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途的掌声 (2011)

康毅滨

这篇采访原载于2011年3月27日新闻晨报(隶属解放日报)。 是我在获得2011年维尔切克生物医学创新奖后接受新闻晨报记者谢岚的一段采访记录。这篇文章的原文在网上已经找不到了。因此我把它放在这里，对于理解我的大铁历程尤其是第6篇的结尾会有所帮助。

《成功的花》

冰心

成功的花，

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

然而当初她的芽儿，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

前不久，康毅滨获得了 美国维尔切克创新奖，这是一个很高荣誉的 奖项，而他是首个获奖的来自中国大陆的科学家。

(2011年4月4日，康毅滨在纽约曼哈顿举行的维尔切克奖颁奖典礼上发表演讲）

(康毅滨和他父亲和太太在颁奖典礼合影）

同时，康毅滨实验室的乳腺癌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和他的团队揭开了乳腺癌如何向骨骼转移的“秘密”。这一成果作为封面文章发表在2月份的《癌细胞》（Cancer Cell）杂志上，普林斯顿为此作为重要研究突破专门进行了新闻发布。

如果说2009年的访谈，是从康毅滨的家庭，学校两个层面来谈论他对中国教育的体验和观察，那么这一次的对话，我们试着从更大的“社会”层面来探讨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激励机制，可以有效唤起年轻人的创造力和归属感？

一、及时的“中途奖”

清晨六点，康毅滨准时醒来。他正应韩国医药学会和韩国高等研究院邀请专程到韩国清州和大田做学术报告，住在一位韩国教授家中。

刚开手机，铃声就响了，一个温和的声音说道：“恭喜你，康教授，您获得了2011年维尔切克创新奖。”

"那会儿人还有些迷糊，非常惊喜。”康毅滨说。

对中国读者来说，“维尔切克”是个陌生的名词，而在美国，它意味着很高的荣誉和肯定。

每年，维尔切克基金会从全美生物医学和艺术人文两大领域遴选出四位杰出人才，分别授予“维尔切克奖”（Vilcek Prize）和“维尔切克创新奖”（Vilcek Creative Promise Prize）。前者旨在肯定比较成熟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后者则用于发现和激励具备领军人物潜质的年轻人。

"维尔切克创新奖是一个苛刻的奖项，竞争非常激烈。”康毅滨介绍，“你必须是一位独立的科学家或艺术家，而且必须已经取得受到广泛认可的相当的成就。它的年龄线拦得很低，38岁，而在我们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统计数字表明，通常以拿到国立卫生研究院R01科研经费为标准, 拥有独立研发能力的年龄是41岁。”

不过，在美国不胜枚举的科学/人文奖项中，“维尔切克奖”之所以脱颖而出，得到业界和公众的关注与尊重，并非仅仅是其挑剔的眼光，它还有另外一个独特的标准：只颁发给美国的移民人才，用基金会的话来说：“只颁发给在美国以外出生的生物科学家和艺术家，以增强美国社会对移民所做贡献的认识。”

星期日：“你已经获得了好几个生物医学方面的奖项，而你尤其看重‘维尔切克创新奖’，是否因为它专门奖励移民这一条？”

康毅滨：“可以这么说。”

星期日：“它给你带来什么不同的感受？”

康毅滨：“做科研就像一直在爬上坡，很多时候坡很陡，充满障碍，你常常不知道终点在哪里，自己走的路能不能走通，体力是不是足够。而身为移民，要比本土美国人承受更多，付出更多，就像一场要跑一辈子的马拉松。诺贝尔奖更像是‘终点奖’，而维尔切克奖是你拼尽全力跑到一半时，突然出现的一个加油站，你可以在这里歇息下，喝口水。还有人给你喝彩、鼓掌，告诉你，你跑得真不错，你可以跑得更好。”

这样的关注和鼓励，的确是紧绷绷的人生很好的歇息和释放。

2月23日，维尔切克基金会在纽约正式公布了2011年四位获奖者的名单，康毅滨是该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首个获此殊荣的来自中国大陆的科学家。

二、寻找家的旅行者

在很多人看来，康毅滨因天赋过人，是个一帆风顺的年轻有为者，只有他自己和少数亲近的人才知道，成功从来不可能是轻松的。

康毅滨的太太告诉我，她丈夫每天的生活作息是这样的：早晨8点多出门去实验室，晚上6点回家吃饭，陪伴家人一个小时，然后再返回实验室，一直工作到午夜。为了适应不时的长途学术出差，丈夫的身体练就了一项“零时差”的特殊本领。采访当天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美国当地时间晚上10点左右，康毅滨刚刚从葡萄牙飞回来，因为已经过了家庭晚餐时间，他直接来到实验室。疲劳时的“小睡片刻”就像他给自己的肌体编设的唯一一个“待机”小程序，按下开关，他就几乎能立刻沉沉睡去，30分钟后闹钟一响，自动醒来。

