四版头题，1996年10月24日《商丘日报》一版头题，作者：张同德）

附件2：　　从文明角度看吃喝

有一条新闻，读了令人耳目一新：十月十八日，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十多个国际组织、四十多个国内单位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在河南省虞城县店集乡吃的午餐是每人一盒快餐、一瓶矿泉水和一盒冰红茶。每份十元，很受欢迎。有位外宾说：“虞城的做法，一定会成为全中国的样板。”

这条新闻给人的启发是多方面的。笔者不想在本文重复众所周知的道理，比如，大吃大喝是铺张浪费，挥霍公款大吃大喝更是腐败的表现，等等。联系虞城那份工作午餐，不妨从吃喝与文明的关系上略作分析，说明大吃大喝也是一种不文明。

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解决老百姓温饱问题的重要，首先要吃饱肚子。吃饱之后，才有条件讲吃好。而吃好的意思是讲营养，讲口味，讲简便，讲卫生，而决非劳民伤财的大吃大喝。热情好客，慷慨大方，这是中国的传统。但热情好客、慷慨大方不等于大吃大喝。一待客，就是七碟八碗，中国酒、外国酒、中国烟、外国烟，一吃几个小时，一剩半张桌子，仿佛只有如此才是“盛情”，才有“面子”。时代发展到今天，这种“传统”看来应该改一改了。

从现代文明的角度看，这种“盛情”，这种“面子”，不仅是暴殄天物，而且是一种愚昧、落后、贫困的表现。为什么这样说呢？现代人饮食讲卫生，大吃大喝有害健康，不是愚昧是什么？现代人饮食讲精简，大吃大喝耗财费时，不是落后是什么？现代人饮食讲适量，大吃大喝、非要一顿吃个够本才过瘾，不是贫困又是什么？特别是招待发达国家客人，我们往往从传统观念出发，觉得不大摆筵席就不够热情，或者怕怠慢了人家办不成事。殊不知，在他们看来，只有食不果腹的人才这样穷凶极恶地吃喝，只有不讲效率的人才这样耗费时间，只有败家子才这样穷奢极侈、挥霍无度。如果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他们就会想：和这样愚昧、不讲效率的人合作，肯定不会有好效益。因此经常发生这样的结果：招待得越丰盛，人家离你越远。据说，上面提到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的成员，到有些贫困地区考察扶贫项目，由于我方接待过好，引起怀疑是否真的贫困，该投资的也不投资了。因此，同外国人打交道，必须了解这种观念的差异。如果非要在外宾特别西方发达国家外宾面前讲排场、摆阔气，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甚至适得其反。

也许有同志会说：外国是外国，中国是中国，今日中国已不是昔日中国，富了，吃点喝点又何妨？不错，感谢十八年来的改革开放，国家比过去发展了，老百姓比过去富裕了。但要看到发展和富裕才刚起步，还有六千五百多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扶贫任务艰巨。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切切不可头脑发热，以为自己真的阔了起来。将来即使真的“阔”了，也不能那样大吃大喝。不少同志出过国，无论出席重要宴会，还是小店就餐，或是做客朋友之家，吃喝都比较简单，并没有像我们那样餐餐如宴会，出国的同志并没有感到慢待。人家来了，我们却待之以大吃大喝，花钱不少，费力不小，效果却不好。

吃喝与文明，关系密切。在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吃喝本是很讲究文明的。无论老百姓讲究“青菜豆腐保平安”的朴素，还是士大夫“一樽还酹江月”的豪放，“酒浓春入梦，窗破月寻人”的悠闲，都是一种文明。哪像今天的那些饕餮之徒，终日泡在酒盅里，趴在饭桌上。从吃喝，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文明程度，也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从这个角度看，虞城那份工作午餐，给我们上了一堂很现实的精神文明课。

（原载1996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第四版“人民论坛”，作者：李德民）

附件3：“垃圾路”苍蝇横飞

本应是芳草青青、鸟语花香、适宜市民休闲散步的运河南岸，如今却有了一条臭气熏天的“垃圾路”。

这条“垃圾路”位于商丘市区运河东段中原桥、昌盛桥之间，长1公里许。

6月2日上午，记者看到运河南岸的这条小路被一片片垃圾堆满，苍蝇、蚊子乱飞，堆放的垃圾堆里有碎砖头、瓦块、石子，有西瓜皮、剩饭菜、废纸、塑料袋，甚至还有龇牙咧嘴的死狗，散发着一阵阵恶臭，和着乌黑的运河水散发出难闻的气味，飘散在居民区中。

提起这条“垃圾路”，居民韩大妈非常气愤。她说这些垃圾都是别人晚上偷着倒的，她家离“垃圾河”很近，后窗户上天天都黑糊糊地爬满苍蝇，每天都得用扫帚扫，根本不敢像防非典要求的那样开窗户通风透气。天热的时候，在家里都能闻见一股扑鼻的臭气，让人透不过气来，熏得人时常吃不下饭，经常感到头疼。

一位王女士对记者说，这条“垃圾路”原是一条僻静的小柏油路，她家的出租车和摩托车，每天都从这条近路上过，出行更是方便。可近半年来，由于附近没有倒垃圾的地方，这儿的垃圾越堆越多，越倒离她家越近，她现在出门只好绕道，一是小路被垃圾堆满过不去，二是气味实在难闻。

当地许多居民向记者反映，眼下已经入夏，气温逐渐升高，垃圾却一天天增多，大量的垃圾露天堆放，散发出有毒气体，危害居民健康。他们迫切希望，有关部门能迅速行动起来，彻底清理这条“垃圾路”，还市民一条优美、卫生的河畔路。

（原载2003年6月4日《京九晚报》，作者：张同德 刘絮）

后续：本篇與论监督稿见报后，引起了有关部门重视，釆取了整治措施。6月12日《京九晚报》对此进行了后续报道。当然，如今商丘运河公园已经今非昔比，成为了市民休闲游玩的好地方，此文也就立此为鉴，可作对比之“镜”。

附件4：十余年长伴垃圾堆 居民苦不堪言

臭味扑鼻、蚊蝇乱飞、杂草丛生，长30多米、宽10多米，地上高约2米的一座垃圾堆，深藏于商丘市香君西路北面的睢阳区财委家属院门前。据附近的居民反映，这座垃圾堆的地下高度还有3米左右，且已陪伴他们长达十余年。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令人难以相信附近居民竟然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高高的垃圾堆上，五颜六色的塑料袋被风吹得乱飘，动物的尸体在阳光下散发出阵阵恶臭。6月4日，居民们纷纷向记者诉说，不仅附近的居民往这儿倒垃圾，连大街上清扫卫生的人也每天把整车的垃圾往这儿倒，有生活垃圾，也有屠宰户倒的动物内脏等，以至狗在这儿吞吃动物内脏的事情时有发生。一年四季，他们不敢开窗户；一到夏天，人若从垃圾堆旁走过，苍蝇会跟着撵出多远。

睢阳区财委家属院一位姓冯的女同志告诉记者，她是1989年搬到这里居住的。那时，这座垃圾堆的位置是个大坑，约3米深，最深的地方达4米，十多年过去了，大坑渐渐被垃圾填平，又高出地面竟至如此。这块地方属于睢阳区开发区，几年前开发区还有专人往外运送垃圾，但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就没人管了，这垃圾堆遂越积越高，越“长”越大。

马楼村村民魏月华家西墙外就是这个垃圾堆。记者在他家里看到，凌乱的小院堆满杂物，苍蝇嗡嗡乱飞，整个小院弥漫着一股难闻的臭味。他说，一到傍晚，潮虫从四面八方爬出来，院里、屋里到处都是，有的竟然顺着床腿爬到床头上。到了夏天，他家的绳子上、电线上都会挂满苍蝇，黑压压的挺吓人。

王玲一家住在睢阳区电业局家属院的最后一排，从她家的二楼后窗上可以看到整个垃圾堆的全貌。在她家静谧的小院里，她告诉记者，防非典需要开窗户通风透气，可这对她家和邻居们来说是一种奢望－－为了尽量挡住苍蝇，阻止臭气，她们家一年四季都用粘胶带把窗户封死，把窗帘拉上。邻居们已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此事，可至今仍然得不到清理，“眼看着垃圾堆一天天‘长高’，真不愿在这儿住下去了。”

（原载2003年6月6日《京九晚报》第二版，作者：张同德 李紫晖 刘絮）

后续：2003年6月20日《京九晚报》二版刊发消息《垃圾死角终得清除》，所配编者按写道：“本报6月6月曾以《十余年长伴垃圾堆，居民苦不堪言》为题，在‘晚报记者在行动一一追寻卫生死角’栏目中刊登文章，披露了商丘市香君西路睢阳区财政局家属院门前10多年陈年垃圾堆影响居民生活之事。睢阳区新城办事处接受报纸批评，委派苏庄村委会出动4辆车，昼夜工作，终于清除了这些陈年垃圾。他们这种接受批评，勇于挑战陋习的做法值得称道；这种清除卫生死角，切断非典等病毒传染渠道，积极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精神值得赞扬。”

第31章 牢记初心，勿忘人民：一份内参背后的舆论监督使命

穆青不仅撰写了《十个共产党员》，热情讴歌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典型，他还一直把新闻媒介当成是公众实施舆论监督的代表和喉舌。他提出的"应该增加一些报道问题的新闻"、提倡"贴近群众，加强热点报道"等一系列观点，都是在反映社会舆论，为人民群众鼓与呼。而穆青亲自参与的“朱穆李事件”，则充分体现了他对新闻舆论监督的重视和作用。

在新闻工作中，我向穆青学习，不仅报道人民群众的先进典型，看到一些危害群众利益、违背群众心声的事，也积极行动，通过新闻和"内参"的形式，进行舆论监督。

每当翻开那本泛黄的采访本，1993年的春天便清晰浮现。那一年，1月7日，商丘日报社《内部参考》编发了我与同事白月亮撰写的文章一一《商丘市民对夏林落选的反映》。这份仅印发五份的内参，是在穆青恩师“勿忘人民”新闻理念指导下的具体实践，不仅揭示了地方政治生态的隐忧，更为日后震惊全国的“徐建设雇凶杀人案”埋下了关键伏笔。

1993年1月，商丘市（县级市，1997年6月撤地设市后改为梁园区）党代会期间，市委副书记、市长夏林意外落选，在干部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作为扎根商丘多年的记者，我和白月亮敏锐察觉到这场选举背后的不寻常。随后数日，我们走访街头巷尾，听到的多是群众的困惑与质疑。一位在商丘投资的台商直言：“你们共产党搞窝里斗太可怕了。”这句话，如锤击心，令我久久难安。

夜深人静时，我反复想起穆青恩师的教诲：“新闻是一种舆论，舆论的力量就在于不断地从生活中提出迫切的问题，来引起群众和有关部门的注意，促进问题的解决。”这坚定了我们以内参形式向上反映问题的决心。

