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艺术性与科学性

Ada Jin

中国的艺术与文学，其本质蕴含着一种独特的宗教替代功能。这一观点微妙而深邃，虽难以言表，但仍可尝试浅析一二。自宋代起，中国的文学艺术逐渐走向平民化。寻常百姓家的厅堂墙壁上，常挂有几幅字画，或书几句诗，或绘几竿修竹、几只飞鸟，意境幽雅淡泊。在静默欣赏之际，心中自会涌起一股轻松愉悦之感。此时，富贵功名皆如云烟，人生的苦痛与不得意亦随之消散。即便是日常使用的茶杯、茶壶，其上也常有几笔画作与诗句点缀；夜晚的枕头上，亦不乏诗画绣饰。这一切，使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不被艺术与文学所浸润，而这种浸润早已平民化。其风格单纯、淡泊，充满和平与宁静，让人在沉默中体味，怡然自得。再看房屋建筑，经济稍宽裕的家庭，常会在院中留一块空地，植几株翠竹，凿一方小池，池中栽荷或养金鱼。这些布置看似平常，却能让人身处其中时，感受到一种自适自遣的惬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学艺术化的日常生活，在宋代以后，已非贵族独享，而是平民生活的普遍追求。这无疑是中国社会宗教需求逐渐冲淡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道德观念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它肩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倡导忠孝、仁义、廉耻、节操等大道理。这些道德观念如同一条条绳索，将每个人紧紧束缚，似乎让人难以转身。相比之下，西方社会的道德观念则显得简洁明快，他们强调自由、平等、独立，毫无繁文缛节。中国人的生活可称为道德的生活。若为官，则需肩负相应的责任，且不得经商谋利。为官的生活，理论上应是道德与责任的化身。然而，正是由于中国社会对道德的偏重，才需要另一种力量来寻求平衡。中国的诗文字画、文学艺术，恰巧承担了这一职能，让人们暂时放下一切责任，回归到幽闲的心境与自然的欣赏之中。正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所描绘的情景，若能真正领略其中的意境，仿佛在那一刻，所有的责任都被抛诸脑后，只留下对大自然的安然欣赏。中国的艺术文学与道德人生相辅相成，共同替代了宗教的作用。

当我们以这一视角审视西方的文学与艺术时，会发现两者截然不同。若生活烦闷不适，不妨去看一场外国电影。原本的目的是消遣解闷，结果却可能更增烦闷与不适。西方的文学与艺术富有刺激性，如同鞭策者，不断激励人们向前迈进，设定目标，并对当下生活进行批评与批驳。它们鼓励人们拼命向前，直至撞得头破血流，才不得不进入教堂，向上帝寻求慰藉。这正是中西方文学艺术内在性格与社会使命的差异所在。遗憾的是，此处无法详述。

总而言之，宋代以后，中国人的生活逐渐走向享受与体味的路径，在日常生活中寻求一种富有哲理的幸福与安慰。而中国的文学艺术，在这个时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在唐代以前，文学艺术多为贵族与宗教所用，而自唐代起，则逐渐流向大众民间，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由此，中国文化在秦以前奠定了人生远大的理想，汉唐时代则构建了政治社会的大规模框架。宋代以后，人们便在这框架下享受与发展。这正是文学与艺术在这一时期特别发达的原因。

若无外来侵略，这种富有哲理的日常生活享受与体味无疑令人舒适。中国人的理想人生实则并无不妥，问题在于其世界主义的观念。要真正实现中国人的理想人生，必须踏上世界主义的道路。然而，中国人自始便将中国视为一个大世界，这种观念使得中国文化与现实世界脱节。宋代以后的问题，正源于此。若无蒙古人与满洲人的入侵，宋代以后的中国生活，无疑充满韵味。可惜，这一安恬的美梦，被蒙古与满洲的暴风骤雨所打破。

魏晋南北朝时期，外敌入侵尚可抵御；而宋明两代，外敌入侵却束手无策。这源于魏晋时期，中国社会仍存在变相的贵族阶层。他们在地方上拥有大产业，属下有众多民众，一旦号召，便可集结成千上万的追随者，形成独立的力量。如今，我们称其为“封建势力”，似乎这种势力总是负面的。然而，社会上若存在这些“封建势力”，外族入侵时自然难以得逞。宋代以后，这种特殊势力已不复存在。外族入侵时，只需击败中央政府，地方便无力抵抗。这是因为封建势力早已消失，而类似于近代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新兴势力也未在中国社会兴起。因此，当时的中国民众缺乏组织力量的方法。民众无力，只能依赖政府。政府一旦倒台，民众自然无计可施。

