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铁之路(1): 如梦初醒

康毅滨

最后一次跑过North Priest Drive横跨Salt River的那座公路桥后，亚利桑那大铁的终点已经在望。一英里过后， 地上出现了用橘红色胶带贴出的“TO FINISH LINE”的字样和拐弯箭头。 我把铁三服胸口的拉链拉上，把帽子上的头灯卸下放入跑步腰带内，抬起左手在向终点冲刺前最后看了一下Garmin手表。那橘红色表带，是邻居老艾送给我的，希望为我在本命年训练大铁带来好运。

最后一个左拐进入Rio Salado大道后，前面300米远的地方就是历经13多个小时，140多英里的跋涉之后的大铁比赛终点。Mike Reilly正在用大喇叭祝贺每一个到达终点的运动员成为Ironman，观赛的人们挤满了用栏杆围住的，铺上红地毯的最后几十米赛道的两侧，急切地在奔向终点的运动员中寻找他们的亲人或朋友。终点数个聚光灯的灯光向我直射而来， 正如12年前的上一个本命年，我在手术后康复病房慢慢醒来，睁眼看到天花板上那明晃晃的灯光。12年之后，我完成了重塑自己之路，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铁人。

2009年夏天，是我来到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分子生物学系助理教授的第5年。 我刚刚信心满满地把晋升副教授和终身教职(Tenure)的审批材料交了上去。在普林斯顿任职一开始这五年，学校从校长，Dean of Faculty，到两位前系主任都大力支持我的科研。但毕竟我是在整个普林斯顿大学唯一从事癌症研究的教授，研究平台和体系一切得从头构建。基本上每天除了吃饭睡觉所有时间都呆在实验室里，偶尔的锻炼就是和学生打打篮球。我的体重已经慢慢达到175磅(80公斤)，正稳步走在成为一个标准中年油腻男的大道上。2007-2008年，实验室和家庭都经历了一系列危机。重压之下， 锻炼和健康饮食已经成了最可以忽略的生活琐碎。2007年的下半年，我三次进出急诊室， 一次是急性肠胃炎， 一次是剧烈的背部痉挛到无法自己从床上爬起。在急诊室输液和用了止痛剂后症状逐渐缓解了， 但医生也没有查出原因就把我打发回来了。 （2009年3月摄于悉尼） (2009年6月摄于日月潭） 2009年7月，我回国探望家人， 顺便做了一次全面体检。 做腹部B超时， 医生认为胆囊有憩室般增生。回美国后咨询消化道医生，他觉得问题不大，不过最好再做CT复查。CT扫描结果出来后， 医生马上给我打电话，建议马上手术切除胆囊。他还说2007年我的严重背部痉挛其实可能并不是我以为的严重的落枕，而是一次gallbladder attack(胆囊发作)。 我问他，能不能不做手术。他说胆囊没法用内窥镜检查， 只能手术后才能确定病理结果的好坏。我问他结果不好的可能性有多大。他说“20-30%”。这个并不小的比例，把我惊出了一身冷汗。

好在几天之后的手术一切顺利，术后病理检测也只发现炎症而没有其它可担心的病变。而且我也没有因为没了胆囊变成了只能吃菜不能吃肉的草食动物， 反而从小一直被困扰的消化不良问题都解决了。可是在担惊受怕的那几天，我终于醒悟了， 如果继续为了事业透支着身体，离下一个健康危机不会太远。 痛定思痛之后便是付诸行动。7月底手术恢复之后我马上就去附近的健身房办了会员卡，每天晚上去跑步，力量训练和游泳。睡前饱餐一顿的习惯也慢慢改了。2个月之后，体重从175磅速降到160磅。 9月份我在分子生物学系做了评审终身教授的学术报告后， 同事们纷纷评价说报告作得很引人入胜， 虽然不是个医生但讲起临床还头头是道等等恭维祝贺的话。但是最让我开心的是实验室技术员的一句:"哇，你的大肚子没了"(You don't have a belly anymore)。

继续锻炼一年多之后，到了2011年1月，我的体重继续降到147磅，体脂率从27%降到19%。在这一年多时间里， 最明显的变化在腰围， 平时穿的裤子换了两批， 从34英寸腰围换成32寸甚至31寸。我用来跟踪体重和体脂的智能体重计显示当时38岁的我，身体年龄相当于31岁。到了2011年4月， 我作为获奖人在纽约参加Vilcek Prize颁奖典礼时， 已经消瘦到和一年前判若两人。 （2010年8月摄于Lake Michigan） (2011年4月4日Vilcek Prize颁奖典礼）

