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石文史】第1340辑‖浅析清代的娶妻纳妾和过继立嗣制度

汾州文化

聊聊清代娶妻纳妾和过继立嗣制度

■杨迎光

今天，我想通过王家人在这两方面的几个真实故事，和大家聊聊古人娶妻纳妾，以及过继立嗣的事情，以帮助大家从多层面、多角度了解清代的相关制度和民俗。

第一个问题，聊一聊古人娶妻纳妾的事情。

大家知道，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实行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这个制度从周天子时期（周朝）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1950年才被彻底废止。在这中间的三千年中，一个男人，虽然可以同时拥有多个女人，但明媒正娶的妻子只能有一个，叫元配（意思是最初的、唯一的配偶），也称原（第一任）配、正妻、嫡妻。其余的则称作妾、偏房或侧室，也称作“庶妻”。

关于妻与妾在家庭中谁更牛，社会上流传有一句话，叫“妻不如妾”。在一些影视剧里，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妾室斗败正妻而成功上位的故事。其实，在封建社会，这种现象发生的概率微乎其微。这是由于妻子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不仅要远远高于妾，而且一般是不可撼动的。在家庭内部，如果我们把妻子看作一个家庭的女主人的话，那么，妾只能算作是她的仆从。由于二者的地位天差地别，所以各朝各代对于妻妾地位的不可撼动都做了严格的法律规定：

我们来看看《大清律例卷十·户律·婚姻·妻妾失序》的规定：

* 凡以妻为妾者，杖一百；以妾为妻者，杖九十，并改正。

* 若有妻更娶妻者，亦杖九十，后娶之妻离异，归宗。

什么意思？

第1条，凡是把妻子降为妾的，要执行打相关责任人一百棍（或板子）的刑罚；如果把妾升格为妻子，要打九十棍，并要立即改正，然后各归各位。

第二条，如果在有妻子的情况下，又娶了一个妻子，也要打九十棍，并且必须与后娶的妻子离婚，把她送回娘家。简单了解了这方面的法律规定以后，我们选择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两个人物——静升王氏第十六世祖王中极，和第二十一世祖王鸿远娶妻纳妾的事情，来具体了解一下古代娶妻纳妾的相关情况。

首先，我们简单了解一下王中极。

王中极是王梦鹏的第四子，是一个超级大富豪。他一生有七个女人——除元配王汪氏1之外，又先后纳了六个妾，分别是王陈氏、王宋氏1、王宋氏2、王汪氏2、王汪氏3和王周氏。（你看，这女人多的还得编号，否则，三个汪氏，两个宋氏，会搞昏读者的）。王中极为什么要纳这么多的妾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

其一是王中极有钱。人有了钱就任性：“老子有钱，养得起一个排的女人，所以，我想纳多少个就纳多少个，朝廷的法律都允许，你管得着吗？”因此我们说，在封建社会，纳妾是有权有钱阶层的专利，绝大多数穷苦人能讨到一个老婆就高兴得屁颠屁颠了，哪里还敢想妻妾成群的美事？

王中极纳这么多的妾的第二个原因是为了传宗接代。封建社会讲究“不孝有三（l、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2、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3、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无后为大。”可王中极最早娶的嫡妻汪氏1，以及后来顺序纳的第一妾陈氏、第二妾宋氏1、第三妾宋氏2和第四妾汪氏2五个女人，就好像是统一服用了“避子汤”一样，硬是没有给他生下一儿半女（也许生女儿了，但过去族谱上不记录女儿，所以无从查考。）于是，为了家族香火得以延续，王中极又接着纳了第五妾王汪氏3和第六妾王周氏。好在这两回的钱都没有白花。王汪氏3和王周氏先后给他生了四个儿子。王汪氏3生的两个儿子分别取名尔敏、尔勉；王周氏生的两个取名尔勖、尔勰。你看，为了传宗接代的事，把个王中极给折腾得。

　　说罢王中极为了传宗接代娶了一妻六妾七个女人的故事，我们知道了在封建社会，富贵阶层的男人，只要自己有意愿，是可以纳N个妾的。因为这个律条的出台，就是专为权贵阶层量身定制的。当然，法律并没有限制普通人纳妾，可你能纳的起吗？

下面，我们再了解一下王鸿远纳妾的事情：

王鸿远（1825-1898）：王氏第二十一世祖，享年73岁。关于王鸿远的事迹，我在《王家大院家风故事·披肝沥胆亲兄弟 国难当头见忠诚》一文中做过比较详细的介绍。他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役中，负责后勤保障，具体工作是督办西征官钱局。光绪帝下诏拨付的西征军饷白银五百万两，以及通过商人向外国洋行借贷的五百万两都是经他的手收支的。不仅如此，王鸿远及其二哥——五品衔泾州粮台王鸿翔，以及身兼甘肃后路粮台、西征粮台和三原税务三职的六弟王鸿儒等不仅捐银5万两，还以全家的商铺财产做抵押，向大英洋行贷了白银80万两用以支援收复新疆。所以王鸿远及其兄弟王鸿翔、王鸿儒等为收复新疆做出了巨大贡献。根据王鸿远的后代整理的一份资料显示：王鸿远的嫡妻王杨氏在收复新疆的战役结束之后，曾被光绪帝诰封“四品恭人”，据此推测，王鸿远应该因收复新疆有功而受到朝廷四品官阶的封赏。不过，关于他获得封赏的事，现存各种王氏族谱资料上都找不到确切的记录，也没有留下任何实物证据。

