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董仲舒：《天人三策》阐述了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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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文图选录

天人三策.赋

汉室自高祖斩白蛇起义，历经数代经营，至文景之治时，四海初定，民生渐趋安稳。仓廪充盈，百姓虽未臻富足，却也粗茶淡饭，有了休养生息的间隙。街市之上，行人往来，买卖交易，呈现出一派和乐景象。然而，繁荣背后，实则暗流涌动。边疆匈奴，时常侵扰，铁骑踏破安宁，烧杀掳掠，百姓苦不堪言；国内诸侯势力，尾大不掉，心怀异志，威胁中央政权。

武帝刘彻，雄才大略，继承大统后，目光如炬，胸怀天下。他不仅渴望在广袤大地上开疆拓土，使大汉版图远播四方，更希冀汉室江山能千秋万代，国祚绵延。于是，朝堂之上，武帝诏告天下，广纳贤良之士，以策问的形式，寻求治国安邦的良策。一时间，四方才俊纷纷云集，董仲舒便是其中最为耀眼的一颗明珠。

董仲舒，自幼研习经史子集，对儒家经典更是烂熟于心。他心怀经天纬地之才，胸有匡时济世之志。面对武帝的策问，董仲舒深思熟虑，洋洋洒洒，呈上了震古烁今的《天人三策》，宛如一道惊雷，瞬间划破了当时思想的夜空，开启了全新的思想篇章。

首策之中，董仲舒深入阐述天人感应之理，其见解犹如巨擘擘画乾坤，震撼人心。他言及天，乃万物的主宰，高高在上，神秘莫测。天以阴阳五行的变化，向人间展示各种迹象。人间的兴衰更替，皆与天象的变化相互呼应。帝王之权，虽由神授，但帝王必须秉承天命行事，施行仁政，顺应民意。若逆天而行，倒行逆施，必将遭受上天的谴责与惩罚。昔日夏桀无道，暴虐百姓，致使民不聊生，最终天怒人怨，夏朝覆灭；商纣荒淫，残害忠良，上天降下灾祸，商朝亦走向灭亡。故而，国家应当以德治国，通过教化，使百姓知晓礼义廉耻，遵循纲常之道。此论一经提出，恰似拨云见日，为汉室统治找到了天命的根基，也为后世封建王朝的君主治理国家定下了道德准则。让至高无上的皇权，也有了敬畏的对象，使苍生百姓有了精神的依归。

次策，董仲舒将目光聚焦于人才培养与选拔的关键所在。他深刻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兴盛繁荣，归根结底在于拥有众多贤能之才。正如《诗经》所言：“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周文王正是因为广纳贤才，才得以成就大业。董仲舒力倡设立太学，在各地广设庠序。太学之中，以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为教材，培育天下英才。学子们在其中研习经典，明晓先王之道，涵养浩然正气。选拔官吏时，不应拘泥于门第出身，而应以贤德为首要标准，唯才是举。如此一来，朝堂之上，贤能之士纷纷汇聚，政令得以畅通无阻，国家自然能够繁荣昌盛。这一策略，就如同春风化雨，滋润了人才成长的土壤。此后，汉王朝源源不断地涌现出众多栋梁之才，如卫青、霍去病等，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后世历代王朝，纷纷效仿，逐步构建起完备的教育与选官体系，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至于末策，董仲舒大胆建言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彼时，正值百家争鸣之后，各种思想流派异彩纷呈，虽繁荣一时，但也使得国家思想难以统一。道家倡导无为而治，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墨家兼爱非攻，各种学说各执一词，纷争不断。董仲舒敏锐地洞察到这一弊端，果断建言，应将儒家思想确立为正统，罢黜其他学说。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是为人处世的根本准则，可作为万民的行为规范。它能够凝聚人心，稳固社会秩序。汉武帝深以为然，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自此，儒家思想登堂入室，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之后的两千余年里，儒家思想如同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华夏儿女在儒家文化的长期熏陶下，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价值观与民族性格。无论是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理想抱负，还是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家国情怀，都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在文化传承与民族融合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天人三策》，这部煌煌巨著，恰似璀璨星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其思想光芒，穿透了岁月的重重迷雾，为后世的治国理政、文化传承、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它不仅成就了汉武帝的雄图霸业，助力大汉王朝走向巅峰，更深远地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走向。如今回顾往昔，我们应当怀着敬畏之心，从《天人三策》中汲取智慧。将古老的思想与现代社会相结合，使其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彩，为续写中华民族的辉煌篇章，贡献力量。

