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何的美篇

老何

附录二、  我 的 三 阶 段 同 学

　　初中，我是在三余中学上的。这是一所农村中学，学生都是附近农民的子女。后来我去南通上高中，他们很多人仍留在那里念高中。

一九六六年开始“大革命”了，自然都不能再上学了，于是就回家种地。因为有文化，许多人后来又当了民办教师或者大队会计，公社里弄弄通讯报道、农技员之类的工作。现在上了年纪，大多退休在家，为子孙再做点服务。生计都是不愁的，于是同学间常有走动，我亦常参加。这种聚会一般是某同学家中有什么活动，比如是先人的祭日，受邀后大家带上点老酒或冥票之类，去磕一个头，然后就吃饭。自然也少不了喝酒，一面饶有兴味的回顾当年轻狂年少的“荒唐事”，也调侃些“弟媳妇、小姨子、儿媳妇”之类的笑话、“乱”话。饭后便是几张台子的“八胡头”、“笃子胡”的纸牌，及至吃完晚饭，各自骑车告别，相约下次再聚。（我并不认为他们的这种生存方式有什么不好，这正是他们融入农村主流生活的基本功，只要活得自在、潇洒、快活就是一个好！）。

我的这些初中同学大多朴实、豪爽、简单、务实，虽然同样经历了“大革命”的洗礼，以后近半个世纪的人生之路也走得磕磕绊绊、辛辛苦苦，但很少有人怨天尤人、自艾自叹的，也看不出心灵有什么沧桑之态。他们都是农民的孩子，祖上几代人都是种田为生的，自小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又在农村上的小学、中学，农忙时还常放假回家“实习”，三亲四戚又大多生活在农村，他们对农村真是太熟悉，太有感觉了——上不了大学，也算不了什么，大不了就当一生一世的农民——父辈、祖辈不就是这样生活，也活了七、八十岁呢。

高中同学走过的路就要坎坷、艰辛得多了。像我这样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在城里念了几年书，见识、眼界自然也有了提高，加上年轻气盛，心高气傲，自以为比一般农村孩子要有出息。但“大革命”来了，在经历了两年多“革命的疯狂”和迷茫后，又只得回到几年前的“原点”——当了“回乡知青”，自然大不能融入这个生存环境，干农活的力气也让“一无乱用”的数理化、语文、英文给念烂掉了。记得刚回乡就去开河挑泥。戴着近视眼镜，口袋上还插着一支钢笔的我挑着一付泥络担子，从河底踏着土台阶向上挑，双腿直发抖。我的那些农民伯伯和老哥们既有同情的叹息，又有嘲讽的眼光，“这个小伙子书白念了，还是南通回来的高中生呢。”

而城里同学就更不同了，他们离家离亲，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分散在各地独自生存——繁重的、又根本不会的农活，对他们自然是不小的挑战。更为伤害的是他们从“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管谁管”的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小将”一夜间沦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半相劳改”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多么大的落差啊。闵乃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陈建的文章写到他父亲早年留洋，还是个什么工商硕士和私方厂长。（算不算资本家呀？）还安了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戴着。这样的家庭背景，“理所当然”的给了他无形而又巨大的压力，他的遭遇也是完全可以想见了。只因“共产党幸福”的造句而要被打倒。这个故事不只是留给人们啼笑皆非或者感慨愤怒，而更给人以深深的反思……

几十年来，大家都走着一条泥泞、坎坷、充满艰辛的路，每个人都经历了一所“社会大学”的风雨洗礼，同时也留下了一串串故事，叫历史和后人认识那一代人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

插队在姜仲凯所在大队的一个女知青，后来当了一个商场的经理，其精明强干可以想见。但提起仲凯，她还是一脸的仰望和崇敬——“那时大队开会或排节目晚了，我常常叫仲凯送回家，他总是和我保持一步之距，到了家门口，说一声‘我的任务完了’就立马走了” ……

前几年我出差去上海，请张惠洪吃饭，他坚持在“美林阁”安排由他请客，考虑到还有我的领导和同事参加，那天他点了不少菜。饭后他吩咐随行司机把剩菜打包带回。分手后，我的一位年轻同事说，“这个张老板还真抠门！”我听了笑了，心里说：“你懂什么？你不会懂的！”