王鸿远一生有一妻二妾三个女人。

嫡妻王杨氏，诰封四品恭人，她生有嫡子二人，嫡长子叫王永年，早夭，无后。嫡次子叫王永誉，因幼年时生过天花，留下一脸麻子，所以人称“麻子二伯”。此人幼承家学，学识渊博，后落户于陕南勉县以坐馆教书为生。王永誉应该结过婚，只是没有留下后代。

二房（妾）王申氏，生一子王永和（行四，庶次子）。三房（妾）王郝氏生有四子：长子王永锡（行三，为庶长子），次子王永昌（行五），三子王永恕（行六），四子王永佑（行七）。

前面讲过，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家庭中，嫡妻与庶妻的地位十分悬殊：其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表现在家庭地位上：嫡妻是家庭中的女主人，其地位仅次于丈夫，而妾与其男主人及其嫡妻的关系则是奴才与主子的关系。男主人所有的孩子都称嫡妻为母亲，而称呼妾只能叫姨娘或小妈、二妈、三妈......即使是妾自己亲生的孩子也是这样。

第二方面表现在婚姻关系的法律保护上：首先，嫡妻结婚前须先订婚，要有正式的婚书，讲究门当户对，明媒正娶。其次，嫡妻的婚姻受法律保护，休妻除了必须满足“七出”规定之外，（七出：1、无子；2、淫佚；3、不事姑舅；4、多言；5、盗窃；6、妒忌；7、恶疾）还不能有三不去的情况：即：1、与更三年丧（妻子有过为她丈夫的父母，即自己的公公婆婆守孝三年的经历）；2、前贫贱后富贵（当初嫁给丈夫时，他的家境贫寒，而到了丈夫有意休妻的时候，他的家庭已经是富贵阶层了）；3、有所娶无所归（结婚时妻子有娘家，到丈夫要休她的时候，她的娘家已经没有人了）。而妾则不同，妾的来源通常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买来的。比如王中极的六个妾和王鸿远的第一个妾王申氏。《礼记》规定：“妾合买者，以其贱同公物也”。《唐律疏议》也明确规定：“妾乃贱流”，“妾通买卖”；妾的来源之二，是随嫡妻嫁过来的。来源之三是朋友或上级将自己家的家奴赠送或赐予的。比如王鸿远的妾王郝氏，就是左宗棠于收复新疆战役前赐予的他的。纳妾不需要订婚，也不举行婚礼，娶妾进门时不可以走院子的正门，一般从侧门或后门抬进来即可。妾与男主人之间，并没有婚姻关系，当然也就不受法律保护，男主人可以随时随地把她卖掉、赶走或转赠与他人。另外，在一般情况下，妾是不能扶作正妻的。即使在元配去世以后，根据法律规定，丈夫可以再续娶一房妻子，但不可以把妾直接升格为妻子。

第三方面表现在与娘家的关系上：嫡妻结婚后有娘家；娘家人和女儿的婆家互有来往，而妾到了男主人家以后，就要切断与娘家人的所有联系。

第四方面表现在朝廷封赠等社会地位上：嫡母、嫡妻可以因儿子或丈夫升官而获得封赠（一品二品曰夫人；三品曰淑人；四品曰恭人；五品曰宜人；六品曰安人；七品曰孺人），而妾则极少有得到封赏的，即使是朝廷旌表封赠官员的父母，也是封赏其嫡母，身份是妾的亲生母亲，也很难获得此荣誉。例如王鸿远因收复新疆立功而被光绪帝封为四品官员，嫡妻王杨氏也同时被光绪帝覃恩诰封四品恭人，而王申氏、王郝氏就与此无缘，即使王郝氏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一直跟随着王鸿远戎马倥偬。

第五方面表现在死后的待遇上：嫡妻死后要进祖坟与丈夫合葬，妾死后则不得葬入祖坟。

说到这里，我先给大家简单讲一个发生在袁世凯家的真实故事。

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生前有一妻一妾，六个儿子。这六个儿子除嫡子（行二）袁世敦为元配夫人袁郭氏所生外，其余五子都是由袁世凯的生母、身份为妾的袁刘氏所生。袁世凯是袁刘氏生的第三个儿子，行四。

1901年4月，袁世凯正在山东巡抚任上，生母袁刘氏病逝于济南。袁世凯向朝廷提出回乡葬母的申请。当时八国联军盘踞京城，慈禧、光绪已逃往西安。为此，慈禧太后以“山东地方紧要，正赖通筹全局”为由“着赏假百日，在署（即山东巡抚任所）治丧。”

第二年，慈禧、光绪返回京城之后，袁世凯再次提出回乡葬母的申请。这时李鸿章已病逝，袁世凯接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职务，并加封太子少保，成了大清国实际上的宰相。慈禧太后批准了他的请求，并下谕旨赏赠袁刘氏正一品诰命夫人（按理说，身为妾的袁刘氏是不能获得封赠的，但在清道光以后，朝廷的封赠标准已经变得不那么严格了）。1902年8月，袁世凯捧着慈禧太后的谕旨和封赏，带着官兵，浩浩荡荡回家乡河南项城葬母，不料，回到老家，却遇到了麻烦。因为袁世凯的生母袁刘氏的身份是妾，所以其嫡兄袁世敦坚决不同意把她葬入祖坟。

