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何的美篇

老何

二、在  生 产 队

　　家是“根据地”，永远靠得住的“后方”。五年前，我同样落魄失意地从南通回乡种地，但只过了几个月就参军当兵去了。这次又回到了“根据地”，但总不能老“猫”在“根据地”无所作为呀！但前面的路又在何方？母亲说：“你大哥在县上，总会想办法的。”于是只好定下心来，先去生产队干活——挣工分养活自己才是正事呀！

老队长陆亚贤年事已高，不再当生产队长了，换上了年纪稍轻的蒋国珍。这个蒋队长是我大姨的夫家侄子，与我有点沾亲带故，现在成了我的“顶头上司”。虽然我们同住一个生产队，但我先在南通念高中四年，接下来又当兵四年，因此他也并不了解我的为人做事，只是按照他的“职权”分配我做什么农活。

五月份，棉花长高了。随之而来的就是棉虫“红蜘蛛”也滋生出来了。蒋队长分工我给棉花打药水。那时有两个人抬着药水桶，后面人打气，前面人拿着药枪喷洒的；也有一个人背上药水箱子，左手下压打气，右手持枪喷洒的。显然“背包式”是吃苦活，大家都不愿“背”。于是我一声不吭的背起来，操起药枪一行行、一埭埭认真的喷洒着——二十四岁的我，还算身高力大。我想，这点活比起当年在山沟里“拉练行军”、在寒冬里“夜间训练”来，算什么辛苦呀！这时的棉花已长到小板凳一样高了，一株株打了药水的棉苗湿漉漉的，在阳光的照耀下显现出勃勃生机，犹如一个病人喝上了神奇的药水一样精神了许多。而我的背上、腰间、裤子上也流淌着药水，浑身也是湿漉漉的。自然，我也顾不上这些，只是低着头劳作着，半天也没有一句话。人们看着我，

有赞许的目光，有同情的眼神。自然也有讥讽、嘲笑的声音。几天后，这一遍药水打完了，蒋队长笑着对我说：“小老弟，真没有想到你有这么好的劳动态度，不怕苦，不怕脏，不多言多语，做生活规规矩矩的。我原以为你斯斯文文的戴着一副眼镜，也一定是个挑三拣四、怕苦怕累的人呢。”听了他的话，我也没有吱声，心中也没有什么高兴，只是想着：“你以为我是谁呀？出去混了这么多年，吃了这么多苦，我还不明白眼下的我该怎么办吗？”

这几年二哥长年在外养蜜蜂，我只与母亲两人生活。早上母亲烧好早饭，我洗衣服、收拾家务，然后捧着饭碗朝东翘首张望：几窕地外的一面红旗在仓库房子后头的一口水井旁升起来了——上工啦！于是人们从各自家中出来，扛着铁搭、翻耙、锄头等，纷纷向仓库跑去。这四间洋瓦房子的仓库自然也成了生产队的队部。通常是会计陈怀明点名，迟到的自然是要扣工分的。常常有迟到的人在半路上隐隐听到喊着自己的名字，于是远远的大声回答：“到！”——听声音，显然嘴巴里的老麦饭还没有咽下去呢，于是引起一片哄笑，自然也有嘲讽、指责的声音。点名后就由蒋队长分工今天的“生活”。

这个蒋队长，我在他手下当了几个月的“部属”就去水利工地了，以后也常有交往。在我的眼中，他是一个善良、厚道、勤劳的农民。

他自小死了父亲，老母和一个妹妹先是去了新疆，后来又投奔他一道生活。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落脚在我们这里的。他也成了家，但没有生养，领了一个儿子。以后无论我出去做工或上大学或在县城工作，每每回家与他相遇，我都称他为“蒋队长”，他也笑着答应我，然后我努力找出他关心的话题与之交谈，很是亲切。前两年，他八十二岁过世，我与妻子专程赶去吊唁、磕头，以报答他曾对我的关爱、鼓励之情——在我人生的低谷期，他从“精神层面”上拉了我一把呀！这是不能忘记的。我妻子也说，在我上大学期间，她一个人带着孩子，还要在生产队干农活，很是艰难，而蒋队长在分工农活、分配粮草等方面都给予照顾，尽量方便。我们很感念他，今天我仍能清晰地记得他纯朴善良的笑容和一只眼睛永远红红的形象，还有操着“吕四口音”的大嗓门声音……

那个年代，晴天就下地干活，而下雨天就是“全民当政治家”的“黄金时段”。“林彪事件”已过去一年多了，但全民“批林”的热潮还是方兴未艾。后来不知怎么又把孔丘老先生牵连进来了，大家都叫他“孔老二”，也不知是算什么“老二”。两人的“牵连”据说是因为林彪的一个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于是“穿越时空隧道”，这远隔两千多年的两位又在某一历史拐点上“勾结”上了……