对“移民科学家”这一群体来说，体力上付出的还在其次，更多的是内心深处情感上的负重。

同为美国移民的华裔作家哈金曾写道：“本质上，移民是旅行者，寻找家的旅行者。他们不得不重新塑造自己，以适应艰苦的、脱胎换骨的旅程……他们无法背上过去所有的家当，只能带上最需要、最有用的东西。换言之，他们必须放弃。”

或许，对康毅滨来说，是抵达到美国两年后，在遽然降临的巨大疼痛中体会到他失去的是什么。

"很多人是来到美国后开始经受‘文化冲击’的，而我的‘文化冲击’是15岁开始的。那年我考上了北大附中理科实验班，要独自一个人去北京学习生活。”康毅滨说，“春节的时候，妈妈拿着录取通知书，欢天喜地地跑回来，人还没进家门，就听到她高兴的声音。但我印象非常深，爸爸看上去心事重重，一点也不高兴。”

那时，从福建龙海坐火车去北京要三天三夜，父亲也许在那一瞬间已经意识到，家即将面临长久的分离，这个每天一起游泳、散步、聊天的儿子取得的成绩越大，离他们也越遥远。

"你自己当时是什么感受？难过吗?”

"那时候年轻，觉得自己像一只风筝要飞上高空，去北京就像是出发探险，就算连火车是什么样都没有见过，心里也不觉得很害怕，也没有很舍不得。”

(1990年，北大附中国家教委理科试验班化学班和物理班毕业合影）

1997年，美国北卡罗纳州的秋天刚刚开始，24岁的杜克大学二年级博士生康毅滨的心情特别好，因为刚刚才老家龙海回来，总算在出国两年后第一次痛快地和家人相聚了一个暑假。

"有天晚上，一位好朋友来到我的宿舍，神色凝重。她问我，毅滨，你状态怎么样，如果可以，你准备接一个很重要的电话，你爸爸打来的。”康毅滨回忆道。

父亲在电话里告诉他，刚刚才见过面的母亲突然去世，而且家人决定，做完所有的后事才告诉遥远异乡的儿子，这意味着康毅滨连见母亲最后一面，和她道别的可能都不存在了。

"打击太大了，直到今天，我也无法用语言叙述那个夜晚。”

康毅滨说，“妈妈一直是我生命中最亲密的人。那一年，好像整个人生都被颠覆了。”

(1995年康毅滨从复旦大学毕业时与应学校邀请专程来参加毕业典礼的母亲摄于上海）

2009年，做完《妈妈，今天我可以不去上学吗？》这篇访谈后，康毅滨的母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学五年级的康毅滨不想去上学，他妈妈的第一反应不是担心或指责，只是平静地询问翘课的原因。当她知道儿子只是想选择一个更适合自己的复习迎考方式的时候，她和丈夫商量后说：“今天你就在家里看书吧。”这种为人父母者稳定的情绪对孩子的信任和尊重，别说在1980年代，即便是今天，仍然是很多家庭和学校正在努力学习的。

康毅滨：“妈妈心地特别善良。她是一个小学教师，对学生很好，越是家境贫寒的学生，她越关心照顾。那个时候很多农村孩子的伙食很糟糕，妈妈常常叫他们来家里吃顿好的。有时候，妈妈在工作上受了委屈，会回家哭着和爸爸说。每当看见妈妈流泪，我心里特别愤怒。为什么善良的人要遭受侮辱？长大后，我特别讨厌不公平。刚到普林斯顿做助理教授，当我的学生遭受不公，即便我人微言轻，会得罪人，也会向学校申诉，因为他们的遭遇让我再次体会到我当年的痛苦。”

星期日：“你的愤怒，其实是年幼的时候你想保护你妈妈。”

康毅滨：“是的。”

星期日：“你愿意说说接到电话的那个夜晚，是如何度过的吗？”