经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李汉聚（北大毕业的才子）批准，这份内参仅印制五份，报送地委书记、副书记、人大主任、政协主席等正厅级领导。它成为《商丘日报》创刊以来印数最少的内参，却引发远超预期的反响——河南省委常委会办公室、人民日报社河南记者站站长李杰主动索阅，最终惊动时任省委书记李长春等省委常委批示。

内参刊发后，我们遭遇了赤裸裸的威胁：

白月亮收到装有两颗子弹的信封一一个中缘由，为何寄来两颗子弹，可想而知。

后来，我在报社门口被三名"醉汉"无故殴打致左臂骨折，造成轻伤害。个中缘由，亦耐人寻味。

看来，威胁的背后，正是我们触及的利益网络。

事后我们才逐步查明原因，给内参提出的“像夏林这样落选，到底有没有背景？原因究竟是什么？”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原来，夏林和徐崇臣之间的矛盾不是简单的党内争斗，而是党性和派系的斗争，人民性和党内黑社会的斗争。时任商丘市委书记徐崇臣把商丘市搞成了自己的家天下，排斥异己，不择手段，为所欲为。为此，徐崇臣才采取不正当手段，操纵选举导致夏林落选。内参所揭露的，正是徐崇臣家族与地方黑恶势力的勾结。他这种权力的滥用，也为其子徐建设的嚣张犯罪铺平了道路。

数年之后，徐崇臣之子徐建设——人称“徐衙内”——罪行彻底曝光。他篡改档案70余次，贿选、雇凶，最终谋害商丘市规划局局长李文忠。正如2025年9月11日《中国青年报》载文《市委书记之子、“黑帮”局长雇凶杀人内幕》中所言：“2000年1月3日，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雇凶手杀害商丘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局长李文忠的商丘市梁园区规划土地管理局原局长徐建设被判处死刑，另2名主犯也依法被判处死刑……徐建设之父商丘市原市委书记徐崇臣涉嫌非法拘禁被批准逮捕。至此，轰动整个豫东大地的局长雇凶手杀人案真相大白。"徐建设案的爆发，亦印证了我们内参所揭示的核心：权力一旦与黑恶势力勾结，必将导致极端腐败。

李文忠局长的遇害令人痛心，但此案的依法查处，彰显了党纪国法的威严。中央调查组的介入、徐氏父子的伏法，正是舆论监督与法治力量协同作用的结果。

这份内参的经历，让我在之后的新闻生涯中更加坚定。在担任新闻评论部主任期间，我与同事邢礼忠合作，在市纪委和报社纪委书记房诗唐的领导支持下，持续推出多组舆论监督报道。

记得调查虞城县项目办贪污案时，邢礼忠为赶稿凌晨三点仍伏案疾书。我从窗外望见他专注的身影，心生敬意。正是有这样一群坚守理想的新闻人，舆论监督的火炬才得以传递。

最惊心动魄的，是某个深夜的威胁电话。铃声骤响，听筒那头传来阴沉的声音：“你要钱可以给你，但你这样做，书记、乡长都当不成了……有胆现在到南边桥上来。”我平静挂断，次日一早即向市纪委汇报。威胁，反而更加坚定我的信念：我们若后退，蛀虫必将更猖狂。

这份内参及其后的舆论监督实践，让我深切体悟到穆青“勿忘人民”四字的千钧之重。我出身劳动人民家庭，曾为知青、工人，深知百姓在腐败面前的无力。记者不仅要歌颂光明，也要敢于向黑暗发声。正如后来我们报道虞城县项目款贪污案、柘城县计生工作检查索贿案等，虽遭遇威胁、阻挠，但在纪委支持下，最终让贪腐分子依法受惩。

徐建设案是一面镜子，照出“权力失监必致腐败”的警示。内参作为舆论监督的“轻骑兵”，能在关键时刻捅破窗户纸，推动问题解决。如今，我们依然需要发扬这样的精神，以初心守护人民，以监督推动进步。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那份泛黄的内参，记录的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代新闻人“勿忘人民”的信仰之路。它将始终照亮我们在舆论监督道路上的坚定脚步。

附：2025年9月11日《中国青年报》载文《市委书记之子、“黑帮”局长雇凶杀人内幕》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4Sn3CJEIgvUVny8o5Rq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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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商丘市民对夏林落选的反映

内部参考

第20期

《商丘日报》编辑部

一九九三年一月七日

商丘市民对夏林落选的反映

全国县级市"十佳卫生城"、全国科技兴市重点联系市、财政收入突破亿元大关、合资项目超过前十年总和、农业生产创历史最高水平、开发区建设卓有成效。

正当商丘市好戏连台之际，12月26日，从商丘市党代会上却传来市委副书记、市长夏林在党代会上落选的消息。商丘市广播电台当晚就把市委委员的名单公诸于众。顿时，此事传遍了商丘市的大街小巷，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

近日，记者听到了商丘市一些知名人士和市民们（其中有党的老干部、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工人、企业家、"三资企业"的外商和中方代理人等）的反映。

王飞霄（原商丘市市长、离休干部）一一

夏林办事果断，有工作能力。我曾向蒋光化等在中央部门工作的领导同志写信，谈到他是"商丘的希望"。我作为这次党代会主席团的一个成员，对他在市党代会中落选，感到非常遗憾……

商丘市第一玻璃厂1991年亏损142.6万元，工人领不到工资，人心涣散。夏林到厂里鼓励厂长振作精神，调整产品结构，并让市财政向这个厂注入资金10万元，多次在全市大会上，为这个小厂鸣锣开道，鼓劲。1992年底，这个厂终于实现利税141万元，成了小厂中的先进单位。

有人说商丘市人民政府到北京开新闻发布会是得不偿失。我认为，商丘市在全国的知名度太低了。通过这次发布新闻，"黄金十字架"的形象在国内外都提高了透明度，增强了投资的吸引力。要讲效益，一是部分投资项目已开始谈判，当然从磋商到拍板要有一个过程；二是社会信誉。这是无形的效益、不容低估的社会效益。如果把走出去广揽客户 、广交朋友当成捞虚荣，这种思想落后了10年，太封闭了。

周玉祥（全国劳动模范、省六届人大代表、市九届人大常委、商业职工）一一

我认为这次党代会不成功之处，就是把夏林选掉了。对夏林落选，我流了眼泪。

夏林来市里一年的政绩是有目共睹的，大多数市民认为这种选举结果非常不正常。再往前要选市长，上级应主持公道。商丘市的问题不能再拖了。

到北京开新闻发布会，这是好事。我是做生意的，关起门来做不成生意。到北京开新闻发布会，人家了解商丘才敢来。要是我们没能力、没项目，能敢到人民大会堂去发布新闻吗？

一家外资企业的中方代理人（经本人再三要求，不透露单位、姓名，为尊重本人意见故隐）一一

夏林是一位实干市长。我是在商丘长大的。夏林是历届市长中最出色的！

同一外资企业的外商女老板一一

政治斗争太可怕了，我无意介入……

但从切身感受谈，夏林市长理解、支持"三资"企业发展，思想解放。商丘市如果不要思想解放的人，今后是没有希望的。

谁对人民贡献大，他就可以当市长。人民会对这样的领导作出公正评价的。

魏克帅（中共党员、市工业供销公司经理）一一

我们要贯彻邓小平南巡谈话的精神，就需要夏林这样的开拓型干部。

这次选举结果，对夏林是不公正的。这样下去商丘市还有什么希望？

我们到南方招商，到北京等地去吸引人才，其实夏林就是一个少有的人才。如果夏林真走了，我们就不要再说招引人才了。

我听到许多市民沉闷地说，夏市长要走了，商丘市完了。

如果他走了，会使市民们非常痛心、失望的。我想，他不会，也不应该走掉的！

许多干部、群众普遍提出疑问：像夏林这样落选，到底有没有背景？原因究竟是什么？他们建议上级部门尽快彻底查清此事，并采取相应措施，以利于商丘市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的持续发展。

本报记者 白月亮 张同德

第33章 精神传承与时代对话：从穆青的灯塔到AI浪潮下的破浪前行

穆青恩师是一位跨越世纪的新闻巨匠。他的一生，像一座灯塔，照亮了中国新闻事业由手工铅字走向信息时代的漫长航程。无论在何种岗位，他都以“学习不止步、思想常更新”的精神，勇立时代潮头。

2002年，他先后为《河南新闻出版报》和《广州日报》题写“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与“与时俱进”，笔力遒劲，意气风发。这不仅是对两家媒体的勉励，更是他对整个新闻界的殷切寄语——唯有不断学习、不断革新，新闻事业才能保持生命力。穆青主张“文字与摄影两翼齐飞”，率先在新华社推动新闻图片与文字报道并重的改革。他强调：“文字要有思想的温度，照片要有历史的分量。”那时的新闻界仍然固守陈规，认为摄影不过是“配角”，而他敢于破旧立新，亲自拿起相机，用镜头捕捉人民的奋斗、时代的步伐。

在他晚年担任新华社社长期间，穆青依旧奔波在采访一线——他到工厂、到农村、到改革的前沿地带。那些年，他扛着沉重的相机，拍下了无数珍贵的镜头。有人劝他：“您是社长，不必再亲自拍片了。”穆青笑着说：“我怕不下基层，就听不见时代的声音。”正是这种亲历与真诚，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最有温度的记录者，也成为后辈新闻人精神的源头。

一、从穆青到我：一根精神的火炬

穆青的精神深深影响了我。作为共和国同龄人的新闻工作者，我亲历了中国传播方式的五次重大变革——从“铅与火”的排版印刷，到“光与电”的广播电视；从“报与网”的融合起步，到“数与智”的数据新闻，再到如今“云与端”的全媒体时代。每一次转型，都伴随着对自我认知的重塑。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在采访间隙常常想：如果穆青先生还在，他会如何看待互联网？他一定不会止步于纸质时代，而会以开放之心迎接数字革命。带着这样的思考，我开始尝试走进网络世界。

1999年，中国互联网方兴未艾，邮箱地址还被视为稀罕之物。那时，我在商丘信息港和网易建立了河南新闻界首个个人主页《焦点访谈》，用最简陋的HTML代码手工排版，自己写新闻、配图片、更新新闻评论。令人惊喜的是，这个页面的日访问量超过600人次，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字。后来，为纪念穆青恩师，我将主页改名为《穆青教我当记者》，作为精神传承的象征。

这不仅是一次技术尝试，更是一种精神接力。我深知，新闻人如果脱离时代的新语言，就会被历史淘汰。正因如此，我积极参与《商丘日报》、《京九晚报》的创办工作，与张群同志合作创建报社网站，探索报网融合的道路。2000年以后，我又受聘为香港ASK100网站管理员，成为河南新闻界最早涉足境外网络传播的记者之一。那时的互联网如同未开垦的荒原，而我愿做最早的“拓荒者”。

