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学《史记》《汉书•武帝纪》（分享人：周泽进）

在水

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与历史启示

分享/周泽进

大家好，今天我们共同学习《史记》中的《孝武本纪》。

首先科普一个知识，《史记》中的《孝武本纪》是一篇抄袭的文章，理由是这样，核对现存《孝武本纪》的全文，除开头的几十个字外，其余都是节录于《封禅书》的后半截，甚至连《封禅书》的“太史公曰”也一并抄了过来，全篇只是在某些字句上略有不同而已。

按照《太史公自序》上的记载，司马迁说他所写的这篇文字叫《今上本纪》，而现存文字则称《孝武本纪》，有点不合情理。结合其他史料来看，我认为《今上本纪》应该是确实有，不过很遗憾地失传了。后来这篇《孝武本纪》是后人补充上的，具体是谁，这并不重要，因为《史记》、《汉书》甚至《资治通鉴》有关涉及汉武帝的史料很多（如《汉书·武帝纪》就是专篇），可以让我们从多角度来了解汉武帝刘彻。

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前141年—前87年），是除了康熙、乾隆之外，在位时间第3长的帝王，也是中国历史上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汉武帝时代，是一个辉煌的时代，一个彪炳史册、震烁中外的时代。汉武帝“外攘夷狄，内修法度”的赫赫功业奠定了他在西汉历史上的地位，成为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百代之人物，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极为深远。

通过研读与汉武帝相关历史文献，我对汉武帝的治国方略、军事扩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从中获得了一些历史启示。以下从多个方面展开，与大家分享。

首先谈谈汉武帝的治国方略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即位。此时西汉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国力已相当强盛。然而，诸侯王势力仍然强大，“七国之乱”的后遗症仍然存在，中央政府权威有待加强。为此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皇权：

1.推恩令：汉初实行分封制，诸侯王权力过大，如“七国之乱”就是诸侯反叛的典型例证。《平津侯主父列传》中记载，主父偃提出“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

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推行“推恩令”，要求诸侯王将封地分割给所有子嗣，而非仅由嫡长子继承，这一政策让大量诸侯王子弟都拥有了封地而予以拥护，实际却为一阳谋，用表面上体现的“恩德”，逐步削弱诸侯势力，使他们无力对抗中央。结果就是诸侯王的地盘碎了，人心散了，队伍自然不好带了。

汉武帝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瓦解对手，避免了激化矛盾。也就是类似现代管理中，采用渐进式改革往往比激进革命更稳定。

2.设立中朝，削弱丞相权力。汉武帝为加强皇权，设立“中朝”（内朝），由亲信侍从、尚书等组成决策机构，而丞相领导的“外朝”逐渐沦为执行机构。例如，卫青、霍去病等将领虽出身低微，却因皇帝信任而掌握大权。

汉武帝的“中朝制”类似现代“核心决策圈”，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但也可能导致权力过度集中，滋生腐败。这也是要求我们在现代管理中，既要有高效决策，又要防止“一言堂”。需要自己一定学会把握有度。

3.察举制：打破世族垄断。汉武帝推行“察举制”，要求地方官员推荐“孝廉”“贤良”等人才入仕，打破了汉初世族对官场的垄断。这一制度虽不完美（后期演变为门阀政治），但为后世科举制奠定了基础。现代社会同样需要公平的选拔机制，让真正的人才脱颖而出。如董仲舒、公孙弘等寒门士子因此进入权力核心。

以上3点是汉武帝治国的措施，但却不是最重要的，汉武帝时代影响最为长远的政策是什么呢？就是确定了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

这一政策主要体现在《汉书》的《董仲舒传》里。详细记载了汉武帝刘彻与董仲舒的对话，其核心内容就是董仲舒提出的“天人三策”，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思想交锋与政治合作。其结果深刻影响了中国两千余年的政治制度、文化思想与社会结构。

“天人三策”具体是什么内容呢？我认为主要有一下几点：

第一点，新王改制。简单的说就是从外在的“仪式”做起。“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这点与《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载有点类似，刘邦一介草民，通过叔孙通的一番包装，也有了当皇帝的感觉。董仲舒看似表面文章，实际上是从理论上求证新政权的合法性，捍卫了西汉王朝的合法性，给年轻的新君吃了一粒定心丸---要激发16岁皇帝的兴奋点，最好就从激发共鸣点开始谈起，发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的作用，将复杂的事情用简单的话说明白。这点在《商君列传》里，商鞅见秦孝公讲霸道也是异曲同工的。

第二点，“大一统”。所谓“大一统”，就是高度重视天下统一。这一点与武帝的政治理想一拍即合。景帝一朝的“七国之乱”，堂堂大汉的和亲苟安，这些都令他痛恨不已、如鲠在喉，实现中央集权，一统华夏，是汉武帝一生孜孜以求的夙愿。

第三点，“兴太学，举贤良”。（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任何时候，将选才制度化、规范化，才能保证人才输送的长期、有效。董仲舒就是凭“举贤良”脱颖而出。同时董仲舒将前人积累的经验向前推进一步。让“举贤良”成为一种定期的人才选拔制度：要求每两年，面向全天下的儒生，进行一次海选，广招贤士。

