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佳话——风流太守（之一）

谢善骁

　　如果说唐朝的大诗人白居易开创了西湖的繁华，那么奠定西湖辉煌的则是又一位大诗人，北宋的苏轼。
　　悠久的中华文学史上，尽管文人满天下、骚客涌长河，然而超一流的诗人、词人，大概不会超过十余位，而且多在唐、宋两朝。在这屈指可数的大师级诗人、词人中，小小西湖竟然争到了两位之多，其中一位是白居易，另一位即苏轼。两位大师都不曾生于西湖，也无缘终老西湖，但是他们的身和肉曾经如痴如醉地洗礼和沐浴于西湖，他们的心和灵也永远溶解和沉淀在西湖之中了。他们像两颗先后腾空的熠熠明星，在各自杭州为官的短暂春秋，给满月般的西湖安上了两道最绚明的风景线，又以各自歌吟西湖的不朽诗词，与杭州的湖光山色交相辉映，共放光彩。
　　西湖也实在太富魅力了，无怪乎苏轼乍到杭州，初见西湖，竟如此地欣喜若狂，止不住高声赞叹：“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诗人在离开杭州之后的漫长岁月中，仍念念不忘地回忆西子湖美丽的风神韵味，滔滔不绝地向友人道说西子湖秀媚的容貌形态：“西湖真西子，烟树点眉目”(《次韵刘景文登介亭》)；“只有西湖似西子，故应宛转为君容”(《次前韵答马忠玉》)。正是由于这位大诗人的特殊厚爱和极妙才思，使得西湖以绝色佳人西施的形象，永远录入了文史的记载，也永久驻入了世人的心头。

　　苏轼曾先后两度到杭州做官，而每次都是带着在官场争斗中失败的伤痕，被贬而去的。其实何止两贬杭州，他的一生都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度过的。苏轼自幼就接受了丰富的封建文化熏陶和教养，从而使他在文坛吟唱了一生的同时，也在宦海浮沉了一世。惟其如此，才促成了他在中华文坛的独特地位，却也酿成了他不可避免的人生悲剧。
　　后人都爱把苏轼称为苏东坡，因被贬在黄州时，与田野父老结伴，活动在溪涧山野间，建造房屋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他字子瞻，四川眉山人，于宋景祐三年(1037年)出生于一个清贫的书香人家。父亲苏洵(老泉)和弟弟苏辙(子由)，都是著名的政论家。一门“三苏”，名噪天下，均入选于“唐宋古文八大家”。据传，苏门还有一位才女苏小妹，才情在其兄之上，不过此事只是传说而已。眉山苏门，一时引来多少歆羡的眼光，连本来鲜为人知的眉山，也因孕育了一门才子而出了名。

　　苏轼是匹天府之国千年一遇的骏马。他父亲苏洵就是善于相马的伯乐，深知儿子的天才，但只恨自己是个穷书生，而眉山又处在偏僻之地，良马放牧于穷乡僻壤，日久恐怕只能变成一匹驮马或者耕马了。毕竟是老才子，脑子灵，办法也多，听说四川第一都会成都有一位名重一时的大文人张方平，苏洵就领着苏轼和他的弟弟苏辙来到成都访谒，请他举荐。张方平一见两位少年才子的文章，大为惊讶，赞道：“此奇才也，荐于别人何足以为重轻，须举荐于当今第一人，方不相负。”他说的“第一人”，指的是当时的诗文宗主欧阳修。欧阳修接到荐书，又看苏氏兄弟的文章，不禁拍案大叫道：“笔挺韩筋，墨凝柳骨，后来文章当属此二人矣。张方平可谓举荐得人。”并介绍给宰相韩琦，又得到韩琦的一阵惊叹，二人才名也因此轰动汴京。
　　嘉祐二年(1057年)，二十一岁的苏轼与弟弟苏辙同中进士，这自然也有赖于恩师欧阳修一臂之力的提携。登科之后，欧阳修更是常常夸奖苏氏兄弟的文章：“此吾辈中人也。只恐到了三十年后，人只知有苏氏，不知有我也。”连仁宗皇帝也听说二人之才，亲试策问，大为得意。这位自号醉翁的欧阳修，本身就是一位在文、诗、词、史诸方面都成就卓著的北宋文坛领袖，如此一位大人物，对苏轼、苏辙这样才思过人、倚马可待的后生，不仅无可畏惧、忌妒之心，而且为文坛后继有人感到由衷的高兴，对这些小字辈关怀备至。欧公的胸怀和风格，实在值得后人记取和追求了。

　　不用说，苏轼对恩师自然怀有深挚情谊。他第一次离京外任杭州时，曾绕道颍州访谒业已致仕的欧公，师生畅饮于颍州西湖。次年得悉欧公仙逝，苏轼为之大恸，写下两行祭文：上为“天下恸，恸赤子无所仰庇”；下以“哭其私，虽不肖而承师教”。苏轼曾三过欧公所建的扬州平山堂，凭吊恩师，写下了感慨万端的《西江月·平山堂》词：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记得当年李白远行越中，寻访恩师贺知章，并一再提笔追忆贺老。这番师生的深情厚谊，又再现于宋朝大诗人苏轼和他的恩师欧阳修之间。古人的楷模行为，不是几句简单空洞的八股赞语所能涵容和解释的，正如至今仍屡见不鲜的对恩师翻脸无情、过河拆桥乃至置于死地的卑劣行径，也不是凭三言两语能说清楚一样。

　　在唐宋几位大诗人中，苏轼与他的前辈李白和白居易同样幸运，这三位文学大家都是适遇伯乐，少年得志。然而他们在早早成名之后，漫长的人生旅程却都十分坎坷；还是命运从来就不顺畅的杜甫一语破的，他在《天末怀李白》一诗中说：“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泪罗。”文章仿佛总跟命运作对，鬼怪则对过往人员吞噬饱餐。宋朝大诗人苏轼的艰辛经历，也应验了唐朝大诗人杜甫的话，这句话是总结，也是预言。由于苏轼站在守旧的立场，卷进了宋朝熙宁年间改革和反改革的斗争浪潮，因而被放了外任，从京都的直史馆学士贬为杭州通判，以后又做过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的知州。

苏轼真正倒霉的日子是元丰二年(1079年)，他成了权术斗争、官宦倾轧的替罪羊。当时谏官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摘出苏轼在杭州等地做的一些讥诮新法的诗句，上疏劾奏，云：

　　苏轼出判杭州，专好做诗，讥诮时事。陛下发钱以济贫民，苏轼则曰：“赢得儿童好言语，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士吏，苏轼则曰：“读书万卷不谈律，致君尧舜终无术。”陛下兴水利，苏轼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苏轼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苏轼不臣。乞下狱究治！

　　苏轼因此被捕入狱，这就是震惊朝野的“乌台诗案”。经过残酷的折磨后，他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随着政局变化，苏轼一度被召回汴京，平步青云，但不久又受排挤而再次请求外调，在杭州做了知州。不幸的遭际逼着苏轼二到杭州，西湖意外地接来了这位天赐诗仙，而苏轼也在西湖找到了理想的归宿，虽然不是身的归宿，但也算有了魂的归宿。

　　此后，苏轼转徙数地为官。绍圣元年(1094年)宋哲宗亲政后，新党上台，苏轼受到报复和迫害，一贬再贬，从惠州一直发落到遥远荒僻的儋州(今海南岛)。虽然在宋徽宗即位时(1100年)得以遇赦北归，但却在次年死于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