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思维：朱元璋治理大明帝国的底层思维

山河学苑

文章来源：张宏杰 史客儿

从24岁投奔郭子兴的红巾军到40岁称帝，朱元璋戎马倥偬16年。16年的军事生活塑造了朱元璋的心态、性格和思维方式。战争是残酷的，危机重重，千钧一发，生死攸关。它要求军人绝对理性、精明。不受情绪的干扰，在最复杂的状况中冷静地选择最合理的策略；把每一个微小的因素都考虑进来，在战场的厮杀呐喊中能进行高速精确的计算。在一次次的危机、逃亡、死亡等绝境中，朱元璋练成了一颗超人之心：铁一样坚硬，冰一样冷酷，水一样沉着，弓弦一样柔韧。这颗心只受利益支配，绝不会被感情软化。大明王朝开国帝王后来在治国中表现出来的铁腕、周密和残酷，都是由这颗心决定的。

《洪武：朱元璋的成与败》

01 军事思维的第一个特点：保存自我，打击他人

大明帝国开国后的种种重大举措，与朱元璋长期形成的军事思维方式有极大关系。

军事思维是在恶性竞争中形成的思维方式。如学者吴兴明所言：军事谋略的出发点是“在人生在世的多重关系中它取定人人关系，在人人之间的诸多关系中它取定利害关系，在利害关系的协同与争斗的双向关系中，它又进而只取定争斗关系”。所谓“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就是军事思维的典型表现。

在处理人我关系时，习惯军事思维的人总是以他人为手段，以自我为核心。保存自我，打击他人，这是军人的行为本能。在战争中，只有把所有不利因素都考虑到了，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样，在判断人物上，军事家往往习惯从人性恶的一面出发，把针对自己的危险因素考虑到点滴不漏的程度。以这种思维方式来应人待物，自然觉得危机无处不在，所以，“恐惧是身处谋略地带人的基本心态”。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朱元璋刚刚登上帝位，就“寝不安枕，忧悬于心”了。登基的第二天，他告诫侍臣：“创业之初，其功实难；守成之后，其事尤难。”他反复强调消灭危险于萌芽状态的重要性：“忧患之来，常始于宴安者。明者能灼于未形，昧者犹蔽于已著。事未形犹可图也，患已著则无及矣。

”在写给子孙们的《皇明祖训》中，他这样教导后代们：你们做皇帝时，即使安居无事，也要常怀警惕，一时一刻也不能怠慢。这样，你的性命才能安全，国家大权也不会丢掉。如果一看天下太平就放松了防备，万一奸人得手，身家性命不保，国家基业不存！

为此，他不厌其烦地谆谆嘱咐后代皇帝如何注意安全，其小心谨慎已经达到神经质的程度：

“即使与那些朝夕相见、亲近如同骨肉的人接触，也要在心里多加警惕，防人之心时刻不可无！如果要令左右回避，和亲信大臣们商量机密，那么，带刀护卫只许离你们十丈远，不能再远了！

“弄几套盔甲刀枪，放在身边。选几匹好马，养在宫门口，四个城门也要各备几匹！

“每天晚上，都要警省。没事常听听城中动静，也可以到院子里去，看看天气星象，有没有什么灾难的征兆。如果不出去，则听听市声是不是有什么异常。”

在漫长的军事生涯中，朱元璋习惯了高强度、高密度的脑力劳动，习惯了每时每刻估量形势、算计对手，习惯了激越昂扬的行进节奏，习惯于享受“与人奋斗”的乐趣。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最忍受不了的就是没有对手。所以，在陈友谅、张士诚、元朝皇帝一个个消失之后，他开始了寻找对手的漫长过程。原来的老乡和战友，即所谓的“淮西勋贵”，就进入了他的视野。朱元璋原本是心胸狭窄之人，对臣下之一举一动悉加注意，经常对臣下的举止表示不满，说：“此等愚夫，不学无术，勇而无礼，或闲中侍坐，或饮宴之间，将以朕为无知，巧言肆侮，凡所动作，悉无臣礼。”在他“放大危机”的军人心理形成的放大镜下，臣下日常表现中的小小不谨不敬，都被放大成了叛逆的苗头，他原来的朋友一个个在他的视野里变形成了对手，所以他才举起了屠杀功臣的屠刀。

02 军事思维的第二个特点： 追求实用性

战争以实用为目的，军事思维是非常功利化的思维，本能地要求思维方式简明、实用。朱元璋一生不尚形式，只求实用。在开国后的政治斗争中，朱元璋擅长不受形式的约束，“草鞋无样，边打边像”，各种下作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创造了大村庄式的治国方法，虽然不美观，却非常实用。

