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美国的四个现代化(1) ——《基督教与美国文化》讲义之十二

天路云翔

欧洲是近代社会开始的地方，也是现代化萌生和产出的地方。那么，是什么启动了欧洲的近代化进程，让欧洲告别了传统社会而步入了近代社会？
马克思说，是生产力的进步启动了欧洲的现代化进程。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进步是历史的火车头，生产力的进步导致了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关系的变化导致了上层建筑的变革，上层建筑的变革，导致了社会整体的进步和转型。就欧洲的现代化进程而言，首先是生产力的进步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然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导致了资产阶级革命，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文化和政治的产生，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近代化社会。
就四个领域的现代化程序而言，马克思认为，首先是经济的现代化，继而是政治的现代化，然后是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
从人类的整个历史来看，马克思也认为，生产力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的最基础的力量，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进步都是建立在生产力进步的基础之上的。是生产力这个火车头把人类从原始社会带入了奴隶社会，带入了封建社会，然后，带入了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近代社会，以后，还要把人类带入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韦伯说，历史事实是，在欧洲向近代社会迈步之前，欧洲的生产力积累，远不如中国社会，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技术水平及财富的积累，远在欧洲社会之上。但是，这样一个有着先进技术和巨大财富积累的中国，却是一个长期体停滞的社会，甚至在欧洲步入近代社会、完成社会转型、成为资本主义强国之后，中国还在传统社会中沉睡。
那么，在韦伯看来，是什么推动欧洲步入了近代文明，也就是进入了现代化进程？
韦伯说，从整体上来看，应该说是多种力量推动的结果，比如，工商阶层的力量、罗马法在欧洲社会的长期运用、古希腊的科学和人文在欧洲的复活、欧洲城市的特色、宗教改革、基督新教的诞生等等。但是，在多种力量当中，韦伯说，最为主要和关键的力量，是欧洲基督新教的诞生。新教启动了近代社会的发生过程，推动了欧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的现代化的完成。在新教当中，清教徒主义及其运动，又是欧洲现代化的最主要的动力。
韦伯把现代化进程描述为“合理化进程”，韦伯说，现代化进程，也就是合理化在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渗透和发展的进程。按照四个现代化的理论，也就是合理化在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渗透发展和扩大的进程。
韦伯在其主要著作中多处提到，欧洲文明，在世界诸多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文明。这个文明的独到之处在于：在世界所有的文明当中，只有欧洲文明实现了一种涉及生活各个方面的合理化，展现了一个全方位的合理化局面。
那么，什么是韦伯讲的合理化？韦伯把合理化分为“价值合理化”、“目的合理化”、“形式合理化”及“实质合理化”等不同的概念。并且这些概念之间，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相互置换，从某个角度看来是“实质合理化”的东西，从另一个角度看，可能是“形式合理化”。
韦伯的这些合理化概念太过理论化，如果仅就“形式合理化”而言，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日常用语的合理化，主要是指某个领域内的理性化程度和效率的增大。比如，我们在公司里，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就是领导倡议大家就自己的岗位和工作提出“合理化”建议，这时候用的合理化，如果与效率等有关，就与韦伯讲的“形式合理性”等概念相同或相近。
在韦伯的理论当中，现代化更多地与“形式合理化”有关，而经常与价值的合理化背道而驰。
我们举一个韦伯理论中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更好地理解合理化的概念，来把握合理化概念的轮廓，这个例子是“官僚制”。

官僚制，是韦伯第一次系统地阐述和使用的概念，也是通过韦伯的思想而普及变成家喻户晓的社会学政治学概念之一。提起官僚制，我们中国人容易把它理解成政府里的官僚主义，仅限于政府领域及与之有关的态度。但实质上，这个起源于外语的用语，来自于法语和拉丁语，在国外，表现的是一种广泛地存在于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组织形式，以及有关的形式上和实质上的特点。其正面特点为效率和公平，其负面特点，就是我们所说的官僚主义特征。