可是好景不长，到了2012年初时，我的体重开始持续5年的止损反弹大牛市， 直至2017年初几乎创了新高。一个主要原因是去健身房跑步游泳和力量训练实在是十分枯燥无味。在健身房的跑步机上一边看电视一边跑1小时已经很勉强。游泳则只会游蛙泳，游个1千米也基本到顶了。看油管录像自学了自由泳后却总是不会换气，不带着浮潜用呼吸管就很难连续游25米。力量训练则一般就是自己把一堆锻炼的机器用过一遍后就算完成任务，完全没有一个系统的有针对性的逐渐提高的方案。偶尔在健身房随便找个教练教一套动作平时自己练效果也很一般。久而久之，去健身房的次数越来越少，甚至经常以出差频繁为由大段时间暂停会员资格。

不去健身房后想要继续保持锻炼只能重拾年轻时最喜欢的足球，篮球和羽毛球。我从小打羽毛球乒乓球，初中开始打篮球，到了北大附中读高中后开始踢足球，球类运动才是我的真爱。那种射门得分，3分球空心入篮，以及跳起大力扣杀的快感是跑步撸铁所无法体验到的。在杜克大学读博时，虽然作息和饮食极为糟糕，但仗着年轻人代谢旺盛的本钱加上每周末踢足球打羽毛球，每年参加杜克校内足球联赛和羽毛球校内校际比赛，基本上可以把体能和体型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到了纽约史隆凯特琳癌症中心做博士后研究后，这些校园活动都不可能再有，于是开始了长达9年的每年体重喜迎新高的历程。

2011年我在来到普大7年后第一次买了普大运动馆的教职工年卡。在普大运动馆和人高马大的本科生们打篮球显然是自不量力鸡蛋碰石头的举动。好在普大的教授们有这个自知之明。 担任普大Dean of Faculty的计算机教授David Dobkin自己是个篮球爱好者，还把一群属于体育馆里边缘人的教授们组织起来周末打篮球。

David大概是最符合普林斯顿传统的Dean of Faculty。这个职务最重要的工作是负责教授们的招聘，终身职位评定，晋升， 挽留，或者犯错误时的处分，基本上就是主管教授们的人事主任。本来是个比较繁琐甚至有些时候头大的差事被David做成了艺术。David本人是个一路开挂的天才，MIT本科，哈佛博士，耶鲁开始任教后来到普林当计算机系主任，然后被普大第一任女校长，生物系教授Shirley Tilghman任命为Dean of Faculty。自年少起就是斜杆青年的David除了喜欢篮球还酷爱艺术，或者说酷爱收集一般被认为是垃圾的东西(旧电脑键盘，软盘，DVD盘，1分钱硬币等等)，然后把它们变成艺术品(这不是玩笑话， 普大艺术博物馆在2013年还专门举办过他的作品展)。他还每次必留到他办公室拜访的教授学生们的照片， 并自己写程序在Hashtag发明之前就用类似的方法给他的天量照片分门别类以便随时找到相关的人或场景。就像David的艺术品反映出细节的重要性，他做Dean of Faculty的哲学也是花很多时间了解普大的每一个教授， 倾听他们的想法。David明年夏天就要退休了， 我最近和他聊天时，他居然还清清楚楚地记得2005年他在办公室会见我和其他新任助理教授时我所讲的研究内容。

2011年底的时候我实验室的一个大型科研基金快要到期，如果没有马上拿到下一个大项目的话实验室会面临一个资金断崖的窘迫状况。我忧心忡忡地找系主任Lynn Enquist讨论解决办法。Lynn马上找到David，然后第二天David就一个电话打到我办公室。半个多小时谈话内容总结成一句话就是"我们希望你在普林斯顿做最好的研究，其它任何后顾之忧我们来解决"。除了科研资金再无后顾之忧，几个月之后，经过Lynn的提名，我直接从副教授连跳两级成为分子生物学系史上晋升最快的讲席正教授(Endowed Chair Professor)，就这样死心塌地地准备为普林斯顿健康工作50年。

(2005年和其他新任助理教授们在David办公室的留影。照片来自David的Photo Blog。 David的照片来自普林斯顿大学。) David做Dean的高情商在球场上亦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组织的教职工篮球俱乐部办得红红火火。教授们健身之余也增进了相互了解， 估计也多发了几篇跨领域的论文。可惜David年事渐高，膝盖渐渐不给力了，最终忍痛挂鞋退役。David退出篮坛后，篮球俱乐部的教授们又撑了几年。但缺了像David那样有凝聚力的老大，群龙无首，队伍最终还是散了。