古语说：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举贤良”无疑是董仲舒教授汉武帝如何“捕鱼”的。不仅如此，董仲舒还教汉武帝如何“养鱼”。这就是“兴太学”，培养人才。太学就是设立在京城的国家最高学府，董仲舒建议设立的太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立中央大学。

这里补充一下，人才，在什么时候都有，关键在于找寻人才制度的落实，比如《酷吏列传》记载，汉代酷吏多在汉武帝时期，不是其他时期没有，而是没有被重用。只要需要，什么时候都会随时显现，比如武则天时代，也有酷吏，也是顺应了当时的需要。

第四点，“尊儒”。现在我们一提董仲舒，就会想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我认为董仲舒的目的在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因为最难约束的不是行为，而是思想。为此，秦皇汉武，启动各自的智囊团，打出截然相反的“文化牌”。秦始皇焚书坑儒，不准读书，有点类似鲧治水的阻挡方式，汉武帝允许读书，却只准读儒家的一类书，有点类似大禹治水的疏导方式。后者效果会更好一点。

第五点，“更化”。董仲舒提出的所谓“更化”，就是“改革”（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能胜残去杀者，失之当更化而不能更化也）。为什么秦朝如此短命？为什么大汉发展缓慢？董仲舒认为：汉得天下后，一心想打造一个超级帝国，但未能如愿？问题就出在该改革时没改革。

汉武帝与董仲舒的对话，实际是一场由最高统治者发起、由思想家提供理论武器的顶层设计。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则完美契合了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寻求统治合法性与统一思想的需求。其直接结果便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国策的确立、儒家官学教育体系（太学）的建立以及与儒学紧密结合的察举选官制度的推行。这场对话不仅决定了西汉一朝的文化政策，更塑造了整个帝制时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基因，影响之深远，无出其右。

以上是汉武帝的治国方略，接下来分享汉武帝的军事扩张

汉武帝刘彻在位的54年，有44年都在进行战争，除了我们熟悉的卫青、霍去病多次出击匈奴，迫其远徙漠北；张骞岀使西域，沟通汉与西域各族联系；也包括征服闽越、东瓯、南越，经营西南夷，在其地设置郡县。这些记载都散落在《史记》的各个列传之中，需要好好的品读。

历史上对汉武帝的军事行为评价很高，也是非常能够彰显其雄才伟略形象的，汉武帝在文景之治的背景下，南征北战的一生，收回河套地区，夺取河西走廊，平定了南越叛乱，将当时汉朝的北部疆域从长城沿线推至漠北。北击匈奴，凿通西域，经营东南，开拓辽东，他缔造了此后两千年中华帝国的基本轮廓，他实现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盛隆，他树立了一个民族彪炳千秋的自信。积极意义不言而喻，也有不少正面启示：

1.奠定中华帝国疆域基础与国家安全格局：

卫青、霍去病等将领的多次大规模远征，沉重打击了匈奴主力，迫使其远遁漠北，基本解除了自秦以来匈奴对中原王朝的持续性入侵威胁，极大地改善了北方边境的安全形势。

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武帝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如李广利西征），将西域纳入汉朝势力范围，设立西域都护府。这不仅切断了匈奴与西域的联系，削弱其力量，更开通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交流，将新疆等地区首次牢固地纳入中华版图。

征服南越（岭南地区）、闽越、西南夷（云贵川部分地区）以及朝鲜半岛北部（设四郡），极大地拓展了汉帝国的疆域，促进了中原文化向这些地区的传播，奠定了后世中国版图的基本轮廓。

2.提升国家威望与民族凝聚力：

长期的、成功的对外战争极大地增强了汉帝国的国威，确立了汉朝在东亚世界的中心地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理念深入人心。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强大的国家意志和初步的民族认同感（尤其是在对抗外敌匈奴时）。这些都对后世在民族危亡之际所爆发出的民族血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推动军事技术与制度创新：为应对匈奴骑兵，汉朝大力发展骑兵部队，革新战术（长途奔袭、迂回包抄），培养了大批优秀将领。建立了更完善的军事后勤补给体系，如屯田制在边疆的推广，也为新中国的边疆政策提供了借鉴，强化了中央集权下的军事指挥系统。

4.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张骞的壮举说明，外交不仅是军事联盟，更是文化交流的契机。丝绸之路的畅通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经济贸易（丝绸、瓷器、玉石、香料等）和文化思想（宗教、艺术、技术）的交流。促进了新征服地区的开发（如岭南、西南）的当地经济发展和与中原的融合。现代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亦可视为对汉武帝开拓精神的传承。

分享一下自己如何的“以史为鉴”。

我今天讲汉武帝，不是依据某一部史书，或某一位史学家的单一记载来讨论汉武帝和他的时代，在这篇分享中，我几乎未提及汉武帝封禅的事情，一是在将来可以通过分享《封禅书》进行专门学习，二是封禅一事对我们普通读者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实际可借鉴意义，好似吃瓜群众，仅仅知道他们在如何跳大神而已。