这个官僚制组织形式，依据韦伯的归纳，它表现为这样一些特点：
1. 依法处理事务。在这样的组织形式里，处理一切的事情，都依据相应的规矩、原则或法律法规，而不允许办事人员恣意。
2. 明确分工。在这样的组织形式里，所有的工作，都划为不同的职务，由这方面的专业人员担任。
3. 职级制度。在这样的组织形式里，所有人员都处于上下级关系当中，具有不同范围的权限。
4. 文书沟通。在这样的组织形式里，为防止人员恣意、保证一直正确全面和在相关范围传达以及保管保存，意见沟通都通过简洁固定的文书形式。
5. 客观公平的态度。要求所有职员办事一律依据原则，公平地对待所有人，而不需偏待或歧视任何人。
韦伯说，现代化进程，在组织结构和方式方面，“就是这种官僚制组织形式在所有的团体里，诸如在国家、教会、学校、企业、医院、工会、协会、利益团体等里的普及发展以及不断的增大强化的过程”。 　　这种官僚制组织形式，把人类的组织方式极端地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并且在组织结构上也极尽功能主义之能事，是人类合理化的最普遍和最极致的表现形式，是韦伯讲的“形式合理化”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
韦伯说，现代化进程，就是理性主义和合理化在文化、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不断的增进和扩大过程。
那么，是什么带动了欧洲合理主义的产生，而带动了欧洲的全面的现代化进程？
韦伯说，在传统欧洲，有两种合理主义力量，推动着欧洲的合理化。一种是世俗的力量，也就是自古就存在的工商力量，另一种，是宗教改革之后发生的新教的力量，也就是宗教的力量。
但是，在这样的两种力量当中，世俗化力量不足以把欧洲带出传统社会。最终把欧洲带入了全面的合理化进程的，是宗教的力量，也就是新教，特别是新教当中的清教徒主义的力量。
韦伯说，世俗的合理主义力量对传统社会的突破有一定的作用，比如，工商业活动是传统社会中的进步因素，工商阶层一般有着一种理性主义的世界观，因为他们不靠天吃饭，对自然缺乏一种巫术式的恐惧和依赖。同时，工商阶层基于盈利精神，在处理事务上也带有理性主义态度，也就是有普遍主义的态度，这个普遍主义的态度，冲击着传统社会中的人情主义和内外有别的特殊主义，也就是地缘主义、血缘主义、对内有德、对外无德的集团主义等等。
但是，韦伯说，世俗的力量，不足以突破传统的束缚，传统社会是一个顽固的停滞性系统，这些停滞性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各个方面的停滞性力量又处于一个相互作用的状态，彼此影响，彼此强化，使得传统社会呈现一个难以突破的停滞局面。
在各种导致社会停滞的力量中，韦伯说，无论是在东方或者是西方，传统宗教是影响最为深刻的力量。传统的宗教的非理性因素，造成人们的世界观的非理性，世界观的非理性造成了人们行为的非理性，从而使传统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等每一个方面，都呈现出非理性状态。这些非理性力量交互作用，形成一种强大的合力，最后把社会禁锢在传统社会里，使人们走不出传统社会的束缚，韦伯把这样的传统社会称之为“巫昧之园”。在这个“巫昧之园”，巫术性或非理性宗教与传统力量的共同作用，造成传统的樊篱，把人们拘禁在非理性的传统社会里。
韦伯说，启动并促进欧洲合理化进程的，是欧洲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后诞生的新教，特别是加尔文主义亦即清教徒主义，是推动欧洲合理化进程的最强劲和最根本的动力。
韦伯说，清教徒主义发扬光大了基督教中的理性主义，并予以彻底化和系统化，从而使得欧洲人的宗教信仰生了理性化革命；同时，这个理性化宗教又包含了对社会各个领域的理性化主张，从而推动了欧洲在文化、社会、政治、经济领域进入了合理化进程。

那么，清教徒主义怎样发扬光大并彻底化和系统化了基督教的理性主义因素，使得自己成了理性主义的宗教呢？又怎样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带动了合理化进程呢？
韦伯说，这个过程，表现为四个方面：
1. 在文化上，清教徒主义继承和发扬光大了基督教的理性特点，反对和摈弃任何法术和巫术，而且也克服了天主教中的巫术因素，从而使自己成为彻底的理性主义宗教。
作为理性主义宗教，清教徒主义剔除了人们看世界时蒙在眼睛上几千年的巫术蒙罩，让人们把世界看做是客观的世界，使人看世界时具备了客观主义的眼光，也就是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眼光。这个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眼光带动了欧洲的科学方法的产生，同时克服了传统社会的传统主义。
同时，基督教里面的普遍主义精神在清教徒主义那里也得到发扬光大，使得人们具备了普遍主义的处世态度，这个普遍主义的态度，成为欧洲的各种现代化制度、比如资本主义以及官僚制等的基础。
2. 在社会上，清教徒主义是彻底的宗教个人主义者，主张上帝对每一个人都作了预先的命定，这个命定针对个人，而与教会和家庭无关，这是宗教个人主义的原则。
清教徒主义的宗教的个人主义，首先使得欧洲出现了理性主义的人格。然后，这个宗教个人主义，带动了欧洲的个人主义世界观的产生，个人主义世界观的产生，带动了个人与团体的关系的合理化，也就是废除了个人与团体的人身依附的关系。人身依附关系的废除，导致了封建宗族、封建庄园等共同体社会的解体，为欧洲资本主义的诞生作了自由劳动的准备。