二、数字启蒙：从地下室里的“行天御毒”开始

我对数字世界的早期兴趣，还要追溯到1998年在北京中关村的一次采访。那天，我走进一个潮湿的地下室，见到了一位28岁的年轻程序员——刘杰。他坐在电脑前，神情专注，屏幕上跳跃着密密麻麻的代码。

“我在和病毒打仗。”刘杰说，语气平静，却带着一种战士般的坚毅。

当时全球47家反病毒厂商的检测结果刚刚公布，他研发的“行天98”查杀病毒18129种，检出率高达99.36%，位列世界第一。那一刻，我震撼得无以言表。一个来自河南商丘的青年，凭一腔热血和无数个不眠之夜，竟能在国际安全技术领域摘得桂冠。

我采访了他数小时，从大学时的机房经历，到创业时的艰难选择，从拒绝微软40万美元年薪的邀请，到坚持让中国人用上中国软件的初心。那天，我第一次感到：科技并非冰冷的机器，而是民族精神的延伸。

回到商丘后，我走访了他的家人，夜以继日写成通讯《行天御毒——记电脑反病毒专家刘杰》。这篇报道先后刊登于1998年11月8日《商丘日报》头版头题和12月24日《人民日报》第十一版，引发了巨大反响。刘杰随后应邀返乡作报告，全市掀起学习计算机的热潮。商丘信息培训班人满为患，不少学校开始设立计算机课程。那次采访，不仅让我收获了一篇传世之作，更让我完成了一次思想的“技术觉醒”——新闻人必须理解科技，才能理解时代。

三、家与教育：一台电脑改变的命运

1995年，我的儿子考入郑州大学计算机系。那时家境并不宽裕，但我与爱人刘炜商量后，毅然拿出全部积蓄——1.3万元，购置了一台金长城586电脑。对当时的一个普通家庭来说，这几乎相当于数年的工资总和。

电脑运到家中那天，儿子激动得连饭都没吃，我也在一旁好奇地看着那台灰白色的机器。谁能想到，这个闪烁着绿色光标的显示屏，后来改变了我对世界的认知。

1998年中国正式接入互联网，儿子带我第一次上网。那一刻，当屏幕缓缓加载出第一个网页时，我仿佛看到一个全新的时代正向我展开。1999年儿子大学毕业，成为我学习的老师。他教我打字、排版、发送邮件、上论坛，我从一个新闻老兵，变成了“数字新兵”。

我还清晰记得第一次在电脑上写稿的场景。键盘的敲击声如同印刷机的节奏，那种即时的反馈让我着迷。我逐渐学会用Word编辑稿件，用FTP上传网页，用图片软件修图。正是这段学习经历，让我后来能迅速适应新媒体时代的写作方式。

四、榜样的力量：老记者的青春

我的新闻引路人、商丘日报社原总编辑李景亮老师，是我心中永远的楷模。

2000年那会儿，他已年过六旬，虽已退休，疾病缠身，却仍然充满学习热情。记得有一回夜里十一点，他轻轻敲开我家的门，说：“小张，我的电脑又不听话了，能不能帮我看看？”我笑着让他进屋。他搬个小凳子坐下，认真地听我讲解操作步骤。他的那股“不耻下问”的劲头让我敬佩。

后来他竟自学成才，用电脑写作出十二部著作，累计500多万字。如今他已88岁高龄，仍每天在电脑前写作。每次想到他，我都会提醒自己：学习从来没有终点。技术会老去，但求知的心不会。

五、媒介更迭：从“铅与火”到“云与端”

回望四十年的新闻历程，我亲眼见证了传播技术的五次迭代：

“铅与火”时代：排字机与油墨的味道，是新闻人最初的记忆。

“光与电”时代：广播电视让信息跨越了距离。

“报与网”时代：互联网使新闻进入实时发布阶段。

“数与智”时代：数据新闻和算法推荐，让传播精准化。

“云与端”时代：手机、短视频、人工智能重塑了传播格局。

我曾以为自己跟不上节奏，但事实证明，只要坚持学习，就能在每个时代找到位置。如今，我在美篇、抖音、微信、QQ、今日头条等平台上继续写作、拍摄、发布短视频，与读者在云端对话。这是另一种“走基层”，只是地点从田野变成了网络。

六、AI浪潮：新闻人的新考题

当前，人s智能扑面而来，我们每个人都被推向新的十字路口。认清AI、学习AI、善用AI，成为时代赋予的新课题。

人工智能的到来，也让传播业进入前所未有的转折点。它能生成文字、合成语音、自动剪辑视频，甚至能模拟记者的采访提问。面对AI的迅猛发展，许多人既期待又担忧。

我尝试用AI辅助写作、制作短视频、修图，发现它确实高效，但有时也会犯错。一次我让AI帮我在海口三十六曲溪附近生成一条适宜中老年人的徒步线路，结果它竟然扯上了30公里以外的东寨港红树林风景区。还有一次，我让AI查找一件轰动全国的重大案件，它查然“查无此事”。这提醒我：再先进的算法，也无法替代人的判断力。技术越智能，我们越要保持独立思考。

如同人类一样，AI并非十全十美，也需要学习进步一一这从AI系统不断迭代升级即可看出。AI眼下存在的种种弊端，不应成为我们排斥人工智能的理由，反而警示我们：AI的本质，是放大人的能力，而不是取代人。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对真理、对审美、对伦理的理解。一个不会使用AI的记者，会被历史淘汰；但一个盲目信任AI的记者，更加危险。越是智能工具普及，越需要掌握广博的社会知识与前沿科技，保持独立思考和人文判断。AI是利器，而非主宰；是辅助，而非替代。唯有持续学习、主动适应、理性运用，才能在人工智能的洪流中保持主体性，不被时代抛弃。

七、灯塔依旧：从“与时俱进”到“破浪前行”

穆青先生曾写道：“我愿意作拿起照相机的战士。也许，从年龄上讲，我是一个‘过期胶卷’，但我愿意加大一级光圈，调整快门速度，发出鲜艳的色彩，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灿烂风姿。”这句话，我至今铭刻在心。

每当我面对新技术、新观念、新挑战时，耳边仿佛总能听到他的声音。

“与时俱进”，在穆青那里，不是口号，而是血液。它意味着永不懈怠的学习精神，意味着深入生活的人民立场，意味着以时代为镜、以人民为心的新闻担当。

今天，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正重塑传播秩序，但我相信，只要新闻人仍能像穆青那样，以赤子之心感受时代、以求真之笔记录人民，我们就永远不会成为“过期的胶卷”。

结语

从穆青的相机，到刘杰的电脑；从金长城586到智能手机，从报纸印刷机到AI写作平台，我们跨越的不仅是技术，更是观念。

时代更迭，唯有精神永恒。

穆青恩师的那盏灯，如今已传到我们手中。

它照亮过去，也指引未来——

在AI的巨浪中，我们依旧要做那位“拿起相机的战士”，

以学习为桨，以创新为帆，

继续在时代的风口，破浪前行！

（感谢我国著名计算机专家刘杰生生，于2025年10月23日亲自修改我撰写的原文，终成此稿）

第34章 行天御毒——记电脑反病毒专家刘杰

行天御毒

———记电脑反病毒专家刘杰



大洋彼岸，荧光闪烁的电子公告牌显示：通过对全球47家反病毒厂商共同认定的病毒疫苗库中的18245种病毒进行检测，中国研制的“行天98”反病毒软件查出病毒18129种，检测率达99．36％，位居世界第一。 　

　 “行天98”反病毒软件的研制者、年仅28岁的反病毒专家刘杰，望着电子公告牌的显示结果，欣慰地笑了…… 　

　1988年，刘杰考上了郑州大学计算机系软件专业。那时，郑州大学总共才有60多台微机，而全校使用计算机的同学有千人之众。同学们互相拷贝磁盘，使许多病毒进入微机，机器陷于瘫痪。

　　刘杰用自己的程序做了杀毒盘，在机房一用就灵。这是他自己，也是郑州大学第一个杀毒盘。

　　1993年10月，世界计算机博览会在北京国际博览中心开幕的第二天，刘杰坐在门后的一个摊位上，陷入了沉思。1992年大学毕业以来，他在深圳、北京、郑州之间到处流浪，干的是程序活，吃的是程序饭。他投入巨大精力研制的“译林在线式英汉词典”（简称“译林”），因为头一天开幕没有争取到摊位，未能上会销售。今天，刘杰讲明与摊主售后分成，才在门后一个摊位有了立足之地。 　

　就在此时，命运之神向刘杰张开了笑脸。几天吆喝叫卖下来，“译林”竟然签下了10万盘的订单！此后，“译林”连续半年占据全国软件销售排名榜榜首。 　

　比尔·盖茨及其同事十分赞赏刘杰的编程能力，以一年40万美元的酬金，邀请刘杰到美国从事技术开发，刘杰婉言谢绝了：“许多人帮助外国人挣中国人的钱，我为什么不能挣外国人的钱呢？” 　

　今年8月26日，北京市科委的数十台计算机开机后，开始几分钟还看似正常，但硬盘的指示灯一直在闪烁。随后，机器速度越来越慢，接着，屏幕上打出一行提示：系统出现故障，需要重新启动。　

　然而，当人们关上机器，重新启动时，机器却毫无反应，屏幕一片漆黑，有的主板被烧，有的硬盘遭破坏……

　　刘杰接到北京市科委的求助电话后，建议他们立即关掉电脑的电源，等候处理。刘杰派他的助手赶到科委，马上对机器进行查毒处理，半个小时后，从机器中查出并杀死了数百个CIH病毒。

　　这时，刘杰想起了一个从未谋面的“黑客”———陈盈豪。不久前，此人设计了一个每月26日定时发作的病毒，通过因特网慕名找上门来，与刘杰的反病毒成果进行碰撞、搏杀。

　刘杰收集到了陈盈豪的这一病毒的病样，按其姓名每个字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将这种病毒命名为CIH病毒。

　　鉴于5月份出版的“行天98”顺利地查杀了这种病毒，刘杰对它没太在意。只是由于合作关系，他将CIH病毒提供给了世界最大的一家反病毒机构，谁知CIH病毒竟给这家反病毒机构出了难题。 　

　这家机构曾向全世界庄严承诺：接到计算机病毒的病样后，一周内颁布检查病毒的方法。然而这次它接到CIH的病样后，却出乎意料地沉默了两个多月，只是对它在全世界的组织和机构发出了警报……直到9月份，它才公布了检查CIH的版本。

　　如今，看到CIH病毒在我国如此肆虐，刘杰当即向公安部计算机管理监察司报警。公安部于8月31日发布了通告。

　　经过多方努力，CIH病毒到10月底在我国大势已去。经过这场劫难，世人的防毒意识普遍增强，这其中，刘杰功不可没。　

　刘杰出名了，然而刘杰想得更远：根据比尔·盖茨关于“养肥羊才能剪羊毛”的市场经济观点，他将“行天98”反病毒软件赠送给“联想”集团，供其在70万台“联想”微机上无偿使用。他还公布了自己的网址———www．sdxf．com，供大家免费下载使用“行天98”反病毒软件。