《天人三策》 又名《举贤良对策》，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著作，西汉董仲舒编撰，约成书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

该书是按问答的形式编排的，由汉武帝首先提出问题，说明自己的想法和担忧之处。然后董仲舒由理论到现实地讲明自己的见解，说服汉武帝采用自己的治国之道。通过问答的形式，阐述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思想，强调君主应当顺应天道，施行仁政，以求得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些思想对后世的儒家学说和封建统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该书的特点是在答问中，以“天道”比“人道”，用“天意”二字来约束汉武帝做善事、用贤人，为百姓创造基本的生活条件，从而达到治理好国家的最终目的。汉武帝采用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把孔子之儒学捧为圣典，冷落旁学。使理论统一到儒学上来，从而使儒学得到更大的发展。

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窦氏驾崩，汉武帝乾纲独揽。建元初年被扼杀的新政，再一次被提上了日程。元光元年，汉武帝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在内外政策上进行一系列变古创制、更化鼎新。董仲舒《天人三策》《春秋繁露》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黄老”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建立起一个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

《天人三策》是西汉董仲舒编撰的一部政治和哲学著作，主要阐述了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的思想。以下是《天人三策》的原文及翻译：

原文：

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五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晁之，为生贤佐，后世称通，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谬失其统也。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贱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娇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

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翻译 ：

陛下发出有德的声音和英明的韶书，寻求天命和情性的解答，这两个问题都不是愚臣所能答覆的。我谨慎地按照《春秋》中的记载，考察前代已经做过的事情，来研究天和人相互作用的关系，情况是很可怕的呀!国家将要发生违背道德的败坏事情，那么天就降下灾害来谴责和提醒它;如果不知道醒悟，天又生出一些怪异的事来警告和恐吓它;还不知道悔改，那么伤害和败亡就会降临。由此可以看出，天对人君是仁爱的，希望帮助人君消弥祸乱。如果不是非常无道的世代，天总是都想扶持和保全他，事情在于君主发奋努力罢了。发奋努力钻研学问，就会见闻广博使才智更加聪明;奋发努力行道，德行就会曰见崇高，而且越发成功，这些都是可以很快得到，并且是可以很快就有成效的。《经》上说：“从早到晚，不敢懈怠。”《尚书》中说：“努力呀!努力呀!”都是奋勉努力的意思。

“道”就是由此达到治理国家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所以虽然圣明的君王死了，可是他的子孙还能长久统治，安宁数百年，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啊。君王在自己没有制作乐章的时候，就选用先代君王乐章中能适合当时社会的，用它来深入教化人民。得不到教化的实效，典雅、歌颂的乐也就做不成，所以君王功成名就以后才作乐，用乐来歌颂他的功德。乐是用来改变民风，感化民俗的;乐改变民风容易，感化人民也有显著的功效。所以，乐的声音是从和谐的气氛中发出，依据于感情，接触到肌肤，深藏在骨髓。因此王道虽然衰微了，管弦之声却依然流传。虞舜的政治已经很久都没有了，可是流传下来的乐颂还依旧存在，所以孔子在齐国能听到《韶》乐。

人君没有不希望国家安宁而憎恶危亡的，然而政治混乱、国家危亡的很多，这是由于任用的人不得当，言行举止不符合治理国家的“道”，所以政事一天天衰败下去。周代的“道”到了周厉王、周幽王时衰落了，不是“道”亡了，而是厉王和幽王不遵循这个“道”走。周宣王思念先代圣君的德行，复兴久已停滞的事业，补救时弊，发扬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功业，周代的“道”又灿烂复兴起来。诗人赞美他，为他作诗，认为上天保佑他，为他出生贤良的辅佐，后世称颂周宣王，至今不绝。这是周宣王日夜不懈地做好事得来的。孔子说“人能光大‘道，，不是‘道，光大人”。所以治和乱、废和兴，都在于自己。世遭衰乱并不是天命不可挽回，而是由于人君的行为荒谬，失掉了先王优良的传统啊。