同时，个人主义与以后的资本主义体制一起，促进了欧洲社会的理性化。
3. 在政治上，清教徒主义认为人性绝对的败坏，人是彻底的不可救药的罪人，反对针对人性的崇拜和信任。清教徒还反对尘世的权威，认为只有圣经才是权威。与此同时，清教徒主张自由主义，因为在清教徒看来，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有权利统治人类，只有上帝对人类具有主权，具有统治权。
清教徒主义的这些神学主张，是欧洲民主主义的哲学和宗教来源，在此基础上，清教徒发展出了新教民主主义哲学，新教民主主义，成为欧洲民主主义的根源。
清教徒主义的思想和主张，带动了欧洲的政治的合理化，也就是民主主义的产生。
三权分立以及依法统治的民主主义，废除了君主主义和封建家长式的恣意统治，也就把封建家长的个人恣意的非合理主主义的统治从政治领域里剔除了出去，带动了政治上的合理化。
同时，清教徒主义的这些主张以及普遍主义精神，也带动了近代官僚制度的普及，带动了行政方面的合理化。
4. 在经济上，清教徒主义认为，勤勉劳动是完成上帝的使命，靠劳动赚到钱是上帝给予的祝福，生活中的苦行和持守宗教诫命，是生命得救的表征。从清教徒主义的这个信仰里，发展出一种入世的苦行主义态度，就是“积极入世、勤勉劳动、苦行节欲、恪守道德”的态度。
清教徒主义这样的劳动伦理，成为欧洲一种崭新的经济伦理——资本主义精神的主要来源。这种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精神，又造就了近代欧洲的合理化资本主义。
关于资本主义，韦伯说，历史上存在着多种资本主义，并且在许多文明中都出现和存在，但都是非理性的，比如长途贩运式资本主义、官商勾结性资本主义、冒险资本主义等等，但只有在近代在欧洲出现的资本主义，才是一种理性的资本主义，它建立在长期利润原则、效率原则、和平主义、法制主义、民主主义以及普遍主义的基础之上，造就了有史以来具有最出色生产能力的生产体制。
韦伯在其著作中，依据大量的史料，通过东西方文明的对比，详细地论证了清教徒主义瓦解欧洲传统社会的过程，详细地论述了清教徒主义对欧洲合理化进程的带动和促进，论证了欧洲合理化进程的相互促进。其代表作，就是众所周知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在这部书中，韦伯主要论证了清教徒主义对资本主义产生的关键作用，同时，也论证了清教徒主义对破除迷信思维、树立科学世界观以及理性主义态度的根本性带动作用，论证了清教徒主义对传统的权威主义政治的破坏作用和对民主诞生的促进作用，论证了基督新教的个人主义对欧洲共同体社会的破坏，也论证了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如何扩张并进入了产业化阶段，并开始统治人类的生活的各个方面。
总之，韦伯说，主要是清教徒主义，而不是其他，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首先带动欧洲走出了传统社会，进入了近代社会。欧洲的合理化进程的启动，追根溯源，主要在于基督新教，在于新教当中的加尔文主义，由于加尔文主义又主要表现为清教徒主义，所以，又可以说是在于清教徒主义。 基督教信仰对四个现代化的影响表现为：
一、文化的现代化——清教徒主义对巫祝意识、传统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克服
清教徒坚持“本着恩典，因信称义”的信仰，反对一切偶像崇拜和仪式救赎。清教徒主张人的得救完全在于上帝的拣选和上帝的预定，人世的一切努力都无法改变预定，这就否定了人世的权威和仪式的作用，让个人只能自己直接面对上帝，而不用通过人世的桥梁，比如教主、比如强权、比如金钱这些才能和上帝交流。信仰成了纯粹个体的事。清教徒反对人世的任何权威。
清教徒主张的对邻人的爱，对敌人的爱，不是建立在对人的感情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荣耀上帝的义务上。这就超越了家族村落等共同体的爱，那些基于血缘地缘以及友谊之爱并不施及一切人类，表现出强烈的特殊主义倾向，而这是清教徒所反对的。这个超越就建立了普遍主义的观念。这就为后来的商业社会的商业信用奠下了基础。
在文化上，清教徒主义继承和发扬光大了基督教的理性特点，反对和摈弃任何法术和巫术，而且也克服了天主教中的巫术因素，从而使自己成为理性宗教。
作为理性宗教，清教徒主义剔除了人们看世界时蒙在眼睛上几千年的巫术蒙罩，让人们把世界看做是客观的世界，使人看世界时具备了客观主义的眼光，也就是理性和科学的眼光。这个科学和理性眼光带动了欧洲的科学方法的产生，同时克服了传统社会的传统主义。
同时，基督教里面的普遍主义精神在清教徒主义那里也得到发扬光大，使得人们具备了普遍主义的处世态度，这个普遍主义的态度，成为欧洲的各种现代化制度、比如资本主义以及官僚制等的基础。
现代化，起始于文化的现代化，起始于清教徒主义对巫祝意识、传统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克服。
清教徒主义，破除了传统文化，破除了巫术思想，传统主义和特殊主义。
清教徒主义以其彻底的理性主义世界观和普遍主义精神，带动了欧洲的理性主义世界观和普遍主义态度的产生。
（一）传统社会在文化上的特色：迷信、崇拜传统、特殊主义
传统社会，在文化上都呈现出迷信的世界观、对传统的敬畏和崇拜以及待人接物时的特殊主义态度。
1、迷信的世界观，在传统社会表现为迷信和巫术的盛行。
所谓迷信，就是把客观世界的事物，不当作客观事物本身，而当作某种神灵或妖魔鬼怪作用的结果。
巫术，试图通过神灵或者妖魔，改变自己所处的环境或者世界的意图。