康毅滨：“整个晚上，眼泪一直流，脑海里不停地回放一个场景：15岁我在漳州火车站上车，火车开动了，妈妈一直追，一直哭……这个场景永远都忘不了。生命太脆弱了。那年暑假结束，母亲想提早一些把教室里的桌椅擦干净，以免开学第一天弄脏小孩的衣服。结果在路上被自行车撞倒。上课上到一半感到剧痛，被送到医院，发现是骨裂。在医院输液输了几天之后因为中秋将至， 怕毅滨打电话回家找不到她而担心，母亲要求回家，结果在家中血管被堵塞发生呼吸困难，就这么走了……那个晚上，我想得最多的是，老天为什么夺走我报答妈妈的所有机会？”

(1995年8月， 康毅滨赴美留学时，全家在厦门机场送行） (康毅滨的母亲与学生秋游时合影）

星期日: "那天晚上，有人陪伴你吗？”

康毅滨: "几个亲近的朋友陪着我，大家都不说话，默默地陪我坐着。第二天，我决定和平常一样去实验室继续我的工作。那是当时的我能想到的告慰妈妈最好方式。实验室里最好的兄弟Hal Bogerd给了我一个紧紧的拥抱。”

没有机会陪伴母亲，报答母亲，没有机会和她道别，是康毅滨一生的憾恨。在很长时间里，“为妈妈而奋斗，让她感到骄傲”是康毅滨移民和科研生涯中最大的动力。“每一次重大挑战的最后关头，我都能感觉到妈妈一直跟我在一起，给我信任和力量。我要求自己活出妈妈身上的价值观。”

三、饥饿和归属

身为维尔切克奖的创始人，杨·维尔切克（Jan Vilcek）和妻子玛瑞卡(Marica Vilcek)深深了解移民精神上的辎重。

1964年，夫妻俩离开母国捷克斯洛伐克来到美国，随身携带的只有两只手提箱和几位美国同行的联系方式。维尔切克在纽约大学微生物系找到了助理教授的工作，拥有美术史博士学位的妻子则在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当打字员。

1990年代末，已是纽约大学教授的维尔切克发明了一种消炎药，令他成为“亿万富翁”教授而他的妻子也已成为大都会美术馆的资深副馆长。2000年，夫妻俩决定把财富用于创立维尔切克基金会。头两年，基金会只是把钱捐助给现有的医学和艺术机构，但随着资产的增加，维尔切克夫妇重新思考基金会的定位，决定把他们自身的经历融入奖项的宗旨，专门关注和支持那些在新大陆奋斗的移民，希望提醒公众，美国之所以长期拥有竞争力，尤其是在科学领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移民的付出和成就。

此外，维尔切克还承诺，他将陆续向纽约大学医学院捐款一亿五百万美元，“感谢四十多年前，学校冒险聘用他这个年轻的异乡人。”

康毅滨用“饥饿感”（Hunger）这个词形容自己的移民心态。“做科研的人成天泡在实验室里，常常错过了正常用餐时间饿肚子，但饥饿感更是精神上的，移民总是渴望证明自己，寻找自己的归属感。”

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康毅滨遇到了他做博士后时的导师琼·马萨戈（Joan Massague），这位来自西班牙的美国科学院院士感慨地对弟子说：“在旁人的眼中我们似乎很成功了，但是我从来没有一天感到过功成名就，似乎总有种不确定感。”

今年4月，维尔切克奖将在纽约举行颁奖晚宴，获奖者将在美国科学和人文艺术领域众多一流人物面前发表获奖感言。

(2011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卡内基基金会在纽约时报在以《移民：美国的骄傲》为题的整版专集上介绍了各行各业为美国做出杰出贡献的移民们。康毅滨在第二排左上角。）

这样一个时刻让康毅滨有机会稍事停留，梳理自己在美16年的旅程。“我开始意识到，我已经不仅仅是家庭的人，奋斗不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的雄心和能力，让妈妈、让家人为我骄傲。事业本身逐渐呈现的意义，让我开始触摸到属于自己的归属感。”

2010年圣诞节，一位三年级的学生带着母亲来到了康毅滨的实验室。“这位母亲十年前患了乳腺癌，做了切除，但不幸复发，已经到了晚期，转移到了肺部，所有药物都试过了，没有用。她还很年轻，坐在我的对面，说话已经有些困难了，说两句就得停下来深吸一口气，我能清楚地听到她变窄的气管里呼吸的声音。她很痛苦，但流露出强烈的求生的渴望，那么渴望多活一年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假如我这辈子的研究，可以让这些承受着疼痛折磨的人有质量地多活几年，比获得什么奖都有意义。”

这位少小离乡的科学家正在活出自己的价值，或许，这才是他的妈妈最愿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