臣听说受到天的尊重，天使他得到天下而成为王的人，必定有人力做不到而自然达到的事情，这就是王者承受天命的凭证。天下的人都同心归顺他，就像归顺父母一样，所以天感应到诚意，祥瑞就出现了。《尚书》中说：　“白鱼跳进王乘坐的船裹，有火覆盖着王屋，变成了乌鸦。”这就是承受天命的凭证啊。周公说：“应得善报呀!应得善报呀!”孔子说：“有德的人决不会孤立，一定会得到帮助。”这都是积善累德的效果啊。可是到了后世，君主淫逸奢侈，道德衰微，不能治理人民，诸侯背叛他，杀害良民，争夺土地，废弃道德教化，滥用刑罚。刑罚使用不适当，就产生了邪气;邪气聚积在下面，怨恶聚集在上面，上下不和，就会阴阳错乱，妖孽滋生。造就是灾害怪异发生的原因。

臣听说，命就是天的命令，性就是生来的本质，情就是人的欲望。有的人夭折，有的人长寿，有的人仁慈，有的人卑鄙，好比造瓦铸金，不可能都是纯粹美好的，由于社会治、乱的影响，所以人的寿命、品行是不一致的。孔子说：“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所以尧、舜实行德政，人民就仁慈长寿;桀纣肆行暴虐，人民就贪鄙天亡。

在上的人君教化在下的人民，下面的人民服从在上的人君，好像泥土放在模型裹，听凭陶匠的加工;也好像金属放在容器裹，听凭冶匠的铸造。《论语》中说：“使人民安定，人民就来归顺，使人民得到鼓舞，人民就会同心协力。”说的就是这样的意思。

臣仔细考察《春秋》裹“春王正月”的意思，寻求王道的开端，得到了“正”。“正”次于“王”，“王”次于“春”。春是天的作为。正是王的作为。它的意思是说，君主上面奉承天的作为，下面用来端正自己的行为，“正”是王道的开端啊。可是，王者想有所作为，应该向天去求到这个开端。天道最大的就是阴阳，阳作为德，阴作为刑，刑主杀，德主生。所以阳常常处在盛夏，把生育养长作为自己的事;阴经常处在严冬，积聚在空虚不起作用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天是任用德教，不任用刑罚的。

天使阳出现，在上面布施，主管一年的收成;使阴入内，在下面藏伏，时常出来帮助阳;阳没有阴的帮助，也不能使年岁独自完成。从始至终阳是以完成年岁为名的，这是天意啊。王者秉承天意来做事，所以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罚。刑不能任用来治理社会，就像阴不能用来完成年岁一样。执政而任用刑罚，是不顺从天意，所以先王没有肯这样做的。现在废除了先王掌管德教的官员，只任用执法官吏来治理人民，这难道是先王任用刑罚的本意吗?孔子说：“不进行教育就杀人，叫做暴虐。”暴虐的政治施用到下面，却想使德教普及到四海，这是难以办到的啊。

臣认真考察《春秋》讲的“一元”的意义，“一”就是万物的开始，“元”就是辞语中所说的“大”。说“一”是“元”，显示了大的开始并且想正其根本。《春秋》深深地探究它的本源，原来却要从尊贵的人开始。所以做君主的，先正心才能正朝廷，正朝廷才能正百官，正百官才能正万民，正万民才能正四方。四方正了，远近就没有敢不趋向于正的，而且没有邪气掺杂在裹面。所以阴阳调和而风雨及时，万物和谐而人民长育，五谷丰收而草木茂盛，天地间都受到恩泽，并呈现出非常丰富美好的景象，四海之内听到君主的盛德都来称臣，一切幸福的东西，可以得到的祥瑞，无不毕至，这就是王道完成了。

