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美篇号：20325267</h1> <h1>殷墟博物馆，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因其坐落在殷墟宫殿宗庙遗址而命名，是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地，甲骨文发祥地，又是中宣部公布的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和首批全国旅游景区全国青年文明号，属历史遗址类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殷墟博物馆中展出的文物，每件都是国宝级精品。殷墟博物馆直接折射出了殷商历史，是商代辉煌历史的缩影。</h1> <h1>博物馆南门，古铜色的大门上方的三个甲骨文字为“天邑商”。</h1> <h1>博物馆东门</h1><h1>殷墟博物馆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较专业、系统展示商代文物的博物馆，该馆严格按照科学、环保、安全、符合遗址保护的标准进行规划设计，同时尽可能地与殷墟遗址景观相协调。</h1> <h1>殷墟，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都城遗址。这里有中国最早的都城殷墟宫殿遗址，中国最早成体系的文字甲骨文，中国最早的车马坑遗迹，中国最早的女将军妇好墓，中国出土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鼎。经过近百年的考古发掘，先后出土了数量惊人的甲骨文、青铜器、玉器等精美文物，全面系统地展现出3300年前中国商代都城的风貌。</h1> <h1>甲骨文发现以前，商史研究资料匮乏，孔子曾有“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之叹。1899年，王懿荣等人偶然发现并辨识出甲骨文字，掀起甲骨文研究热潮，开启探源商文明之旅。</h1> <h1><br></h1> <h1><b>甲骨发现 考古初兴</b></h1><h1>殷墟的发掘，是中国传统金石学与西方田野考古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国家学术机构主持的首次科学发掘。</h1><h1>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标志着新史学的开端。新文化运动兴起以来，疑古思潮盛行，认为“东周至上无信史”；甲骨被大肆盗掘，殷墟发掘迫在眉睫。发掘殷墟乃重振中国史学的必然选择。</h1><h1><span style="font-size:20px;">1928年，傅斯年说服蔡元培设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殷墟因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被确认为商代晚期都城，并成为衔接史前与历史时期的关键节点。</span></h1> <h1><b>考古写史 溯古探源</b></h1><h1>1928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开启殷墟考古，这是由中国学术团体主导的自觉考古活动，初步揭示了殷墟青铜文明盛况；中国现代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也在摸索中逐步形成；第一批中国考古学家得到锻炼与成长。</h1><h1>1950年，殷墟考古得以重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要负责殷墟考古工作，安阳市文物考古部门于不同时期也取得重要成果。</h1><h1><span style="font-size:20px;">殷墟近百年发掘取得的丰硕成果为探索商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span></h1> <h1><b>李济先生</b> 第一个独立主持现代考古发掘的中国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者。</h1><h1><b>梁思永先生</b> 中国受过西方考古学训练的第一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对中国考古学人才培养做出重要贡献。</h1> <h1>器物类型学，是考古学最基本的方法论之一，根据地层叠压关系与器物的形制、纹饰、制作技术等演化特点，判断器物之间的相对年代，从而建立器物的年代学序列，这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年代依据。陶器因其数量众多、最具普遍性，且形制变化速度较快，因而成为类型学研究的核心，也是考古学文化分期的重要依据。</h1> <h1><b>邹衡先生 </b>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夏商周考古学文化研究体系框架构建者，被誉为“商周考古第一人”。</h1> <h1>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殷墟发掘全面展开，公庙区、王陵区再次成为发掘重点区域，小屯南地甲骨、妇好墓、制玉作坊、王陵区祭祀坑与M260等重大发现进一步丰富了商文化内涵。基于殷墟西区家族墓地的族邑布局、家族形态等多项研究逐渐成为重点，并持续至今。