(原载1998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 》第十一版，1998年11月8日《商丘日报》一版头题刊发时，题为《向世界第一迈进一一记商丘藉电脑反病毒专家刘杰》，作者：张同德)

第35章 行天御毒——创业路上的孤勇与信念

作者：回忆自刘杰

记述整理：张同德

一、创业的起点：从校园机房的一盘磁片开始

1988年，我踏进郑州大学计算机系的校门，那一年，学校全校只有六十多台微机，而使用计算机的学生却有上千人。每个人都拿着软盘在机房之间辗转拷贝，学习资料在交换，病毒也随之传播。那时我们还不懂什么叫“信息安全”，只知道机器死机、程序出错，一次次重启仍无法恢复。

那一天，我在机房守着一台死机的计算机发呆，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能不能写个程序，把这些病毒都清除掉？”我花了几个通宵，用汇编语言写了人生中第一个“杀毒程序”。第二天，当我在机房运行它时，机器竟重新启动成功。周围的同学欢呼，那一刻，我第一次体会到“创造”的力量。那枚软盘，被我命名为“行天”——取意“行于天道，御于毒害”。

那是郑州大学第一个杀毒盘，也是我创业梦想的起点

二、漂泊与磨砺：从实验室到街头摊位

1992年大学毕业后，我揣着理想南下深圳。那时中国的软件行业刚刚萌芽，写程序的年轻人一茬接一茬，但真正能靠技术养活自己的寥寥无几。

我租住在蛇口一间八平米的地下室，白天给别人写程序，夜里继续研究自己的软件。那段日子最大的奢侈，是一碗热汤面。

后来我去了北京、又回郑州。漂泊的几年，我做过打字员、系统维护员、甚至给电脑城摊主修机器。可每当夜深，我仍会拿出那盘软盘，告诉自己：有一天，我要让“行天”重生。

1993年，北京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世界计算机博览会。我带着自己研发的“译林在线式英汉词典”赶到会场，却因错过报名时间，没有摊位，只能挤在门后的角落。那几天，我坐在地上，用手写的纸牌打着广告。

我至今记得那个细节：风从展馆门口灌进来，纸牌被吹倒无数次，我一遍遍拾起。

就在那样的境地中，奇迹发生了——短短几天，“译林”签下了 10 万盘的订单。半年后，它跃上全国软件销售排行榜的首位。那是我第一次真正靠技术赢得市场，也让我看见了中国软件的未来。

三、拒绝高薪：因为我想让中国人用自己的软件

“比尔·盖茨想见你。”

1994年，一个朋友带来这个消息。当时微软的代表在北京找我，希望我能加入他们的开发团队，从事反病毒技术研究。年薪 40 万美元，这在当时几乎是无法拒绝的诱惑。

可我思索了一夜，最终还是婉拒了。

我对朋友说：“许多人帮外国人挣中国人的钱，我为什么不能挣外国人的钱？我要做属于中国人的防毒软件。”

这一决定让很多人不理解。可我知道，中国需要自己的安全防线。那一夜，我重新启用了那个名字——“行天”，它代表信念，也代表责任。

四、病毒肆虐与破局：行天98的诞生

1998 年春，CIH 病毒在全球肆虐。这种病毒伪装潜伏，能在每月 26 日定时发作，烧毁主板、破坏硬盘，让成千上万台电脑陷入黑屏。北京科委、公安部、各大科研机构的机器一夜瘫痪。

8 月 26 日凌晨，我接到北京市科委的紧急电话。电话那头焦急的声音让我心头一紧。

我让他们立刻切断电源，派助手连夜赶往现场。半小时后，我们查出并清除了数百个 CIH 病毒样本。

我知道，这场战斗才刚开始。

我根据病毒编写者陈盈豪的名字，将这种病毒命名为“CIH”，并更新到“行天98”的病毒库中。

令人震惊的是，当我把样本提供给一家国际知名反病毒机构时，对方竟两个月无解。这让我更加确信——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在网络安全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10 月底，CIH 病毒在全国范围被彻底控制。公安部发出通告，提醒全国用户提升防毒意识。而“行天98”的查毒率达到 99.36%，在全球 47 家反病毒厂商的测试中位列第一。那天，看到电子公告牌闪烁着“18129 / 18245”的数字，我笑了——那不是成绩，而是中国软件的一次觉醒。

五、张同德采访：从“奋斗”到“信念”的对话

1998 年 11 月的一个下午，商丘日报记者张同德先生来到我在北京中关村的办公室。那是地下室一个简陋的地方，十几平方米，墙上贴着几张图表和手绘的病毒结构示意图。

张老师戴着眼镜，目光温和却锐利。他坐下后说的第一句话，我至今难忘：“刘杰，我听说你的软件打败了世界 47 家反病毒公司？”

我笑着摇头：“不是打败，只是我们更了解中国的电脑。”

那天的采访持续了五个小时。张老师问得极细——从大学机房那盘杀毒软盘，到“译林”的失败与成功，再到“行天98”的研发过程，他都仔细记录。

当他听到我拒绝微软邀请时，眼神闪着光：“您不后悔吗？那可是四十万美元一年。”

我答：“如果年轻人的目标只是去挣钱，那就不会有中国的软件产业。”

张老师沉默了几秒，放下笔，说：“我明白了，这篇文章该叫《行天御毒》。”他解释道：“‘行天’，是您最初的信念；‘御毒’，是您为国而战的象征。”

不久，《人民日报》、《商丘日报》刊发了这篇文章，全国多家媒体转载。标题下面的那行字——“记电脑反病毒专家刘杰”——让我一时红了眼眶。

我知道，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故事，也是那个时代中国青年技术创业的缩影。

六、创业的艰辛：从理想到责任的蜕变

许多人看到的是“行天98”的成功，却不知道背后的孤独与挣扎。

在开发“行天98”的那一年，我几乎没有休息过完整的一天。白天要调试代码，晚上还要应对各种病毒样本测试。

有时连续三天没合眼，眼睛干涩得睁不开，只能靠冷水冲。

我记得有一晚，程序反复崩溃，我气得一拳砸在桌上，指关节渗出血。母亲打电话来，让我回家吃顿饭，我说：“妈，再给我两天。”那两天之后，程序终于跑通，我趴在键盘上睡着了。

创业不仅是技术上的考验，更是经济上的煎熬。那时所有资金都投在研发里，连吃饭都要精打细算。办公室的电费交不起时，我们靠邻居拉来的延长线继续工作。

有一次，服务器崩溃，备份全无，我一个人守在机房里，直到凌晨五点，终于把数据救回。那一刻，我才真正懂得，创业不是浪漫，而是一种“被逼到极限的坚持”。

七、张同德其人：一位有情怀的记录者

张同德先生是一位极具责任感的记者。他告诉我，他曾采访过许多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但很少遇到像我这样“从泥土里爬出来的程序员”。

他说：“您代表的是中国技术人从无到有、从追随到超越的那种精神。”

采访结束后，他给我写信：“刘杰，我将来要在回忆录中写上一章，叫‘与时俱进’，其中会记下您这一段故事。因为您让我看到，一个人的理想能与时代同频。”

多年后，我再次读到那封信，仍被震撼。一个记者，用文字为时代立传；一个程序员，用代码为国家筑防。那是两个平凡人的相遇，却留下了永恒的印记。

八、赠与与初心：让安全成为每个人的权利

1998 年底，我决定将“行天98”免费授权给联想集团，在他们的 70 万台电脑上无偿使用，并开放网站免费下载。这一举动让很多投资人惊讶，他们认为我放弃了巨大利益。

我只回答一句话：“比尔·盖茨说，养肥羊才能剪羊毛。我希望先让中国电脑安全，再去谈市场。”

事实证明，这一决定让“行天98”迅速占领全国市场，也让无数普通用户第一次接触到真正免费的安全软件。

九、回望：创业是孤独的修行

回想那几年，我常觉得，创业更像是一场“自我修行”。

在孤独、焦虑、贫穷和失败的边缘徘徊无数次，能支撑下来的，从不是名利，而是心底那点信念——我相信，中国人能做出世界级的软件。

有人说，创业者是“用时间和生命燃烧的人”。我认同。

当看到一行行代码在屏幕上闪烁成安全的防线，当听到用户因为“行天98”而免遭损失时，我就知道，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十、尾声：岁月如歌，初心如一

多年以后一一前几天，张同德先生再次提起要写《与时俱进》一章，把那篇《行天御毒》纳入回忆录。

他说：“那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不只是技术的胜利，更是信仰的胜利。”

我沉默了许久，只说了一句：“谢谢您，当年记录下我最艰难也最骄傲的时刻。”

回望那段岁月，从郑州大学的机房，到北京博览会的角落，从病毒肆虐的深夜，到人民日报的报道，一路风雨，一路坚守。

创业的艰辛早已化为平静，但那份信念——让中国人用上自己的安全软件——依然鲜活。

“行天御毒”，不仅是软件的名字，更是一代人的写照。我们在时代的浪潮中跋涉，用微弱的光，点亮后来者的路。

（我国著名计算机专家刘杰先生，于2025年10月23日应邀发来此文，在此表示感谢）

第36章 “勿忘人民”铸师魂：十二载大学执教路忆怀

“你们是八路军，是正规军。而我是土八路、游击队……”2005年10月30日，站在郑州大学会议室的讲台前，面对三百余名本科生与研究生，我这段自嘲式的开场，引来满场欢笑。而当我缓缓展开那份凝聚半生新闻实践与思考的讲稿——《从穆青教我当记者感悟记者成长之路》时，会场中响起一阵又一阵真挚的掌声。

那天我所站的大学，正是穆青恩师曾在1986年校庆时赠言新闻系的地方。他说：“对党的事业有高度的责任心，对人民群众有深厚的感情，是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政治素质。”他亲笔题写的“勿忘人民”，也成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院训，如灯似帜，照亮无数学子前行的路。

2003年8月，我从京九晚报副总编辑岗位退居二线。受原商丘市教育局局长、时任商丘工学院校长郑炳钦之邀，我踏上大学讲台，先后在商丘工学院、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商丘师范学院任教十二载，讲授《新闻采访与写作》等课程。从媒体人到教书人，看似转身，实为延续——延续穆青恩师所倡导的“勿忘人民”之精神脉络。

我本是文革前考上黄河水利学校的中专生，虽经自学取得河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专文凭，且是河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优秀毕业生，却从未系统接触过大学本科教材。初登讲台，内心不乏忐忑：一个“土八路”，如何教好大学？

