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第一次到深圳打工的真实经历

彭尚兵

经过两天两夜的颠簸，客车在深夜十一点摇摇晃晃地驶进了一块有几间简陋房子的空地。据说这里就是客运的终点站，离我此行的目的地深圳平湖镇，还有十多公里的路程。抓紧最后的机会又原地折腾了一番，客车打了个喷嚏，终于在一间有灯光的房子前勉强停了下来，宣告这几天多灾多难的旅程总算结束。

人们开始忙着拾缀行李下车，沉寂的车厢逐渐有了生气。我提着破旧的塑料编织袋（据村里的老江湖讲这样做能增加安全系数），拍了拍脏得让人心酸的衣裤，又用手捋了捋鸡窝般的头发，茫然地移步踏上这块据说可以淘出金子来的——无数次仅在我梦中闪现的土地。想着自己即将面对太多的不能预测的未知，一路积攒的牢骚和怨气，在双脚落地的刹那就被高度的紧张所代替。我的思绪陡然间变得不知所措，忽高忽低。

要是能遇到一个老乡帮帮我，该多好啊，我想。

由于客车一路的修修停停，多耽搁的一天旅程让我的钱库过早地亏空，仅剩的10元固定资产，此刻静静地躺在我贴身的左衣袋里，成为我满怀希望继续寻梦的唯一力量。

“小老弟，需要我帮忙吗？”迎面走过来一位面容和善的中年男子，操着标准的湖南涟源口音。“你知道到平湖怎么走吗？”没想到一下车就真遇见了家乡人，我心里热乎乎的，毫不犹豫地就搭上了话头。“出了车站大门往东拐，走五分钟路程，就可以搭乘到开往平湖的班车，票价五元，很方便的。”

“谢谢！”

“都是老乡，谢啥啊！我看你还是先填填肚子再赶车吧？”

意念中，我应该抬腿就走，可已经受够委屈和磨难的肚皮却不争气，叽叽咕咕直抗议，而且迅速地与大脑和小腿结成联盟。我被迫机械地自动移向那间有亮光的飘着面香的小屋。晚餐是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又香又辣，一碗下肚我意犹未尽。可叹自己囊中羞涩，只好一面极力称赞味道好极了，一面费劲地屈身伸向衣兜，摸出那张早已被熨平尚余体温的十元大票。

中年男子接过去，并没急着补钱，而是两眼直楞楞看着我，依旧带着先前那种善意的笑。

“小老弟，还差五元呢？”

“不是五元钱一碗吗？”

我赶紧捧起菜谱，考古似的细察了一遍，这才发现在牛肉面价格一栏中，那硕大的“5”字前还有一个小而模糊的“1”字。都怪以前没好好上数学课，以至于不知15还有这种写法。我脑门猛然“嗡”的一声，当时就傻了眼。

看来只有给老乡求求情了。

我抬起头，中年男子一双亮得深邃的属于老江湖惯有的眼睛，正紧盯着我手中紧攥着的那只本应该具有极高安全系数的破旧的塑料编织袋。袋子里面除了我认为不安全因素含量最高的几个务工必需的证件外，还有一块曾经被父亲视为命根的上海牌老式手表。最终一块上海牌老式手表帮我甩掉了差点被压上的吃白食的帽子，外加换来一个给表哥打电话的机会。

我仓惶地逃离老乡，逃出了那间味道好极了面馆，两眼泪汪汪。

----------------------------------------------------------------------------------

表哥要明天才能请假来接我，注定我到达深圳的第一个夜晚，属于这无名小站外空旷寂寞的大街。

我选了路灯杆旁一块干净的草地，在一株树的阴影里倚着我的安全牌塑料编织袋坐了下来。这样，一般过路人都不会注意到我，而我一旦发现有诸如查暂住证这一类的险情，也好趁早逃跑，顺便锻炼一下那双曾多次荣获校长跑比赛冠军的飞毛腿。没有故乡夜空常见的星星和月亮，只有路灯弥散着柔和的光。我无心安享这南国夜的静谧，准备就地小憩。

“噔、噔、噔……”一阵高跟鞋敲打水泥地面的声音不合适宜地响起，划破夜的宁静。

一个衣着时髦的女郎从我身旁款款飘过，一路鞋声牵扯着我的每一根还没来得及调整状态的神经。无论是城市乡村，漂亮女人都是一道百看不厌的风景。尤其是在这样寂寞的大街和这样孤独的夜里。女郎脚步声渐远，我注意到明亮的路灯光下，整洁的街面冷不丁就多了一张被人们称作百元大钞的东西，炫目的色彩，不断刺激着我脆弱而敏感的视觉细胞。如果能换来女郎小嘴轻吐一声“谢谢”，或者一喜之下主动为我提供一餐饭资，二者无论在哪种意义上都胜过我昧着良心将钱私吞。

“小妹，等倒起！”我连忙跨上前去将钱拾起，挥动手朝着已经走远的女郎大声喊叫，女郎却反而加快了脚步，似乎有意考验我想当马路雷锋的诚意。

“钱，你的钱……”

“有人抢钱啦！”

女郎陡然迸出的标准普通话，其分贝明显高过我这难懂的宁乡方言。

事情就在这一瞬间有了质的改变。

很快，不知从哪条巷子猛地窜出两名穿迷彩服的青年。

后来我才知道自己遇上的，就是在广东千万不能招惹的街头治安人员。没有多余的话和动作，三下五去二，我就被沮丧地铐走。

与之同时我也明白了两个道理：一是在电警棍的威力下，飞毛腿根本就只能是一个空洞而乏力的比喻；二是我笨得除了不知“15”可以把“1”写得很小外，还有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以前太过藐视普通话。

女郎喊完之后就跑得无影无踪，我的清白无从得到证实，当然更谈不上先前期望中的道歉或者感谢。最为糟糕的是我破旧的塑料袋、脏衣服、乱头发，这些一度能够增加安全性的因素，让我面对拳头加皮鞭式的审讯，回答更是更是苍白无力，严重地无法义正词严。

我被迫跪在治安室潮湿而坚硬的水泥地上，极度伤感地度过了这万分安全的南国第一夜。

第二天，经过表哥近乎磨破嘴皮地求情，300元罚款勉强等价地换回了我的自由。

在迷彩服鄙夷的眼神下，我夹着自己标志着安全系数很高的塑料编织袋，灰溜溜地离开了我初到异乡的第一站——1993年8月29曰的深圳公明。

在这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对漂亮女人和迷彩服过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