除了自己一家一姓的私利外，朱元璋对任何东西都没有真正的信仰。长期的谋略思维习惯，一而再再而三地从权谋中得到好处，使他形成了权谋化的思维习惯。所以，朱元璋的治国方法是无巧不取、无利不谋、无所不为。他竭尽全力维护三纲五常，推崇儒家正统。然而，因为孟子说过民贵君轻，有违他唯我独尊的心态，他居然敢删节《孟子》。他不迷信，但为了蒙骗百姓，就以神道设教，甚至装神弄鬼，用迷信来骇人。他战时喜欢读《孙子兵法》等兵书，对权术运用精熟。战后却对兵书中的机谋权变之术一概斥为卑下之识，反对人们去研究它。他说：“用仁者无敌，恃术者必亡。”他远交近攻，对外宽容，对内残忍。对他统治力所不及的少数民族、边疆国家，他一副和善面孔，厚往薄来，大方之至，并且列出周围的不征之国，要求子孙和他们建立长期友好的关系；然而，对于他鞭子所及的臣民百姓，他凶暴残忍，苛刻无情，为了一姓之私，妄图永世囚禁万民，使之成为他的家奴。

03 运用战争中的手段治国

战争中的一些具体手段也被保留下来，成为他的治国方法。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善于使用特务的将领之一。他对驾驭特务很有经验。早在天下未定之时，他派卫士何必聚到袁州侦察敌情，何必聚回来向他汇报后，他不相信，问：“汝到袁州有何为记？”何答：“欧平章门有二石狮，吾断其尾尖。”攻占袁州后，他还专门核查此事，核查属实后才放心。史料提供的情况表明，朱元璋的特务侦察手段是相当有效的。正是这些侦察活动所得到的信息，为他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开国后，他在政治生活中一样大用特务，监视全国人民的一举一动，并且明目张胆，毫无顾忌。他首创中国历史上公开的特务机关锦衣卫，豢养大批特务，称为“检校”，四出侦察臣下的活动，专门从事镇压“不轨妖言”的勾当。“检校”专门告人阴私，人人惧怕，朱元璋却十分欣赏，说“有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国初事迹》）。这些人无事不查，无事不报，社会的每个层面都在他们的侦察范围之内。南京各部的小吏原来都戴漆巾，门口挂牌额，“检校”发现礼部小吏有人白天睡觉，兵部门口不设巡警，就把睡觉者的头巾和兵部门牌偷走，报告给朱元璋。朱元璋因此规定，礼部小吏从此不许戴漆巾，兵部不许挂牌额，以为惩戒，从此成了明朝定制。他还特别喜欢侦察别人的私生活，怕别人在背后议论自己。老儒钱宰嫌政务太烦，作诗说：“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特务侦知报告。第二天，朱元璋在朝廷上召见钱宰，说“昨日好诗，然何尝嫌汝，何不用忧字？”遂遣钱宰回籍，说：“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矣。”

战争时从纪律中尝到甜头，使朱元璋对严守纪律达到了迷信的程度。从严治军，是他的一贯作风。开国之后，这一作风依然延续。他对那些劳苦功高的大臣，也一样说杀就杀，说打就打，廷杖制度即由此而来。对任何违犯他制定的法规纪律的人，他一律毫不手软，绝不放过。驸马都尉欧阳伦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夫婿，他不顾朝廷禁令，多次派家奴去陕西偷运私茶出边境贩卖。朱元璋毫不手软，得知之后立命抓来赐死。

对至亲之人如此严苛，对待百姓就可想而知了。他说：“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朱元璋在开国后的治国方针就是严刑峻法，靠杀人来震慑万民。他颁布的法令，连篇累牍，林林总总，无所不包，对帝国生活的方方面面规定得无比细致。稍有违犯，则治以非人之刑。在他的治下，贪污六十两，一经发现即被剥皮处死。犯了出行不带“路引”、在家“不务正业”、遇到不法之事没有及时举报等小过，朱元璋的惩治措施动不动就是“全家迁居化外”“枭首示众”“断手”“断足”

……翻开他制定的《大诰》，随处可以看到他亲手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大案。甚至，为了地方上一个皂隶的逃亡，他竟屠杀抄没了几百家。朱元璋自己描述这个惨绝人寰的案子说：“民之顽者，莫甚于溧阳广德建平宜兴安吉长兴归安德清崇德蒋士鲁等三百七户……将豪民赵真胜奴并二百余家尽行抄没，持杖者尽皆诛戮。沿途节次递送者一百七十户，尽行枭令，抄没其家。”

【摘自张宏杰系列《洪武：朱元璋的成与败》 重庆出版社&华章同人 点击下图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