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一）

金斯基

　一个做父亲的，如何做到“好父亲”，同时，又有成功的人生，是一门学问。做“好父亲”在生前是没有统一的标准可以衡量的，却可以在后人的追忆和回味中得到充分认同尊重和无限思念爱戴，让普通一个人的形象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得到永生。这是个课题，由此来看，在结识30多年后重新回顾审视，心头别有滋味。一个人一生的经历，让所有与其交往过的，无论是同事、领导，或者下属，只有赞誉和拥戴，没有任何过节可议，以其权位，很难做得到，我的岳父李德泉就是这样的人。

‍ 岳父是江苏高邮县汉留乡姚费庄人，1929年2月出生。在他的童年刚有记忆时是在上海（大约在闸北）的贫民窟，全家人仅靠一个大姐姐在丝厂打工的收入艰难度日。那是1936年全民抗战爆发之前一年，全家人因为生活艰难从上海回到了高邮乡下。那一年他7岁。

‍ 在他出生时父母家境已经败落贫寒，用阶层划分应属于贫农，仅有3亩地，在干部填表时也是这样表述。可意外的是，在其女儿退休计算工龄时，需从下放前所属宁海路派出所调出家庭档案复印时，却发现家庭出身栏目为：地主。不是自己填写的。这是哪门子事啊，其父辈抽大烟家境贫寒，只有三亩土地，只够勉强糊口，没过一天好日子，何来“地主”？好在发现时已经是改革开放新时代，并不在意这档子事了。在他记事时是在上海的贫民窟全家艰难生活，他那时刚记事大约7岁。在上海时他有两个姐姐，大姐姐在纱厂打工；还有两个弟弟；二姐姐要回老家结婚（后来嫁到了江都）。他当时记不得住在什么地方，只知道离大自鸣钟不远，周边还有一片荒地，住的地方只三户人家，却是很大的贫民窟，是在上海市区，是不是租界也不知道。在上海时短暂读过私塾。

‍ 回到高邮乡下时全家生活更困难，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是在小学里的矿石收音机里听到的，知道是日本人在卢沟桥搞事。当时上海、南京沦陷，光晓得，但对高邮震动不大。高邮农村本身很乱，国民党有游击队，抢商人的东西，那时候交易没有手续的，贩私盐；还有土匪；再有“大刀会”，专杀土匪的；后来共产党来了，谢团长谢有才，农村秩序才好一些。日本人占领扬州后，高邮南边有个镇东奎，国民党有个保安旅部驻那里，有一个团，离他那儿有三里地。鬼子时常下来扫荡，于是就跑反，跑到与鬼子扫荡固定路线相反的方向，更乡下一些偏僻的地方，躲一躲。日本鬼子下来就一路放火烧房子。有一次，天不亮鬼子就坐小汽油船来了，跑不掉了，把村民们都围到场子上去，查有没有共产党，杀人、强奸、放火都看得到，鬼子一路扫荡，却不住下来，乡下没地方住宿。他们也不训话，没有翻译，就是放幻灯片给村民看，就是宣传说太平洋战争已经发生了，美国鬼子不好，日本跟它打起来了，我们现在要中日提携。那时汪精卫在高邮城有个伪县政府，有穿黄衣服的“和平军”（伪军），也没见他们下来收过税。

　　在日本人来之前，全家从上海迁回老家（8岁），因为那时候生活很困难。小姐姐还没有出嫁，母亲帮人家打短工，就是栽秧、割稻这类短工，那个地方出水稻，一天三顿饭有面食和大米，家里的三亩田不够自家吃的。不久他父亲就去世了。家里还有两个弟弟。二弟弟上过一点学，不多；大弟弟一直种田。

‍ 开始是在本村小学上学，上了一年之后，“七七事变”发生，学校就关门了，因为学校的校长老师都没有薪资来源，于是就失学。他有个舅舅原来也是这所学校的创办人之一，这时就又开了个私塾，是半洋半土的，除了读“四书五经”外，还读一些初中的国学、高中的国文。舅舅是师范毕业的，在他那里上学，不用交学费，伙食费还是要交的，是在好几里地外另外庄上上学，睡在那里，食宿费也交不起。后来又失学了。

‍ 时间到了1944年2月（15岁），有一天在村里墙上看见有个招生简章，这时候共产党的高邮县政府（在原属高邮县的现金湖）成立了一个高邮县中，它招收学生。吸引我们的有两条：一个是毕业以后分配工作；第二个就是毕业后可以直送苏中公学。这个苏中公学是苏北行政公署粟裕办的，相当于大学。所以几个同学就决定一起到区政府报考。