2、对传统的敬畏和崇拜。
传统的信仰、传统的习俗、传统的生产方式、传统的统治方式，都曾经被视为神圣，带有魔力甚至法力。对传统的崇拜，往往通过对先族的崇拜表现出来。
3、待人处世态度的特殊主义。
在传统社会，人们主要生活在家族、宗族、村落等共同体内。相互扶助，是基本道德。人情主义也就成为了行为的基本原则，也就是万事以情为重，羞谈利益。特殊主义的行为，把共同体内的人，视为自己的人，把共同体外的人，视为外人。对自己人，适用一种标准，对外人，适用另一种标准。对待自己人，也就是自己家族或者是同家族的人，就亲近温情，万事融通；对待共同体外的人，则疏远冷酷，利益当头。

（二）巫昧之情：传统宗教往往强化巫祝思想等传统世界观
在基督教的教义中，占卜、通灵等法术被认为是撒旦繁荣伎俩，属于邪术 。《旧约》认为，行邪术的当被处死。
天主教的圣物崇拜的做法。比如十字架、圣人的遗物等等，认为这些圣物类似于可以驱鬼或带来好运气。
天主教对宗教仪式及其意义的解释，也带有强烈的巫祝色彩。在天主教那里，一些宗教仪式成了获得救赎的手段。天主教的七项圣事，即弥撒、忏悔告解、圣餐、捐款等等。天主教的这种思想像是巫术师的戏法，在巫术师的魔法棒下，罪人瞬间变成天使。
巫术大多都是为了获得现实的利益而行使的，比如有算命、算卦、占卜、画符等等，无一不指向现实利益。为了去除患者病根或预防再有鬼怪骚扰，术土便做出数道神符，让患者烧炭化水服下，或将符佩在身上，或贴于指定的某处，如门上，梁间，鬼地等以此镇邪，作符方法可选下面一种或数种：如燃纸现符：术者将一张黄纸与燃着之香头相触，然后离开，一会儿，纸上竟显示出神符。 （纸上事先用笔蘸硝水，将符画出，画时应一笔画完，不要中断，开始处做记号，干后，纸上无迹，作法时，把记号处与燃香接触，即现神符。）妖鬼已降，神水已服，神家忙了半天，也该回去歇歇了。术者拿出一纸扎的立体小人，放在一堆燃着的火上空，稍倾，松手，小人竟腾空而起，飘飘而去。若是白日，阳光充足，术者也可用纸撕个小人，放手掌心，低吟送神咒，一会纸人也可飘起。（实在立体纸人升空的原理与热气球原理相类似，古时侯也曾有孔明灯传世。纸人在阳光下升空，是由于纸上预先涂了石药未。）这时，整套施术才告结束，然后术者恢复常态，接下来便是吓诈、索要病家的钱物，满足而去。

（三）传统社会的文化特点对现代化进程的阻碍
巫昧的世界观，使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化，从而造成社会的停滞。
因为对妖魔神灵鬼怪心怀恐惧，害怕神灵鬼怪作祟，人们不感怀疑和抵制世代相传的各类禁忌和迷信，人的思维和行为也容易模式化、固定化。思维和行为的模式化，固定化，是社会停滞的很重要的原因。
传统主义也是传统社会长期停滞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把祖先的定制神圣化，这样就难以突破传统。
特殊主义的态度，阻碍了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过渡。传统社会注重人情、血缘、地缘、讲求远近有别，亲疏有别。是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障碍。
基于血缘和利益关系，母亲为儿子的舒适，可以在火车上让儿子占两个位睡觉，却坚决不让位给旁边生病的别人的孩子。患癌症晚期的父亲，主动撞车让司机赔偿二十万元给儿女。
现代的团体社会制度，比如政府、企业、学校、工会，都要求超越私情，剔除私情，原则高于血缘地缘，团体目标高于人情关系。在特殊主义盛行的国家或社会，裙带关系、徇私枉法也同时盛行。

（四）清教徒主义的崛起：对巫术和传统主义的弃绝及其普遍主义的态度
清教徒主义破除了巫术和传统主义对人们的控制。
第一步，是清教徒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在理论上克服和超越了传统文化；
第二步，是清教徒主义作为大众运动，在现实中清除了传统文化。
清教徒主义克服了天主教的巫术思想和巫术做法，恢复了基督教作为理性主义宗教的面目，并且，在此基础上，清教徒主义 表现出更彻底的理性主义神学主张，从而使自己成为彻底的理性主义宗教。
首先，清教徒主义坚决的反对天主教的圣物崇拜的做法，指斥圣物崇拜为“偶像崇拜”、“行邪术”。
清教徒认为，人的能力纯粹来自于上帝的恩赐，不在乎人本身或与宗教有关的任何物品，包括作为宗教象征的十字架本身。把人推为神明，是窃取神的荣耀。圣徒所表现出来的驱鬼驱邪的能力，是圣灵的能力，而不是圣物本身的能力。把宗教物品作为能力的来源，是一种偶像崇拜。收集圣物企图谋福的行为，是一种邪术，是神所厌恶和弃绝的。
其次，清教徒主义坚持理性注意的救赎观，反对天主教的“宗教仪式也有救赎意义”的主张。
清教徒主义主张拣选论和预定论，即认为：人的得救，完全由于上帝的拣选，与人的行为无关；人之得救，也完全由于上帝的预定，与人的后天努力无关。
清教徒主义反对传统主义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其一，清教徒主义反对人世间的任何权威，无论这个权威是来自于现实还是传统。只认可一个权威，《圣经》是上帝写的，唯有《圣经》是可以认同的权威。
其二，清教徒主义没有把价值的终极来源放在尘世上，而是放在上帝的话语上。
传统主义的特色，就是把价值的终极来源放在尘世传统的制度、思想和人上，放在古老和过去的状态上。
首先，关于救恩，基督教突破了血缘、地缘、家族、种族、民族等等界限，认为救恩不仅临在犹太人身上，也临在外邦人身上。
耶稣教训人时，门徒来报信说，他母亲和弟兄在外边，要与他说话。耶稣知道他们的心事，就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凡因信而愿接受基督的人，都同他有一种比人间亲情更密切的关系。他们与他合而为一，正像他与父合而为一一样。他的母亲若能相信并实行他的话，则与他在救赎上的关联，会比肉身的母子关系更为密切。耶稣的弟兄若不接受他为他们个人的救主，那么虽与他有弟兄的关系，也得不到什么益处。