孔子说：“凤鸟不来到，‘河图’不出现，我恐怕要完了吧!”这是他悲伤自己的德行可以招致这些祥瑞，却因为自己地位卑贱而不能招来。现在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处在可以招致祥瑞的地位，掌握了可以招致祥瑞的形势，又有能招致祥瑞的资质，行为高尚而恩德广厚，才智聪明而意向美好，爱护人民而喜欢文士，可以说是有道义的君主了。然而天地没有感应，美好的祥瑞没有到来，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教化没有建立，没有把人民纳入正道吧。

万民追逐利益，就好像水向下流一样，不拿教化作他们的堤防，就不能制止。所以教化建立而奸邪停止，是因为它的堤防完好;教化废止而奸邪并出，用刑罚也不能制止，这是它的堤防坏了。古代的王者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坐朝治理天下，没有不把教化当作主要任务的。在国都设立太学进行教育，在县邑设立县学、乡学实施教化，用仁来教育人民，用义来感化人民，用礼来节制人民，所以，虽然刑罚很轻，却没人违犯禁令，这是教化施行，习俗美好的缘故啊。

圣明的君王承继乱世，他把乱世所遗留的一切痕迹都扫除掉，恢复教化，并且给以特别推崇。到了教化已经明了，习俗已经养成，子孙遵循推行下去，遇五、六百年仍然不会衰败。到周朝末世，君主非常无道，以致失去了天下。秦朝承继周朝以后，不但没有更改，反而比周朝末年更加无道，严禁文学，不许私自藏书，摒弃礼义，甚至厌恶听到礼义的话，他想把先王的道义完全毁灭掉，专门用自己放肆、苟且、简陋的一套办法来治理国家，所以做天子才十四年，国家就灭亡了。自古以来，还没有像秦朝这样用乱救乱，严重危害天下人民的。秦朝遗留下来的毒素像残余的火焰，到现在还没有熄灭，它使习俗薄恶，人民欺诈顽劣，抵触抗拒，犯法乱德，腐败达到如此严重的地步。

孔子说：“腐朽的木头，不能雕饰啊；泥糊的墙，不能粉饰啊。”现在汉朝继承秦朝之后，社会状况就像朽木和泥墙，虽然想很好地治理它，却没有好办法。法令一颁布，奸邪接着就发生，命令一下达，欺骗跟着就兴起，好像用热水去制止沸腾，抱着木柴去救火，只会越来越糟，没有任何益处。

譬如琴瑟的音不协调，严重的必须把弦折下来重新安装，才能弹奏;处理政事不行，坏得厉害的，必须破旧立新，才能治理。应当重新张设琴弦而不改弦更张的，虽然有优秀技工也不能调理好;应当改革而不改革的，虽然有大贤人也不能整治好。所以汉朝得天下以来，常想好好治理，可是到现在还没治理好，问题就在于应当改革而没有改革。

古人证过：“站在潭边羡慕别人捕到了鱼，不如自己回去编织鱼网。”汉朝临政并且想把政事治理好，到现在已经七十多年了，不如回头来进行改革，改革了就能好好治理，国家治理好了，灾害就会一天天消除，福禄也就会一天天到来。《诗经》上说：“适合于民，适合于人，接受天给予的福禄。”执政能适合人民，自然会得到天给予的福禄。仁、义、礼、智、信是五种恒久不变的道，这是王者应培养整饬的。这五种道能培养整饬好，就能得到天的保佑，鬼神也来赞助他接受祭祀，恩德就会普及到国外，扩大到一切生命。

在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窦氏去世后，汉武帝独自掌握大权。建元初年被压制的新政再次被提及。

陛下您发出有德的声音和英明的诏书，寻求天命和情性的解答，这些问题都不是我这样的愚臣所能回答的。

我仔细查阅《春秋》，观察前世发生的事情，发现天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可怕。国家如果出现失道的行为，天会先发出灾害来谴责，如果不自省，又会发出怪异来警示，仍然不知改变，最终导致伤败。这表明天心仁慈，爱护君主，希望制止动乱。

