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编者按:李庆春大姐,毕业于天津耀华中学,1968年7月到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苏独仑公社东风二队插队,之后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我出生和成长在这个村子,和知青的年龄相差十多岁,当时和他们交往的不是很多,也不懂得知青和本地人的差别,但知道他们特别能吃苦,很有本事,和村里的社员相处得像亲人一般,几乎家家户户的相框里都有他们的照片,就是现在,有关他们的故事老幼皆知。他们不仅是那个时代农业生产劳动的生力军,对村子的文化建设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村子的发展史上有他们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因为如此,来村子里插队的每个知青在村民的心里都有一个深深的印象。李庆春大姐给我的印象是特别漂亮、会说、热心、能干、敢做敢当。2018年有幸回到村子参加了“天津知青下乡五十周年回访第二故乡”活动,切身感知了村民和知青的深情厚谊。之后,通过阅读《情系苏独仑——苏独仑知青下乡50周年征文集》一书,我读出了许多有关知青与村民们同甘共苦的故事,感知了他们细腻的内心世界,更体会到他们的情感、信念、价值观。他们的事迹深深打动着我,让我敬佩不已。 今摘录李大姐文章(书中收录李大姐文章两篇,共14页)的一小部分,配上2018年我照的照片做成美篇,让大家了解那时的知青,那时的村情,同时对插队落户的知青表达崇高的敬意!</h3> <h3> 到农村的第一个冬天,当时号召知识青年要与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我们当然积极响应,尽管大家都想家,想父母。我们下乡时他们还在牛棚,挨着造反派的批斗,正在过着一种最难熬的日子,但我们远在千里,革命斗志正浓,想不到去安慰他们,也不会安慰他们。可怜的父亲、母亲,在他们最需要儿女们关怀、照顾的时候,我们心中却没有他们,我们心中装满了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装满了贫下中农,装满了全世界还没有解放的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我们正在为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世界大同而艰苦奋斗!</h3> <h3> 那一年的冬天,天特别的冷,我们女知青,每人赶一辆老牛拉的二板车,到山上的羊圈拉粪往地里送。二板车全部是用木头做的,连轱辘都是木头的。到了冬天,农村的妇女都不干活了。我们女知青,每天顶着呼啸的西北风,往山上的羊圈走。天寒地冻,根本不敢坐在车上,只有在地下跑才能感觉到一点暖和。</h3> <h3> 记得邸文有风泪眼的毛病,一见风眼睛就流泪。她就闭着眼坐在车上,一会,就听她喊,“我眼睛睁不开了!”我们跑过去一看,原来流出来的眼泪把上下眼睫毛冻在一起。我们赶紧用手捂着,让手的温度溶化眼上的冰。</h3> <h3> 我们上山拉粪,认识了山上的解放军,都是年轻人,很快我们就熟悉了。羊圈的粪被冻得很硬,刨着很费劲,有时解放军就拿雷管帮我们把粪炸松。他们打的野鸭子还送给我们,让我们改善伙食。</h3> <h3> 春节那天晚上,邀请我们上山和他们一起过三十,解放军同志给我们做了香喷喷的大米饭和菜,是什么菜我一点也记不起来,反正是好菜,但是那一盆白花花的稻米饭我记忆犹新。那是我们离开天津后吃的第一次稻米饭。我们到内蒙后吃的是当地种的糜子米饭,小小的黄米粒,有点像小米,干干的有点糙,米中有很多沙子,我们不会用水漂沙子,经常带着沙子,半生半熟,还有糊味的吃,难以下咽。</h3> <h3> 我把过年吃稻米饭的事情写信告诉了妈妈。一次,有知青从天津回来,妈妈让他们带来了十斤稻米。不容易呀!当时粮食是有定量的,经常是不到月底粮食就吃完了,稻米更是按比例配给,数量虽少这是妈妈挂念远在千里之外的女儿,从他们嘴里和幼小弟妹的嘴里省下了这十斤米。由于带米的知青还带了很多其他的东西,就把稻米和衣服一起放到箱子里,结果稻米就有卫生球味了。就这样的稻米我们都没舍得吃,共同规定,留给有病的同学吃,以后,谁身体不舒服,就用这米煮一碗稀饭喝。</h3> <h3> 冬天,我们还跟社员一起挖水渠。冒着凛冽的寒风,走十几里路,在寒风中挖土、挑土。饿了就拿出被冻得冰凉的大饼啃两口,渴了就用铁锹先把雪地表面的脏雪铲走,然后再用铁锹铲点干净雪吃。吃雪也要小心,不注意嘴唇碰到铁锹上,否则会粘下一层皮。因为天太冷了,那是零下二十多度,回来的路上,我们还要挑着箩头,顺路拣点牛美、马粪之类的牲口粪便,回来烧火做饭、取暖。</h3> <h3> 有时候西北风太猛烈了,吹得我们走不动,我们女生就走在男生的后面,他们用稚嫩的躯体给遮挡一点风寒。还有时,他们也走不动了,我们就背朝风,坐在地上,休息一会,或索性躺在地上歇一会,只能是一会,因为时间长了人就会被冻坏。