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汉铁路在兴山（兴山秘境之十三）

子君

一、辛亥铁路旧事

当20世纪第一缕曙光升起在东方之时，广袤的巴蜀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众抗争浪潮——保路运动。

抗争浪潮起源于川汉铁路——这条铁路的两根铁轨，被晚清大臣张之洞比喻为剪断清廷命根的两条剪刀。先是光绪皇帝下诏，同意民间集资入股修建川汉铁路。规划由汉口经宜昌至成都，修建当时中国最长的铁路干线。铁路开工后困难重重，施工进程极其缓慢。不久，清廷宣布铁路收归国有，准备向德、法、英、美四国银行借款筑路。此举招致川人激烈反对，由演讲、辩论、游行演变为罢课、罢工、罢市，最后发展成遍布全省的武装起义。一时间风起云涌，如火如荼。清廷为平息四川暴动，先后从湖北、湖南、广东、陕西等省抽调兵力入川增援，导致武昌城头空虚，革命党人乘势而起，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清政府随之垮台。

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索，而保路运动的起源则是川汉铁路。这条原计划修建三千公里的川汉铁路，实际上只从宜昌出发修成了15公里，还没有能筑路到兴山县，就悲剧性地划上了句号。

川汉铁路公司总部设在成都，在成都、北京和宜昌分设三个总理处。其中，宜昌这个总理处十分关键，是川汉铁路全线实质性领先开工的地段。首任宜昌总理费道纯，四川阆中人，曾任泸溪知县，到宜昌上任时年届六旬。怀抱着满腔热忱投身铁路勘测，暑天六月，大地流火，不坐蓝呢小轿，坚持步行，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路爬山涉水。一天傍晚，行至兴山县里村坪，气喘吁吁，口吐白泡，中暑倒地而亡。继任者王秉恩，四川成都人，65岁，干了两个月，知难而退，提出辞呈。此后由川籍京官乔树枬临时兼任宜昌总理，直到1909年底，乔树枬推荐“传胪公”李稷勋上任，川汉铁路宜昌段的筑路工作才逐渐走上正轨。

二、川汉铁路在兴山的路线

川汉铁路分三段修筑，分别是成都至重庆、重庆至万县、万县至宜昌。其宜万段“山路崎岖，峰峦峻置，穿洞凿岩，其工程最难。” 1908年11月，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受命担任川汉铁路宜万段总工程师，并于1909年11月赴宜昌勘定线路，最后决定东路先修宜昌至秭归段。该段自宜昌长江北岸经小溪塔、雾渡河、马粮坪、大峡口、香溪而至归州，全长160公里。兴山境内长达约60公里，修好这一路段就等于打通了川汉铁路的最大“瓶颈”。

川汉铁路的设计，在兴山境内基本上是沿河道修建，与上世纪六十年代修建的宜兴公路（宜昌至兴山），九十年代修建的王学公路（王家台——学堂坪）和本世纪修建宜巴高速公路线路基本一致。故桥墩、桥梁多被宜兴公路、王学公路覆盖和利用，公路的部分涵洞就是在川汉铁路遗址的基础上扩建而来的。毫无疑问，清代末期的川汉铁路一直没有走出兴山人的视野。

川汉铁路从马粮坪界岭与东湖县（夷陵区）东兴隧道接入兴山境内白石子湾，从马粮坪（保管室）沿老林沟溪水到史家台、王家台。老林沟、广洞湾流出的溪水锈迹斑斑，从远处看好似一条铁水在流动，这是被深度氧化了的硫铁矿水。溪水在王家台和龙头坪溪水汇合，又称鸳鸯水。川汉铁路沿鸳鸯水至晒谷坪、三道瓮子、缺里坪、南对河、青林垉。从学堂坪接入夏阳河。此段为川汉铁路第六工程段，沿线峡谷幽深、森林密布，道路连接用混凝土、石块砌涵洞、筑护坡、修桥墩。进入夏阳河河道后，地势较为宽敞些了，呈东西方向顺夏阳河南岸至高岚斑鸠窝、杉树坪、两河口、杨道河、石家坝、建阳坪，穿越建阳大峡谷（又称踺羊大峡），横跨香溪河岸，从峡口沿香溪河而下，在游家河进入秭归境内。