除非是极端亡道的世界，天都会尽力扶持并保全，关键在于努力勉行。努力学习，则见识广博，智慧增加；努力行道，则德行日益提升，大有功效：这些都是可以迅速恢复国家强盛的方法。

《诗经》说：“能够招来而自然到来，这是受命之符。天下人同心归附，就像归向父母一样，所以天瑞应诚而至。《尚书》说：“白鱼进入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这是受命之符。周公说“复哉复哉”，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这些都是积累善行和美德的结果。

到了后世，淫乱衰微，不能治理百姓，诸侯背叛，残害良民以争夺土地，废弃德教而依赖刑罚。刑罚不当，则产生邪气；邪气积累于下，怨恨和恶行积聚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失调，妖孽产生。这些都是灾异的起因。

我听说命令是天所下达的，人性是天生可以改善和治理的，可以治理好，则灾害消失，福禄来临。《诗经》说：“使人民适宜，接受天赐的福禄。”治理国家而适宜于人民，当然应该接受天赐的福禄。仁爱、谊、礼、智、信这五种常道，是君主应当修行的。 阅读《天人三策》，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天人三策》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重要篇章，蕴含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通过阅读《天人三策》，可以深入了解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思想观念、文化传统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阅读《天人三策》，可启迪现代政治智慧。“凡将之国，以天下为事”。它所提出的天人合一、君权神授、大一统等思想，不仅对古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现代政治智慧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例如，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对于现代社会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君权神授的思想则提醒我们，政治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权，应该为人民谋利益、为人民服务；大一统的思想则强调了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重要性，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天人三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体现了整体观和辩证思维，认为个人、家庭、社会、国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种整体观和辩证思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处理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阅读《天人三策》，可提高个人道德修养。“夫上明则下敬，政平则下安，是以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天人三策》所倡导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如仁爱、忠诚、礼义等，对于个人修养的提高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过阅读《天人三策》，可以深入了解古代中国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引导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提高个人修养，做一个有道德、有责任感的人。

《天人三策》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强调了顺应天意与天道、重视个人修养与德行、倡导君主责任与担当以及体现整体观与辩证思维。这些观点对于现代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启示作用。 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深入探究天人关系，提出 “天人感应” 学说。他认为国家若有失道行为，天就会先降灾害予以谴告；若人君不知自省，天便会再出怪异之事以警惧；倘若仍不知改变，那么伤败就会降临。这体现了天心仁爱君主，希望阻止其犯错，只要君主能够奋发努力，就可扭转局势。这种观点为君主的行为提供了一种约束机制，使其有所忌惮，不敢肆意妄为。

董仲舒对 “道” 进行了阐释，称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 。他指出圣王即便离世，其子孙仍能长久安宁统治，这得益于礼乐教化之功。在王者尚未制作新乐时，可选用先代适宜的乐章来教化民众。乐能改变民风民俗，其影响力深入肌肤骨髓。例如虞舜虽已远去，但《韶》乐遗风仍存，孔子在齐国听闻后大为赞叹。然而，众多君主虽渴望国家安存，却因用人不当、所行非道，导致政乱国危。如周道在幽、厉二王时衰败，并非道本身消失，而是他们不遵循道行事；到了宣王时期，宣王思先王之德，兴滞补弊，使周道复兴，这便是勤勉行道的结果。

关于君主受命的问题，董仲舒提出，上天所大力尊崇并使之成为王者的人，必定会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然到来的祥瑞，这就是受命之符。天下百姓同心归附，如同归附父母，故而天瑞会应诚而至。像《尚书》中记载的 “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 ，便是受命之符的体现。周公说 “复哉复哉”，孔子曰 “德不孤，必有邻”，皆是积善累德的功效。但后世君主若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便会致使诸侯背叛，百姓遭殃，进而引发灾异。

