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生活 （节选） 李庆春 （天津下乡到内蒙古知青）

玉树临风

编者按：李庆春大姐，毕业于天津耀华中学，1968年7月到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苏独仑公社东风二队插队，之后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我出生和成长在这个村子，和知青的年龄相差十多岁，当时和他们交往的不是很多，也不懂得知青和本地人的差别，但知道他们特别能吃苦，很有本事，和村里的社员相处得像亲人一般，几乎家家户户的相框里都有他们的照片，就是现在，有关他们的故事老幼皆知。他们不仅是那个时代农业生产劳动的生力军，对村子的文化建设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村子的发展史上有他们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因为如此，来村子里插队的每个知青在村民的心里都有一个深深的印象。李庆春大姐给我的印象是特别漂亮、会说、热心、能干、敢做敢当。2018年有幸回到村子参加了“天津知青下乡五十周年回访第二故乡”活动，切身感知了村民和知青的深情厚谊。之后，通过阅读《情系苏独仑——苏独仑知青下乡50周年征文集》一书，我读出了许多有关知青与村民们同甘共苦的故事，感知了他们细腻的内心世界，更体会到他们的情感、信念、价值观。他们的事迹深深打动着我，让我敬佩不已。 今摘录李大姐文章（书中收录李大姐文章两篇，共14页）的一小部分，配上2018年我照的照片做成美篇，让大家了解那时的知青，那时的村情，同时对插队落户的知青表达崇高的敬意！

　　到农村的第一个冬天，当时号召知识青年要与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我们当然积极响应，尽管大家都想家，想父母。我们下乡时他们还在牛棚，挨着造反派的批斗，正在过着一种最难熬的日子，但我们远在千里，革命斗志正浓，想不到去安慰他们，也不会安慰他们。可怜的父亲、母亲，在他们最需要儿女们关怀、照顾的时候，我们心中却没有他们，我们心中装满了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装满了贫下中农，装满了全世界还没有解放的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我们正在为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世界大同而艰苦奋斗！

　　那一年的冬天，天特别的冷，我们女知青，每人赶一辆老牛拉的二板车，到山上的羊圈拉粪往地里送。二板车全部是用木头做的，连轱辘都是木头的。到了冬天，农村的妇女都不干活了。我们女知青，每天顶着呼啸的西北风，往山上的羊圈走。天寒地冻，根本不敢坐在车上，只有在地下跑才能感觉到一点暖和。

　　记得邸文有风泪眼的毛病，一见风眼睛就流泪。她就闭着眼坐在车上，一会，就听她喊，“我眼睛睁不开了！”我们跑过去一看，原来流出来的眼泪把上下眼睫毛冻在一起。我们赶紧用手捂着，让手的温度溶化眼上的冰。

　　我们上山拉粪，认识了山上的解放军，都是年轻人，很快我们就熟悉了。羊圈的粪被冻得很硬，刨着很费劲，有时解放军就拿雷管帮我们把粪炸松。他们打的野鸭子还送给我们，让我们改善伙食。

　　春节那天晚上，邀请我们上山和他们一起过三十，解放军同志给我们做了香喷喷的大米饭和菜，是什么菜我一点也记不起来，反正是好菜，但是那一盆白花花的稻米饭我记忆犹新。那是我们离开天津后吃的第一次稻米饭。我们到内蒙后吃的是当地种的糜子米饭，小小的黄米粒，有点像小米，干干的有点糙，米中有很多沙子，我们不会用水漂沙子，经常带着沙子，半生半熟，还有糊味的吃，难以下咽。

　　我把过年吃稻米饭的事情写信告诉了妈妈。一次，有知青从天津回来，妈妈让他们带来了十斤稻米。不容易呀！当时粮食是有定量的，经常是不到月底粮食就吃完了，稻米更是按比例配给，数量虽少这是妈妈挂念远在千里之外的女儿，从他们嘴里和幼小弟妹的嘴里省下了这十斤米。由于带米的知青还带了很多其他的东西，就把稻米和衣服一起放到箱子里，结果稻米就有卫生球味了。就这样的稻米我们都没舍得吃，共同规定，留给有病的同学吃，以后，谁身体不舒服，就用这米煮一碗稀饭喝。

　　冬天，我们还跟社员一起挖水渠。冒着凛冽的寒风，走十几里路，在寒风中挖土、挑土。饿了就拿出被冻得冰凉的大饼啃两口，渴了就用铁锹先把雪地表面的脏雪铲走，然后再用铁锹铲点干净雪吃。吃雪也要小心，不注意嘴唇碰到铁锹上，否则会粘下一层皮。因为天太冷了，那是零下二十多度，回来的路上，我们还要挑着箩头，顺路拣点牛美、马粪之类的牲口粪便，回来烧火做饭、取暖。

　　有时候西北风太猛烈了，吹得我们走不动，我们女生就走在男生的后面，他们用稚嫩的躯体给遮挡一点风寒。还有时，他们也走不动了，我们就背朝风，坐在地上，休息一会，或索性躺在地上歇一会，只能是一会，因为时间长了人就会被冻坏。