‍ 因为穷困，连书包也没有也买不起，李老清楚记得，他参加革命时，是从土地庙里泥菩萨的头上扯下来一块红布，回家缝了个袋子，搭在肩膀后面，就与同伴们前去报名的。

‍ 考试过后不到一个月就接到录取通知书，要求带行李按时去集中。到了地点吃过晚饭后，派到部队，护送这批青年过封锁线。就是高邮南边与兴化交界的一条河。过了河走了七、八里路就住下了。哪知道天快亮时，日本鬼子知晓这件事出动了，于是就往北跑，逃出去。中午过后到了高邮县中所在地（宝应县曹甸镇金吾村，后来迁往兴化沙沟镇。前身为金湖抗大九分校）。当时一看，就一座新建礼堂，一个新建平房，既不像县中也不像总部样子。这里相当于扬州专区一级，县长兼校校长，派来一个姓孙的负责，两个政治指导员，一个督学。二十几个小青年就十几岁，另外编，叫“小鬼队”。大的学生就“整风”，而“小鬼们”没风可“整”，就学什么“新人生观”，看陈伯达写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四大家族》，也没什么事做。政治指导员带领去附近农村，组织儿童团，妇女识字班。电影《柳堡的故事》大约就是写这个时期的。当学生是九月份，十二月初就结束了。大的同学都分配工作了，有的到部队，有的分到地方。

‍ 大的学生分配好，就来征求小鬼们意见，有几个工作可选：一是到地区《人民报》；第二到新安旅行团；第四到伤病医院；几个同学商量选了第三到县政府做会计。当时不懂什么叫会计，也不懂会计做什么。

　　分配到县政府财经局会计科，就在那儿学会计，大概两个月后就被分到区里去（大约是6区，高邮东部靠兴化），在区里税务局做会计。做的工作就是报的税源报的税款交来，交来以后再报上去，去报帐，就这个事情。

　　1944年，抗日战争后期的高邮（县城除外，日本人驻在城里），农村地区，是新四军活动的根据地，已经建立地方政权。据他回忆，没打过几次仗，但远远地见过扛着枪的日本鬼子，主要活动也就是放放冷枪，游击在里下河的湖荡沼泽区域，日本人龟缩在高邮、江都等少数城里，也不敢轻易出来，1945年8月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区里的税务局取消了，在高邮的三个大镇：三垛、临泽和界首镇上成立了税务分局。原来每个村都有税务所的，取消后会计就多出来了，他就到了县税务局会计科，任务就是到这三个镇上税务分局搞些检查工作。9月6日南京光复，到11月份成立高邮城税务分局，但那时侯高邮城还在日本人手里不肯投降，12月19日中原野战军新四军在粟裕、谭震林领导下，7纵8纵发起高邮战役，城外很容易拿下，而城里那个城墙很坚固，又经过几天才解放邵伯，高邮即被新四军接管，史称为“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役”。打下后他们就进城，叫城区分局，不久改名叫货物管理局，不光征税了，和国民党也贸易，叫进出口。后来成立新的税务局，机构重叠，于是把旧的税务分局和镇税务所都取消了，到了新税务局做会计。

‍ 丈母娘姓王，是大运河畔高邮重镇界首一大户人家的独生女，比李德泉小6岁，1935年生，在读初中，穿白色裙子白球鞋，初中文化，在当时的高邮，女孩子能读书到初中是凤毛麟角的，1949年建立新中国时，她才14周岁；但高邮1946年时就已经是共产党控制下的解放区了。“七战七捷”后高宝泰盐里下河地区已经“红成一片”。顺便提一下，国共“双十停战协定”在重庆签订的第二天，国共在泰兴靖江如皋即爆发内战，也被史称为“内战第一枪”。

　　大概46年11月份国共内战爆发，新四军从高邮城主动撤退，因为太危险啦，去到农村，本以为最多就在乡下打游击嘛，没什么了不起的，谁知不是这回事。国民党还有还乡团，1946年五次土改后跑去上海、镇江躲避，这时候都回来了。

　　“泥腿子”小李幼年时曾被父母“指定“童婚”，也就是指定了“对象”，双方也都知道，不过没有来往过。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他才9岁；1944年加入高邮县大队抗日队伍也才16岁，民主思潮的兴起让青年人都没把这当回事。当后辈们调侃的向李老问起这件事，他尴尬地笑笑，问起那个“她”后来怎么样了，他回答“不知道唉”。

‍ 当漂亮的高邮大运河畔界首古镇王姓女孩第一次在乡公所见到“他”时，小李子跨坐在柜台上，翘着二郎腿，嘴里含着烟，标准化的乡村泥腿干部模样，对前来问询工作的姑娘们一脸不屑，因为那时他们已经是地方政权工作的主宰者，一堆穿着花俏、白裙白鞋有文化的女孩子，安排她们做具体工作，分配任务，手到擒来，也不知是何想法，王姓女孩被安排至边远的临泽乡。对此，丈母娘一直耿耿于怀，老年时追问当年的“小李子”是不是有意的？把她安排到那儿，自己可以经常以工作为由接触接近，李老狡诘地“嘿嘿”笑，不予回答。

　　1949年“解放大军”要南下，王姓女孩的嫂子，也是她同班的同学，突兀地闯到她家，不顾一切的让她扔下水桶，拉着她的手就往外走，也不管她同不同意，有什么意见和看法，直接就去报名。都是十四、五岁的女孩子，还读过书有文化，有过解放区工作经历，立即就被录取了。

　　小李子和王姓女孩都从不同渠道从了军，到了福建，当时南下去福建的有15万华东野战军部队和5000多名地方干部。李老所在31军92师军驻扎在厦门前线地区，对面就是金门，属随军银行，掌管部队的钱库；她则分配到了厦门银行，去之前在上海小洋房别墅里培训了三个月。

　　1953年到南京，随后结婚，他24岁；她18岁。丈母娘19岁生了第一胎大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