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教授拨开迷雾 直击本质！当下是“阶段性瓶颈”一一世纪大考！政治机制大考！已经考100年了，还未交卷！

黄绪虎

【本文为最近一个讲座中的部分内容。我们当前遭遇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原因在什么地方？人们的议论往往集中在宏观政策的层面，这当然是不错的，本号上一篇文章《什么是底层逻辑？底层逻辑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讨论的也是这个层面的问题。但在更深层，我们实际上还面对着一个特有的经济发展阶段性或阶段性瓶颈的问题】

阶段性瓶颈与周期性危机是两种不同的经济起伏模式

经济的起伏波动，是现代经济的一种普遍现象。在主流经济学中，往往是将这种现象作为一种周期来理解的。

如果研究的对象是成熟市场经济中的常规发展过程，这是不错的。但这种分析模型在面对另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的时候，却往往造成一种误导。近年来，一些学者和机构，包括国内外一些著名的投资机构，在预测中国经济走向时屡屡发生严重的失误，与此不无关系。

在本文中我想提出这样一种看法：经济的起伏波动实际上有两种。这两种起伏波动可以简称为周期性危机与阶段性瓶颈。阶段与周期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让我们从库兹涅茨的一个说法说起：世界上有四种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日本和阿根廷。后来有人补充说，库兹涅茨如果活到今天，他可能会说，世界上有五种国家，就是再加上一个中国。库兹涅茨是在强调这些国家发展过程的特殊性。其实，我们可以把后面这些库兹涅茨认为特殊的国家归为一类。

这一类国家的发展可以描述为：

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无论原来多么落后，如果好好干，不折腾，从落后的状态开始起飞，达到一个比较发达的水平，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一般地说，大体30年的时间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但继续往前走，就是问题了，这时就仿佛碰到了天花板一样。能不能突破这个天花板，就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

这一类国家的发展过程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是明显不同的。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曾提出早发外生型与后发外生型两个概念。

早发外生型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一种内生而自然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呈现的是一种周期性的波浪起伏，遭遇的问题是一种周期性的危机。正因如此，才有了经典的波浪理论，才有了对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研究，才有了对衰退和复苏的分析模型。而后发外生型的发展，至少在早期阶段，呈现的并不是这样的起伏过程。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比方来理解后一种起伏波动：

这就像我们开车一样，一段高速开完了，现在进入国道了。原来在高速的时候，也会在服务区停下休息，车子需要加油，还可能会发生问题，但那时的情况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就是了。而现在，是要进入国道了，国道还不是一条，有好几条，有的好走，有的不好走，有的根本走不通。而且，下高速的时候还要通过收费站。通过收费站的时候，有ETC的要减速慢行，没有ETC的还要停车刷卡缴费。而且，高速和国道还不是直接相连，而是要经过一段崎岖的小路，弄不好甚至会陷入泥潭（最典型的如阿根廷，直到今天还在泥潭中挣扎）。

这就是我说的阶段性瓶颈。

当然，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我们就理解为过收费站和进入国道前的选择相当于一个瓶颈就是了。下面我们就来理解经济上的这个瓶颈是怎么回事，是如何发生的？

新的窘境：中等收入陷阱

为什么那些国家在经历了一段非常快速的增长之后会遇到一个瓶颈？有时是一个漫长的瓶颈？甚至有时根本走不到国道上去？

世界银行《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自1990年以来，仅有34个中等收入经济体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中超过三分之一要么得益于加入欧盟，要么得益于新发现的石油资源。

对此，世界银行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给出的解释是：

这些国家此时面临的是这样一种窘境：既无法在人力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换言之，就是既失去了过去的优势，又没有形成新的优势。

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在遇到瓶颈时所面临的情况与开始起飞时已经非常不同。记得前些天有人提出的腹背受敌的说法吧，这个说法虽然说起来有点耸人听闻，但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个情况。

遇到瓶颈的时候失去的优势是什么呢？最简单说，就是两个。一个是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因为这些国家都是在极为落后的状态下开始起飞的，劳动力成本很低，这样就在国际竞争中具有一种价格优势。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的工资不断提升，这个优势也会不断丧失。