在基督教里，宗教的原则超越了血缘、地缘、家族、种族、民族等等界限，成为一种普遍主义的原则。
在清教徒对人的爱中，不包含对人的感情，剔除了人的思想和情感等因素。不是由于对方可爱才去爱他，而是这个世界所有的人都需要爱和被爱。因此我们既要爱可爱的人，也要爱不可爱的人。耶稣既不嫌弃妓女、税吏等被社会遗弃的罪人，也不敌视冒犯自己的人；爱仇敌，爱罪人。
我们为什么要爱仇敌，爱罪人呢？因为他们更需要爱，因为爱比惩罚更能够改变他们。《悲惨世界》里，19年的苦役重罚没能改变冉阿让，主教以德报怨的爱才真正改变了冉阿让。为了挨饿的外甥，他偷了一块面包，被判5年苦役。后因不堪忍受非人的监狱生活，屡次逃跑，因而被加重刑罚，服19年苦役。出狱后仍受警察的追逐，遭到社会的冷遇。残酷的现实使他产生了对人、对社会的强烈憎恨，蓄意报复。他虽受到米里哀主教的热情款待却以怨报德，偷走了主教家的银器。米里哀主教宽厚待人，使他免于再次入狱。为此他深受感动，决心弃恶从善。后来成为大富翁，又当上了市长。他好善乐施，满怀仁爱之心。
把罪人心中残留的爱心激发出来是爱，帮助自弃自暴的人树立信心和志气是爱，让软弱的人经风浪在磨难中茁壮成长是爱，恒久忍耐弟兄的不良习惯和坏脾气是爱，宽恕陷害我们的敌人而化敌为友更是爱。
因为爱的缘故，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舍命来赎我们的罪，这是一笔我们永远都还不清的债。当我们做出爱人的行为时，只是在偿还亏欠基督的爱的债。人类互敬互爱不是因为惧怕下地狱，而是神的灵在人里头做工，使我们感受到、认识到爱人爱神不是责任而是人自己心灵的需要；所以帮人的人不是出于律法的外在强迫要求，也不是施舍，不应有优越感。助人是属灵心灵的流露，有荣耀神的喜乐，不能使对方羞辱。反而，你应该为自己能够拥有爱心和爱的能力而感恩，没有上帝恩赐的爱心和爱的能力，我们永远是心灵的穷光蛋，永远只能乞求别人的爱。
上帝在我们什么好事都没有做之前就以其大能创造天地，为人类安排美好的生存环境，并白白赐予他生命和爱等各种恩典。就是你出生三天就死了，你就拥有三天的生命的灿烂，这就值得你感恩。就是你出生为一条狗、一只蚂蚁、一棵草，你就拥有一条狗、一只蚂蚁、一棵草的生命的美妙，就值得你感恩。就值得你爱这个世界和它的创造者。
家族、村落等共同体的爱，是基于血缘、地缘以及友谊的爱，并不施及一切的人类，它表现出强烈的特殊主义倾向，也就是内外有别、远近有别的倾向。清教徒主义的兄弟爱，抛除了血缘、地缘以及个人友谊的因素，完全成了一种普遍主义的爱，它是基于对上帝的爱而产生的对人的义务。
“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是为了其他目的所做的善事，都是有罪的。”出于人类的感情，而不是出于荣耀上帝的目的所做的好事善事，都是有罪的，不要相信任何出于友情的帮助。
清教徒对人际关系中的人情因素的剔除，是近代普遍主义的出发点，它破坏了传统社会的特殊主义态度和人际关系，打破了血缘关系、地缘主义以及私人情谊，破除了它们所造成的人际关系的樊篱，为社会各个领域的普遍主义态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建立了高超的信仰社会和普遍的伦理生活方式，从经济观点看，这意味着将商业信用，建立在非人格的职业化的职业劳动所证明的个人道德品质上。


（四）走出传统的世界观：清教徒主义掀起的文化革命及其带来的文化的现代化
这个特色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清教徒主义不是一个专家式的宗教，而是大众的宗教。它影响的不是少数人的心灵，而是众多人的心灵，涉及了社会的各个阶层。
其二，清教徒主义不单是一个宗教派，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带来了一场长时间的广泛的社会运动。
加尔文派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不再局限于宗教思想领域，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提出了新的价值观，成为了一个涉及人类生活全部领域的主张，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切领域，因此，它不只是一个宗教教派，而成为了一套系统而全面的社会主张，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比如，在政治领域中，加尔文主义者主张良心的自由、主张民众拥有对暴君的反抗权、主张民众与君王的契约、主张主权在民等等；在经济领域，主张勤勉入世、靠劳动致富、荣耀上帝等等。
清教徒主义带动了广泛的社会运动的产生。在加尔文主义盛行的地区，无一不发生着广泛深入的社会革命。清教徒在17世纪发动的政治革命，历史上叫做清教徒革命，这场政治革命的目的，是通过政治力量来全面推行清教徒主义的社会经济政治主张。
在受其影响的地区所掀起的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结果，就是传统的文化观念和处世态度在这些地区的崩溃、衰败和消亡，具体表现为：迷信和巫祝思想的衰败和消亡；传统主义的衰败和消亡；以血缘主义、地缘主义为代表的特殊主义处世态度的衰败和消亡。
中国文化崇尚实用主义，只追求现世的快乐，情大于法，情大于信念，这种乐感文化的缺点：
1、道德无底线，不守法。