顾亭林先生在明朝灭亡后，试图从事革命，走遍全国。他曾到山西西南部的闻喜县，见到一个名为裴村的大村落，村中几千人家皆姓裴。他们自唐代起便聚族而居，传承至今。亭林先生由此回想起唐朝时宗法社会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在后来逐渐消逝。此时的中国文学与艺术，已成为平民化的、日常人生的，是享受与体味的体现。从另一角度看，这似乎走上了一条消极的道路，仅能提供人生安慰与消遣。而中国社会，总体而言，是一个真实平等的社会，难以发挥出强大的力量。宋代以后，中国国势的衰退，问题便在于此。

如今，中国文化史的第四期已然开启，我们应努力鞭策前行。如何鞭策？首先，需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观念，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其次，应使中国社会发挥出现代力量。既不能恢复封建制度，也不能迈入资本主义的商业社会，究竟如何团结以发挥力量？若无力量，便无法应对当前世界的其他民族。再次，中国自古便以农工并重，商业亦随之鼎足称盛，但不允许西方商业资本主义的产生。对于蒙古、西藏、南洋等地，只要其非农工社会，我们的文化力量便难以施展，所理想的世界主义便永难达成。中国应进一步加强工业，如此，中国文化或许可再进一步达到其理想境界。

《中庸》有言：“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西方的现代文明在工业上较中国更进一步，主要因其科学的发展。中国自春秋战国至汉、唐、宋、明各代，注重的是“尽人之性”。若要进一步“尽物性”，则需学习西方，在其科学上努力。但不能因求“尽物性”而忽略“尽人性”，如近代西方般走上另一偏径。如何在中国固有的理想下，采用西方的科学，在以往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创新？这一问题难以用几句话解答，而真正的难题便在于此。

中国的社会，只要西方科学融入其中，一切自会改变。但问题在于如何不推翻中国固有的传统。有人说，若中国人不推翻以往的旧社会、旧传统，便无法融入西方新科学。这话是否属实？中国人学习西方新科学已逾百年，为何总是学不上？这是中国文化老了吗？不再有上进的希望？还是中国文化不适合融入西方新科学，必须彻底推翻旧传统？其实，问题并不在此，而是中国当前的政治社会状况过于腐化。普遍讲述中国史的人，常言自鸦片战争、五口通商以后，西方势力东渐，中国的国势便每况愈下。其实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若英国人不来中国贩鸦片，不引发鸦片战争，没有五口通商，难道清代政权可以永远维持下去，中国可以永远太平吗？实际上，自乾隆末年起，中国社会状况已极坏。即使没有外来势力，内部的腐化也会逐渐暴露。自乾隆末年至嘉庆一朝，内乱不断，最终爆发太平天国运动。其主要原因在于内部而非外部。不在五口通商，而在朝政有病。这已告诉我们，当时中国的政治与社会根本已经彻底败坏，非经一番大改革不可。中国社会既已在极度动荡之下，外力入侵，我们自然无法应对。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能获得和平休养的机会，那么十年二十年后，中国或许会有办法。我们不能因为中国接受西方科学文明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至今无所成就，就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示笼统的悲观。

我常说，中国文化是“艺术性”的，而西方则是“科学性”的。但中国并非无科学。例如数学与医学，中国自远古便有传统。中国医学偏艺术性，从人身生理学上发明演进；而西方医学则从人体物理学上发明演进，两者大相径庭，但同属科学。

今日中国要学习西方近代科学，应该深刻了解中国自己传统之艺术化，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科学相结合，为人生艺术增添进新的一番现代中国化才是。换言之，并不能说中国添进了西方科学化，只应说中国复兴了原有科学化。

中国今后出路，只要政治有办法，社会有秩序。要政治清明，社会公道,把人生安定下来，则西方科学文明并不是不可能接受。而说到政治清明和社会公道的本身，那就是我们自己内部的事，这些却不能专去向外国人学。好像花盆里的花,要从根生起。不像花瓶里的花，可以随便插进就得。我们的文化前途，要用我们自己内部的力量来补救。西方新科学固然要学，可不要妨害了我们自己原有的生机，不要折损了我们自己原有的活力。能这样，中国数千年文化演进的大目的大理想，仍然可以继续求前进求实现。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