迷茫之际，穆青恩师1991年1月10日在新华社五楼办公室对我说过的一段话，若如钟声回荡耳畔：“记者不能整天想着成才。成才没有捷径，也没有秘诀。”“不要只讲成才，不讲出发点……那些关心、热爱群众，为群众分忧的人才能真正成才。”他在我采访本上题写的“勿忘人民”，不仅是对青年记者的勉励，也成为我从教十二载的精神底色。

于是，每学年的第一课，我都会带着那叠泛黄的讲稿、那本题有“勿忘人民”的采访本走进教室。我不急于讲授采写技巧，而是从一段往事说起——

我说起85岁的潘从正，只因穆青一句“我还会再来”，便长年跪伏于乡间土路，一铲一袋，垫平坑洼，汗水浸透白发；我说起穆青提及任羊成晚年艰辛时眼中闪烁的泪光，与他办公室窗台上那只缀着补丁、装着劳模心意的小米布袋。这些细节不载于教材，却让学生看见何为“人民的记者”，何为扎根于大地的新闻魂。

这段教与学的历程，凝为《从穆青教我当记者感悟记者成长之路》一文，发于《商丘工学院学报》，也成为我作为三所高校客座教授12年中每年开学讲授的第一课，成为商丘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录制成视频的精品课，成为作为新华社—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员二十年来反复讲述的一课。从郑州大学学术厅到重庆大学师生的“重走穆青路”，这一课，从讲台传入心灵，由往昔照进当下。

2011年3月12日，“纪念穆青诞辰九十周年暨新闻名篇名记者全国学术研讨会”在郑州隆重召开，我应邀赴会作了此学术发言，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会长、博士生导师、教授郑保卫和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丁柏铨等肯定，认为“张同德应该给新闻院校的学生讲一讲”。会后郑保卫教授又来信称：“看了来函和照片，使我又想到了在郑州见面的日子，想起你的精彩发言，非常感谢你，用自己的实践诠释了穆青的成才思想，也希望你能够多到新闻院校去给新闻学专业的学生们讲讲课，让他们受受教育。”

十二年间，我与师生们情谊日深。2004年在商丘工学院，学生将我评为“我们心中的最美教师”，黑板上留下“感恩的心”的笔迹，赠我牌匾，上书“工作顺利，万事如意”。那份讲台之外的认可，令我感怀至今。

2014年我在商丘师范学院任教时，左手小拇指骨折，仍吊着绷带连上三节课。次日，时任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周鹍鹏，率班子成员登门探望，他慨叹：“你们这一代人，真是被毛泽东思想牢牢滋养起来的。”话语朴素，却道出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根基——那不是教条，是信仰；非为束缚，乃为滋养。

我热爱教学，因它让我重回起点。1981年我初学新闻，无书可读，只能靠手抄、背诵《我30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等名篇起步；多年后手捧正式教材，穆青的教诲、半生实践的体悟与理论彼此印证，终得豁然开朗。

在众人鼓励下，我历经数载，于2014年5月整理撰写出《张同德新闻采写知识系列讲座》，十讲正文、九个附件，七万余字，融合案例与实践思考，2014年11月至2019年1月连载于商丘日报社《新闻阅评》，并上传网络，陆续发布在网易博客、QQ空间与美篇平台，聊作引玉之砖。

每当行走校园，见图书馆座无虚席，湖畔树下学子埋首书卷，总想起毛主席那句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我常对学生说，新闻无捷径，唯以心为灯、以行为路，将根深扎人民之中，方能不负记者之名、时代之托。

走过这些年，我愈发笃定一件事：新闻于我们，从来不该只是谋生的饭碗，而是值得倾尽一生的事业。有学生问我，当好记者最难的是什么？是吃透新闻理论，还是抓准新闻价值？在我看来，这些都重要，但比它们更根本的，是穆老强调的源自“勿忘人民”初心的“敬业”二字。有了这份敬业，蹲点采访时顶风冒雪不觉苦，熬夜改稿时通宵达旦不觉累，哪怕为了一个细节、一个数据反复求证，也甘之如饴。就像原人民日报社社长邵华泽先生给我的题词“天道酬勤”，这四个字，我不仅挂在书房，更常讲给学生听——曾经有位跟我实习的郑州大学学生王凯博，就因为没弄清新闻“五要素”，连续往采访单位一一商丘市公交公司跑了四趟，直到把每个细节摸透。后来她的稿子成了好新闻，毕业后到中央电视台工作。我总拿这个例子告诉学生：新闻路上没有捷径，唯有以敬业为舟，以勤奋为桨，才能行稳致远。

如今我七十有六，身负中国记协新闻工作三十年纪念证书，亦为三所高校客座教授、新华通讯社一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员。每逢9月10日教师节、11月8日记者节，收到同事、师生的节日问候，总觉暖意萦怀。我深知，连缀我数十年新闻路与十二载教书缘、二十年研究员生涯的，正是穆青那句名言一一“勿忘人民”。

十二载大学讲台如昨，让我深信：新闻不仅是职业，更是可以传承的事业；而“勿忘人民”，就是那不灭的火种。

第37章 从穆青教我当记者感悟记者成长之路

记者成长之路怎么走？这是摆在广大年轻记者以及从学新闻专业的大专院校学生，各行各业新闻爱好者、通讯员，市、县委宣传部新闻干事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回想起我三次当面聆听穆青教诲特别是他两次接受我共计长达1小时50分的单独采访实则是上“小课”的历历往事，面对着穆青逐字逐句亲笔修改我采写的通讯《“勿忘人民”——访新华社社长穆青》实则是批改作业的张张稿纸，徜徉在长达十七年我多次见证穆青与潘从正、任羊成等人民群众建立深情厚谊的“平民情结”感受其言传身教的沧桑岁月，我——一个从业三十多年且兼任高等院校客座教授、研究员的资深记者，深切感悟到了要成为一名人民记者，就要

——下大气力培养与人民群众的感情，真正做到“勿忘人民”；

——树立严肃认真、百折不挠的工作作风，具有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敬业精神；

——加强学习，与时俱进，具有广博的社会知识和精深的专业知识。

一、从我三次当面聆听穆青教诲特别是他两次接受我共计长达1小时50分的单独采访实则是上“小课”的历历往事，感悟到做记者就要下大气力培养与人民群众的感情，真正做到“勿忘人民”

当我在豫东农村看稻田打牛腿时，当我在工厂车间站钳台拿锉刀时，当我在机关大院写文件办公事时，做梦也没有想到有朝一日我会当记者。我之所以有今日，与众多老师的教诲息息相关，特别是3次当面聆听穆青教诲以及与他断断续续长达10多年的交往中，教我学会了当记者。

上世纪60年代《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时，我正在开封上学并去兰考红庙一个月，吃、住在农民家里，亲眼见证了由穆青刮起的焦裕禄旋风；穆青在另一名篇《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中报道的著名植树模范潘从正，也就生活在我们商丘市的宁陵县。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经历过人生的种种坎坷之后，决心从学新闻，其目的也正是想着像穆青那样成名成家，这才在１９８６年穆青第四次看望潘从正走后不久，我和另一位同志结伴去宁陵县石桥乡万庄采访潘劳模，然而不经意间看到了这样一件令我终生难忘也从此改变了我命运的事儿，使我产生了感性认识，有了思想的升华：

那天上午，走在万庄去林场的土路上，我们见到一位身材消瘦、胡子雪白的老人。他不是站着远眺景色，也不是坐着与人闲谈，更不是躺着休身养性，而是趴下身子，双膝着地，一只手用铲子支撑地面，另一只手拖着鼓囊囊的布袋，两眼紧盯着路中间的洼坑，艰难地趴着，爬着……他把袋里的土倒进洼坑，用铲子拍了两下，又掉转身子，向路边的松土挪去。一颗颗的汗珠爬满了老汉的脸庞，一声声的喘息撞击着我的耳膜，我的心猛地一震！

潘从正的二儿子、万庄党支部书记潘富修正陪着我们去林场。他见到我的疑惑状，解释道 ：“他,就是俺爹。上个月穆青来时，俺爹用手指比着说：‘俺，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你已经来看俺四次了。’穆青说：‘我活到你这个岁数，还要再来四次。’俺爹记住了这句话。他盼着穆青再来万庄，却又担心从万庄去林场的这段路坑坑洼洼恐怕摔着穆青，打那以后，他瞅空便来垫路。”稍停片刻，潘富修接着说：“１９８２年，俺爹被一头老公羊顶伤了腰，好几个月行动不便，经常跪在地里伺弄树苗。上个月穆青来时提起这事，问他是不是落下毛病？俺爹笑着说：‘没有，没有，早就好朗利了。’可实际上，他……”

我的鼻子一酸。从此８５岁高龄的老人眼盯土坑、拖着带病的身子跪地拖袋，修补道路的情景，便如雕塑一般，刻在了我的心里……

穆青来到宁陵县石桥乡万庄村，与潘从正夫妇亲切交谈。

多年以后，回想起自己亲眼目睹的85岁的老汉潘从正跪地拖袋修路盼望穆青再来的一幕，我每每激动不已，有时甚至潸然泪下。

这天，我们住在了潘从正的家里，与潘的家人促膝长谈。从此，我还历经四年时间搜集材料，于1990年写成了获全国林业好新闻一等奖、河南省好新闻一等奖、河南省地市报好新闻一等奖的通讯《绿丝带结下的友情——记新华社社长穆青与宁陵农民潘从正的友谊》。在这篇通讯里，我记述了穆青与潘从正两人合栽的“友谊树”，记述了因穆青无意间说过一句话“樱桃好种树难栽”，潘从正便精心栽培、托人捎去、现正郁郁葱葱地生长在新华社大院里的两棵樱桃树，更记述了穆青为潘从正撰写的碑文。碑文优美、动人，酷似一篇散文，全文如下－－

　　长眠在这里的是一位普通的农民，他名叫潘从正，人称“老坚决”。

　 他在世87年，却有半个世纪抛家离舍同妻子住在沙荒地培育苗圃,植树造林。风沙曾掩埋过他，断粮几乎使他送命；病了他不肯离开，老了还趴在地上拖着土袋修了50米坡路。

　　他千辛万苦培育的苗圃和防护林，历经劫难，几起几落，但他亳不气馁。他说：“他毁，俺栽，他再毁，俺再栽，俺是为国家，为子孙后代！”

　　此处原有棵老柿树，年年都挂果，纵是压弯了腰也硬撑着。他常夸这柿树不偷懒，说人生也是一棵树，也应多结果，老柿树移栽别处后，他对家人说：“我老了，就埋在这里。”

　　 如今，他的遗愿实现了。经他培育的树苗已经绿满了宁陵大地。4里长的防风林已堵住了万碧风口，2000多亩风沙地也已变成良田。他年复一年地把自己的岁月刻进了树木的年轮，用滿头的白发换来了大地的锦绣。你看，那高大的树干，是他坚实的身影；雪白的梨花，是他高洁的灵魂；绿色的风涛，是他爽朗的笑声；郁郁葱葱的林带，是他生命长青的丰碑……