由于讲究“实用理性”，讲究变通，讲究用权，我们中国人有意无意之中滑入了无意义虚无的深渊。本来有些道德信仰价值，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是全人类都应该遵循坚守的共同准则。然而，由于实用、变通、用权，我们中国人很少有人对一种道德信仰价值始终如一的坚持。于是，我们的道德底线，一再被突破，降低了又降低。学者钱理群先生所倡导的“说话的3条底线”：“一、力图说真话；二、不能说真话时则保持沉默；三、无权保持沉默而不得不说假话时，不应伤害他人。”最终是历次政治运动中，全国人民都在说假话，并且伤天害人。
由于讲究“实用理性”，讲究变通，讲究用权，导致中国人对法律的淡漠、冷漠，导致长时期的人治。

2、耻辱感、罪恶感的空前缺乏。
乐感文化的另一个不足是，导致我们中国人整体耻辱感、罪恶感的缺乏。相对于“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来说，我们的“乐感文化”是最没有耻辱意识、罪恶意识的。日本的耻辱感文化靠外部的约束力来行善，而不像基督教的罪恶感文化那样靠内心的服罪来行善。耻辱感是对他人批评的一种反应。一个人因受到公开嘲笑与摈斥，或者自以为受人嘲笑而感到耻辱，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耻辱感都将成为强大的约束力。但它要求有旁观者，至少是想象出来的旁观者。罪恶感并不如此。在一个荣誉感意味着无愧于自己心目中的圣灵的民族中，一个人即使在无人知晓自己的不端行为的情况下，也会为罪恶感所烦恼，而且他的罪恶感确实可以通过认罪和悔改得到减轻。（《菊花与刀》）
正因如此，同样是犯下二战中的侵略罪屠杀罪，德国总统可以向受难民族下跪，德国人可以通过全民的彻底忏悔而自新，日本人却不能做到像德国人一样彻底忏悔重新开始，而只能背负着历史重担艰难前行。而“乐感文化”的中国人呢？由于既没有“耻感文化”的“外部的约束力”，又没有“罪感文化”的“内心的自我约束力”（“内心的服罪”），因此，呈现一种严重的价值缺失，判断缺失。其典型症状是：没有耻辱感，没有罪恶感，行善完全是一种投机性质的投资，讲求“善有善报”。当行善是为了“善报”的时候，这善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善吗？当“善报”好像很遥远的时候，真正的善没有了，恶却大行其道。

3、懒于合理体制的思考与建设
乐感文化，还导致了中国人的懒惰。一直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但这种勤劳仅仅是指底层劳动者的体力方面的，而不是指上层社会的统治者心力方面的。在心力方面，不管是底层还是上层，不管是布衣百姓还是帝王将相，体现出来的都是懒惰：懒于思考，懒于思索，懒于反思，懒于制度建设，懒于合理体制的思考与建设。
如果有人总在追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价值是什么？”这个人会被看成是自寻烦恼的傻瓜。 二、社会的现代化——清教徒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诞生及理性化社会关系的形成
传统社会家庭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存在，不存在个人和自我意识，一切以团体生存为主要指向。清教徒主张“因信称义”，信仰本质上是个人灵魂的事，再加上“预定论”，使得个人孤独地站立在上帝面前，在个人与上帝之间抽离了教会等一切中介。在朝圣的路上，个人必须去面对那早已为他判定的永恒的天命。
近代社会的最核心的问题，其实是自立、自由、自律的人格的普遍形成的问题。清教徒主义是宗教个人主义者，认为上帝对每一个人都作了预先的命定，这个命定针对个人，而与教会和家庭无关。
清教徒主义的宗教个人主义，首先使得欧洲出现了理性主义的人格。然后，这个宗教个人主义，带动了欧洲的个人主义世界观的产生。个人主义世界观的产生，带动了个人与团体的关系的合理化，也就是废除了个人与团体的人身依附的关系。人身依附关系的废除，导致了封建宗族、封建庄园等共同体社会的解体，为欧洲资本主义的诞生作了自由劳动的准备。
同时，个人主义与以后的资本主义体制一起，促进了欧洲社会的理性化。
社会领域的现代化，即封建家族和封建村落的群体，企业工会等职能团体和利益团体的普及以及个人主义的确立。
（一）传统社会：个人埋没于家庭、宗族和村落的共同体社会
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
家庭、宗族、和村落是人的基本生存范围，人的生活、教育、娱乐以及方位需求，都在这些共同体内获得满足。人们生活在比较封闭的环境中，与外界交流较少，其生产单位仍以家庭为中心，大家族中的个人教育往往就在其内部完成。
村落往往会是一个基于血缘、地缘而结成的社会，人们的结合，都是基于情感的全人格的结合。这种全人格的结合，剥夺了人的隐私和自由，以及独立的天地。人的全部人性和生活，全都被置于这一结合中。人的相互称呼也全都被拟亲族化，也就是无论有无血缘关系，全都以亲族相称。比如，对待没有血缘关系，也称之为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叔叔等等。
在这样的共同体内，基本的价值观是人情主义。在家庭、宗族和村落里，人们的相互关系，被认为是应该相互帮助的关系。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扶助，邻里乡亲的相互扶助，被认为是人与人之间基本的关系准则。
情义被放在第一位，利害算计往往被排斥，被认为是不义。