以三家庄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进一步深化了殷墟文化分期，并为洹北商城的发现及商代中期考古学文化研究提供了线索。</h1> <h1><b>中流砥柱 上下求索</b></h1><h1><span style="font-size:20px;">1936年李景聃等人到豫东商丘寻找殷墟文化的前身；1950年韩维周发现郑州二里岗遗址，打开郑州商城发现与研究之门；1959年徐旭生的“夏墟”调查发现洛阳二里头遗址，进一步填补了仰韶、龙山与殷墟文化之间的空白。关于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的年代与性质，学术界进行了长期的探讨。</span></h1><h1><span style="font-size:20px;">对夏商都邑的深入研究，为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商文化研究提供了对比标尺。商王朝“邦畿千里”范围内晚商、中商、早商文化面貌逐渐清晰，在不断追溯商文化的源头——先商文化与同时期的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进程中，夏商考古学体系得以完善。</span></h1> <h1>探索商文明，摸索出考古方法，</h1><h1>完善了考古理论，促进了学术争鸣；</h1><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探索商文明，增强了商史信度，</span></p><h1><span style="font-size:20px;">丰富了商史内涵，活化了商史场景；</span></h1><h1>探索商文明，诠释了中华文明，</h1><h1>传承了优秀文化，契合于盛世中华。</h1> <h1></h1><h1>商代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地位举足轻重。商王朝高度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为之后的中国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产生了深远影响。</h1><h1>本展览以商世系为线索展示商代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让我们走进展览，感受商人的智慧、勇气，深入认识商代历史的发展脉络，让伟大的商文明流芳万世，激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h1> <h1><b>玄鸟生商 </b></h1><h1>“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记述了“商”这一古老族群的起源。传说商族的祖先为契，受封于商地，商族由此得名。商族首领带领族人繁衍生息、发荣滋长，用智慧和勇气共同开启商文明辉煌华章。</h1> <h1> <b>帝喾 </b>据文献记载，帝喾是商人始祖，其名为夋，初受封于辛，号“高辛氏”，为黄帝曾孙。帝喾成为部落首领后，明察秋毫，顺从民意，仁威兼施，民众信服，深受百姓爱戴。</h1> <h1><b>契</b>，为帝喾之子。相传帝喾娶了有娀氏之女简狄、建疵为妃。简狄在玄丘河沐浴时吞食玄鸟蛋后生下了契。契是商人可追溯的第一位男性先祖，又称玄王，居于蕃。契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舜帝任命为司徒以掌管教化，封于商地，赐子姓，族群得以发展壮大。</h1> <h1>商族首领成汤以德服众，推翻夏朝的统治，建立了新的王朝——商朝。仲丁从其叔父雍己手中夺取了王位，破坏了成汤建国初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阳甲在位时期，共经过五代，九王，史称“九世之乱”，导致王朝几经衰落。至盘庚迁殷，商王朝一转衰颓之势，为后来的武丁中兴奠定了基础。</h1> <h1><b>商汤</b>，名履，在甲骨文、金文及古代文献中称之为“唐”“成”“成唐”“大乙”或“天乙”，为示癸之子。在甲骨卜辞中成汤与其配偶妣丙一起受到祭祀。汤任商族首领时，商成为夏王朝实力强劲的方国。</h1> <h1>伊尹 ，相传商汤与有莘氏部落联姻，陪嫁而来的奴隶中有个名叫伊尹的人负责烹饪之事。伊尹在一次做菜时，借机向商汤阐述天下形势，鼓励商汤代夏。商汤听而从之，重用伊尹，以他为相。伊尹游说成汤，以尧舜为榜样，实行德政，并辅佐成汤成功推翻夏桀统治，成为中国历史上辅佐君主贤能之臣的典范。</h1> <h1><b>太甲</b>，又称太宗、明王，为成汤嫡长孙，在成汤崩后继承王位，在位十二年。</h1> <h1><b>沃丁</b>，太甲之子，据文献记载，太甲崩后，沃丁继承王位，在位十九年。甲骨文中，未见沃丁被祭祀。</h1><h1><b>太庚</b>，太甲之子，沃丁之弟，文献中又称小庚，在甲骨卜辞中，太庚有专门的忌日，成为“太庚日”。太庚及其配偶妣壬一起受到周忌。</h1> <h1>根据《史记·殷本纪》，太庚之后王位传承顺序为：太庚→小甲→雍己→太戊。而根据甲骨文周忌祀谱考证，正确顺序为：太庚→小甲→太戊→雍己。</h1><h1><b>小甲</b>，名高，在位十七年而陟。小甲受到周忌，其配偶不被周忌。</h1><h1><b>太戊</b>，名伷，继小甲之位为王，因当政时出现祥桑生于朝的灾异现象，因此太戊对鬼神、山川恭敬有加。</h1><h1><b>雍己</b>，名密，为太庚之子，太戊弟。相传他昏庸无能，荒废政事，导致王朝衰落，诸侯不朝。</h1> <h1>盘庚迁殷后实行新政，结束了王朝衰落的局面，为武丁中兴奠定基础。