　　他默默奉献的一生，是我国一代农民的风范。他为国家为人民缀网劳珠的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

　 　历史将会证明，他比我们更年轻。

一九九零年春三月 穆青撰并书”

新华社社长、著名记者穆青与一个普通的农民竟然有着如此深厚的感情，写出如此情真意切、催人泪下的碑文，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难道记者成才与联系群众之间还有着什么必然联系吗？带着疑惑，趁此后不久去北京开会之机，我叩响了穆青办公室的门。

当时，商丘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的称号尚未最后审定。在我一心想着成名成家的情况下，面对新闻界的泰斗，自然而然急切地询问：“记者怎样才能成才？”

“不要只讲成才，不讲出发点。”穆老上身微欠，两眼俯视。

“中央鼓励成才，我们当然提倡造就名编辑、名记者。但是，现在有的年轻人不愿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不下苦功夫打好基础，改造自己的思想，就好比拔苗助长。光想走捷径，就会走错了路。如果只考虑自己成才，也许永远成不了才。倒是那些不考虑自己、一心想奉献的人，关心、热爱群众，为群众分忧的人直正能成才。就说斯诺吧。他不考虑自己成才不成才，到中国的陕北采访，从而写了《西行漫记》等举世闻名的作品。”，“和群众息息相关，才能有一种力量推动自己前进。”穆青同志恳切地说。

他说道：“最近有两个山西广播电台的记者，花几个月的时间徒步采访，从山西到内蒙古，沿着群众解放前逃荒要饭‘走西口’的路走了一趟。他们钻山沟采访，人家把他们当成骗子，说‘记者都是车接车送的。哪有这样的记者呀，一身水一身泥的！’他们吃住在农村，弄得不像样子，但是受到很多锻炼，看到了那个地区的历史变化……”

说到这里，他若有所思：“现在，记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的太少了。”

他接着说道：“我们记者总是为人民服务的，总是关心群众疾苦的，要考虑怎么为他们服务，怎么更贴近……”

穆青同志深情地提起了宁陵农民、林业模范潘从正：“听到他去世，我是掉了泪的。潘从正勤劳、坚毅、质朴，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美德。”

“焦裕禄、潘从正这些人，群众不会忘记；记者真心实意为群众做好事，群众也不会忘记。深入下去和群众建立感情，你就会觉得值得。一辈子和群众滚在一起都是值得的！”穆青同志语重心长，谆谆告诫。

我们谈起了新闻界正在评选的最高奖－－范长江新闻奖。穆老抬高了声音，果断地说：“范长江新闻奖也好，什么金牌银牌也好，都不是最高的奖赏。群众的信任才是最高的奖赏！这是无形的勋章！”

我请求与穆老合影。他欣然应允，并在我的采访本上题词“勿忘人民”。

1991年1月23日，我与穆青的合影。

穆青在我采访本上的题词——“勿忘人民”。

回到河南后不久，我看到了1991年第3期《中国记者》杂志发表的穆老写的文章《从记者走西口想到的》，文中特意提到1991年１月１０日及２３日，他在新华社五楼办公室接受我近两个小时的单独采访。他写道：“前不久，一家地区报的一位记者问我：‘记者怎样才能尽快成才？’我告诉他，记者不能整天想着成才。成才没有捷径，也没有秘诀。我为他题写了‘勿忘人民’四个大字，勉励他把根牢牢扎在人民群众之中。”

在《记者应当建立调查研究的“生活基地”》一文中，穆青更加深入、更加全面地谈到这一问题。他说：“从事新闻工作是需要积累各种资料的。有题材的积累、主题的积累、语言的积累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是思想感情的积累，这是一种无形的积累，是无法用几千张、几万张资料卡片衡量其价值和分量的。说到底，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问题，是立场问题、人生观问题。这是记者素质中最为重要的方面。一切有志献身于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记者，都要重视这种积累，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下大气力培养对人民群众的感情，以优秀作品赢得他们的信赖，推动社会前进。”（见《穆青论新闻》第417页）

从我30多年的新闻实践及近十年的新闻教学经历来看，我深切认识到——

首先，要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要想作好文，首先做好人。做人是作文的先决条件。穆青“勿忘人民”的新闻伦理思想正是讲的这一道理。就专业而言，“勿忘人民”也是新闻价值的核心，是增强新闻敏感的有效途径。在新闻工作的采、写、编各个阶段，新闻工作者都要换位思考，主动把自己当个读者，看看自己采、写、编的新闻广大读者即人民群众是否喜闻乐见，是否真正做到了替百姓说活，为政府分忧；

其次，主动深入基层，经受历练，切实做到“三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正如胡锦涛 总书记2009年5月2日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所说的：“希望同学们把深入实践作为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古人讲，既要‘读万卷书’，又要‘行万里路’。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才成长的规律。古往今来凡成大事者，无不经过社会实践的历练和艰苦环境的考验。”

再次，就是记者一定要建立自己的联系点，熟悉点上的情况，与那里的工人、农民、基层干部“打”成一片，这不仅对于自己世界观的改造非常必要，而且对于搞好自己从事的新闻工作也十分必要；

最后，“跟着啥人学啥人，跟着巫婆吓假神。”采访中要主动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基层干部中的英雄模范交朋友，这不仅会对自己的世界观改造、素质修养的提高受益匪浅，而且能发现他们生活中的细节，有助于采写新闻。穆青同志在谈到《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采写体会时就曾经说过：“多少年来，我们深深地体会到，这种和英雄人物思想感情上的息息相通，水乳交融，有时是掺和着血和泪的。它往往产生一种无论如何都抑制不住的冲动和激情，这是一种巨大的力量，甚至简至是一种魔力。它能使你如呆如痴，睡不着觉，周围的一切好像都不存在了一样……这种激情，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像一条无形的鞭子，鞭策着我们去克服一切困难，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把它写好。”

二、徜徉在长达十七年我多次见证穆青与潘从正、任羊成等人民群众建立深情厚谊的“平民情结”，感受其言传身教的沧桑岁月，感悟到做记者就要树立严肃认真、百折不挠的工作作风，具有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敬业精神

1991年1月在北京这次采访时，穆老提到林县农民任羊成。他说：“任羊成是修建红旗渠的特等劳模。当时林县流传一句话，叫做‘除险队长任羊成，阎王殿里报了名。’他用绳子捆住腰，吊在悬崖上,放炸药,去危石 ，天长日久,勒得腰部血肉模糊。我去看他时，让他掀开衣服看看，已经两三年了，还有一圈老茧……回来赶上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我没写成……前些时候，安阳日报两个记者去看他。他日子很艰难，连个收音机都没有，棉袄袖子露着棉花……我们怎么能忘记这样一些人民的功臣呢？”

办公室里静得能听到我俩的喘气声。穆老的两眼亮亮地，噙着泪花。

“起初，他不愿意接受两个记者的采访，后来看到他们捎去的人的照片（注：指穆青的照片），他哭了……前几天，他专程来北京看我，给我带了十几斤绿豆、小米，布袋还是烂的！”

顺着他的手指望去，我看见窗台上放着一只缀着补丁的小小的布袋。从此，穆老办公室窗台上那只缀着补丁的布袋、穆老眼中浸着的泪花，总在我的眼前晃动；穆老那一声深情的感叹“我们怎么能忘记这样一些人民的功臣呢？”也时时回响在我的耳畔。

当年修建红旗渠时的除险队队长任羊成。

任羊成当年冒死修建红旗渠时的情景。

回到河南后，我开始关注此事并踏上了七访任羊成的历程。正是这些关注和走访以及因为此事与穆老断断续续的接触，使我学到了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教育，亲身感受到了穆青与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以及他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敬业精神。

1991年3月，河南省委省政府商丘现场办公会召开，作为与会记者，我将刚刚写好的通讯《“勿忘人民”──访新华社社长穆青》的复印件，交给了时任河南省委书记侯宗宾的秘书刘春良。那上面记载着任羊成的情况，有穆老亲自修改的笔迹。

5月15日，一封省委信函寄给了我。刘春良同志在信里写道：

“侯书记对此事十分关心和重视。他从商丘回郑州后，不仅在不同场合几次说过这件事，而且给林县县委书记打了电话。4月25日，他到林县调查研究并参加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现场会，一下车便提出看望劳模。

“在这之前，侯宗宾同志曾向水利厅负责同志询问情况。有人说林县情况复杂，如果领导看望劳模可能会引起一些历史问题。侯书记听后激动地说：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当年修建红旗渠的功臣，连生活都不能给予保证，又何谈去发扬红旗渠精神？难道我们连几位劳模的生活都负担不起？真不行我用自己的工资去负担他们。我们对劳模不能是这个态度！’”

正是从1991年这一年起，河南省开展了声势浩大、延续至今的河南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红旗渠精神杯竞赛，对全省的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这年5月，我专程去林县看望任羊成时，还见到这样一幕：

在任村镇古城村任羊成简陋的家里，除了悬挂在墙上的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他的合影照片以外，家里空荡荡的，土坯上架着的一块寿木板竟然做了任羊成的床铺。院前10几米处，荆棘堆在两根粗大的木棍上，封住了井口。原来，这是任羊成退休以后，看到偏僻的家乡依然用不上红旗渠的水，自己便与乡亲们集资打井，当时他每月只领50多元的退休工资，养活全家4口人，资金实在短缺，加上打井时摔折了脚脖，不得不暂时停工。

然而不仅如此，更令我吃惊的是1996年6月第二次走访任羊成时了解到的有关情况。鉴于1991年我初访任羊成时，时任县委书记跑到我住宿的招待所房间里，对我说“林县情况复杂”，劝我不要报道的背景，我决定暗访任羊成。

当我独自径奔任羊成家里，并与他乘坐长途汽车同上红旗渠分水岭，且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街上小饭店吃饭畅谈时，了解到的真实情况依然使我大吃一惊。且不说任羊成在向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汇报到是原县委书记杨贵带领全县人民修建红旗渠之时，坐在右侧的一个人伸手捣了一下他的腰间；也不提任羊成在被领导接见后县委、县政府既没人用车把他送回几十里外的乡间家里，也没人给他安排住宿的房间，到吃饭时依然无人过问，只能孤零零地一个人蹲在县委招待所院子里的情况（注：后来还是任羊成碰见了正领着山西代表团参观红旗渠的县人大常委会某副主任，才解决了当晚的吃、住问题），单单他给我谈的一件事情就令我震惊：

得知红旗渠特等劳模、神炮手常根虎病入膏肓，任羊成与红旗渠特等劳模、铁姑娘队队长郭秋英一块去看望他。常根虎从枕头下哆哆嗦嗦地抽出一个用旧报纸裹成的纸包，递给郭秋英，说：“你还年轻，将来有一天恢复我的党籍了，你替我交上党费。”任羊成、郭秋英打开一看，里面竟全是分壳、毛票……