川汉铁路在兴山跨越香溪河和夏阳河，穿越水月寺和峡口两个乡镇。水月寺镇位于兴山东部，与东湖县（夷陵区）、保康县接壤，是兴山的东大门，过去大地名称三阳。相传，古人于此开启山林，有三只神羊在夏阳河忽悠不见，以此传说谐音为“三阳”。水月寺在兴山有着显著的地理位置，由于历史地理关系，民情风俗有所不同，感觉水月寺与兴山有着说不清楚的那种距离。古代知县很少问津水月寺这方人和事，对地方风土人情也记述的很少。同治版《兴山县志》记载：“水月寺市，县东一百二十里，为县城赴郡陆路通衢。”又记“水月院有池，无阴晴，月影常现。寺旁山上有砖塔，天顺庚辰（1460）建。”清朝武生赵步云有诗一首《水月寺》：“云间钟鼓响蓬莱，野寺荒凉暮景开。溪影遥连烟树晚，月光初送夜珠回。山前卧虎随峰见，浪底潜鱼出水来。坐听高僧长说法，涟沦上下意悠哉。”

修建川汉铁路打破了沉寂千年的这方土地，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第四次来到中国，在穿越兴山时，正赶上建设川汉铁路的高潮。他在《中国——园林之母》书中留下了水月寺这段记录：

1910年6月4日我离开宜昌选取一条新路，经过湖北西北部蛮荒地区前往成都。

我们从一条较小的路经三游洞前往兴山县。因为大路挤满了修筑汉口到四川铁路的民工。

下午五点到达水月寺，一个约一百户人家的村子。周围一小片水田环绕。这里的人们非常好客，我犹如参加了一个即兴的招待会，直至就寝。（他曾在这里采集一株血皮槭植物标本，至今生长在美国哈佛大学）。

上大路后，我们见到汉口——四川铁路测量的标志，计划中的道路用竹竿标出，在岩石有罗马字母起头的阿拉伯数字标记。这条路在到水月寺之前开始沿溪流下坡至两河口。即便是在这一路段。亦可想像筑路任务之艰巨，要求工程人员有很强的能力，必须大量爆破，修很多隧洞，但与往后的路段相比，汉口至此段的路还是比较容易的。即使一个劳动力很廉价的国度，所需经费仍将很巨大。强烈反对利用外国资金进行修路的乡绅们是不可能认识到任务和耗费的巨大。

这是直接感受修建川汉铁路最近的一个西方人。威尔逊面对如此巨大艰难的工程，非常敬佩中国人的勇气，对反对利用外国资金修路的乡绅也不理解。

川汉铁路宜昌、秭归段分设十个工程段同时开工。全路段筑路工人最多时超过四万人。一个工段成立一个工程司，所谓司原本是官署名称，这十个工程司各自都有驻地和办公室。其中第五段工程司负责简楼子至下马粮坪（夷陵区观音堂至兴山马粮坪）间的施工，此工程段有条人工大隧洞：“东兴岭隧洞（又称花梨树隧洞），隧洞长度计长六千余尺，不特工程艰险，且为宜昌至归州间一大关键”。隧洞长度与当代修筑的宜巴高速公路“界岭隧道”一般长，地质情况非常复杂，可见工程难度巨大。川汉铁路工程下马时，仅开掘三百余米。兴山境内有两个工程段，第六段下马粮坪至董家河，负责人黄锡兰。第七段董家河至游家沟，负责人王国勋。董家河现为学堂坪处，游家沟现为峡口镇游家河处，公事房设在峡口镇螃蟹溪沟。修建川汉铁路时，峡口位于水码头，运输物质转运繁忙，修筑香溪河大桥工程巨大，工程师多住在公事房。北方来的技术工人也多，沿夏阳河、香溪河筑路工人曾达一万多人，他们沿山搭棚居住，峡口镇一度非常热闹。

三、川汉铁路在兴山遗事

修建川汉铁路从开始到结束，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宜昌、兴山、秭归紧张动工，却又匆匆下马，其历史过程：

晚清新政以来,朝野都试图“铁路救国”,1903年,尚未上任的四川锡良上疏朝廷,建议修筑自成都,经内江、重庆、万县、奉节、秭归、兴山、宜昌,至汉口,全长3000公里的川汉铁路,光绪御批。1904年1月,锡良奏准设立“官办川汉铁路公司”；1905年7月,公司改“官绅合办”；1907年3月,再改“商办”，名为“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1908年11月，詹天佑任川汉路总工程师兼驻宜会办,1909年,李稷勋任公司驻宜总理。1909年12月10日，詹天佑在宜昌主持川汉铁路隆重的开工典礼,宜昌成为修建川汉铁路宜昌段的指挥中心。短短年余，川汉铁路便修通从铁路坝到小溪塔的路段并试车。川汉铁路由“官办”到“官绅合办”、到“商办”再到“官办”，在四川引爆“保路运动”，波及宜昌，1911年10月，爆发辛亥革命。川汉铁路仓促停歇，半途而废。（见《川汉铁路在宜昌》）