</h3> <h3> 记得我们下乡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六九年,内蒙实行军管,当时由内蒙军区滕海清司令员主管全自治区工作。那年,我们刚收完地里的庄稼,上面派的工作队就到村里给社员办学习班。我们和社员一起坐在生产队的俱乐部里,只听工作队的人在讲:今年形势大好,因为是实行军管,要体现大好形势,我们要多交公粮,支援工业,支援亚、非、拉。具体指标是:每人口粮减少十斤,每个牲口口粮减少十斤。当时,每个社员每年口粮是380斤,还是带皮的粮食。我们知青的口粮是500斤,这是国家定的,加工后折合每人每天一斤三两。由于劳动强度大,又没有油水,我们根本吃不饱,经常饿得睡不着觉,半夜起来烧土豆,吃的胃不好受,直冽心。由于粮食不够吃,我们在烙饼里掺麸子,规定晚饭吃稀的。记得一次晚饭是面汤,我们坐在女生宿舍的门槛上喝面汤,女生住在食堂旁边,就见高健端着碗,一趟一趟,到第六趟时,我们忍不住笑着说:高健,你吃几碗了?高健不好意思了,就没见他再盛饭。我们当时就很后悔说了这话,因为当时干活是挖渠,很累的,高健干活又卖力气,估计他那天也没吃饱。</h3> <h3> 一次跟社员在地里锄草,休息时,有的社员在地头刨没有发芽的豌豆。因为队里耕种面积大,拖拉机到地头抬犁的地方,地犁的浅,水又浇不上,就埋藏了一些干豌豆。只见社员们把刨下的干豌豆,也就是一小把,带回家,放到锅里炒炒吃。就是这样的定量标准,上边为了体现军管的大好形势,给每人减10斤口粮,社员们意见很大,我们知青意见也很大。宣讲会变成了辩论会。宣传队员说:“我们种粮食不支援工人,那我们穿衣服的布从哪来?”社员们说:“我们穿皮袄。”宣传队员说:“没有工人生产拖拉机,你们用什么犁地?”社员说:“我们用牛耕地。”这时,我们知青开始发言了,讲述了我们国家历史上曾经征收过头粮造成的教训,到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国。最后表态:我们反对征收过头粮!我们和社员的反征收过头粮的情绪极度高涨,会场已经不可控制了。</h3> <h3> 这时,宣传队员把我们知青叫到知青点里开小会。他说:“征收粮食,只征收社员的,不收你们知青的,你们还是五百斤。”宣传队员话一出口,激起了我们极大地愤怒,这是对我们知青人格的侮辱。我们辩论,我们反对征收过粮,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了国家和党不要犯历史的错误,不要让老百姓饿肚子。我们摆事实,讲道理,论点、论据清楚,铿锵有力,不可辩驳!我们又一次取得了胜利!我们真正和贫下中农站在了一起。 四十年后,我们回到村里,社员们还提起当时的情景,他们很佩服我们。</h3> <h3> 我们以为我们胜利了。几天后,突然,有社员跑来告诉我们,队里把征收的粮食装上马车要运走。我们一听肺都气炸了,跑到队里理论,以冯国兴为首的几个知青站在马车前,不让把粮食运走。队长无奈对我们说:“让他们把粮食运走吧!我们的李金龙书记正在前旗办学习班,粮食到了,他才能回家。”我们愕然!这是拿书记当人质,用粮食换人!我们螳臂挡车没用,终究权力战胜了真理。 我们无奈地退到路旁,默默地看着他们把村民的口粮拉走了。到了来年的春天,果然断顿了,上面只好派发救济粮。可是我们上缴的是麦子,返回的是山芋面。那山芋面又苦又涩,我们从来没有吃过那样难吃的东西。</h3> <h3> 村里的社员,特别是女社员和老年人,他们不识字。遇到写信时经常请我们知青帮忙。记得最清楚的有两次,一次是民办教师张弓的老婆二花找我帮她给娘家人写信。我跟随她进她家后,只见炕桌上摆着一碗煮熟的鸡蛋。她一手抱着一个不到一岁的孩子,腿边还有两个2、3岁的孩子,她一个劲地让我上炕,趁热吃鸡蛋。我看着三个孩子眼巴巴的注视着这碗煮鸡蛋。我哪吃得进去呀。二花也看到了这个局面,她抱着一个,领着两个孩子出家门,临走还叮嘱快吃吧,然后掩上门,抱着饥饿中的孩子离开。</h3> <h3> 我望着这碗煮鸡蛋泪如雨下,一个都没有吃,也确实吃不下。那次二花根本就没有让我帮她写信,只是找了一个借口把我骗到她家。两年后我回到天津上大学,经常想着这一幕,用当时国家给工农兵大学生的生活费每月17.5元,买了糖果让同学捎去。同组的知青告诉我,老乡把我的照片放到相片框里挂在墙上,孩子经常指着照片叫“妈妈的好朋友”。后来几次回乡看望乡亲,我都给她带些生活用品和药品。</h3> <h3> 还有一次就是我们队冯结实的母亲、一位河北大娘。那天他让儿子冯结实把我叫到她家,让我帮她给家乡亲戚写一封信。我拿出纸和笔,他说一句,我按照自己的理解组成句子写在纸上。其中她说到,明年是“绿叶年”,商量迁移父母的坟的问题。我就听不明白,什么是绿叶年?问了几次她也说不清楚,再加上地方口音,实在没有办法,我就按音写上“绿叶年”。</h3> <h3> 当时以及事后我总琢磨着不对,但是一直想不明白。“绿叶年”在我脑子里存了有好多年,有一年听人说今年闰月。我突然想起闰月,“绿叶年”,应该是“闰月年”。 事隔这么多年了,当时我写的这封信不知收信人能否明白“绿叶年”的含义。由于自己缺乏社会常识,给冯大娘也带来了麻烦。为写这封信,我还在冯大娘家吃了一顿饺子。真是过意不去。 离开内蒙25年后,第一次回村,我想看看这位大娘,向她道个歉,但是她已经故去了。</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