2002年6月7日，我与商丘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马基忠，总编辑谭体英等同志一块去安阳市拜望穆老时，亲手交给了他载有我写的通讯《情系任羊成》一文的1999年2月6日《商丘日报》，再次向穆老谈起了任羊成的近况。

2002年6月7日，在安阳宾馆，穆青阅看《商丘日报》，那上面刊有我采写的《情系任羊成》一文。

多条渠道、多次反映的情况表明，任羊成等劳模的待遇并未解决。穆青以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以坚韧不拔的敬业精神，一直关心、过问着任羊成的情况：1993年冬，他在大风雪夜里与任羊成等劳模们促膝长谈；1994年2月，他滿含深情地写了讴歌任羊成奉献精神的通讯《两张闪光的照片》；1998年秋，他看到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强调的“不要忘记修渠的人”的指示并未完全落实，两次向中央领导和河南省委写信反映红旗渠劳模的情况；1999年1月，他眼睛红润、声音低沉地对找他为《中国有条红旗渠》一书写序言的河南大学出版社的同志说“几位劳模的事情不解决，我心里总感到有个疙瘩没解开”；2002年6月8日，他应邀参加红旗渠纪念馆开馆仪式时，与任羊成长时间地手拉着手，静默无语……2002年6月26日，在历经种种挫折以后，他又指示新华社河南分社刊发了题为《红旗渠特等劳模任羊成等渴望落实劳模待遇》的内参。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后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奎元等河南省委、省人大4位领导在此内参上先后5次批示，要求解决任羊成的省级劳模待遇落实问题。

2002年8月7日，在任羊成等四位同志享受省级劳模待遇之后，穆青专门听取了新华社河南分社内参作者的汇报。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内，穆老一边听汇报，一边谈他与红旗渠劳模的感情往事。他说：“文革期间的派性斗争，把任羊成等人说成是黑典型，假劳模，人家一个除险英雄、跟着县委书记杨贵修建红旗渠命都不要了，怎么会是黑典型？我当年看到任羊成腰上的伤痕，都掉眼泪了” ；谈到开除另一位红旗渠劳模常根虎党籍时，他说：“太冤枉了，常根虎临死的时候，把党费拿出来，临终遗言说，什么时候把党籍恢复了，就把党费交给组织。”谈到这里，他的眼睛里溢满泪水。

在穆青去世以后，我又五访任羊成，了解到任羊成的新情况。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视察红旗渠时深情地说道“任羊成了不起”，提议“来，羊成，咱俩合个影”，然后手握手地与任羊成合影留念；任羊成还应邀随团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讲解修建红旗渠时的英雄事迹；并作为安阳市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二传手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2003年11月13日，在红旗渠分水嶺，趁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郭秋英之机，我与任羊成攀谈时还获悉，他与郭秋英、李改云、张买江等四位依然健在的红旗渠特等劳模已经享受省级劳模待遇。自已月收入已达千余元，两个孩子都参加了工作。劳模们也青春焕发，继续发扬红旗渠精神。为了响应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将红旗渠建成青少年教育基地的号召，红旗渠管理局开展了新的旅游项目——像当年除险队员那样表演凌空除险。黄金时节、旅游高峰，任羊成就常常吃、住在青年洞，边看着徒弟们凌空表演，边进行现场讲解。为了义务教会5个年轻人凌空除险，2003年——已是74周岁高龄的任羊成，还两次将自己腰系粗绳，吊下山崖，在悬崖峭壁间飞来荡去……

风雨过后，我与任羊成四手紧握，欣喜万分。

穆老认为当一个好记者最重要的条件有两条：“第一条是对我们党的事业、国家的前途命运有高度的责任感，对人民群众的利益有高度的责任感；处处关心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时时刻刻都不忘记为人民服务……第二条，要对人民群众有浓厚的感情。”他反复说明、再三强调记者“成才的必备条件是敬业”，“一定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分别见《穆青论新闻 》第314、472、238页）从穆老一直关心、过问任羊成等红旗渠劳模晚年生活的历历往事甚至遇到种种挫折依然坚持不懈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穆老严肃认真、百折不挠的工作作风、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敬业精神，在他身上的凝聚和升华。

我从自己的工作实践中也认识到——

新闻事业对党和国家、对单位、对自己都是有利的。对于记者来讲，新闻不仅是一份工作，一只饭碗，更是自己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

学会新闻知识，懂得新闻价值非常重要，但相比较而言，更重要的是敬业。有了敬业精神，干起工作来再吃苦受罪也心甘情愿，学习新闻知识也会乐此不疲；

大量事实也充分证明，原人民日报社社长邵华泽给我的题词“天道酬勤”颇有道理。曾经跟我实习的郑州大学学生王凯博，就因为采写新闻中的新闻“五要素”没弄清楚，接连到采访单位——商丘市公交公司跑了四趟，直至完全清楚明白。后来，她采写的新闻被评为报社和郑州大学的好新闻，毕业后到中央电视台工作。

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著名书法家邵华泽赠给我的题词"天道酬勤”。

三、面对着穆青逐字逐句亲笔修改我采写的通讯《“勿忘人民”——访新华社社长穆青》实则是批改作业的张张稿纸，感悟到做记者就要加强学习，与时俱进，具有广博的社会知识和精深的专业知识

“这可是非常珍贵了，一定要保管好。”被穆青同志的第四任秘书陈二厚、中央电视台“同一首歌”导演罗娟等同志视为“珍宝”的这一纪念品，一直在我家中珍藏，直到2017年4月9日召开穆青与老坚决精神全国学术研讨会时，我才郑重捐赠给新华通讯社一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这一珍贵的文献资料，就是经穆老亲笔修改的我采写的通讯《“勿忘人民”——访新华社社长穆青》的手稿。

从北京归来，我沉浸在亢奋之中。一腔激情促使我奋笔疾书，将穆老堪称精典的四句话“业绩是群众创造的”、“我们应当为人民服务，关心群众疾苦”、“和群众息息相关才能有一种力量推动自己前进”、“群众的信任才是最高的奖赏”分别作为四个小标题，写出了《“勿忘人民”－－访新华社社长穆青》一文，用特快挂号寄给了穆老。

终于在盼望中等来了穆老的回信。在专访的首页，穆老用铅笔批示“我删去一些。穆6／2”。这篇长达9页用方格稿纸写成的文章，穆老竟逐字逐句逐标点地亲笔修改了6页17处。

总结起来，改文大致分为7类：

1、阐明记者职责。如在第2页，将原稿中“写这些，我们都没有考虑自己成才不成才”一句中，增加了“都是记者职责的驱使”，改为“写这些，都是记者职责的驱使，我们都没有考虑自己成才不成才”；

2、对年轻人循循善诱。如在第3页原稿中有“现在有的年轻人不择手段地追名逐利。他们不去深入群众，深入生活……”，穆老删去了“不择手段地追名逐利”，将原稿中的“不去”改为“不愿”，成为“现在有的年轻人不愿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这样既对年轻人的批评缓和了许多，又特别强调了年轻人要从思想上提高认识，主动深入群众，深入生活。

3、更正常识甚至标点符号的错误，使文章内容准确无误。如在第3页将斯诺“到中国的西北角采访”改为“到中国的陕北采访”，将斯诺“从而写了《红星照耀中国》等举世闻名的作品”改为“从而写了《西行漫记》等举世闻名的作品”（注：《红星照耀中国》中文译为《西行漫记》）；再如在第4页谈到红旗渠除险英雄任羊成时，穆老作了句式的改动。他将原稿中的“我去看他时，让他掀开衣服看看，还有一圈老茧。已经两三年了，还有老茧……”中的“还有一圈老茧”挪至最后替代“还有老茧”，便成了“我去看他时，让他掀开衣服看看，已经两三年了，还有一圈老茧……”，改动之后句号再用于这里显然不太合适，穆老便认认真真地按照正规的校对符号将句号划掉。

4、倾注对人民群众的浓厚感情。如在第4页原稿中谈到任羊成受到不合理的待遇时，将原稿中“我们怎么能这样对待这些人呢？”改为“我们怎么能忘记这样一些人民的功臣呢？”

5、唱响时代的主旋律。如将在第5页“我上次去兰考，没有写干部，而写了《人民呼唤焦裕禄》，呼唤焦裕禄……”这句原稿中的“没有写干部，”连同接着的“而”字划掉，在文末加了“这是人民的声音”一句，成了“我上次去兰考，写了《人民呼唤焦裕禄》，呼唤焦裕禄，这是人民的声音……”，高声唱响了“呼唤焦裕禄，这是人民的声音”这一时代的主旋律。

6、为人刚正不阿，爱憎分明，但低调处事，绝不宣扬自己。在采访中，我曾经问起新华社朋友告诉我的一件涉及穆老人品的事情，穆老笑而不答。我在第7页原稿中写明此事，穆老却全部划去，那就是原稿第7页中的这样一段：“穆老说到山西，我却想起了上海：1957年，由于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上海新闻界受到‘左叶’事件影响，许多新闻单位划了不少右派，只有新华社上海分社成了上海唯一没有划右派的‘世外桃源’。上级分派右派指标，当时担任上海分社领导工作的穆青同志，硬是坚持不报。他说：‘实事求是，没有就是没有。如果硬要报，把我报上好了。’结果，他本人被划成了‘右倾’。”尽管穆青删去这一段，但许多新华社的同志证实确有此事。我还想起了文革中穆老的另一件事——他把“四人帮”头目江青在大寨分裂中央的事情写成内部材料，反映给毛主席，两相对比，不得不佩服穆老刚正不阿、爱憎分明，不得不佩服他低调处事，绝不宣扬自己的优秀品德。

7、删去了一段不便公开报道的话语。

在这篇经穆青修改的文章中，穆老全面地阐述了他为人、为文的原则，也显示了他采写新闻尊重事实、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显示了他具有广博的社会知识和精深的专业知识。我把这封贴有“挂号0160北京51支”标签的穆老来信和题词、合影等视为传家宝予以珍藏。每当看到合影、题词，读起此文时，我便觉得有一股激情在胸中熊熊燃烧，深深地体会到了一个人民记者的沉甸甸的责任感。

穆青办公室寄给我的挂号信，里面装着经穆青亲笔修改的我采写的通讯《“勿忘人民”——访新华社社长穆青》。

经穆青亲笔修改的我釆写的通讯《“勿忘人民”一一访新华社社长穆青》。

从我自己数十年的新闻实践、教学经历体会到，具有广博的社会知识和精深的专业知识是记者成才的必要条件——

就广博的社会知识而言，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刘海贵曾言：“新闻实践告诉我们，记者同任何采访对象交谈，涉及任何知识，最起码30分钟内不能‘露馅’，否则，就不能称作合格记者。”（见《中国新闻采访写作教程》第25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而要掌握广博的社会知识，只有多看书，多学习，多采访，多写作，广交朋友，见多识广。