原来，当初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先是与袁世敦的生母郭氏定了婚，但还没有迎娶，郭氏就得病了。结婚的事也因此被耽搁了下来。过了一段时间，袁家见那郭氏的病情仍不见好转，考虑到传宗接代的大事刻不容缓，便托媒人找到郭家商量对策。经过媒人的反复沟通，袁郭两家达成一致：让袁保中先纳一个妾，待郭氏身体康复后再正式迎娶。于是，袁世凯的生母刘氏就以妾的身份先过了门。刘氏进了袁家的门以后，先为袁保中生下了长子袁世昌。这以后，郭氏的病情好转，才正式嫁到袁家。郭氏嫁过来之后，只生了一个儿子，即袁世敦，他虽然排行老二，但由于是嫡妻所生，所以理所当然地稳坐了嫡长子的位子。

后来，郭氏因体弱多病，在生下袁世敦没几年就死了，而袁世凯的生母刘氏则生育能力特别强，她一口气给袁宝中生了五个儿子，即袁世昌、袁世廉、袁世凯、袁世辅、袁世彤。于是，袁刘氏虽然没有正式名分，但在郭氏死后，因为袁保中并没有续娶第二任妻子，所以她成为袁保中实际上的妻子。但袁世敦既为了捍卫其母亲的嫡妻地位，也为了保住自己嫡子的身份，对此概不承认，任凭袁世凯说破天也不同意刘氏葬进祖坟。风光一路的袁世凯在兄长那里颜面尽失，却又无可奈何。

于是，为了挽回脸面，袁世凯给母亲操办了一个超级排场的葬礼。他在离袁寨十公里远的洪冢洼请了一块占地120亩的风水宝地，并在茔地里建了四合院，竖了牌坊，还立了十四块石碑，神道两旁竖了石人、石马。安葬时，设办事点三处：老宅大帅府大摆灵堂，接待达官贵人前来吊祭；故居袁寨设理事处，具体办理殓殡之事；洪冢洼为新茔地，专门办理安葬事宜。

袁母安葬那天，大帅府门前官兵守卫，岗哨林立，门前街道上纸人纸马、花篮花圈，犹如黄龙白蟒，长达数里；高大巍峨的灵堂里，高悬皇帝圣旨、礼部祭文，数不清的挽联鳞次栉比。自灵堂设祭之日起，吊唁者络绎不绝，正所谓“僚吏毕会，名流萃集，闾里耸观，冠盖如云”。项城县令接待来宾，淮阳县令填写礼簿，规格之高不言而喻。出殡时，灵柩从袁张营出发，孝子袁世凯坐在八人抬的方桌上，身后哭丧队伍迤逦数里。

讲过袁世凯的生母死后不能进祖坟故事，我们接着讲一讲有着同样遭遇的王鸿远的小妾王郝氏。

前面我们讲过，王鸿远的第三房是王郝氏。

　　王郝氏生于咸丰九年（1859），民国十七年（1928）逝世，陕北肤施（即如今延安市）人氏。她天生丽质，聪明伶俐，幼时，因家贫被卖到左宗棠府上做了婢女，后大约在收复新疆战役前夕，左宗棠把她赏赐给王鸿远为妾。我推测大概率应该在收复新疆战役前夕的1875年末。其原因之一，是因为毕竟战争残酷，且不是短时间就能完成的事。王鸿远又不可能带妻子随军队转战千里，作为西征统帅的左宗棠在出发前将自己的婢女赠予他，是一件十分人性化的事情；原因之二，是因为收复新疆之战发生在清光绪二年（1876）至三年（1877），而王郝氏给王鸿远生的第一个孩子王永锡的出生时间是1877年农历丁丑年三月十二日。

1875年，王鸿远已经50岁了，而郝氏却只有16岁。她被王鸿远纳为妾之后，一共为他生了四个儿子：长子王永锡，次子王永昌，三子王永恕，四子王永佑，由于其在王鸿远的三房女人中最年轻，生的儿子最多，且活的年龄较大（70花岁），所以，对于王鸿远由三房女人组成的的大家庭来说，她的贡献是最大的。