另一个则是学习与模仿。当后发国家开始发展的时候，前面已经有人做出了榜样、做出了范例，你可以模仿、可以学习。这对于落后的国家、后起的国家来说，意味着可以省去了一个重新进行探索的过程，会节约很多的时间和成本。但随着两者差距的缩小，可以学习和模仿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少，这方面的优势也就越来越小。

从日本等国家的情况来看，走出这种困境的主要出路，就是企业出海，将企业转移到劳动力比较便宜的国家中去。就目前情况来说，中国也在面临这个问题。但在这同时，则会引发国内的就业问题。

从动力到阻力：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如果说中等收入陷阱的解释是想说明，发展到天花板的时候遇到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情境，后发劣势的理论则是想说明，这种发展本身就是先天不足的。这里关键的因素是后发。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后发确实能成为一种优势，但这种优势会慢慢转化为一种劣势。

这就是所谓对后来者的诅咒或后发劣势。沃森教授和杨小凯教授对后发劣势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杨小凯教授对于后发优势的研究，可以概括成两个词，一个叫做技术模仿的惰性，第二个可以叫制度转型的困境。

技术模仿的惰性非常容易理解。别人创新的成果已经摆在那了，你可以学习模仿，而学习模仿所需要的成本，比重新来一遍要小得多。所以模仿在一个国家发展的早期确实是有吸引力的，能够使一个国家在短时间内实现一种跨越式的发展。但这同时，也就潜伏着一种危险，你模仿惯了，而且模仿代价小、收益高，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形成一种惰性。

更困难的是制度转型。恢复性发展。杨小凯教授基本的观点是认为，经济、政治、社会是一体的，只有自由市场，没有相应的政治社会的变革，自由市场是不可能顺利地运作的。

在这方面比较成功的是韩国。我们知道，韩国是在朴正熙政变后在强有力政府的强行启动的，在他执政期间，实行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和新乡村运动，使得韩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在这期间，韩国也经历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政局变动，并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经济动荡。但最后，韩国成功地实现了政治与经济的双重转型。1961年韩国的人均GDP仅为94美元，2023年达到3.31万美元。

其实，在研究一些后发国家为什么在经历一段快速发展后会陷入停滞，如果将眼光完全集中在优势劣势上，还是狭窄了些。更重要的问题是，原来的动力是否释放完毕，或者是否因某些因素而中断。在此前的文章中我一再强调，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其动力是直接来自三大红利，这就是和平的红利、改革的红利、劳动力的红利。而现在面临的困境，与这三大红利的逐步消失，直接相关。

奥地利学派：恰恰是之前的扩张造成了后来的收缩

法国的克莱门特·朱格拉有句名言：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我们原来总是习惯于将原来的快速发展看做是后来的基础，而忽略了

如果将这些关于商业周期的分析纳入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对于中等收入陷阱形成原因的解释可能会更加深入一些。实际上，在扩张期，会由于信用的扩张形成一种市场幻觉，并导致一种扩张惯性。以中国的房地产为例。中国著名的房地产商，都是一批聪明绝顶的人。但你可以看到，在过去这些年，大家几乎是排着队的往坑里跳。为什么？市场幻觉：金融机构通过信贷发出错误的信号、消费者通过过度消费发出虚假的购买力信号、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发出的救市能力信号。最后的结果，就是在扩张期结束之后的一地鸡毛。

前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讨论两个过，即产能过剩和消费过度。很多朋友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讨论这两个问题，或者以为在讨论具体的经济问题。实际上，这两个问题与后发瓶颈密切相关。

我们经常说这样一句话，西方国家用两三百年走完了的路，我们用30年的时间走完了。这确实是一个事实。但问题是，你用30年的时间干完了人家用两三百年干完的活，下面你还能干点什么呢？高速公路修完了，高铁修完了，房子盖完了。当然不是完全没活干，但体量没有那么大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大起大落就是必然的。

因此，在经历一段超高速的发展之后，下面的两个问题是必然要面对的：一方面是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则是消费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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