川汉铁路在兴山发生的几件大事。首推1908年8月川汉铁路公司首任驻宜昌总理费道纯，踏勘铁路路线时，在兴山缺里坪村突发疠病逝世。“疠”解释是感染性外科疾病，临床上所指的瘰疠，相当于西医的淋巴结核。病发情况分为急性、慢性两类，突发肯定是急性。

费道纯（？——1908），字竹心，四川阆中县人。光绪己丑科殿试，登进士三甲三十二名。才华横溢，朴实为人，任过泸溪知县，上任时已年过六十了。他曾在四川新都桂湖桂花亭留下“桂棹荷衣齐入赋，湖光山色好为诗”的楹联，至今广为流传。当年费道纯丁忧在家，丧假未完，接到任命，立即夺情启程赴宜昌就任驻宜总理。川汉铁路宜昌至秭归路段正最后确定勘测线路，费道纯怀抱满腔热忱和勘测技术人员，出山川、进河谷，一路爬山涉水，餐风露宿，时兴山盛夏酷暑，不料行至兴山县缺里坪村时，夜晚暴卒，朝野震惊。也为川汉铁路公司宜昌总理一职发生重大改变，经王秉恩、乔树楠暂行代理后，最后由李稷勋临危受命，领衔重担。

费道纯精忠报国心切，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中国古代官员没有退休制度保障，如果是当代，费道纯这个副部级官员早已退居二线，座主席台后面享清福了，或许是劳累让这个四川老儿贪喝了几杯兴山苞谷酒，突发疾病死亡？

修筑川汉铁路工人达四万多人。其多数为北方过来的天津、河北、山东等地工人。这些人都是修过京张铁路，有筑路的技术和经验，也有宜昌当地人利用关系承包工程的。这些人都因为川汉铁路的下马匆匆，而两手空空，其间的痛苦与悲哀难以言表。社会大动荡，造成人的生存利益为第一。修路工人和地方乡绅、村民、官府冲突不断，东湖（夷陵）境内的冲突事件造成局势紧张，而兴山境内却比较平稳。一是兴山人的生活艰辛，使兴山人养成了吃苦耐劳，温和善良的性格。二是兴山的士绅都盼望川汉铁路尽早修建通车，改变兴山亘古以来的交通格局，带头支持。三是兴山人多安分守旧，怕承担风险，承包工程人少，信奉的是“多得不如少得，少得不如现得”，弄几串工钱就满足了。兴山人多做零工，零工是地方乡保摊派，专干挖土方、砸石头等简易活计，一天可得五十文钱。（当时大米每升三十多文，每升大米两斤半。）

水月寺镇马粮坪村史家台川汉铁路以东八十米处的小山包上，有一座用修建川汉铁路的十二块水泥预制块砌筑的坟墓，人们称这个坟墓为“黄胡子坟”。黄胡子不是兴山人，是一个小工头，死后有这个待遇说明他有一帮兄弟照料他。川汉铁路开工后，各段施工有大工头，大工头管小工头，大工头戴礼帽，出行坐轿子，还有背来福枪跟着的“勇”字号卫兵。小工头却很复杂，有北边过来的工头，有地方财主、保正，更多的是江湖上的“汉流”会帮。黄胡子可能是玩汉流的大哥，一般工人死了是连尸带土掩埋了事。外地来的修路工人，有住民房，更多是住席棚，一个席棚住三十多个人，生活待遇极差。工头经常打骂工人，有时罚跪，任意用刑，但讲江湖义气，非常团结。川汉铁路下马后，这些工人就是拼着义气、团结、勇敢，积极响应辛亥革命，让地方士绅惊恐万分，担心工人暴动，最后迫使当局想办法拿钱遣散了筑路工人。大多数工人回到了家乡，也有一千多名“志愿效力”的修路工人，参加了起义的新军队伍。

四、川汉铁路在兴山遗迹

截止发生辛亥革命，川汉铁路全线停工的时候，宜秭线路工程总量大约完成十分之三。各段基础完备，电报电话工程已经竣工，通讯无阻。这在当时的科学技术、生产力的条件下，用不到两年时间，实属难得。如果没有变故，川汉铁路宜秭路段，照这样的进度有望在五年内是可以完工的。人们可以看见火车轰轰隆隆地开进兴山，但是这一切都成为了泡影，留下只有川汉铁路的遗物、遗址、遗迹、遗产。2014年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包括兴山川汉铁路桥墩十八处：螃蟹溪川汉铁路桥墩、铧岗铁路路基、保管室川汉铁路桥、小湾子川汉铁路桥、史家台川汉铁路桥、白石湾口铁路桥墩、店子川汉铁路桥墩、三道瓮子川汉铁路桥、鸳鸯水川汉铁路桥、马颈项川汉铁路桥、石槽子川汉铁路桥、西湾下川汉铁路桥、里村坪川汉铁路桥、青树垉铁路桥礅、学堂坪铁路桥礅、斑鸠窝铁路桥墩。