就专业知识而言，我深切体会到至少应当做到这么几点：

1、“新闻敏感是记者对事实的新闻价值的敏锐的发现力和准确的判断力。”（见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丁柏铨主编的《新闻采访与写作》第54页，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而新闻敏感，又被人们称为“新闻鼻”，西方一些新闻学者称其是天生的，而我们作为唯物主义者，认为它是可以经过后天培养逐渐提高的。穆青曾经说过：“我觉得记者的责任感是最重要的。对党的事业的责任感，对人民群众的责任感，这是记者最主要的两条……新闻敏感呀，政治观察力呀，都是由这两条派生出去的。”我从自己的记者生涯也认识到，穆青“勿忘人民”的新闻伦理思想确是新闻价值的核心，是记者增强新闻敏感的有效途径，是记者选题、编辑定稿的重要依据。其次，见多识广甚至坎坷不平的生活阅历是增强新闻敏感的有效途径，但我们不要求也不可能每位记者都要历经人间苦难，自觉地、多多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在“三贴近”的过程中增加生活阅历增强与群众的感情当为有效之法。另外，就是在反复的新闻实践中用新闻价值的标尺衡量：凡遇到新闻线索都要主动地用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夏琼新闻价值的 “六要素”（即真实性、新鲜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趣味性，也有的学者如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海贵提出新闻价值具有重要性、显著性、时新性、接近性、趣味性等“五要素”，内容基本一致）逐一分析，择优处之，并在采、写、编的整个过程中始终考虑新闻价值，突出新闻价值。长此以往，就会慢慢懂得新闻价值，逐渐增强新闻敏感；

2、采访的方法各异，但采访的内容无非是新闻“五要素”——何人、何时、何地、何事、何因，如有结果还要加上“如何”，即“何果”，这就成了新闻“六何”。新闻写作时也必须考虑“六何”是否一一交待清楚，使读者明白无误；

3、“万丈高楼平地起。”新闻的四种体裁——消息、通讯、评论、新闻摄影中，最基础的、用得最多的就是消息，美国新闻史学者莫特称其是“报纸的心脏”。初学新闻，切莫好高骛远，直奔长篇通讯，结果会欲速则不达，适得其反。其实，消息是各种新闻体裁的写作基础。我们学会了消息写作就等于新闻入了门。所以一定要下功夫学会、写好消息，扎扎实实打好新闻写作的基础——消息；

4、消息写作的结构有标题、导语、背景、主体、结尾，其中，标题、导语写作尤为重要，因为“标题是消息的眼睛”，因为“导语是记者展示其杰作的橱窗……如果记者未能在导语中表现出水平，那么，他就没有水平。”（美国内华达大学新闻学副教授威廉·梅茨：《怎样写新闻——从导语到结尾》，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1页）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如果标题、导语写得不好，编辑可能没有看完稿子就把它扔进了废纸篓，读者则会跳过这段文字而去关注别的。标题写作要注意修辞格的运用，以达到吸引读者阅读；集中反映消息的精华，使读者对内容有概括了解之作用。而在导语写作时，借用美国新闻学者麦尔文·曼切尔的话说，要有两点：“一是要抓住事情的核心；二是要能吸引读者看下去。”（麦尔文·曼切尔：《新闻报道与写作》，广播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页）；

5、无论消息或是通讯，都要着力抓好细节。细节能传神。美联社记者休.马利根指出：“生动的细节可以使纸面上的文章留在人们的心灵上，渗透到人们的情感中去。”消息写作必须简略写明体现人物（事件）特征的细节，通讯写作的关键也在于此——即记者在“三贴近”的过程中，留心找出既具有时代特征，又感动人最好感动得自己痛哭流涕不能自已的生动细节，并且运用白描等多种艺术手法，泼墨浓写。

6、“新闻报道的表现手法有四种：叙述、议论、描写、抒情。一般新闻（注：指消息）是以叙述为主，夹叙夹议，描写与抒情视具体情况，可多可少，可有可无；一般通讯虽以叙述为主，然议论、描写、抒情须兼而有之，相辅相成。新闻特写则突出描写与抒情，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叙述与议论则根据需要而穿插一二。”（见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刘海贵所著《中国新闻采访写作教程》）。我认为，要掌握这四种写法，必须多看书，特别是多看文学名著和优美的散文，同时多练习，多写作。业精于勤，熟能生巧嘛。

学会广博的社会知识、掌握精深的专业知识看似艰难，但对于真正热爱新闻事业的人民记者而言并非高不可攀，因为，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这样一句话——“热爱是最好的老师。”

事实正如2008年第一期上海《新闻记者》杂志刊登论文《“勿忘人民”──穆青的新闻伦理思想》（作者:付松聚）所言：“穆青的成才观是他新闻实践和经历的真实写照，他的一言一行也实践着他的新闻理想。穆青身上所具有的优秀的道德观念、思想品质和精神情操，影响了他的作品，并产生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与其说穆青的新闻作品感染了人，倒不如说是他的人格魅力让千千万万的读者感动心扉。”该文还接着写道：“商丘日报社主任记者张同德在穆青的影响和关怀下，逐渐成为全国有影响的地市报记者。他在《从穆青教我当记者感悟记者成长之路》一文中深切地写道：‘他影响了我的一生。回顾我的新闻经历，起初我是抱着成名成家的思想投入到新闻队伍中去的。1986年踏着穆青的足迹初访‘老坚决’，亲眼目睹了85岁老人跪地修路，期盼穆青再访的细节，对怎样当好记者有了感性的认识。 特别是1991年1月初次采访穆青及此后长达十多年与穆青断断续续的接触中，使我对怎样当好记者有了理性认识，开始有意识地向穆青学习，照着穆青那样做记者。”

2008年第一期上海《新闻记者》杂志相关论文页面

具体情况是，从1991年起，我开始对穆青“平民情结”进行研究，于1992年结合穆青新闻思想、新闻实践写出了《下大气力培养与人民群众的感情》等论文；1996年1月主创、主编了在全国率先实施“新闻扶贫”的《商丘日报农村版》；1999年9月创办了在穆青去世后更名为《穆青教我当记者》的河南省新闻界第一个个人网站，并且不畏惧邮寄子弹及多次夜半电话的威胁，不被送上门的金钱所诱惑，写作的舆论监督文章及“内参”引起原省委书记李长春、侯宗宾等省、市领导的重视，自己采写的新闻作品在全国、全省获奖60篇（次），并获得了全国百佳新闻文化工作者、河南省优秀新闻工作者、商丘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从1991年首批命名连续5届21年予以保留，享受政府津贴）等荣誉称号和主任记者（副教授）的专业技术职称，被聘为新华通讯社一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员、商丘师范学院等三所高等院校的客座教授等……每逢夜深人静念及此事，我就不能不想起教我学新闻的众多老师， 其中最难以忘怀的就是他老人家——新闻界老前辈、原新华社社长穆青。所以，2003年10月12日——穆青同志去世的次日，我在致新华社穆青治丧委员会的唁电中即表达了自己的心意：“惊闻穆老逝世，不胜哀痛。穆老的人品、作品影响了包括我在内的千千万万人的一生，他是我们新闻界晚辈公认的表率和老师。我将永远精心保存穆老与我的合影、他给我亲笔修改的文章，切实牢记穆老在我采访本上的题词，永远做到‘勿忘人民’”。

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县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习总书记深情地说道：“我们这一代人都深受焦裕禄精神的影响，是在焦裕禄事迹教育下成长的。我后来无论是上山下乡、上大学、参军入伍，还是做领导工作，焦裕禄同志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他动情地吟诵了自己当福州市委书记时追思焦裕禄所填的《念奴娇 追思焦裕禄》：

“中夜，读《人民呼唤焦裕禄》一文，是时霁月如银，文思萦系……

魂飞万里，

盼归来，

此水此山此地。

百姓谁不爱好官？

把泪焦桐成雨。

生也沙丘，

死也沙丘，

父老生死系。

暮雪朝霜，

毋改英雄意气！

依然月明如昔，

思君夜夜，

肝胆长如洗。

路漫漫其修远矣，

两袖清风来去。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

遂了平生意。

绿我涓滴，

会它千顷澄碧。”

他说，“这首词我是有感而发，直抒胸臆。”

我们认为，穆青提出的“勿忘人民”新闻伦理思想，完全符合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与正在进行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息息相关。穆青作为中国记者的优秀代表，凭着他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密切联系，理所当然地也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先进典型。

我们相信，随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越来越多的党政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地“勿忘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就一定会“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实现美好的中国梦！

附此文写作过程：

2003年9月至2015年8月，我先后在商丘工学院、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商丘师范学院任客座教授12年，此《从穆青教我当记者感悟记者成长之路》，是我每学年开讲的第一课。

2005年10月至今，我被聘为新华通讯社一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员。20年来，我也多次讲述此文一一如在2005年10月29日召开的全国穆青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研讨会、2011年3月12日召开的“纪念穆青诞辰九十周年——新闻名篇与名记者”全国学术研讨会，以及给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重庆大学重走穆青路的师生们均讲过此文。商丘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作为精品课程录相保存。

2014年7月18日制成QQ日志，上传网络。

2018年6月22日制成美篇，上传网络。

2025年10月28日再次修改，终成此篇。

第38章 穆青研究中心:我的晚年课堂



小学、中学、大学，是我青少年时期的课堂；农村、企业、机关、报社，是我青壮年时期的课堂；而新华通讯社—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则是我自2003年退居二线，直至2009年退休之后，人生晚年的精神课堂。在这里，我有幸与学术界权威、新闻界大咖、各级领导以及各界精英交流探讨，无论是正式会议还是私下交谈，每每相聚，都让我豁然开朗，深感“胜读十年书”。

穆青研究中心的成立与社校共建

2004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视察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时指出：穆青是当代中国新闻记者的楷模，在高校开展穆青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作为穆青的故乡，加之其诸多作品诞生于河南，应当设立穆青研究基地，系统深入地研究其新闻实践，这本身也是对学生的生动教育。陪同视察的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李克强亦表示赞同并予以支持。

遵照刘云山部长的指示，郑州大学于当月正式成立穆青研究中心，随即展开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由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董广安教授担任中心主任。当代中国新闻学界的奠基人之一甘惜分教授应邀为研究中心题写名称。

2014年6月24日，新华社与郑州大学签署协议，决定共建穆青研究中心。同日，“新华通讯社—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在郑州大学揭牌成立。

二、受聘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员

2005年10月29日，我被聘为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员，并代表来自新华社、复旦大学等单位的14位受聘研究员发言。发言中，回忆起新闻界老前辈穆青对我的谆谆教诲，以及我亲眼所见的穆老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深情厚谊，一时情绪激动，泣不成声。

（正写作，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