可是，1928年王郝氏逝世后，却遭遇了与袁世凯生母袁刘氏同样的耻辱。当时，王家唯一的嫡子王永誉依照旧例，拒绝她进祖坟与王鸿远合葬。这无论是对于逝者，还是对于其子女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毕竟他们的母亲为他们这个家庭奉献了一生，她活着时忍辱负重几十年，如今，人死了，竟然成了孤魂野鬼，连祖坟也进不了。况且在当时，王郝氏的四个儿子都颇有成就：长子王永锡早年担任过潼关厘金局局长，后来又先后在善后局、省民元财政司、盐务局等部门任职，1916年，他辞去公职，开始在山东济南、天津等地经商，十多年下来，他赚得盆满钵满；次子王永昌在陕西富秦钱局管事，三子王永恕经营着一家照相馆，四子王永佑则先后在洛川、兴平、岐山等县任知事。家庭正处于兴盛时期。据王永锡生前讲，这个阶段，在兄弟们的共同奋斗下，白鹭湾王家（即王郝氏与几个儿子组成的家庭）在县城内和附近购置和兴建了西门口铁匠铺子院、盐店街院、白鹭湾38号孙家院、何家村院等多处房产，添置了百余亩良田，这些良田分布于城南何家村周边。在王郝氏的统领下，这个由兄弟四人组成的大家庭，生活条件相当优越。有骡拉轿车随时伺候母亲、女眷出行，家中常用的调味品食醋、酱油、白酒等都是用大瓷缸承储的。

有丰厚的经济基础作支持，悲愤交加的王永锡兄弟四人，效法26年前袁世凯葬母的做法，倾其所有，为母亲举办了一个超排场的葬礼。安葬完母亲之后，弟兄们还在坟地结芦，守了三年（25个月）孝。因丧礼开支巨大，且三年守孝期间又不能做事，坐吃山空，待守孝期满，家中银号、铺面均告破产。王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除此之外，王郝氏的逝世，仿佛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连串的不幸接二连三地降临到王家。1930年，王永昌漂亮聪慧的女儿王育萱，在几年前嫁给豪门张笙武的儿子数年以后，因娘家的家境衰落，导致了丈夫的嫌弃，以致积郁成疾，年纪轻轻就离开人世。1931年，王永佑的妻子张思孝病故；王永昌从1912年起，一直在富秦钱局管事，伴随其兴衰近二十年。他原想效法父亲，报效国家，一展抱负，但无奈社会动荡不已，贪官污吏横行，钱局改制频繁，招牌换了一块又一块，1930年10月，富秦钱局停业，王永昌更因而失去工作，满腔抱负付诸东流。在遭遇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大悲痛以及事业不成的沉重打击后，1931年底，生无可恋的王永昌，在百般不顺中选择了服鸦片膏自裁。然而，王家的不幸并没有就此停息，就在王永昌丧葬仪式尚未来得及举行之时，1932年初，他的妻子王田氏因悲痛难当，亦吞饮鸦片膏随夫而去了；紧接着，1934年，王永恕的妻子王孙氏逝世，后来，王永锡的妻子王何氏也亡故了。王郝氏去世，带走了四个儿媳，一个儿子，一个孙女。一时间西安城西门里的王家大院，几乎岁岁致哀，年年守丧，一个赫赫扬扬的大家庭，就这样在顷刻间败落了……正如红楼梦第五回《飞鸟各投林》描述的一样：“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无怪乎王永佑的第二任妻子郑慧芳在世时，每每回忆起王家当初多舛的命途时，总会对王泰民、王济民兄弟姐妹们感叹说：“咱家的故事就是一部活生生的《红楼梦》！”

那么，究竟王永锡弟兄为母亲举办了一个多么豪华的葬礼，导致一个豪门大家顷刻间“忽喇喇似大厦倾”呢？王家没有留下具体的记载，只是前几年，王鸿远的两个孙子王泰民、王济民和笔者聊起他们的家族史时，深有感慨地说：他们的父亲和伯父“为葬寡母，不仅倾其所有，花光了几十年间的所有积蓄，而且先后变卖了数院房产以充丧资，为其母亲举办了一个在当时轰动了整个西安城的隆重葬礼。从此，王家就一天天走向了衰败。”

至于王永锡兄弟为母亲举办的这个葬礼究竟有多排场，我们只能通过查看袁世凯为母亲举办的豪华葬礼的记载，以及四弟兄因葬母而导致家境败落的情况来想象了。

前面讲了这么多妻与妾的地位差别，其实，妻与妾的地位悬殊不仅表现在她们本人身上，即使是她们生出来的孩子，地位的差别也很大。在封建家庭中，嫡子的地位要远远高于庶子。而在诸多嫡子中，则嫡长子地位最高。关于这一点，早在西周初年制定的《周礼》中，“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就成为定法。

什么意思呢？第一句“立嫡以长不以贤”的意思是说：在嫡子中确立王位的继承人时，必须选择嫡亲长子，不论他是不是贤能，哪怕他是一个傻子，是一个暴徒。那么，如果最大的儿子不是嫡妻所生，而是妾生的，怎么办呢？这时候就要看嫡妻生没生下儿子了。只要嫡妻有儿子，不管这个儿子比妾生的儿子小多少，他都是当然的宗祧继承人。这就叫“立子以贵不以长”，嫡子要比庶子高贵得多！而庶长子继承宗祧的情况，只有在嫡妻没有生出来儿子的前提下才可以。关于这一点，我们通过袁世凯家的情况，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在这种法律和制度下，不仅国王、贵族，即使是一般富贵家庭的主人，在生前和去世以后，朝廷给予的封赠荫袭，以及他拥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的大部，均应由嫡长子来继承。其他嫡次子、庶子则只能分得少部分土地和财物，而没有承袭权位的权利。比如王鸿远的父亲王奎聚，为保卫阳谷县城战死之后，为了表彰他英勇献身的精神，咸丰皇帝就下旨荫封其长子王鸿翱“云骑尉世职”。其他儿子则没能得到任何封赏。

