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天—探讨四人帮倒台的原因

钢铁是这样练成的

江青：毛泽东的妻子

华国锋：曾担任党政军一把手

叶剑英：在中央有崇高威望

汪东兴：掌握中央警卫力量

康生：掌控国安系统

李先念：参与粉碎四人帮

中南海怀仁堂：中央领导人商定和粉碎四人帮的策源地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党政军要人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停止左倾错误，挽救中国。

10月14日出版的第41期《亚洲周刊》刊登署名章海陵的文章指出：十月是具有历史感的月份。而在民众心目中，十月六日似乎比国庆节的十月一日更值得纪念。一九七六年的这一天，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被捕，成为千夫所指的阶下囚。从此，中国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挣脱经济濒临崩溃的危局，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文章还披露了“四人帮”倒台的几个原因：

在酝酿剪怵的日子

时序来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那是老三届前后几代人亲历的文革时期，林彪、四人帮大肆祸害国家与人民。不过也只有在今天，学界和民间人士才细思极恐地发觉，抓捕四人帮的历史一刻，竟然也有“漫长难耐”的二十七天，即从毛泽东离世的九月九日至四人帮被抓的十月六日。期间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等政要跟王张江姚尖锐对峙，神经极度紧绷，似在被迫参与一场“看谁先眨眼”的游戏，可赌的却不是“画鬼脸”的输赢，而是政治上的生与死。

开始时四人帮并非方寸大乱、昏招尽出，而是气势汹汹、志在必得。他们深知华国锋身份显赫，毛泽东不仅指定他任国务院总理，更为他留下“你办事，我放心”的字条。江青为讨好华国锋，甚至在会议中表示，要紧密团结在华国锋同志周围，谁要是不同意，就从这个房间走出去！声色俱厉，形同在喊叫“滚出去”。但这是在演戏，目的是“以我为主”的笼络或收编。硬的一手接踵而至，四人帮以错过保留毛泽东遗体最佳时间为由，开始向华国锋发难。江青抹着眼泪称：“现在，我把主席遗体交给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要负责”。华国锋辩称，岂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江青耍赖说，“你是第一副主席呀，你现在主持中央工作呀”。王洪文帮腔，“不是已作出决定，由你代表中央致悼词吗”？华国锋不得不表示，“如果你们有意见，我可以不致悼词，也可以辞去职务，但我决不能承担这个（破坏遗体的）责任”。

同样因为这件事，举足轻重的中央领导人叶剑英却安慰华国锋，“当年（越共领袖）胡志明逝世时，遗体就是在停放三天后才决定作永久性保存的，直到今天仍保存很好”；“其实，主席遗体即使保存不住也没什么，主席本来就不同意保留遗体的嘛”。面对惶恐不安的华国锋，叶剑英尽显温馨宽厚，对比四人帮的嘘声恫吓、百般刁难及置于死地，心力交瘁的华国锋岂能不感激涕零？他深切体会到好战士雷锋所言，“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那么，谁是华的同志，谁又是他的敌人呢？

面对四人帮的不可一世，比华国锋更加战战兢兢的是汪东兴。他身为中南海警卫部队负责人，长期受到江青的排挤打压。江青自认捏住汪上过林彪贼船的软肋，料定他即使手握枪杆子和刀把子，也只能作忍气吞声、俯首称臣的选择。为此，江青长期沉浸在完胜死对头的快意中，却忘了夫君毛泽东离世后，其未亡人身份即刻被汪东兴视若草芥。而四人帮的灵魂人物兼军师的张春桥，对事关帮派生死存亡的“汪东兴隐忧”居然毫无察觉。

康生反目政局扭转

四人帮覆灭的另一要因，是政治密友康生的“反目”。事缘七三至七五年间，文革初期被打倒的邓小平重获毛泽东信任，重返中央并主持工作，而四人帮时时受到毛的严厉批评。康生不惜拖着奄奄一息的病体，向病重的周恩来报告，称张春桥和江青是叛徒。康更找来王海容和唐闻生两位联络员，请她们面告主席：张春桥和江青的档案里，有他们曾叛变自首的材料。不料毛泽东对此毫无兴趣，或许早已厌倦了这类耸人听闻、实据难查的“检举”。毛泽东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历练，暗自嘲讽康生的办案信条，“档案是人写的，人是什么都会写的”。毛更心知肚明，连刘少奇“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这种铁案证据都是千疮百孔。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张春桥和江青地位虽仍然稳固，但他们有历史问题的传闻不胫而走，其政治形象已大打折扣。

林彪私下丑化主席

林彪因素也是四人帮政治团队失败的深层原因之一。王张江姚自诩是毛泽东的学生，其实他们在林彪处学到的本领更多。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反思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严重左倾错误。主管粮食的副总理李先念曾向全国各省负责人抱拳作揖：“求求大家救救京、津、沪。”刘少奇表示，彭德怀庐山会议信上讲的，“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出现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可是林彪却在会上发言称，“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把问题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走了样”。按林彪的说法，毛泽东主张的盲目跃进、超高速发展战略和空想的社会目标没有错，错的是人们从“左”的方面理解和贯彻主席思想的结果。

林彪垮台后，项目组人员发现林彪曾私下“丑化”毛泽东，说他喜欢先给人安一个罪名，再自说自话地进行批判。其实精于此道的正是林彪，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地融会贯通，为混淆是非而精妙地“反其道而行之”。他的“登龙术”是“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何谓当代伟大人物？一号利益（毛泽东）的代表者（应声虫）”。在林彪心目中，良知、公平和正义统统是愚不可及和无稽之谈。他信奉和传输的，是“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为争取毛泽东的“专宠”，四人帮跟林彪集团斗得天昏地暗，其实是一对维妙维肖的双生子。其中尤为值得一说的，是身为“舆论总管”的姚文元。一九七六年四月清明节，天安门百万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姚文元将广场上流行的五言诗“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中的“泪”改成了“血”。更把广场上的近百字的诗词《满江红‧敬周试作》，通过大删大改，压缩为“志同者，团结紧，拿起铁与火，准备决战”十五字。硬生生地把一场群情悲愤的追悼集会，污蔑为流血的反革命暴乱。姚文元甚至说，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哪里是在给周恩来献花圈？分明是在祭奠（当时离世的）蒋介石！

可是，谁也没想到，姚文元这番刀笔吏操作，招致一封写给《人民日报》的人民来信，且指名“戈培尔编辑收”。戈培尔何许人？德国法西斯宣传部长是也。信中极其严厉斥责，“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的传声筒”！ “明明是你们编造的诗词，拿来说是天安门广场的”；“你们演的这‘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视听的假报道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从今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张、江、姚”！

一封人民来信，首创性地将四人帮比作封建法西斯，道出他们反历史潮流、反人民的本质，实在大快人心。尤其重要的是，该论述也出现在四十周年国庆招待会上叶剑英委员长讲话中。四人帮的倒台、文革的教训从此成为了几代亲历者探讨不完和回味不尽的话题；无数思考者则树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