其实即使教授篮球俱乐部没有无疾而终，我也不可能一直打下去。自从年轻时踢足球，打篮球起我的脚踝就反复受伤，成了习惯性崴脚。最严重是1998年打羽毛球侧移时严重扭伤，大约有半年多完全不能运动。从此以后腰上就多了一个甩不掉的游泳圈。在教授篮球队打球那两年，即使带着厚厚的护踝都无法避免脚踝反复受伤，每次都是一个多月不能运动。

除了和教授们打篮球，普林还有个研究生们组织的足球群， 每周都在生物系外面的Poe Field 大草地上踢球。正好那两年我实验室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后中有几个踢得超好的选手。我们除了参加研究生们的每周踢球活动，甚至有一年还组织了一个队参加普林斯顿的校内联赛。可是一个赛季进行不到一半， 队中屡屡有人受伤，到最后甚至凑不足一个队参加比赛。2013年，实验室来了一个有梅西风范的西班牙博后Toni。藉着神队友Toni的威力，我在和隔壁实验室一场友谊赛中踢进了八个球，就此永远挂鞋，为了保住那已经岌岌可危的脚踝。 (2015年回老家探亲时和高中初中同学。脚踝有伤无人防守也不敢篮下突破，只能远投三分球。) 篮球足球都玩不动之后，剩下一个对脚踝相对友好又有乐趣的运动就是羽毛球。也是在2012年，我加入了普林斯顿学生组织的羽毛球俱乐部，每周有两个晚上在Dillon Gym打羽毛球。但是打球的人水平参差不齐，临时凑在一起真正有旗鼓相当的对手一起打球机会并不多，因此运动效果并不好。直到2017年我参加了普林斯顿地区华人羽毛球俱乐部后才算有了比较合适的打球环境。 (2018年参加普林华人羽毛球俱乐部与费城俱乐部的友谊赛） 从2010年到2012年，我从助理教授连升三级被晋升为讲席终身正教授后，受邀请参加学术会议或者到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做学术报告或者评审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当助理教授时为了攒人品而养成了有求必应的惯性，导致每年有很多时间都花费在出行当中。出差时饮食没有规律， 质量没有控制， 加上时差和锻炼不规律， 导致出差成为体重显著增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每年出差飞行里程和航班数与体重变化呈现明显的正相关。） 就这样从2011年身材苗条的短暂高光时刻到2014年，锻炼越来越随心所欲，出差越来越多，体重则是令人沮丧地越来越回到解放前。2014年11月的一个天气寒冷的周六早晨，我出门走路去实验室时正好碰到参加第二届普林斯顿半程马拉松比赛的人们从我家附近的路口跑过。 看到有一些身材有些肥胖或者年纪挺大的人即使气喘吁吁仍然坚持往前跑，我顿时觉得自己不能再如此放任自流， 只做有乐趣的运动。也许最枯燥无味的跑步才能有持续有效的健身和控制体重的效果。于是在老三出生后的2015年春天，我也报名参加10月初的普林半马。但是菜鸟自己训练，数量质量完全没有保证，直到比赛前我也只完成过最长八英里的训练距离。比赛开始后鸡血爆棚，用远远高于自己力所能及的配速飞奔而去，爬完了Washington Road和Herrontown Road两个大坡之后开始体力不支。 到了第12英里Jefferson Road最后一个坡基本上只能靠走。用了最后一点体力冲过终点之后，双腿严重抽筋，不过总算首半马跑进了2小时以内。后来才知道我和最后1英里从我身旁跑过的David和我是最早参加普林斯顿半马的寥寥无几的几个华人之一。当时我们并不认识， 俩人的太太却因为孩子的原因互相认识。到了终点后，David和太太Katherine一起帮忙救助已经抽筋得瘫倒在地的我。热心公益的David随后就组建了普林斯顿华人长跑队，而我则在后面的几天拖着筷子般坚硬的腿在系里逢人就像祥林嫂一样讲述我跑了半马的壮举。 (在2015普林半马最后1英里处的Jefferson Road，只能靠走。） (2015年第一次参加普林半马，之后每年都参加比赛， 做为对自己身体健康状况的测试。）

2016年我决定每年跑春季的Rutgers半马和秋季的普林半马， 给自己一点坚持跑步的动力。可是规划没有变化快。老三出生后，原有的房子已经不够住了。几番纠结是换房子还是扩建后，房子的扩建工程在2016年四月开工了。既然已经决定了在普林斯顿工作到天荒地老，扩建工程的设计和建造必须是个百年大计的项目。从建筑设计，材料选择，招募各种工程队伍到每天监督工程质量以及施工队离开后的清理工作花费了许多时间和体力，跑步和锻炼基本成了奢望。另外招待建筑工程队吃午饭的同时也一起吃了很多不健康的外卖中餐或美式快餐。2016年的两个半马倒是按计划跑了下来，而且有第一次的惨痛教训后知道了要控制配速，两次都以两小时出头的时间顺利完赛。可是到了2017年3月扩建工程胜利完工后，我的体重也重回到174磅的高点。2017年4月的Rutgers半马，我自己知道几乎一整年没有跑步的我是无法顺利完成比赛的，于是这个半马不幸成了我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弃赛（DNS, did not start）的比赛。