在财产的继承方面，王家留下的实物或文字记录很少，比较可靠的资料只有王鸿远的孙子，王永锡的嗣子，王氏第二十三世王兆民亲笔记载的《王永锡大事记》中关于王鸿远的三个女人及其儿子分家的简单记载：1898年，王鸿远去世，到1900年三年服丧期（实际是25个月）满后，嫡妻王杨氏与二房王申氏、三房王郝氏及其儿子们分家，王鸿远留下的丰厚家产，大部分都划给了嫡妻王杨氏及其嫡子王永誉，而王郝氏与她的四个儿子只分得西安城西南白鹭湾23号院一处房产。

为了让大家更形象地了解古代宗祧继承，以及“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则迁”的内涵，请大家看看下面的这幅图：

　　从这幅图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所谓大宗就是以嫡长子传承构成的不变体系，它是天下（或者某一姓氏）的共主和大宗；而小宗则是以其他诸子的传承构成的不停地变化的体系。大宗这一支一直在继承着前辈的宗祧，比如天子的嫡长子辈辈都是天子，诸侯的嫡长子辈辈都是诸侯......这就叫“百世不迁之宗”；而小宗则不同，如果某人五服之内的长辈都是庶子，那么，他的曾祖父是诸侯，到了祖父就降成了卿大夫，到父亲就降成为士，再到其本身就变成庶民了。出了五服，就很难弄清自己小宗的祖先了。比如静升王家，大家都知道是太原王的后代，始祖是王子乔。知道静升王的始祖是王实，甚至知道火派的冠派先祖是王演，但你要问他小宗五代以上的情况，他就很难说清楚了。所以小宗被称为“五世则迁之宗”。

关于宗祧继承，历朝历代封都通过法律条文做了严格的规定。

比如《大清律例卷八·户律·户役·立嫡子違法》：“凡立嫡子違法者，杖八十。”不按照法律的规定立嫡子，是要打八十棍的。立嫡子违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嫡长子在世却立了其他的嫡子；二是有嫡子却立了庶子。

那么，如果遇到嫡妻没有生出儿子的情况，该怎样解决宗祧继承呢？《大清律例卷八·户律·户役·立嫡子違法》做了这样的规定：

“其嫡妻年五十以上無子者，得（děi）立庶長子。不立長子者，罪亦同。俱改正。”

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嫡妻已经年过五十岁，还没有生下嫡子，那就必须立庶长子继承宗祧，你不立、或立了庶长子以外的人作宗祧继承人都有罪，必须立即改正。

尽管如此，还是有问题不能得到解决：有的家庭不仅嫡妻没有生出儿子，妾也没有。嫡子庶子皆无，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宗祧继承的问题呢？

“有子立长，无子立嗣”是历代封建社会的法例和原则。如果自己有儿子，那就依照先嫡后庶，先长后次的顺序确立宗祧继承人；如果自己一个儿子都没有，则要确立一个辈分相当的侄子为王位和土地财产的继承人。所以，所谓“无子立嗣”，说白了就是如果自己没有儿子，就必须从侄子辈中过继一个，作为王位和土地、财产的继承人。

下面，我们讲第二个问题，聊聊古人过继立嗣的事情

关于过继立嗣，《大清律例卷八·户律·户役·立嫡子違法》做了这样的规定：

无子者，许令同宗昭穆相当之侄承继。

“同宗”比较好理解，就是指同一个宗族。那什么是昭穆呢？所谓昭穆，是宗法制度对宗庙中供奉的牌位或墓地穴位的辈次和位次的排列规则：比如：在宗庙中陈列先祖牌位，始祖居中，二世、四世、六世要安放在始祖牌位的左方，称“昭”，三、五、七世则要安放在始祖牌位的右方，称“穆”。）而坟地里坟墓的排列，则是按照父亲居上居中，众儿子按照长子、三子、五子......居右（穆）、次子、四子、六子......居左（昭）的顺序依次排列在父亲坟墓的下方。

比如，十三世王炳然与其众位儿子在坟地的穴位排列：

　　王炳然之所以选择王谦和的次子王梦简过继给王谦受，选择王谦让的次子王梦鹏过继给王正居，就是考虑了昭穆位次靠近的因素。

所以，“昭穆相当”就是指辈分合适，且在祠堂和墓地位次比较靠近。

然而，事情往往是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出现：即使可以立侄子为宗祧继承人，仍然可能会出现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某个男主人不仅自己没有儿子，而且他的其他亲兄弟也没有；二是这个男主人的众位兄弟中，只有其中的一位有一个儿子。因为按《礼经》规定：“嫡子不得后大宗”。也就是说，长子是不能出继的。可以出继给伯伯叔叔做儿子的，只能是次子及以下诸子。那么，遇到以上两种情况该如何办呢？

针对某个男主人不仅自己没有儿子，而且他的亲兄弟也没有的情况，大清律例做了如下补充规定：

《大清律例卷八·户律·户役·立嫡子違法》

“（立嗣应）先尽同父周亲（期亲），次及大功、小功、缌麻。如俱无，方许择立远房及同姓为嗣。”