在人性论方面，董仲舒认为命是天之令，性是生之质，情是人欲。人的寿命长短、品德高低，是在后天环境中陶冶而成，无法做到纯粹完美，这与社会的治乱相关，所以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孔子说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形象地说明了君主的德行对百姓具有引领作用。尧、舜行德政，百姓便仁慈长寿；桀、纣行暴政，百姓则贪鄙夭折。君主教化百姓，如同陶匠塑造泥土、冶匠铸造金属一般。
董仲舒从《春秋》中探寻王道之端，认为 “正” 源自天之所为，王者应上承天意，下正自身行为。天让阳出而布施于上，主导岁功，让阴入而伏于下，适时辅助阳，阳若无阴之助，也无法独自成就岁功。因此，王者应顺应天意，任德教而不任刑，因为刑不能用于治理国家，正如阴不能用来成就岁功一样，先王们都不肯专任刑罚。

董仲舒还强调 “大一统” 思想，他建议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主张用孔子儒学统一天下思想。汉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将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优礼延揽儒生，为博士官设置弟子，依据成绩选拔人才担任重要职务，这就是影响深远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贯穿了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还指出，汉朝建立以来，虽常欲善治却未能实现，原因就在于当更化而未更化。他以琴瑟不调需解弦更张为例，说明为政若不行，必须变而更化才能治理好国家。他认为应立太学于国都，设庠序于城邑，用仁、谊、礼来教化百姓，如此才能使刑罚轻而百姓不犯法，实现社会习俗的美好。

王立群老师对董仲舒《天人三策》中所涉及的人性相关内容，有着独特且深入的剖析。他着重提到了董仲舒划分的五种人，这五种人分别是圣人、仁人、君子、斗筲之人以及中民之性者 。

在王立群老师的解读中，圣人处于人性的最高层级，这类人极为罕见。他们的德行近乎完美，堪称道德的楷模，就如同儒家所推崇的尧、舜等远古圣王，拥有超凡的智慧与高尚的品德，一举一动皆顺应天理，能够洞察天地万物的规律，为世间制定出符合天道的准则，其言行对社会具有深远的引领作用，成为后世敬仰和学习的典范。

仁人同样是德行高尚之人，他们心怀仁爱，以天下苍生为念，将自身的利益置于民众之后，一心只为民众谋福祉。他们的行为体现出无私的奉献精神，积极践行儒家所倡导的仁爱理念，为社会的和谐稳定贡献力量。在历史的长河中，诸如孟子所赞颂的那些舍生取义、心怀天下的义士，都可被视为仁人。仁人在社会中起着道德标杆的作用，激励着人们向善、向仁。

君子在道德修养上也有颇高的水准，他们遵循儒家的礼义规范，行事有分寸，为人正直，具有强烈的道德自律意识。君子注重自身的品德修养，通过不断学习和践行儒家经典中的教诲，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在日常的人际交往和社会事务中，君子能够以礼待人，秉持公正的原则处理问题，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像孔子众多弟子中的颜回，他安贫乐道，一心向学，努力践行儒家的道德规范，堪称君子的典范。君子是社会道德秩序的维护者，他们的行为和价值观对周围的人产生着积极的影响，有助于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斗筲之人则被王立群老师视为才识短浅、道德低下的一类人。这类人目光短浅，只关注自身的眼前利益，为了满足私欲，常常不择手段，不顾及道德和伦理的约束。他们的行为往往会对社会秩序造成破坏，是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都可能存在斗筲之人，他们的存在凸显了道德教化的重要性。通过对这类人的批判，也从反面彰显出儒家所倡导的道德规范的价值，提醒人们要远离这类不良行为。

而中民之性者，在王立群老师的解读中，这类人占据了社会的大多数。他们的人性既非天生纯善，也非天生纯恶，而是具有可塑性。中民之性者在良好的社会环境和道德教化下，能够向善发展，成为有道德、有责任感的社会成员；反之，若处于不良的环境中，受到不良风气的影响，他们也可能走上歧途。所以，对于中民之性者，儒家强调道德教化的重要性，认为通过设立学校、传播儒家经典、宣扬道德规范等方式，可以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这也是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强调道德教化，主张设立太学、庠序等教育机构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立群老师对这五种人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董仲舒《天人三策》中的人性论思想，以及这一思想背后所蕴含的对社会治理、道德教化的深刻思考，为我们研究古代思想文化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