自然我们普通百姓、草根小民除了极个别人以外，大多都是糊涂虫，上面叫批刘少奇就批刘少奇，叫批林彪、孔老二就批林彪、孔老二，也不可能干出什么“逆潮流而动”的“傻事”的。而对这种“只需嘴巴不需力气”的大批判活儿，我自然也是“熟门熟路”，“信手拈来”的——当兵四年，天天有班务会，常常有批判会，还会批不来吗？

在一次有公社干部参加的生产队批判会上，我的一通“批判发言”“赢得”了大家的一阵掌声，横七竖八坐在仓库房子棉花包上的社员都称赞我：“这个小伙子，生活做得好，批判发言也讲得好！”那个公社干部也连连点头，给我投来赞许的目光。接下来，他指定坐在我旁边的“张家三姐”发言了。这位“张家三姐”是我东宅上的一个邻家大婶，五十多岁了，她听说后只得壮着胆子，也要做“政治表态”了。她驼着背，气喘吁吁，先清了清嗓子，然后极其严肃、庄重地说：“说起这个大坏蛋林彪同志……”还没有等她说完这一句，四周便发出一片笑骂声。“张家三姐”知道自己讲错了，吓得浑身发抖：林彪这个大坏蛋，怎么能称“同志”呢——就在前几年，我还没有当兵去，东队里的陈怀贤（会计陈怀明的兄弟）“早请示”时，摇晃着“红宝书”，本来应该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但他小子却喊着“敬祝毛主席掼来糊浆！”于是当场被“对头”捉住，而他又不会“应变自救”，只是说：“我是寻开心的！”于是被抓了个“现行”，戴上高帽子，游埭了……

这一次好在“张家三姐”年老昏聩又目不识丁，系情急口误，又没有“对头”难为她，于是被骂了一顿也就算了。当时有人说：“小伙子讲的倒蛮好，但全给这个老太婆弄坏了！”——听了这话，我心中也说不出什么滋味，但绝对不是自豪和欢喜。

在我当兵之初，林彪在我心目中绝对是一个大英雄。从南昌起义到解放海南岛，这几十年的风雨征程，他为中共建政立下的汗马功劳还不辉煌吗？也不知是什么缘由促使他仓惶出逃，“自我爆炸”，暴尸异国他乡。现在连普通小民、村野农妇都要对他泼上一盆脏水。而更为匪夷所思的是连聂荣臻、陈毅等老帅，也都在翻着“旧账”，纷纷投石下井呢——这种“闹剧”需要有人导演，但中国也历来不缺演员和捧场的观众的。身处那个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一个小角色……

政治人物以政治目的为最高追求，而且不择手段，更不会顾及曾经的情谊。在他们的政治生涯中，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目标。尤其象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强人、政治巨人。这就完全理解了：为什么曾经一起浴血奋战的亲密战友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后来都成为他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敌人了。

看到我还有点“水平”，大队抽我参与“中心工作”。当时的“中心工作”就是调查大队里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的问题。与我合作的是八队的黄锦胜，他只比我大三四岁，也是一个退伍军人。路远的调查就坐公共汽车，而周边几个公社的调查，我们就骑自行车。自行车是大哥为我在十总供销社新买的 28 寸全钢“凤凰牌”，它花了我全部的 100 多元“退伍费”。

这些地富分子大多是一些精明勤劳又省俭的农民，并没有电影或小说上描写的恶霸罪行，只是“土改”时多了几千步地而已。这时大多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至于坏分子、反革命分子，也都是一些偷盗、嫖赌的“懒汉”、“混混”和当过国民党兵的人员。在“政治高压”下的今天，都成了“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人了。

这项工作持续了两三个月，给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写“综合报告”。辅导我们的是公社借调来的王校长。他说，一份材料有许多佐证材料，林林总总，零零碎碎，叫人不容易看出头绪，所以“综合报告”就非常重要。“综合报告”先讲概况，后讲事实，最后是结论。事实必须有依据，依据就是附在后面的“佐证材料”。“综合报告”要提纲契领，言简意赅，脉络清晰，让人有“居高俯视，一览无余”的感觉。阅者只要看“综合报告”就可。如对事实存疑，则可按“综合报告”中所注页码再去查看佐证材料……

这个王校长，当时也就五十岁刚过，目光炯炯有神，待人和蔼可亲，做事认真严谨。他对我很是友善，我也很尊敬他。也不知后来他去了何处，后景如何？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一个老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