历史上评价汉武帝的人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司马迁、班固、司马光，把《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这三部史书对汉武帝的描写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这三部史书里记载的汉武帝有很大的不同。三位史学家，每位史学家笔下都有一张汉武帝的面孔，面孔之间却各不相同。

我理解是因为这些史学家是站在不同的位置、角度来观察汉武帝，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同。

从不同角度看汉武帝，就像我们看风景，远看、近看、身在其中看，必然大不相同。汉武帝就像一座名山，司马迁的生活年代，基本上和汉武帝统治时期重合，亲眼目睹了当时绝大部分重大事件。但他却是“身在此山中”，看到的都是山里最真实、最细腻的内容，但他却跳不出这座大山看到全景。

班固则因为他生活在东汉初期，生活在汉武帝之后120年左右，当时西汉已经灭亡了，而打着“恢复汉室”旗号的东汉却刚刚兴起，此时正是要接过西汉的旗帜、继续努力的时候。这个时候来看西汉时期最重要的帝王之一汉武帝，就好比是在出山的路口上回身仰视这座大山，这种视角下看出来的那座山，会显得特别雄伟。

而司马光已经远离汉武帝时代，他所生活的宋代，有自己的时代使命，这种使命和汉武帝时期的历史没什么直接联系，所以司马光好比是站在另一座山上眺望汉武帝这座山。《诗经·小雅·鹤鸣》有句话叫“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话用来形容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目的，就非常合适。

作为普通读者，看汉武帝，却另有一番景色，更应当从当今时代背景来学习借鉴汉武帝的具体做法，帮助自己提高修养。

我理解的汉武帝值得学习的地方有一下具体几点：

1.善“借智”者成大事。古人云，“下君之策尽已之力，中君之策尽人之力，上君之策尽人之智”。智者善借人智。善借别人智慧的人，往往能集众人智慧于一身，办众人无法办成之事，并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史书上记载，有一天，主父偃等三人同时到朝廷规定的场所递交讨论政治问题的意见书，结果上午递交进去，黄昏就被召见，汉武帝一见主父偃三人便说道：“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求贤假设渴之情溢于言表。正是通过营造良好环境，用改革思想和创新方法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这样的气魄确实让人感动，对当今社会完善选人用人机制亦有借鉴意义。

2.兼收并蓄，有容乃大。我们应看到汉武帝尊崇儒术另一面，那就是汉武帝和董仲舒有所不同。作为儒学宗师的董仲舒有着强烈的儒家情结，他上书建议尊崇儒术时说过，但凡不符合儒家经典的学向，都要由朝廷出面予以取缔。汉武帝则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在他看来，只要有利于统治的学问都可以拿来用。使抱有不同理念的英豪豪杰各尽所能，是汉武帝成就盛世大业的人才保障。

3.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不求全责备，反映了汉武帝的明智。汉武帝时代的政治精神是外儒内法，尽管汉武帝在公开始合倡导儒术，但对于儒术之外的学向并不排挤。像张汤、桑弘羊这样的大臣，都是带有法家思想倾向的人，一样被汉武帝重用。

本次分享读书最后时刻，我还是应该感谢陈佩老师，当时她约我分享《孝武本纪》时，始终认为我能讲好，这里更多是一种信任。《史记》中的12篇本纪中，有3盘硬菜，五帝本纪、项羽本纪和孝武本纪，我赶上其中两次，前两篇本纪内容司马迁要么写的很粗，你都不知道如何发挥，要么写的很细，你同样都不知道如何发挥。

而通过学习《孝武本纪》，我另有新的体会，要学会抛开其中的固有内容，从《史记》、《汉书》甚至《资治通鉴》全篇各处来搜寻有关汉武帝的线索，甚至可以说重读了半本《史记》，却是更加体会到历史人物的功过往往交织，评价需全面客观。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令人钦佩，其晚年悲剧亦值得警醒。作为现代人，我们应从中汲取智慧，在个人发展、社会治理、国家战略等方面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在学习历史时，要深入理解历史事件和人物，不仅要了解表面的事实，还要探究背后的原因和影响。通过学习历史，我们可以从中汲取智慧，明白哪些做法是成功的，哪些是失败的，从而在未来的决策中避免重复过去的错误。知识的积累，不仅仅是书本上故事的堆砌，更重要的是能够将历史的教训和经验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学会活学活用，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结合当前的社会背景和发展阶段，思考历史事件对我们今天的意义，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历史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优良传统，这些都是古代先贤们留给我们宝贵的财富。我们应该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认真领会这些传统的价值，并在新时代赋予它们新的内涵，使之成为推动学习进步的动力。

历史不仅是过去的记录，也是未来的指引。通过学习历史，我们可以增强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责任感，明确自己的使命和担当。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将激励我们在未来的发展中勇往直前，不断创新。

总之，我们在读《史记》时，不仅要“以史为鉴”，更要会“开创未来”，注重智慧的提炼和应用，从而在现实生活中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

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的读书陪伴，这次读书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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