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6️⃣的美篇

六6️⃣

就像松锦大战。事先洪承畴的部署是各路援兵徐徐进逼锦州，要求一步一立营，名攻实守，绝不轻易浪战损失力量，直到决战良机到来。对此，朱由检是认同的，但兵部尚书陈新甲眼见前线形势良好，就想争功，于是一力促战。他先是努力说服皇帝，同时自作主张派兵部职方郎中张若麒和马绍愉催促洪承畴进兵。本来洪承畴不搭理他，没想到耳朵软的朱由检被陈新甲打动，居然也下令让他速战速决。

换个人，怎么都会据理力争，但洪承畴却不是这个性格。你让我干，我就好好干；你让我乱干，那我便就地躺平……于是松锦之战大局已定。

被抓俘虏后，洪承畴先是宁死不降。范文程去见他，发现了这样一个细节——“有梁间积尘落洪襟袖间，洪屡拂拭之”（《啸亭杂录·卷八》）。于是他告诉皇太极，说这个人肯定不会死，最后一定降。

洪承畴就是这么别扭的一个人。

就像多尔衮也没全听他的，南下一路大肆屠城，搞得民怨沸腾。洪承畴都看在眼里，但啥都不说，随你的便。等到满洲人发现情况一团糟慌了手脚，只好派他去收拾烂摊子。到了江南以后，洪承畴还是那套老办法，军事开路，政Z当家——对抵抗势力采取“原官、司留任，不念旧故”的方法分化瓦解，尽量避免过多的武装冲突和流血。对百姓则促请朝廷采取蠲免钱粮、停征漕运税等措施缓和矛盾，大力发展经济，使得民生迅速得到恢复，于是反清的那股子劲头也就渐渐的弱下来了。

这样的人，要是委之以内阁首辅，不正是以拖待变最好的人选？就算非得把他扔在前线，要么从一开始就别让他有自己的想法，要么就按他的想法打到底。这，才是洪承畴的正确打开方式。

不知人，也不擅任，到最后还天真的以为这么别扭的一个人会去殉国，结果给自己尴了老大的一个尬——这样的朱由检，简直一个蠢字不足以形容。

04

说完洪承畴，再说袁崇焕。



袁崇焕

相较于老洪那个铁打的、还是满洲人亲自盖章定论的“贰臣”身份，袁崇焕的情况就复杂多了，因为人家到死也没有实叛的铁证嘛。不过这并不能阻止争议，反而让争吵愈演愈烈。直到今天，还有人坚定的认为袁某人是晚明第一大忠臣，冤死堪比岳飞；也有人觉得他是当年的头号大奸，哪怕吴三桂都没他坏……

袁崇焕是忠是奸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这里只说能力。他跟洪承畴又是两个极端——如果说老洪是战略无双，老袁则是战术大师，都是他们那个年代最顶尖的人物。

有多顶尖？举一个例子就行。袁崇焕是在天启元年（1622年)赴任辽东的，并立即在孙承宗的支持下开始构筑松锦防线。直到天启六年（1626年）成功击退了努尔哈赤对宁远的进攻而引得天下震荡、举国欢庆，袁崇焕也因此一战成名，因功晋升辽东巡抚，自此开启了短暂却传奇的抗金御边生涯。

不过是击退了后金的一次进攻，为啥就能搞出这么大的场面？那是因为在此之前两国已经打了近10年，明军的战绩那叫一个孔夫子搬家——尽是书（输）。打不赢不要紧，明军还连丢了120余城；丢了120余城也不要紧，其中除辽阳外的其余诸城均是被后金军一击即克，无一城能坚守超过一天……

所以宁远大捷的消息传来，朱由校激动得都快哭了，狂呼“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明熹宗实录·卷六十八·天启六年二月三日》），就该知道此战的意义有多大。

而意义更大的还不止于此。

话说自古以来，中原王朝就以擅攻城亦擅守城而闻名。而甭管是发源于东北还是西北的各大胡族则截然相反，擅野战的同时是既不会攻城也不会守城，即便横扫欧亚大陆如卷席且据说搞到了西方“高科技”的蒙古人也不例外，否则区区一座襄阳城还用围攻七年之久最后还得吕文焕献城？

但到明末却出现了“倒反天罡”的一幕——辽东的明军会不会攻城没人知道，但肯定是丢了祖传的守城手艺。否则努尔哈赤又没被孙白韩李附体，凭啥能那么勇？

所以袁崇焕最大的贡献，并非打赢了个宁远之战以及后来的那个宁锦大捷，亦非构筑了那条从宁远直到山海关的让满洲人想起来就头大如斗的坚固防线，而是让明军学会了什么是守以及如何去守。

袁崇焕的战略思想可能在高度和布局上不如洪承畴，但却非常的具象化，那就是先守而后战。即对正处于上升期的后金以坚守城池的战略防御为主，野战是出奇制胜的手段，同时用议和等手段迷惑、拖延后金的攻势。以拖待变，等到后金出现颓势时再发动反攻，收复辽东。

拿袁崇焕自己的话说，就是“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大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八十一·天启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事实证明，人家的办法就是好用。而且不但袁在世时好用，等他死去后祖大寿等人继续坚持使用这套战术十几年，效果也没差到哪儿去，并非因人而异的所谓“独门绝学”。

这才是最难能可贵的。

但并不是说，袁崇焕就没毛病。

05

相较于洪、袁这种文武双全且各有所长，孙传庭则更为全能。具体说，就是啥都会，还特别忠心，但哪一条单拉出来都不如洪袁那样有力挽狂澜之效，但也够用。更妙的是，孙传庭不像袁崇焕那样桀骜，动辄“独走”，也不像洪承畴那样闷骚，一看皇帝胡搞就躺平或破罐子破摔。老孙就是个典型的PnP设备，即插即用，扔哪儿都好使，起码能顶一阵。最妙的是，他从不让皇帝为难，即便是乱命也愿意听话，事后还能忍辱负重的背锅，给个啥罪都认。一旦哪天又被放出来顶雷了，照样全心全力的去缝补……