以上法律规定，比较难理解，它涉及到“五服”的概念，那什么是五服呢：

五服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丧服制度。它根据死者亲属与死者关系的亲疏远近，规定了五种不同的丧服等级。

一服：斩衰。子为父母，承重孙为祖父母穿的丧服，是最重的一等丧服，以最粗的生麻布做成，不缝边（毛边），犹如刀割斧斩，故称斩衰。服丧期为三年（实为二十五个月）。丧礼中须用杖（手持哭丧棒）。

二服：期衰。比斩衰低一等的丧服，亦以粗生麻布做成，衣缘袖口缝边。齐衰按居丧期的长短和持杖与否又分为四等：1、 齐衰三年，丧礼中用杖。适用于父已先卒，子为母，未嫁之女为母。2、齐衰杖期，服丧一年，用杖。适用于父尚在世，子为母，未嫁之女为母，夫为妻。3、齐衰不杖期，即服丧一年，不用杖。适用于为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等。4、齐衰三月，即服丧三月，不用杖。适用于为曾祖父母、高祖父母。

三服：大功。比齐衰低一等，熟麻布做成。服丧九月，不用杖。

四服：小功。比大功低一等，熟麻布做成，较细密。服丧五月，不用杖。

五服：缌麻，最轻的一等丧服，以最细的熟麻布做成。服丧三月，不用杖。

从以上五服图可以看出，某人可依次优先过继给自己的伯父、叔父（期衰），堂伯父、堂叔父（小功），族伯父、族叔父（缌麻）；而侄子辈可优先过继给某人的，依次有他的侄子（期衰）、堂侄（小功）、再从侄（缌麻）。如果五服之内没有可继嗣之人，方可在远房及同姓中选择。

针对男主人的众位兄弟中，只有一个儿子的情况，早在汉朝时，礼学家们就为《礼经》打了一个补丁，他们以“宗子之重于天下久矣”为理由，采取了一种“把小宗独子过继到大宗，任由小宗绝后”的措施，这就是所谓小宗独子“当绝父以后大宗”。

例如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过继皇帝西汉刘贺，就是适用的绝父后以后大宗的办法入继到大宗的，只不过他只在位27天就被废掉了，又重新还宗。

明代时，嘉靖皇帝朱厚熜（cōng）是明武宗朱厚照的堂弟（从叔伯兄弟，曾祖父为同一人），实际上是与皇帝宝座无缘的普通亲王。然而，明武宗朱厚照壮年去世，他驾崩以后，没有子嗣，按照“兄终弟及”的祖训，朝廷令其堂兄弟朱厚熜前来继承皇帝位。继承皇位后，围绕皇统和血缘关系，朱厚熜与朝臣展开了大规模的论争。他从‘父子之情’的角度考虑,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论题：“父母可更易若是耶?（难道父母亲可以这样轻而易举的变更吗？）”争论的最终结果是朱厚熜得胜,他既维持了与生父的亲子关系,称其已经去世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古代对死去的父亲称“考”）,同时又承认了与父辈老皇帝孝宗（朱厚照的父亲）之间的承继关系,称孝宗为‘皇伯考’,做到‘既奉大宗之祀,又兼奉小宗之祀。’开创了以一人而为两家之后（一子顶两门、兼祧）的先例。

朱厚熜开启兼祧先例后，在明朝，这种制度还只是合法适用于皇室。清朝建立以后，兼祧制度并没有被立即合法化，主要以仿效皇室的形式而在民间存在着，后来，兼祧的合法适用范围逐步从皇室扩展到军队。“阵亡将士无子者,如其应继之人是独子,也允许该独子出继。”就是说，如果有将士在战斗中阵亡，要对他的宗祧继承人进行封赏，可他不仅没有亲儿子，而且亲兄弟中只有其中一个有一个儿子，那么，也允许这个孩子一子顶两门，继承阵亡伯伯或叔叔的宗祧。

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皇帝颁布上谕:明确规定“无子立嗣,……如可继之人亦系独子,而情属同父周亲,两厢情愿者,取具阖族甘结,亦准其承继两房兼祧。”

从这些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兼祧需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一是“同父周（期）亲”，即兼祧者与被兼祧者之间应当是侄儿和伯(叔)关系（期衰）；

二是同胞兄弟中仅有一个人有独子,其他兄弟无子。

三是兼祧子及其本生父母与被兼祧者（养父母）之间必须两厢情愿。

四是必须得到族人的认可。

所以，兼祧制度说的具体一点，就是：在亲兄弟中，只有其中某一人有独子,而其他兄弟无子的情况下,经过双方或几方协商自愿,在得到家族允许之后,让这个独子同时承继该兄弟二人（或兄弟数人）的宗祧，各房各为其娶妻纳妾，以期生子继承各房之嗣的制度。

下面，我们通过三段绕口话，来了解一下王家过继立嗣的三个典型事例，并透过这三件事了解封建社会民间过继立嗣的习俗。

第一段绕口话：王谦和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哥哥王谦受做了儿子，后来，王谦受又将他过继来的儿子，反过来过继给王谦和做了儿子。（这话绕不绕？）