(2016-2017历时一年多的房子扩建过程） （2016年的Rutgers半马， 腰围已经回到解放前）

房子扩建后来访的第一波客人中有以前在北卡读书时就认识的现在在迈阿密大学工作的朋友王力泳。这位后来的南开女跑神当时也刚刚开始在摸索跑半马。好不容易碰上一个惺惺相惜的人终于可以交流各种跑步心得。某一天力泳问，你怎么总是在跑步机上跑？我说夏天外面太热了。她说:"我在佛罗里达还是天天在外面跑，你在新泽西还觉得太热?" 说得我顿时无地自容。

就这样被这种狠跑友远距离推着，慢慢找到了一些跑步的感觉， 体重也开始下降。一次偶然的机会知道普林斯顿有一个华人跑群，每周末一起群跑。后来才慢慢知道其实是一个长跑群一个越野群，只不过很多人两个群都参加，平时周末也经常一起跑。只不过两个群风格各异，若干年后，长跑群还是保持以八卦娱乐养生跑为主，参加比赛多以半马封顶。越野群则是一个比一个生猛，群跑至少半马打底，大铁百英里越野斯巴达野兽应有尽有。众跑友各取所需看情况看心情参加群跑或比赛， 其乐融融。

2017年9月24日我第一次参加群跑，在普林住了13年后第一次发现离实验室近在咫尺的卡内基湖边上有如此适合跑步的运河步道。长跑队里有个总是笑容可掬的尹灏教练。他曾经受过专门的马拉松跑步训练，如今在我们队中做义务教练，教大家正确的跑步姿势以及如何用Garmin根据心率区间进行合理地跑步训练。一个月后，我第三次参加普林半马，体重掉了10磅，完赛时间少了10分钟。有peer pressure坚持训练，加上老司机指点入门的效果果然明显。

（2017年9月24日， 第一次参加群跑，紧跟尹灏教练学习跑姿）

2018年，我决心挑战全马，报名了普林半马两周后的费城马拉松。这一年，跑步已经真正成为生活的一部分。8月在普林斯顿作为国际癌转移研究学会会长组织和主持第17届双年会时，我还专门安排一天凌晨带着参会的跑步爱好者边跑边游普林。

费马赛前的几个月， 我尽力在全世界到处出差时坚持训练。尤其是在乳腺癌会议集中的10月份， 我大半个月在世界各地参加乳腺癌的许多大型会议。但每天清晨都坚持按照马拉松训练计划完成路跑后才开始一天的工作。从杭州到上海到北京到纽约， 感觉跑步状态正在逐渐达到巅峰。 但是在10月25日参加在纽约的乳腺癌研究基金会年会前，我在中央公园的一次训练时下坡跑得太猛， 左脚踝严重受伤。休息一周后第三次参加普林半马，跑出了比原有最佳成绩快了近15分钟的1小时45分。然而这也导致脚踝的伤更加加重。 再接下的两周我没敢再跑，用上了包括针灸, 各种膏药, 理疗等等各种中西医办法紧急治疗，最终还是站到了费马的起跑线。 (2018年费马前各种理疗针灸按摩膏药胶带紧急治疗受伤肿起的左脚踝。) 费马比赛到了第14英里后开始有小腿抽筋的症状，到了18迈开始越来越明显和频繁，两条腿大腿小腿都同时不停打颤，跑跑走走到了22迈时估计肌肉神经也放弃了，抽筋的感觉消失，于是用尽全力跑了最后4英里，以4小时3分钟完赛，没有达到首马破4的目标。 （2018年11月18日，被双腿抽筋折磨着的费马） 费马结束后，为了恢复脚踝的伤，我躺平了一个多月没有运动，体重开始又急速上升。除了反复出现的脚伤，我的肩背部因为长时间办公室电脑工作引起的酸痛（50肩）已经严重到左臂无法伸直或抬高，需要每周两次理疗，两次针灸推拿， 一次脊椎按摩治疗。虽然我仍然在为4月的新州马拉松努力训练， 但因为伤痛而终止训练导致体重失控的隐忧无所不在。我需要一个更科学更持久的锻炼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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