　　记得我们下乡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六九年，内蒙实行军管，当时由内蒙军区滕海清司令员主管全自治区工作。那年，我们刚收完地里的庄稼，上面派的工作队就到村里给社员办学习班。我们和社员一起坐在生产队的俱乐部里，只听工作队的人在讲：今年形势大好，因为是实行军管，要体现大好形势，我们要多交公粮，支援工业，支援亚、非、拉。具体指标是：每人口粮减少十斤，每个牲口口粮减少十斤。当时，每个社员每年口粮是380斤，还是带皮的粮食。我们知青的口粮是500斤，这是国家定的，加工后折合每人每天一斤三两。由于劳动强度大，又没有油水，我们根本吃不饱，经常饿得睡不着觉，半夜起来烧土豆，吃的胃不好受，直冽心。由于粮食不够吃，我们在烙饼里掺麸子，规定晚饭吃稀的。记得一次晚饭是面汤，我们坐在女生宿舍的门槛上喝面汤，女生住在食堂旁边，就见高健端着碗，一趟一趟，到第六趟时，我们忍不住笑着说：高健，你吃几碗了？高健不好意思了，就没见他再盛饭。我们当时就很后悔说了这话，因为当时干活是挖渠，很累的，高健干活又卖力气，估计他那天也没吃饱。

一次跟社员在地里锄草，休息时，有的社员在地头刨没有发芽的豌豆。因为队里耕种面积大，拖拉机到地头抬犁的地方，地犁的浅，水又浇不上，就埋藏了一些干豌豆。只见社员们把刨下的干豌豆，也就是一小把，带回家，放到锅里炒炒吃。就是这样的定量标准，上边为了体现军管的大好形势，给每人减10斤口粮，社员们意见很大，我们知青意见也很大。宣讲会变成了辩论会。宣传队员说：“我们种粮食不支援工人，那我们穿衣服的布从哪来？”社员们说：“我们穿皮袄。”宣传队员说：“没有工人生产拖拉机，你们用什么犁地？”社员说：“我们用牛耕地。”这时，我们知青开始发言了，讲述了我们国家历史上曾经征收过头粮造成的教训，到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国。最后表态：我们反对征收过头粮！我们和社员的反征收过头粮的情绪极度高涨，会场已经不可控制了。

　　这时，宣传队员把我们知青叫到知青点里开小会。他说：“征收粮食，只征收社员的，不收你们知青的，你们还是五百斤。”宣传队员话一出口，激起了我们极大地愤怒，这是对我们知青人格的侮辱。我们辩论，我们反对征收过粮，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了国家和党不要犯历史的错误，不要让老百姓饿肚子。我们摆事实，讲道理，论点、论据清楚，铿锵有力，不可辩驳！我们又一次取得了胜利！我们真正和贫下中农站在了一起。 四十年后，我们回到村里，社员们还提起当时的情景，他们很佩服我们。

　　我们以为我们胜利了。几天后，突然，有社员跑来告诉我们，队里把征收的粮食装上马车要运走。我们一听肺都气炸了，跑到队里理论，以冯国兴为首的几个知青站在马车前,不让把粮食运走。队长无奈对我们说:“让他们把粮食运走吧!我们的李金龙书记正在前旗办学习班，粮食到了，他才能回家。”我们愕然!这是拿书记当人质，用粮食换人！我们螳臂挡车没用，终究权力战胜了真理。 我们无奈地退到路旁，默默地看着他们把村民的口粮拉走了。到了来年的春天，果然断顿了，上面只好派发救济粮。可是我们上缴的是麦子，返回的是山芋面。那山芋面又苦又涩，我们从来没有吃过那样难吃的东西。

　　村里的社员，特别是女社员和老年人，他们不识字。遇到写信时经常请我们知青帮忙。记得最清楚的有两次，一次是民办教师张弓的老婆二花找我帮她给娘家人写信。我跟随她进她家后，只见炕桌上摆着一碗煮熟的鸡蛋。她一手抱着一个不到一岁的孩子，腿边还有两个2、3岁的孩子，她一个劲地让我上炕,趁热吃鸡蛋。我看着三个孩子眼巴巴的注视着这碗煮鸡蛋。我哪吃得进去呀。二花也看到了这个局面，她抱着一个，领着两个孩子出家门，临走还叮嘱快吃吧，然后掩上门，抱着饥饿中的孩子离开。

我望着这碗煮鸡蛋泪如雨下，一个都没有吃，也确实吃不下。那次二花根本就没有让我帮她写信，只是找了一个借口把我骗到她家。两年后我回到天津上大学，经常想着这一幕，用当时国家给工农兵大学生的生活费每月17.5元，买了糖果让同学捎去。同组的知青告诉我，老乡把我的照片放到相片框里挂在墙上，孩子经常指着照片叫“妈妈的好朋友”。后来几次回乡看望乡亲，我都给她带些生活用品和药品。

　　还有一次就是我们队冯结实的母亲、一位河北大娘。那天他让儿子冯结实把我叫到她家，让我帮她给家乡亲戚写一封信。我拿出纸和笔，他说一句，我按照自己的理解组成句子写在纸上。其中她说到，明年是“绿叶年”，商量迁移父母的坟的问题。我就听不明白，什么是绿叶年？问了几次她也说不清楚，再加上地方口音，实在没有办法，我就按音写上“绿叶年”。

　　当时以及事后我总琢磨着不对，但是一直想不明白。“绿叶年”在我脑子里存了有好多年，有一年听人说今年闰月。我突然想起闰月，“绿叶年”，应该是“闰月年”。 事隔这么多年了，当时我写的这封信不知收信人能否明白“绿叶年”的含义。由于自己缺乏社会常识，给冯大娘也带来了麻烦。为写这封信，我还在冯大娘家吃了一顿饺子。真是过意不去。 离开内蒙25年后，第一次回村，我想看看这位大娘，向她道个歉，但是她已经故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