在待人处事上，一般都持特殊主义的态度。对于有血缘关系的，视之为自己人，认为应该相互扶助。对于没有血缘关系的，则视之为外人。对自己人，往往温情，对外人，则往往冷漠。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看重一个“情”字，崇尚爱情、亲情、友情、手足之情。国人把人情看得非常重，有时甚至于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后来又把这种重“情”字演变成重情义和讲义气。中国人的人情味太浓。国人一直为情所困，为情所累，为情所惑，最后发展到不讲是非对错，不讲原则规则，只要是为了朋友就可以两肋插刀，甚至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本来追求亲情、友情、手足之情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任何事情走过了头就会走向反面；就会给我们带来我们所不愿意看见的结局。中国人的人情一直是在畸形发展。如“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斩不断理还乱的裙带关系”，“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等等。情大于规则，情大于原则，情大于政策，甚至于是情大于法。
在封建社会，中国人的人情畸形发展为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在官场上，拜师找靠山成为升官发财的法宝。成为高官结党营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在现代社会，国人正利用各种各样的关系，编织着各种各样的巨大的人情网，关系网。社会上各种名目繁多的联谊会铺天盖地层出不穷。什么老乡会，同学会，战友会，知青会，行业会等等。现代社会已经把亲朋好友之间纯真的友谊商业化了，利益化了，庸俗化了。现实社会中流行着这样的一句话“没有关系你寸步难行”。现在，各种各样的人情网、关系网已经严重地破坏着国家正常的社会秩序，严重地破坏着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已经成为滋生腐败的一个温床。
在传统社会不存在个人主义。个人的概念是不存在的，自我是不存在的，个体埋没于集体中，自我埋没于团体中，这样的集体或团体，就是家族、宗族、村落或庄园。
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团体，而不是个人。荣誉属于家族，而不是属于一个人，一人犯罪，有时全家都要承担责任，个人被视为家族中的一分子，而不是独立的个体。是个人依附于团体，个人向团体效忠的关系。无论个人在团体内部的地位如何，其对团体，都有强烈的归属感、依附感和效忠意识。人们脱离了家族、宗族、村落就难之生存。这种关系表现在耕农与庄园之间，也表现在徒弟与师父之间。在个人和团体之间，存在着排他性的保护和被保护的关系。
人们的信仰也都依赖于团体，这个团体就是教会。教会被认为是信徒与上帝之间的中介，信徒也只有通过教会才能与上帝沟通;《圣经》也只有教会才能持有，个人不允许持有《圣经》，解读《圣经》也只有教会才有权利，个人不允许妄自解读《圣经》；灵魂的救赎被认为只有通过教会的一系列活动，如弥撒、圣餐、捐钱、买赎罪券等才能实现。


（二）清教徒个人主义
清教徒主义的产生，是中世纪欧洲社会向近代社会变革的第一步。
基督新教主张“因信称义”，人只有通过信仰才能得救，而不是通过教会活动来获得救赎。人的永恒的生命是通过个人对上帝的信仰来获得的，而不是通过某个教会来获得的。信仰本质上又是灵魂的事，是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个人的信仰就被放到了重要的位置。把个人当作信仰生活中的主体，认为个人无需通过教会，可以与上帝建立直接的关系，也强调个人的灵修，注重个人的灵命成长，允许信徒读《圣经》，并认为信徒应该读《圣经》，教会领袖不再垄断信仰。
个体意识和自我意识，在清教徒主义中又被进一步激醒并得到张扬，发展成了宗教的个人主义。
清教徒主义在“因信称义”的基础上，又主张“预定论”。上帝的预定是个人承受的，与他人或任何组织没有任何关系。“因信称义”和“预定论”联合在一起，使得清教徒完全孤独地站立在上帝面前。在他与上帝之间，没有了教会的中介，在他的周围，没有了亲属朋友，个人成了与上帝关系当中的唯一的另一方。
假如没有预定，甚至其亲属都可能成为生命道路上的拦阻。对于清教徒来说，在朝圣的道路上，只有他独行的身影伴随着自己，去面对那早对自己已为他判定为永恒的天命。上帝拯救的是个人，得救的也是个人；个人面对上帝，面对天命，这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信仰态度，也是一种宗教的个人主义。
个人优先于团体，而不是团体优先于个人，个人的存在不是为了团体；相反，团体的存在是为了个人，任何团体都不仅不再是个体的主人，还成为了个人福祉的手段。
人生而有种种权利，就事物的秩序来讲，他们先于社会而存在，构成了社会的基础，各种社会制度都必须为个人服务。
个人不是为了国家而存在，相反，国家是为了个人而存在，国家的功能，在于维护公共安全，增进个人的福祉。作为国家代表和领导者的国王，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而设立的。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个人的福祉，这个福祉包括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自由等等。每一个人，都是荣耀上帝的器皿，都负有尘世的使命，在职业上，每个人都应该做好自己的事情，荣耀上帝的名，个人财产的积累，只要造福邻舍，增进社会福祉，也是在荣耀上帝。每一个个人完全独立，完全自由，凭借自身的能力、智慧和特长，对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然后获取应得的报酬。经济制度的合理性，在于能够确保个人发挥能力和因此获得幸福的自由。

