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原文：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译文：樊迟请教如何行仁。孔子说：“日常起居态度要恭谨，工作要认真负责，与人交往要忠诚。即使到了偏远落后的地区，也不能没有这几种德行。”子贡请问：“怎么样才可以称为士呢？”孔子：“自己做事能有耻，出使外国能顺利完成使命，可以称为士。”子贡又问：“敢问下一等的是什么样呢？”孔子回答：“在宗族里被称为孝道的人，在乡党被称为友爱的人。”子贡又问：“敢问再次一等的是什么样呢？”孔子回答：“说话一定要诚信，做事一定要坚定果断，这虽是耿直固执的小人，但也可以算是再下一等的‘士’了。”子贡说：“现在那些执政的人怎么样？”孔子说：“唉！一帮器量狭小的家伙，算得了什么呢！”解读：在传统文化中，“士”是一个独特而重要的阶层，大致可分为文士与武士。孔子谈及“士”时，主要说的是文士。他认为，最高层次的文士，懂得知耻而后勇，能严于律己，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出使外国时，能凭借自身的智慧与谋略，不辱使命，顺利完成外交重任。像战国时期的蔺相如，出使秦国，面对强秦的虎狼之师与蛮横要求，他毫无惧色，以“完璧归赵”的壮举，展现出一个“士”的非凡胆识与卓越才能，正是知耻而有所不为，能出色完成使命的典范。次一等的文士，以孝悌为本，孝顺父母，尊敬长辈。《论语》中“入则孝，出则悌”就强调了这一点，家庭伦理是个人品德修养的基石。而再次一等的，是那些坚守小信小忠之人。至于当时一些只知奉命行事的官员，在孔子眼中，实在难以称得上真正的“士”。《论语》里，孔子还说过“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曾子也讲“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那时的“士”被视作社会的良心，承载着厚重的社会历史责任，就如同我们如今期待知识分子能在社会中发挥引领与担当作用一般。再说说“言必行，行必果”，这句常被奉为圭臬的格言，在孔子那里却有着别样的解读。他直言这种“言必行，行必果”之人是“硁硁然小人哉” 。孟子更是明确指出：“大人者，言不必行，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看似相悖的观点，实则一脉相承，他们都反对盲目地坚守“言必信，行必果” ，而是强调一切应以“义”为衡量标准。在《三国演义》中，关羽义释曹操，从表面看，关羽违背了对刘备的承诺，没有将曹操斩杀，但从“义”的角度出发，曹操曾有恩于关羽，关羽此举是为了报答恩情，遵循了义的准则，这便是“惟义所在”的体现。从四书五经、三玄到阳明心学，都蕴含着对“义”与“信”的深刻思考。《论语》作为儒家经典，教导人们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信”固然重要，但不能拘泥。《老子》讲“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也在提醒我们对“信”要有更深刻的认识。阳明心学强调“致良知” ，“良知”便是心中的“义” ，用良知去判断言行，而非一味地遵循死板的“信” 。回顾历史上国学大师的讲座与书籍，如钱穆先生在《论语新解》中对“士”与“信”的解读，便让我们看到传统智慧在现代语境下的延续与发展。他深入剖析经典，将古人的智慧与现代生活相结合，让我们明白，传统并非尘封的过往，而是能照亮当下的明灯。在当今世界，我们常面临各种复杂的情况。就拿国际外交来说，各国之间签订协议，这是一种“信”的体现，但在实际执行中，也要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以维护国家利益与世界和平正义的“义”为出发点，灵活调整策略。若一味地拘泥于协议条文，而不顾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那必然会陷入被动。我们既要讲信用，这是立身之本，但又不能被“信”束缚住手脚，不知变通。要用“义”的原则去权衡，做一个通权达变之人。正如古人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洞察世事、通达人情，才能在这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不做迂腐的书呆子，而成为能顺应时代、引领时代的智者。让我们以“义”为体，“信”为用，在人生的旅途中稳步前行，莫要在死板的教条中迷失，要在前人智慧的指引下，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才不负如今这大好时代，不负五千年中华文化智慧的传承。与君共勉。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众生，我与众生，共同修正道。原创 慎语藏锋 慎语藏锋</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