武丁时期，商王朝空前繁荣。之后诸侯方国离心，商王朝逐渐走向衰亡。</h1> <h1><b>盘庚</b>，名旬，为祖丁次子，阳甲之弟。</h1><h1><span style="font-size:20px;">盘庚初居奄，后将都城迁到商汤故地亳，十四年再次将都城迁往北蒙即殷，实施新政，王朝秩序逐渐稳固。盘庚之后小辛小乙相继为王。</span></h1> <h1><b>武丁</b>，名昭，为商王小乙之子，居殷。武丁为太子时，学于甘盘，居荒野，宅于河，出入民间，以知小民之疾苦。</h1> <h1><b>武乙</b>，名瞿，康丁之子，武乙统治时期，册命周族首领古公亶父，赐以岐邑，周人势力日益壮大。</h1><h1><b>文丁</b>，为武乙子，文丁时期，因周人有功于商，遂命周公季历为殷牧师。季历受命后，南征北讨，势力越来越大，对商王朝造成威胁，故文丁杀季历。</h1> <h1><b>帝乙</b>，名羡，为文丁之子。帝乙时，内忧外患，东夷、周人、昆夷先后攻打商朝，。帝乙派遣将领南仲率军向西抵御昆夷的进攻，且修筑朔方城。帝乙九年，又出兵征伐岛夷和淮夷，途中受孟方的截击，遂率领诸侯讨伐孟方，得胜而回。</h1> <h1>西伯昌，礼贤下士，修德行善，诸侯归心，为武王灭商奠定了基础。帝乙二年，西伯昌率周人伐商兵败，后被囚羑里。因其臣闳夭、散宜生等以良驹、美女进献帝辛，西伯昌得以释放并被赐予象征征伐大权的弓矢斧钺。</h1> <h1><b style="font-size:20px;">帝辛</b><span style="font-size:20px;">，名受，是帝乙的小儿子，天资聪颖，身材高大，气力过人，能言善辩，帝乙去世后，帝辛继位。酒池肉林、牝鸡司晨、炮烙之刑或与帝辛有关。</span></h1> <h1>牧野之战</h1><h1>周武王作《太誓》，历数帝辛罪过及伐纣的正义性，开赴牧野，作《牧誓》，遂于帝辛激战，帝辛兵败，登鹿台、蒙玉衣自焚而死，周人代商。</h1><h1><span style="font-size:20px;">帝辛——中国商朝最后一位君主，帝乙少子。谥号纣，世称殷纣王、商纣王。至此，商朝灭亡。</span></h1> <h1>商文明以浩浩荡荡之势推动中华文明的齿轮，在历史的长卷中晕染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以古为镜，可知兴替。商文明上乘史前与夏代，下启周秦，为寻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提供了可靠证据，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h1> <h1>商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部族，文献记载商人的始祖契助禹治水有功，受封于商。商族不断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部落，创造了灿烂的先商文化。</h1><h1>公元前约1600年，商族首领成汤率领各方国联军以革命的方式推翻夏王朝的统治，建立起中国第二个王朝——商王朝。自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成汤立国至帝辛失国，历近600年，达到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顶峰，诠释了三千年前人类文明的新高度。</h1> <h1>司母戊鼎，又称后母戊大方鼎、后母戊方鼎。原器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出土，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所制，是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代表作，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h1><h1>后母戊鼎因鼎腹内壁上铸有"后母戊"三字得名，鼎呈长方形，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壁厚6厘米，连耳高133厘米，重达832.84公斤，是迄今世界上出土的最重的青铜器。鼎身雷纹为地，四周浮雕刻出盘龙及饕餮纹样，反映了中国青铜铸造的超高工艺和艺术水平。</h1><h1>后母戊鼎是迄今世界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享有"镇国之宝"的美誉。现为国家一级文物，2002年列入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名单。</h1> <h1><span style="font-size:20px;">工作人员为观众讲解司母戊大鼎</span></h1> <h1>兽面纹铜方鼎（中商）</h1><h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h1> <h1>1982年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青铜器窖藏坑出土</h1> <h1>兽面纹铜斝（中商）</h1><div>2019年洹北商城M89出土</div><div>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div><h1>炫纹铜觚（中商）</h1><h1>2019年洹北商城M92出土</h1><div>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div><h1>炫纹铜爵