静升王氏第十三世祖王炳然，有五个儿子：长子王谦受、次子王谦让，三子王谦和、四子王正居，五子王谦美。这五个儿子中，老大王谦受和老四王正居没有儿子。老二王谦让有两个儿子：长子叫王梦麟，次子叫王梦鹏。于是，王炳然命王谦让将其次子王梦鹏过继给了他的四弟王正居做了继子；老三王谦和也有两个儿子，长子叫王梦仁，次子叫王梦简。王梦简10岁时，遵照王炳然的意见，王谦和把他过继给哥哥王谦受。我们的这段绕口令，讲的就是关于王梦简的。

然而，就在王梦简过继给伯父不久，他的同胞兄长王梦仁就英年早逝了，因王梦仁逝世时没有留下子嗣，所以，王梦简的生父王谦和就不仅失去了独子，而且断了后。本来，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王谦和还可以再生儿子。悲催的是，王谦和没等到妻子闫氏再怀上孩子就去世了。这样，只剩下王梦简的寡母一人，儿子是无论如何也生不出来了。为此，王梦简的生母闫氏就向王谦受提出让王梦简兼祧的要求，经共同协商，并经阖族人同意，王谦受又把王梦简又反过来过继给他的亲娘老子做了儿子，最终王梦简“以一身嗣了两门”。

后来，王梦简的生母闫氏与养父王谦受为他各娶了一妻二妾:生母为他娶得妻子姓伏，两个妾分别是任氏和王氏；父亲王谦受为他娶得妻子姓石，继配二妾：分别是曹氏和景氏。这样，王梦简就合法拥有了两房嫡妻，四房庶妻，共六个女人。可奇怪的是，王谦受家给王梦简娶的一妻二妾三个女人，没有一个争气的，她们都没有给王谦受生下孙子。而生母闫氏给王梦简娶得三个女人：元配伏氏，和二房任氏也没有能够生下儿子，只有小妾王氏立了大功，一口气生了中堂、中衡、中行、中立四个男孩儿，乐得那婆母闫氏屁颠屁颠的，而王谦受则成天唉声叹气。为了延续王谦受的宗祧，万般无奈，王梦简只好以王谦和的儿子王梦简的身份，将他与王氏生的四个儿子中的两个：次子中衡、四子中立过继给作为王谦受的儿子王梦简，使王谦受有了孙子。这就是我总结的第二段绕口话：王梦简把自己的亲生儿子过继给自己做了儿子。(这可真应了老百姓的一句话：“炭疙瘩上打黑线，多来了一道道。”好在这多来的一道道对王谦受来说，还是挺有意义的。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兼祧制度的出台，打破了封建社会沿袭数千年的一夫一妻制，让“一夫多妻”合法化。但它是清代统治者为权贵阶层量身定制的特殊法律条款。也可以说是“权力和金钱绑架法律”的产物。因为对于一般的平民家庭来说，所谓兼祧是毫无意义的空中楼阁。一般平民养活一个老婆都搞得身心俱疲，哪里还敢奢望妻妾成群？对于他们来说，如何解决不打光棍的问题，或早一点“备养”一个童养媳才是正道。

对于兼祧，民间习惯用“一子顶两门”来表述，其实，一子顶两门还不等同于兼祧。因为二者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准确地说：“一子顶两门”只是兼祧的一种常见的形式。因为乾隆帝当初颁布准许兼祧的上谕时，并没有限定一子只能顶两门，所以，如果我们非要用一子顶几门给兼祧下定义的话，那就只能说需要顶几门就顶几门，或者“一子顶N门”了。

下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一子顶三门”的真实而有趣的故事。

嘉庆年间，山东济宁有一家姓黄的人家，老弟兄三人，唯有老二有个独生子“小黄”，由于当时已经有了“兼祧”的法律规定，这独生子“小黄”就顺理成章地一人兼祧了三门，他的三对父母都分别为他各娶了一个妻子，并各置一妾，以图继嗣。

与王梦简的情况不同，经过兼祧子小黄及其三妻三妾多年团结一致的共同努力，六个女人都分别为他们的公公婆婆生了孙子。黄氏老弟兄三人都有后，自然是含饴弄孙，乐不可支。可悲催的是，兼祧子小黄因为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太过辛苦，在竭尽全力，圆满完成任务之后，没多久就去世了。

小黄死后没几年，他的第二房嫡妻也去世了。这时候，小黄与第一房妻子生下的嫡子黄廪生，正在山东做官。按例，他是必须请假回家丁忧（守丧）的，但他实在弄不清楚自己应该按照什么关系为父亲的第二房妻子服丧。按嫡母服斩衰吧？自己的亲生嫡母还活得硬硬朗朗的；按婶母服期衰吧，那二房又的的确确是父亲的嫡妻。这可难坏了黄廪生。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丁忧请假的事由，这假要是请不对，朝廷是要处分的。于是，为了不至于违反礼制的规定，他向时任山东学政的黄钺打了一份《关于为父亲之嫡妻某氏丁忧该服何种丧的请示报告》，郑重其事地交了上去。这事他自己搞不清楚，必须向专家问个明白。