孙金波“出道”较早，一路走来还较顺利，几十年一直在工程建设行业工作，他曾任南通市招标办主任，造价管理处主任，这种岗位官不大，权不小，极为敏感，很有风险。可以想象，“包围”、“进攻”他的人一定不少。江苏大多地级市这一岗位都有“落水者”。但金波却是安然无恙，全身而退，还在建设系统留下很好的口碑。

此次旅游日本，近半个世纪前的同学又聚在一起，文伯夫妇、陈建父子抢着坐在汽车的最后排，而竞泉夫妇座位的上方悬的是一部车载大电视呀！……

在旅游大巴的车厢里，同学们又唱起“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歌曲——“一代一代往下传”、“长征组歌”，仿佛又回到半个世纪前的青春岁月。但大家心里都明白，那是一个回不去的年代，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一切都在迅猛的变革中——我们不能只沉缅于昨日岁月的回顾，还更应面对现实今天的方方面面，走过的路，我们只能无怨无悔，必须无怨无悔，珍惜我们无愧于那个时代的信念和价值观，同时还要不断学习，与时俱进，接受新的东西，学习新的知识，积极、健康地继续着我们以后的人生。

人的命运有时还真难把握。不曾想到，在我经历了四年当兵、两年多的种田、三年货轮水手和码头工人的“社会大学”以后，还能在而立之年真的上了大学，于是也就有了我大学的同学。这批同学真是赶上了好时代、好机遇。进校时，正是全国科学大会召开，1978年春，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毕业后又赶上各行各业大发展的高潮。这一批中的“老三届”同学，后来大多回到了地县以下的家乡工作，虽不在领导岗位上从政（提拔嫌老，退休还早，干活正好），但还真是实实在在的做了不少事情。而年少的小同学更是幸运，他们六岁开学，小学五年，中学五年，大学四年，毕业时还只是二十岁的小青年，于是又硕士、博士的去念，三十岁刚出头就当了教授、研究员，国内、国外考察讲学，自然是备受礼遇，很是风光。许多从政的小同学，凭借平台高、年纪轻、“覆盖层”薄，很容易脱颖而出。我们年级三个小班，九十个同学中就有八、九个当了省水利厅厅长、副厅长或流域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或部司、局长。在他们身上充满着阳光，洋溢着时代造就的“英雄气概”，他们的眼界、见识大大超过了我初中的同学，自然也由于太顺利，难免有点张扬和浮躁的毛病，缺乏我高中同学那种磨难后的深沉和“翻了筋斗”后的人生感悟——他们真是“天之骄子”，时代给了他们太好的机遇和运气！

三阶段的同学经历了不同的时代、不同境遇的洗礼，自然也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方法和价值观。就是同一时代的人，也因个人经历、家庭背景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思想方法和性格。我和这些同学相处也就是三、四年的时间，但和他们的友谊已经保持了三、四十年甚至半个世纪。为什么讲，“最好的领导是老师，最好的同事是同学”，我想这根本的原因是：老师和领导、同学和同事所赋予的内涵、任务、关系是完全不同的。退休后的同事间很少再聚，平时也不想。而同学间虽也较少相聚，但却常常想起。我不仅从同学那里得到许多现实的帮助，而更重要的是得到心灵上的交流——他们身上的优秀品质和成功的做人之道更是我学习借鉴的宝贵财富。

我祝福我的三阶段同学：如果你还在岗位上工作——“工作着是美丽的”，这真是一份福气，但要记住，名利已经离我们远去，注重身体，不能过劳，尤其不能生气；如果你已退休在家养老，带孙子孙女，那同样也是一份福气，注重向年轻人学习，宽容、大气，做好服务；如果你身体不大好，也不用着急，实际上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有疾病的（生理上或心理上的，或轻或重的），世上不存在没有缺陷的人，只要我们保持一份好的心境，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相信自己的潜能，愉快的面对家人，面对他人，同样你也是幸福的——而且这种坚强更应该受到同学们的尊敬。

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共勉吧！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一个老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