川汉铁路旧路基，兴山百年历史中还发生过许多故事。过去兴山至宜昌的陆路交通多是从黄粮坪、石槽溪、擂鼓台、孔子河、凉台沟、椴树垭、水月寺、马粮坪、雾渡河，爬山越岭十分难行。修建川汉铁路后，改变了兴山至宜昌的陆路交通。沿川汉铁路旧路基，峡口、建阳坪、杨道河、两河口、杉树坪、黄家祠堂、学堂坪、马粮坪、雾渡河。民国时期护国军、川鄂援军沿川汉铁路进攻宜昌；北洋军沿川汉铁路占领兴山；北伐军进军兴山沿川汉铁路而来；抗日战争川汉铁路旧路基成为峡雾军运线路（峡口——雾渡河）。在这条大动脉线上设了十个军运转运站，沿途驻扎了十几万抗日部队，修筑碉堡战壕无数，数万民夫疲于奔命，抗击日寇。

我们现在看到的川汉铁路，早已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了。川汉铁路的遗迹、遗物，经历了夏阳河几次特大洪水和抗日战争重大破坏，原横跨香溪河川汉铁路大桥两边的桥墩（水泥钢材都已预埋），已经修成。抗战前线紧张时，26集团军75军工兵营奉令炸毁两边桥墩，把取出的钢材全部运走。香溪河水下还隐藏着一个秘密，为修建香溪河川汉铁路大桥而延伸路基，在河水中间打了许多的“洋松桩”，这些密密匝匝的“洋松桩”都是从大山深处砍伐的大松树，用人工夯埋在香溪河的水下。相信几千年后，这些“洋松庄”都会以“阴沉木”的财富暴露在人们的面前。

三峡大移民时，原矗立在峡口镇螃蟹沟香溪河边的四个大桥墩，因清库通航等需要，要求炸毁。移民撤除队认为这些长满青草，布满褐斑的“老桥墩”会一炮就塌，领来五千元炸桥费和二十公斤炸药，准备分包赚钱了。哪知这些桥墩是由石块、土渣、石灰和盐混合建设而成，想在桥墩底部轻易钻“炮眼”非常不易，最后还是动用了现代化机械，采取掘大炮眼，往里面塞满炸药，才将四座桥墩炸毁三座，还留有一座幸免于难，但永远安眠于三峡水库之中了，川汉铁路是兴山人的永恒追寻之梦。

五、川汉铁路与洋房子

1876年宜昌开埠，对以宜昌城为中心的峡江周边邻县（包括兴山县）影响巨大。随着长江中上游蒸汽船交通业的快速发展，一个全球贸易网络状态的新兴社会形态正在缓慢崛起。川汉铁路开工兴建，推动崛起急剧加速。

与此同时，各种新思潮开始在社会上泛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前奏曲，在神州大地上悄然涌动。

建阳坪镇的“洋房子”是历史的一个缩影，表明即便在鄂西大山深处，“现代性”也产生了回响——尽管这个回响声波微弱，而且驻足未久。

故事开头像是一则否极泰来的寓言。

建阳坪原名见羊坪，光听名字就知道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建阳坪文氏的一世祖文晟，和无数穷经皓首、至老不倦的读书人一样，墨守传统，耗尽一生奔波于科举途中，进入不惑之年才有所觉悟。他不再参加科举考试，收拾起展翅高飞的心情，回归田野，操起种田本业。

丢掉斯文，放下架子，文晟主动向妻子娘家——陈氏宗族请求救济。族长力排众议，将五指山下一大块荒地让其耕种，并奉送三升包谷，免收当年租课。

搬家住进窝棚那天，正值大年三十，文晟和陈氏妻子上山劳作半天，挖了一背篓盾叶薯蓣（俗称“黄姜”），回到家徒四壁的窝棚，在豆油灯下写春联：三升包谷辞旧岁，一背黄姜过新春。有酸楚，也有喜悦；有沉重，也有诙谐……从一个积极进取、谋求变化的年轻秀才，到一个守住本份、心有不甘的中年农民，他经历了人生甜蜜、奋斗与苦涩的多个阶段，整个人变得通透而豁达。

