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的苦楚

英专78

1999年，在云南省高院，褚时健进行最后的陈述：“说我受贿3630万人民币、100万港币、30万美元，我不认，我没有拿那些钱；说我违规收入400万，这个我承认，这是17年来累计多发的奖金，这个是我的错，无论怎么判我都认。”

​60和70年代的烟民们，应该都熟悉这样一句顺口溜：“一云二贵三中华，红塔山下阿诗玛”。这不仅是对当时名优卷烟品牌的生动描绘，更是那个年代烟草文化的重要象征。

1988年，国务院批准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放了云烟、红塔山、阿诗玛等13种名优卷烟品牌。这一决定引发了中国烟草产业一场深刻的品牌革命，标志着中国烟草市场从以量取胜向以质取胜的转变。

在这十三种名烟中，“红塔山”牌香烟以其谦逊而不失尊贵的风范，始终如一的高端品质和不断革新的技术，迅速在市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近二十年来，“红塔山”凭借其卓越的品牌形象和稳定的产品质量，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普遍推崇，稳居中国名烟的行列，成为最受欢迎的烟草产品之一。

“红塔山”的成功不仅在于其产品本身的优越，更得益于其背后强大的企业实力和科学管理。随着“红塔山”在全国范围内的风靡，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其生产厂家——玉溪卷烟厂，已经发展成为当时中国第一、亚洲最大的现代化卷烟企业。玉溪卷烟厂拥有职工4800多人，固定资产高达8.54亿元。这一切辉煌成绩的取得，与红塔集团的掌门人褚时健息息相关。

​1942年，褚时健的父亲在铁路上遭遇重伤。临终前，父亲将褚时健叫到床前，语重心长地说：“以后这个家就靠你了！”褚时健重重地点了点头，却难以言语。为了兑现对父亲的承诺，褚时健决定前往自家的酒坊学习酿酒，试图帮助母亲撑起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

然而，酿酒并非易事。他需要一次性处理700斤的苞米，从浸泡、蒸煮、发酵到出酒，所有工序对任何成年人来说都极具挑战，更何况是年仅14岁的褚时健。家中无人可以帮忙，为了生计，褚时健每天都异常辛苦，常常在酒坊里工作长达18个小时。

经过不懈的钻研，褚时健不仅提高了酒坊的出酒量，还使酒的质量远超他人，酒的口碑逐渐传开。前来购买酒的人越来越多，家庭的经济负担也因此减轻了不少。

​​1979年，51岁的褚时健被调任到濒临破产的云南玉溪卷烟厂任厂长。烟厂当时状况很糟，工人工资都发不出，前途一片黯淡。褚时健决定亲赴美国学习先进经验。在那个年代，能去美国的人可谓凤毛麟角，但他凭着执着和毅力，终于踏上了这趟考察之旅。

回到玉溪卷烟厂后，褚时健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引进国外先进的生产线，狠抓产品质量管控。同时，他还高瞻远瞩地在云南建立了庞大的烟叶种植基地，从源头上保证原料的品质。一系列举措让玉溪卷烟厂焕发了生机。

短短数年间，昔日破败的小厂一跃成为亚洲最大的卷烟企业，年产值超过200亿。玉溪卷烟厂的明星产品＂红塔山＂更是家喻户晓，行销大江南北。褚时健也因此被冠以＂亚洲烟草大王＂的称号，名震业界。

然而，命运的转折来得太快，谁也没有预料到。1995年，褚时健的妻子马静芬和女儿褚映群相继卷入案件。在法律还不够完善的年代，一次再普通不过的盆景交易，竟被认定为违法。接踵而至的打击让这个昔日的＂烟草大王＂无所适从，而更令人心碎的是，压力之下，深爱的女儿褚映群选择了在看守所里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1999年，褚时健站在云南高院的法庭上，做了最后的陈述。面对指控，他坦然承认自己在玉溪卷烟厂任职期间存在违规收入的问题，那是17年间不当发放的奖金累计所致。对于巨额受贿的指控，他却矢口否认。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大营街一直是玉溪市的一个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居民生活困苦。然而，这一切在褚时健的推动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扩大生产，褚时健决定扶持大营街的生产辅料厂，帮助当地居民改善生活条件。这一举措不仅提升了当地的工业水平，还为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使得大营街的居民们终于摆脱了贫困，迎来了生活的转机。

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国家政策的进一步支持以及玉溪红塔烟草集团的积极参与，大营街迅速崛起，成为云南省内的富庶村庄，荣获“云南第一村”的美誉。褚时健的努力和智慧，不仅为大营街带来了经济繁荣，也为整个云南的工业发展树立了榜样。

褚时健对任新民的评价高度赞扬：“任新民认真负责，做事踏踏实实，聪明能干，善于将智慧应用于实际工作中。”

任新民也对褚时健给予了高度评价：“褚时健做事公正、干脆，实实在在，特别有能力，对玉溪及云南的贡献巨大，堪称民族英雄。”他进一步补充道：“活到现在，我只佩服一个人，就是褚时健。我从未见过像他那样认真负责的人。他太认真了，真的是非常认真。”

今天，大营街依然以“云南第一村”的美誉屹立于世，成为云南省内经济发达、居民幸福的典范。这一切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褚时健的远见卓识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