（三）个人主义与传统家庭、宗族、村庄的解体、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
个人主义首先使个人从团体的埋没中分离出来，让人成为一个精神的独立的个体，这种精神上的独立，解除了个人对团体之长的依附关系，使得这个精神上独立的团体，成为独立的自由的个体。人身依附关系的消亡和独立自由个体的产生，动摇了传统社会的封建关系，造成了封建团体的解体。
封建的大家族分裂为独立的小家族，封建家族中的奴仆与主人的关系，变成了农民与地主的自由契约的劳动关系。这种封建家族以及封建家园的解体，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自由的劳动力，并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自由劳动是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一个前提。
奴隶劳动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工资或者关于工资的争议，这使得古罗马的资本主义丧失了劳动力方面的竞争，也同时丧失了技术革新，体制改革等合理化的一个重要的动力。
近代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个人主义，它是一种经济上的个人主义，在资本主义市场下，每一个人都以个人为单位，有着个人的身份的自由、劳动的自由，与社会进行交换。近代资本主义鼓励人们最大限度的发挥个人的能力，靠这个能力换取最大的利润。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下，个人是最基本最初的单元，也是活力的根源。

（四）个人主义与资本主义一起，推动了社会方面的现代化
建立在功能和目的基础之上的利益性团体，取代了传统社会的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之上的家庭、宗族、村落等团体。
企业、工会、农会这些新的团体，是目的性的团体，利益性的团体，它是人类为了某个目的，达成某项功能而结成的团体，不像传统的社会团体，是基于血缘和地缘结成的团体。学校是为了教育而成的团体，企业是为了盈利结成的团体，工会是为了争取劳动权利而结成的团体。
人际关系的现代化，也就是目的化、利益化。由传统的人情化的共同体社会，变成了利益化的利益社会。
企业、工会、农会这些新的团体与人们之间的结合，不像传统社会的团体那样，是一个全人格的结合，而仅仅是局部人格的结合。也就是说，他们仅仅是同事、校友、工友等关系，而不会超越这种关系。团体内部的人员之间，不会用拟亲族化的称呼，比如姐弟叔侄之类，也绝对的避免这样的称呼。
以利害和利益为主，强调相互竞争，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已经不再以人情为基础，而是以目的和功能为基础，同事，也不再以相互扶助为基调，而是以竞争为基调，不再是人情化的扶助性社会，而变成了利益化竞争性社会。

（五）社会的现代化：个人主义的确立，利益性目的性团体的确立
共同体社会，指的是以家族、宗族、村落等共同体为基础所组成的社会，其价值观是人情主义和互助主义。利益性社会指的是以企业、工会等利益性为基础的社会，其价值观是竞争及合作。社会的现代化，意味着由“共同体社会”向“利益性社会”的转变。
在传统社会，团体的统一和结合非常密切，个人被其所属团体全面的吸收，个人埋没融合于团体当中，个人的行为也受到人们相互结合的制约，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个人行为，人们在相互认知的过程中，也没有把他人当作个人，而是当作团体的成员。
在近现代化社会，在团体性的交往中，人们相互将对方视为独立的个体来看，而非传统社会中某一集团的代表或附庸。同时，在社会上，存在这各种不同目的的功能性团体，人们可以同时属于几个不同的团体。在社会整体上，呈现出异质的统和状态。
近代的人格，也就是自立、自由以及自律的人格，他的人格，表现为在资本主义关系中的自立、在民主社会中的自立；他的自由，表现在他与团体的关系中的自由；他的自律，表现在对欲望及人际关系的自制上。这种人格以理性主义为基础。
现代团体的结合方式也是合理化的，人们仅仅在团体内产生局部的结合，也就是结合为同事、同志、同学等等。限定了人们的关系和全人格的交流。
在现代人际关系当中，感性的人情往往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和令人尴尬的东西，理性的原则和目的，才是主导人际关系的基本力量。
1815年，美国人口840万。一百年后，移民人数达到3500万。新移民的到来形成了多元文化，但是大多数人都逐渐被美国的主流文化所同化。有一条纽带把不同种族和肤色的人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身为一个美国人的国家认同。那么，是什么使美国人产生这种国家认同，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从而将他们凝聚在一起？就是美国人特有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