有一次，文晟在五指山脚下烧火粪，不慎失火，烧掉了一大片山林。他去陈氏宗族祠堂负荆请罪。族长宽容了文晟，并再次给他一升粟米（小米）作种子。夫妻将粟米和平日积攒的包谷种子撒在大火烧过的土地上，当年风调雨顺，竟收获了几十石小米和包谷。

只有在命运的铁砧上经历过多次锻打，才有资格品味到生活的美酒。三年后，原来搭建窝棚的地方，耸立起了一栋宽畅明亮的大瓦屋。

文氏家族的旺运，打从文晟这一辈开始了。

到第四代，文家已经成为富甲一方的大财主，土地扩展到宜昌、夷陵、钟祥等地。

据文氏后人李述昵编著的《洋房子后人简录》一书叙述，文家发迹除去先祖文晟夫妻的功绩外，第三代中有个能干的巧媳妇陈明训，功莫大焉。“庚子事变”那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国破民殃，兴山县发生了大饥荒。陈明训毅然决定开仓济贫，几百石粮食，救济了兴山县及邻县无数人的性命。清廷给予奖励，其长子文运久恩准“六品同知”顶戴。民国成立后，经地方乡绅共同举荐，陈明训再次得到大总统徐世昌亲笔旌表“苦节纯孝”。

陈明训的两个儿子文运久、文运远，即是本节中的重要人物。

文运久作为长子，长大后顺理成章地掌管家业。次子文运远（1891—1951），字静甫，天资聪明，4岁随舅父陈名畴读私塾，13岁东渡日本留学。先在弘文学院学日语，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日本留学期间，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回国后，曾担任湖北保康县呈审（法院院长），后调入施南府当“技正”（旧时技术人员的一个官职）。

文运远经常出入武汉、宜昌等地，接触新世界，拥抱新思想，逐渐对天主教产生了浓厚兴趣。不仅带领全家信教，1920年，还将宜昌天主教堂一位姓陆的神父请到兴山建阳坪来传教，于是此地建起了兴山县有史以来的第一座教堂。

文运远不仅是天主教虔诚的信徒，还是辛亥革命的同情者和襄助者。1924年，文运远到国民党左翼总指挥王天培手下任少将参议，参加北伐，攻打徐州，立下汗马功劳。1927年9月，王天培被国民党秘密杀害，文运远辞官回乡，先是住在宜昌南湖曹百万（曹耀卿）家里，后受同学之邀，赴施南府等地任官。30年代后叶落归根，回到兴山县建阳坪镇，热忱为天主教服务。

在文运久、文运远兄弟俩的积极运作下，建阳坪天主教发展迅速，1932年前后，当地入会教徒已有500余人。他们还在建阳坪建起了教会学校“兴谊小学”和医药室，免费让民众读书、治病。建阳坪天主堂设有四个分堂：兴山城关、秭归城关、秭归胡家坪、宜昌东湖红归乡。

文氏兄弟均卒于1951年。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立，他们以不同的缘由被人民政府枪毙了。

文氏家族洋房子始建于1911年，历时8年建成。设计者为川汉铁路总技师周肇祥，或许他们对川汉铁路在兴山抱有很大希望。建房的木材、石材均取自大山，石灰、青砖也在山中自行烧制，水泥系从香溪河畔转运而来。整幢建筑坐南朝北，一座主楼，两个副楼，结构成一个半开四合院式的中国院落。

整个建筑面积700多平方米，20多个房间。左右对称，呈开放式形态。上下两层，砖木结构，穿斗式构架，硬山顶，屋顶面铺设小青瓦。5个半圆型拱门，正屋有上、下两道走廊相通，称“走马转阁楼”。房屋四角各安置有一根廊柱，除两侧偏屋外，门、窗顶部均为圆拱型。

土改后，这幢中西合璧的洋房子分给了7户农民。

张学元、王进、张文兆等人，对文氏家族以及洋房子的过往和现状研究颇深。据他们讲述，文氏家族的衰败之象早已有所显露，第五代中，文家出了几个鸦片鬼，几根烟枪，几个夜晚，就会“烧”掉几石包谷、几亩土地、数方木材。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文家的地主庄园生活可谓达到极致。有专门负责理财的账房先生，厨艺高超的焗匠，养花莳草的园丁，种田砍柴喂猪的长工，以及专门侍候人的丫鬟和奶妈等等。

2008年，洋房子被列为湖北省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偶有游人来此参观、凭吊或打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