（中商）</h1><h1>2019年洹北商城M92出土</h1><h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h1> <h1>陶浅腹圆底盆（中商）<p>2002年洹北商城一号宫殿祭祀坑出土</p><p>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p></h1> <h1>兽面纹铜盖鼎（晚商）<div>1976年安阳武官村北地M229出土</div></h1><h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h1> <h1>涡纹铜盘（晚商）<p>1984年安阳西北冈M259出土</p><p>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p></h1> <h1>“司母辛”铜鼎（晚商）<p>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p><p>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p></h1> <h1>“司旁母”铜斝（晚商）</h1><h1>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h1><h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h1> <h1>“司旁母”铜方壶（晚商）<p>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p><p>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p></h1> <h1>“妇好”铜鼎（晚商）<p>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p><p>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p></h1> <h1>殷墟出土陶器（晚商）<p>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p></h1> <h1>亚閉铜方彝（晚商）<p>1999年安阳刘家庄北地M1046出土</p><p>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p></h1> <h1>铜號卣（晚商）<p>1999年安阳苗圃北地M229出土</p><p>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p></h1> <h1>“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占卜起源于原始宗教，至商晚期已经形成完整的占卜体系、占卜流程和占卜礼仪，成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占卜以龟甲、兽骨作为主要占卜材料，辅以彩石占卜，并出现了数字占卜。</h1> <h1><span style="font-size:20px;">商人信奉神灵、崇尚祖先，他们以龟甲、兽骨为媒于上天沟通，问吉凶、占祸福、求庇佑。为确保占卜结果的准确性，商人发展出“一事多卜”“习卜”“三卜”等不同占卜制度。专司占卜的职官贞人，是商朝统治系统中的重要组成人员。</span></h1> <h1>商王朝的占卜制度是商礼的重要部分，为了保证甲骨占卜结果的可靠性，商王朝统治者会在同版甲骨上反复贞问同一件事情，也会在不同的时间连续贞问同一件事情，还发展出三卜、卜筮并用等甲骨占卜制度。</h1><h1><span style="font-size:20px;">正反对贞、一事多卜：在同版甲骨从正反两方面反复贞问同一件事情，或者不同贞人占卜同一件事情。大都占卜于同日同时，目的在于以甲骨为中介，充分进行人神之间的沟通交流，以使人的意愿为神所细察，求得神的护佑。</span></h1> <h1>商晚期，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王朝制度进一步完善，逐渐形成由商王、贵族和平民组成的社会阶层。各阶层间墓葬形制规模、随葬品器类数量等都有极大差异，体现出鲜明的礼制特征。商人通过礼制规范社会秩序，奠定了中国古代礼制制度的基础。</h1> <h1>平民是商代社会构成的主体人群，他们合族而居，或以族邑为名，或以某地为名，拥有少量财富。</h1><h1><span style="font-size:20px;">平民墓葬的形制多为长方土坑竖穴式；墓室面积多低于3平方米；多有棺，少数有椁，个别无葬具；无殉人，有的殉狗，个别有牺牲；多随葬陶器，少数有铜兵器，但无铜礼器。</span></h1> <h1>贵族拥有大量财富，从文献上看，商朝的贵族统治阶级分为王廷贵族和控制地方的方伯诸侯。王廷贵族主要包括王子、诸妇和其他在朝廷为官的贵族，方伯诸侯主要是王畿之外的地方统治者。<p>从考古发掘上看，贵族又可依据墓葬形制、墓室面积、随葬品等分为低等贵族、中等贵族和高等贵族。</p><p>低等贵族墓葬形制为长方土坑竖穴式；墓室面积多3—5平方米；多有棺椁，个别无椁；多有殉狗和牺牲，少数有殉人；多随葬陶器、铜兵器等，且随葬1套铜觚爵。</p></h1> <h1>中等贵族 墓葬形制为土坑竖穴墓，墓室面积多5—10平方米，有棺椁，多有殉人、殉狗和牺牲，多随葬陶器、铜器、玉器等，铜器中有2—8套觚爵。