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弗洛伊德》5.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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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洛伊德是通过他的实践，亦即发掘出有关其病人过去的那些故事，而发展出精神分析的理论的。在他的一生中一共发表了六个个案研究，我们一路跟随着弗洛伊德，沿着他的诊断，到他不同病人的反应，再到他对他们症状的解释，想要苦心思索出他们心灵的内容与他们疾病的原因。弗洛伊德的个案研究是看待他最才华横溢的那些解释策略和文学技巧的最好的位置。他的分析皆是强大且雄辩的修辞篇章，可谓充满了心理学的洞见，尽管如我们所见，它们也同样可能看似野蛮且带有逼迫性。

除了《癔症研究》里的那些故事，弗洛伊德一共发表过六个个案研究。在这六个个案中，还有两例不是他亲身经历的。在这两例二手来源的个案里，有一例是他对于因精神病而住院治疗的丹尼尔.保罗.施雷伯法官的分析，这是弗洛伊德根据施雷伯在其回忆录里记录的材料就他的精神痛苦写就的一篇引人入胜的分析。另一例个案研究则涉及一位患有怕马恐怖症的五岁小男孩，亦即“小汉斯”的案例，这是弗洛伊德根据小汉斯父亲提供给他的材料来进行分析的。除了这两个个案研究外，弗洛伊德只发表过四篇涉及他自己病人的个案研究，其中包括:仅仅接受了七周治疗便在1900年中断分析的“杜拉”；在1907年接受治疗的“鼠人”；在1910年开始治疗的“狼人”，其个案曾受到（弗洛伊德与其他分析家）跨越60多年的追踪；另外还有涉及一位匿名少女的一例同性恋个案。在这一章中，我们将就此四例个案进行分别讨论。

在《鼠人:一例强迫型神经症个案的记录》（1909）中，弗洛伊德提出，"鼠人"的强迫强制性障碍是对一系列矛盾情感的搬演，这些情感特别指向了他亡故的父亲；罪疚和憎恨与钦佩和羞愧携手同行。强迫症患者也会产生他无法在意识层面上接受的种种愿望与强烈的情绪反应，于是，他便会把这些愿望转向相反的方向:鼠人可能想把痛苦施加于别人的这个想法令他感到罪咎不已，就好像他确实是对那人做了什么似的，而不仅仅是在幻想着此事的发生（强迫症患者的特征之一是会拒绝把思想跟现实分离开来）。于是，为了保护受他威胁的爱的对象免于在他自己内心的暴力和恐怖，鼠人便建构出了一个信念系统，在此系统中，只有他的那些经过小心控制的想法，亦或是他的那些强迫性的行为，才能保护受威胁者的安全。换句话说，他的那些强迫性思维或强迫性行为，全都是旨在规避其自身的那些充满敌意的愿望的潜在实现的可能性。

在《狼人:一例幼儿神经症的历史》（1918）一文中，通过对"狼人"在儿时梦见他窗外有狼的梦境的分析则贡献了原初场景的概念，并进一步催生了有关记忆和建构在分析中的相对重要性的持续争论。“原初场景”，即幼儿看到父母亲性交的场面，是对于俄狄浦斯情结的一个可能的触发点。弗洛伊德发现，在狼人的个案中和鼠人个案中一样，在主动性的欲望与被动性的欲望之间存在着一种连续的摆荡。因而，弗洛伊德便猜测说，小孩子可能会将其父母性交的场景曲解为父亲施加在母亲身上的某种攻击，从而相似地上演了有关主动性与被动性乃至爱慕和施暴的这些波动起伏的焦虑。这些早期的性的困扰，当然会被看作童年病理学乃至在日后发展起来的成年病理学的核心之所在。

"杜拉"与"一例女性同性恋的个案"则展示了弗洛伊德在实践上对这些年轻女患者的处理失当，同时也表现了他对于解释的理论天赋。在《杜拉:一例癔症个案的分析片段》（1905）中，不像弗洛伊德与鼠人或狼人之间的医患关系，打从一开始弗洛伊德和杜拉之间就产生了一种剑拔弩张的关系。弗洛伊德在《癔症研究》中谈到，癔症患者往往会因其记忆上的裂隙而痛苦，她们遗失或是丢失了自己受到压抑的欲望的那些创伤性的起源，这让他们看起来像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人，无法运用她们本国的语言，有时甚至无法运用她们的四肢。精神分析疗法的一项目标，便是旨在帮助填补存在于女性癔症患者的故事里的这些缺口或裂隙——通过倾听病人就她的梦境和自由联想所说的东西，使治疗师得以就病人的心理内容和病人的躯体反应提出一些新的说法。然而，在这种活动中也存在着某种风险:治疗师想要讲述的有关病人的故事，可能并不总是一致于病人自己所讲述的故事，而治疗师声称自己能够解开那些无意识的秘密，以致他可能看起来在与病人的关系上是相当权威的。事实上，在杜拉的治疗中，弗洛伊德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尽管杜拉一再地抱怨说她回想不起来自己对K先生怀有像弗洛伊德坚称她肯定是感觉到了的那些情感，可是她的这些抱怨却反而导致了弗洛伊德更加变本加厉地去强调分析家因为能够深入无意识的底层而在解释性的力量上更胜一筹——如果杜拉说“不”，她其实是想说“是”，因为“根本不存在无意识的“不”这样的事情”。而对于弗洛伊德而言，从治疗杜拉的失败中产生的积极的发现，便是他对转移有了更加充分的认识。弗洛伊德意识到了他疏于考虑杜拉在他身上产生的是怎样的转移——通过放弃自己的治疗，杜拉实际上是将她对K先生的敌意付诸于行动——只是这样的认识来得太晚了些。

在《一例女性同性恋个案的心理发生学》（1920）中，弗洛伊德取得的一项成就便是他看出了这位女孩的自杀企图未必是跟她的同性恋有关，而是因为她觉得遭到了自己父亲的拒绝，所有才作出了这样的反应。换句话说，她的不幸并非因为她作为同性恋者的身份，而是因为她作为同性恋者的身份在当时可能意味着来自自己家族的排斥和驱逐。除此之外，弗洛伊德还提出，他并不觉得这个女孩是需要被治疗的，至少需要治疗的不是她的同性恋。精神分析所能做到的最大限度，不是把同性恋变成异性恋，而是恢复原始的童年双性恋的感觉，即使是这一点，也是相当不大可能的。因为，像异性恋一样，同性恋也会涉及选择放弃一个爱的对象（要么是母亲，要么是父亲）而保留另一个对象，两种发展路径在结构上并没有截然区分的显著性差异。弗洛伊德强调异性恋和同性恋这两种性态度是视情况而偶然发展起来的，他指出它们的大致相当的，并且提出两者皆取决于某种对象选择的排除。弗洛伊德并非根据其正常亦或病态而对同性恋和异性恋加以判断；相反，两种性取向都被看作是人们在意识和无意识层面上作出的选择。精神分析宣称对性别选择作出的全部贡献，便在于它对这些选择产生自怎样的家庭动力学进行了分析。

弗洛伊德在最后之所以会停止个案研究的写作，可能是因为他其实更感兴趣的是他的理论，而非他的实践。在1920年之后，弗洛伊德的很多理论著作都是在对精神的塑形和运作加以理论化和系统化。弗洛伊德的这些思想通常都回到了这样一种观念：身体性的过程可以根据本能能量的流通和分布﹣﹣本能冲动的增加和减少﹣﹣来衡量。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转向弗洛伊德在给心灵运作绘制地图方面的思想，也即他通常所谓的经济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