接到黄廪生的请示报告，学政黄钺看了一眼标题就火冒三丈！心说，我这个一家子也真是没谁了，竟然称自己的嫡母为“父亲的嫡妻”，甚至连“五服”都搞不清楚，这种混蛋还当什么官？回家抱娃娃得了！可等到他看完黄廪生提交的报告，自己的脑袋也大了！“看来不怪黄廪生，我自己也搞不懂！”于是，他又紧急向礼部打了一个“关于黄廪生《关于为父亲之嫡妻某氏丁忧该服何种丧的请示报告》的请示报告”，请礼部官员予以解答。可礼部的官员看了黄钺的报告后脑袋也大，因为自从乾隆帝允许独子兼祧以来，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没有先例可循，他们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后来，礼部的官员们，经过多次集体讨论都无法统一意见，最终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以简单多数，让黄廪生援引为养母服制之例，为其父的二房嫡妻服斩衰三年。你看这事给闹的！把个礼部官员都给搞得找不着北了！

第三段绕口话：王永锡先是过继弟弟家的儿子给自己当了儿子，后来又把自己的亲生儿子过继给弟弟家做了儿子。

1920年，王鸿远的庶长子王永锡43岁，但他的元配夫人王何氏仍然没有给他生下儿子。在王郝氏生养的这一支中，王永锡为长子，长门无子，那可是个大事情。特别是王郝氏目睹了长门长子王永年、次子王永誉均无后的情况，对王永锡年过不惑仍然没有儿子的事，很是忧心。加之她觉得自己已经上了年纪，说不定那一天就要驾鹤西游了，为此，便迫不及待地亲自做主，让四子王永佑把他刚满两岁的长子王兴民过继给了哥哥王永锡。不料，王郝氏这事做的有点着急了。1924年，张益谦在获得王郝氏同意后，将将自家的丫环曹静婉赠与王永锡为妾，1930年，曹静婉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王兆民。

当时，虽然王郝氏已经去世。可就在去世前，王郝氏给王永锡留下一条遗嘱：若是今后曹静婉生了儿子，必须过继给其弟弟王永昌。我分析，王郝氏的这个遗嘱应该是基于两方面的担心：一是当时王永昌只有一个女儿，加之其妻子身体不好，不能再生育，她担心王永昌会绝后。二是她担心王永锡纳了妾，一旦今后这个曹静婉生下儿子，这个庶生子会威胁到过继来的嫡长孙王兴民的地位。

于是，王永锡又遵照王郝氏生前的遗嘱，把自己刚出生的儿子王兆民，过继给了弟弟王永昌顶门立户。这样，王永锡先是自己过继四弟王永佑的长子王兴民给自己做了嗣子，后来又将自己的亲生儿子王兆民过继给了二弟王永昌。于是，封建继嗣制度先夺走四弟王永佑夫妇的亲生子，后来又让王永锡自己也经历了将亲生子送人的痛苦。按我们现在的想法，王永锡和曹静婉只有这么一个亲生子，实在应该留在自己身边，可封建继嗣制度就是这样残忍，郝氏生前的两句话，造成了两个家庭拱手将自己的亲生子送给别人。特别可怜的是那个曹静婉，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唯一的亲生子被别人抱走，而自己则要抚养别人家的孩子，实在是让人觉得有些个不近人情。封建大家庭里的许多事情，生活在今天我们，实在是难以理解的……

王郝氏很可怜，她小小年纪，先是被父母像卖掉一件自己用不着的东西一样，把她卖给了左宗棠家，然后，左宗棠又像送人一件衣服一样，很轻松地就把她送给王鸿远。对于这两桩交易，没有人关心她是否情愿。王郝氏作为小妾，一生地位卑贱，在王鸿远的大家庭中，她像家奴一样伺候着一家人，即使在死后，也被视作贱类，不能葬入祖坟；但是，王郝氏也有可恨之处：她凭着自己在小家庭中的母亲的地位，亲自主张儿子接受张益谦的馈赠，纳曹静婉为妾，并使两个年幼的孙儿离开了亲生父母。在这个意义上说，她既是封建妻妾和嫡庶制度的受害者，也是在这些制度下的施害者。

关于王家人娶妻纳妾和过继立嗣的事情，我们就聊这些，归纳起来说，在古代，无论是娶妻纳妾还是过继立嗣，其明面上的意义其实只有一点——那就是传宗接代，让富贵人家的宗祧延续不断，瓜瓞绵绵。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一妻多妾，妻贵妾贱”的婚姻制度和“有子立长，无子立嗣”的宗祧制度及其社会现象已成过往，这种封建制度和陋俗，早就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而灭亡了。但是，作为反映封建宗法文化的一段历史，我们应当有所了解。

总计：13914字

　　作者简介：杨迎光，1956年8月生，山西灵石县人。中共党员，从事教育工作四十余年，退休后受聘担任灵石县文化和旅游开发服务中心(灵石县王家大院景区事务中心)顾问。系中华辞赋社社员中国诗赋学会会员、山西省介子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晋中市中华文化促进会理事、晋中市作家协会会员、灵石县作家协会理事、灵石县文史研究会会员。曾与他人合作编著《灵石民俗风情》静升古韵》等地方文史从书，并在《中华辞赋》《中国诗赋》杂志上发表反映灵石县当地风情的《静升古镇赋》《王家大院赋》《红崖峡谷赋》《冷泉关赋》等多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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