</h1><h1>高等贵族 墓葬形制主要包括带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墓、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墓、长方土坑竖穴墓等；墓室面积多大于10平方米；有棺椁；有较多殉人、殉狗和牺牲；殷墟前期随葬车马饰，后期还陪葬车马；随葬品丰富，有陶器、铜器、玉石器、骨牙蚌器等，铜器中有9—10套铜觚爵。</h1> <h1>商王 甲骨文中商王自称“余一人”“一人”，意为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内，惟商王至高无上，其以“天命”来强调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商王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享有最高权威。</h1> <h1>墓葬中随葬铜觚爵套数的多少以及铜圆鼎体形的大小是商代青铜礼制的两个核心。</h1><h1>一般情况下，墓葬中随葬一套铜觚爵或一件体形在20厘米左右的圆鼎者，其墓主为低等贵族；墓葬中随葬2—8套铜觚爵或随葬的最大圆鼎体形在30厘米左右者，其墓主为中等贵族（含中等偏下、中等、中等偏上三级）；墓葬中随葬一组或多组9—10套铜觚爵或随葬的最大圆鼎体形在40厘米以上者，其墓主为高等贵族及以上者（国王和王室权贵）。</h1> <h1>军威凛凛</h1><h1>商王是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步兵、车兵、射兵均已齐备，还有一定数量的骑兵和舟兵。同时，军事礼仪和军事思想初步形成。完善的军事制度、先进的军事装备、初步的军事思想相互发生效应，构成商王朝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地位。</h1> <h1>铜钺</h1> <h1>铜短剑</h1> <h1>商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辉煌篇章。<p>商文明中绚烂的历史文化、神秘的历史文献、多姿多彩的历史文物和深远的历史文化影响力，给后人留下无穷的思考和研究空间。繁盛的城市文明、完善的礼乐文明、发达的青铜文明、灿烂的文字文明以及高超的科技文明等共同建构了早期中国的出彩时代。</p><p>商文明中蕴含的绵延不断、开拓创新、多元一体、兼容并蓄、和平与共的民族特质，框定了此后3000多年中国文明历史的总体走向，造就了生生不息、不曾中断的中华文明，也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p></h1> <h1>殷墟车马遗迹展厅</h1><h1>精妙绝伦、气势磅礴的商代文物诉说着辉煌灿烂的商文明。</h1><h1>装饰华丽、结构精巧、机动灵活的马车，展现着商王朝卓越的制造技术，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马车实物标本，更是对3000多年前商文明的生动诠释。</h1><h1>马车不仅用于日常交通，还用于战争、礼仪、田猎等方面，更是商王、贵族的重要身份象征，也作为随葬品埋于其墓葬附近或墓道内，继续为亡者服务。</h1><h1><span style="font-size:20px;">历史更迭，木铜朽蚀，一代王朝的恢弘盛景已随岁月悠然远去，唯有深埋地下的庞庞马车载乘着我们穿越千年时光，一窥当年“车辚辚，马潇潇”的壮阔景象。</span></h1> <h1>商代的车字</h1> <h1>经过近百年探索，殷墟已发掘车马坑九十余座。考古学家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使商代马车结构得以复原，车马配饰逐渐清晰。马车制造集细木加工、金属铸造、雕刻髹漆等先进工艺为一体，工序繁复、庞杂，展现出商代手工业技术的高超水平。</h1> <h1>马车结构<p>殷墟马车均为木制双轮单辕车，由辕、轴、舆、轮、衡、轭等几大构件组成。辕与轴十字交叉，舆置于其上，轮分立两旁，衡驾于前方，双轭分置于衡左右，套于马颈。驭手策马，马以轭牵引衡，衡带动辕，辕拉动轴，轴带动双轮前行。</p></h1> <h1>2005年出土于安阳钢铁公司第二炼钢厂西南、北辛庄村东，位于三座大型墓葬的西南部，呈南北一线排列，为同期殉葬，推测为三座大型墓葬的公共陪葬品。坑底部挖有轮槽，均内置一车两马，马匹相背而卧，均有殉人。</h1> <h1>2017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坑底部挖有轮槽，内置一马车，形制较小，直辕直衡，保存有踵饰、T形车具、帆饰、管状牛首衡末饰等铜车具。车辕左右各殉一人，呈俯势，头部置于车衡之下。<p>根据该坑马车形制与人殉姿态，可确定该车为人力车，系殷墟首次发掘，对商代车马出行及车马随葬形制的研究有重要意义。</p></h1> <h1>拂去历史尘埃，黄土下的马车徐徐显现。浩浩荡荡的马车、华丽精巧的车马器，再现了商人精于创造的智慧才干和千里驰骋的宏大图景。商代马车以广阔的视角展现着交通工具在社会生活、四方征战、礼制建设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展现着3000多年前东西方历史文化的交流互鉴与革新。</h1><h1>历史洪流滚滚向前，商代古朴厚重的车马文明延续不断，为后世王朝所继承和发扬，并在传承创新中打下了中华文明不可磨灭的深刻烙印。</h1> <h1>2024年7月6日拍摄</h1><div><br></div><div><br></div><h1><i>摄影、编辑、制作：银杏叶</i></h1><div><br></div><div><br></div><h1><b>谢谢您的浏览</b></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