话说孙传庭就是历代皇帝最喜欢的那种“纯臣”。这样的人都用不好、用不了，你可以想想朱由检拉胯到了何种程度？

卢象升可不全能，就是个纯粹的文官，只不过形势比人强被逼上了战场而已。所以单论军事能力，他比上述三位差远了，故此哪怕在最高光的时刻，卢象升在战场上所能起到的作用也就是给洪承畴、孙传庭打打辅助。他的过人之处在于治理地方，是个真正能做到爱民如子的同时也让百姓发自内心爱戴的好官。像贾庄之战前，老卢已经穷途末路了，但百姓听说当年的卢大人回来了，纷纷送来家里的最后一捧米、几颗枣给他当军粮、

这种官员，无论在古今中外都是极其难得，用在合适的位置上能有起死回生之效。可朱由检非要扬短避长把卢象升扔到战场上，难道就是为了逼死他？

可问题是逼死老卢，对他以及他的大明江山有啥好处？

最后是孙承宗。在上述五人中，单说能力他是最差的。比如让他带兵，啥都不懂还固执己见；让他治政，又因循守旧缺乏创见——反正甭管让他干啥，好像都跟朱由检当皇帝一样差劲。但孙承宗的好处就在于，他会做官，而且很可能是那个时代里整个大明最会做官的。

可别小看这一点。在紫禁城里坐着个喜怒无常的朱由检这一前提下，孙承宗几乎是唯一一个知道怎么应付好皇帝，又能让下属好好做事，同时还能让大家不至于随时被从天而降的“雨露雷霆”糊一脸的大明官员。

更形象的说，孙承宗就是所有有志于救国的大明官员的保护伞。

比如说袁崇焕。在老孙手底下，他又是宁远大捷又是宁锦大捷，升官升到飞起。可自天启五年（1625年）孙承宗被阉党排挤走人后，袁崇焕在朝中的形象就每况愈下，直到5年后被朱由检咬牙切齿的碎尸万段。

而且上述5人中，孙承宗生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袁崇焕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洪承畴与孙传庭同生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卢象升生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年龄结构非常合理，足够朱由检（生于1611年）用一辈子。

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这位崇祯皇帝启用洪承畴为内阁首辅，孙承宗为阁臣督师辽东，袁崇焕为蓟辽总督兼辽东巡抚，孙传庭为三边总督，卢象升为总领（南）直豫鲁晋陕川以及湖广各省政务及后勤事务的七省总理——而且用人不疑的话，不说能不能逆天改命，就问能不能帮他熬过崇祯十七年？

那个多灾多难的甲申年，能熬过去，可就是另一番天地了。

06

当然，以上只是我在瞎扯。这种理想的状况只是后人站在上帝视角上的YY，时人身在局中，即便是秦皇汉武这样知人善任的雄主明君，也未必能在那般混乱的时局中把人看得那么清、那么透。

更何况是眼神从来就没好过的朱由检。

袁崇焕赴任辽东前，兵部问他有何需要，他自信的答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明史·卷二百五十九··列传第一百四十七》）。崇祯元年（1628年）被任命为蓟辽督师并被问起“平胡方略”时，他自信满满的宣称“倘皇上假臣便宜，计五年而东夷可平，全辽可复”，乐得朱由检直呼“不吝封侯之赏”（《颂天胪笔·卷三》）。

袁崇焕虽然有能力也有自信，但太天真，尤其是从来没搞清楚自家老板是个啥样的人。或许给他5年时间，他真能恢复辽东，但问题是朱由检有那个耐心等5年吗？

前头刚夸下海口，转头皇太极就绕过辽东防线跑到京师门口打砸抢了。虽然谁都知道这是个意外，但谁考虑过朱由检的心情？这厮本就又急躁又好面子，刚刚当众把袁崇焕夸成朵花，转眼就捅出这么大个篓子，让朕的脸往哪儿搁，又怎么相信你能弄成那个五年之约？

所以那边清军还在城外攻打正急，这边朱由检就急不可耐的把千里驰援的袁崇焕抓捕下狱。结果主帅被抓，关宁军不干了，祖大寿直接带兵走人回家，京城能不能保住、皇帝老儿死不死的人家都不管了。吓得朱由检赶紧求袁崇焕写信劝阻，又有孙承宗重演了一出“月下追韩信”，关宁军这才不情不愿的回来，不但将后金军赶出长城，还打出了一场遵永大捷。

在命和脸之间，朱由检保命要紧。在小命无虞的前提下，大明皇帝陛下的脸就比什么都金贵了。本来袁崇焕刚下狱那阵儿，朱由检还未必非杀他不可。即便要杀，也就是一刀的事。可中间闹了这么一出之后，想必朱由检看到袁崇焕，脸皮都会火辣辣的，还能让他活？

甚至一刀砍了都难解心头之恨，非得千刀万剐不可，还得让他遗臭万年。

所以原本不是事的事，现在都十恶不赦。于是袁崇焕的罪名被添上了“市米资盗”、“谋款斩帅”、“纵奴入犯”、“顿兵不战”、“遣散援兵”、“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等一大堆，哪一条都直戳京城父老的心坎子，于是随后就出现了这么一幕空前绝后的奇景：

“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侩子手争取，生噉之。侩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膛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石匮书后集·卷十一·袁崇焕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