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在《论语》中，孔子明确提出“中庸”，但没有作专门论述。相传孔子的嫡孙、曾子的弟子孔伋（字子思）著《中庸》，收辑于《礼记》。宋代学者将其从《礼记》中独立出来，与《大学》《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由六艺之一的“礼”而成《礼记》，说来话长，且略。先秦诸子，法家主张“以法治国”，讲究“缘法而治”，“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秦孝公（公元前381年～公元前338年）时，广求贤，用商鞅，变法图强，秦国渐于争雄中胜出，至秦始皇，灭六国而至一统。但统一后依然峻法严刑暴政，六国贵族势力严重反弹，民不聊生揭竿而起，二世而亡。 西汉之初统治者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采用“黄老之学”，休养生息，发展农桑，且萧（何）规而曹（参）随。“黄老之学”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至汉武帝时，土地兼并严重，阶级矛盾上升；诸侯势大，诸子后学又依附诸侯，日益威胁中央集权和大一统。董仲舒以儒家学说为主，兼取法、道、阴阳五行家之说，提出“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为汉武帝采纳。 儒家学说取代道家学说，内在的因素和外在的原因很多，且相互作用，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其“中庸”适合维护封建统治、促进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儒家学说之所以取得正统的地位，是道家学说、法家学说在实践中发挥了作用之后、已经不能继续发挥作用之际的不二之选。 黄老之说，治国之弊在“无为而治”多有“不及”；法家之说，治国之弊在“缘法而治”多易“过”。取法“中庸”，既勿“过”，又不要“不及”，起码从理论上解决了“方法”问题。古语说，取法乎上得乎中，取法乎中得其下，取法乎下无得矣。理论，不可能完全解决实践中的矛盾。正确的理论，还有一个实践的问题。两千余年中国封建社会，虽然“尊孔”而实不完全“遵孔”，虽然取法“中庸”但远远没有做到“中庸”，从理论上讲，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有人认为儒家思想导致了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改朝换代、兴亡交替、循环往复，当然很有见地。但又不妨设想，如果汉武帝时不选择儒家学说、取法“中庸”，又可能是怎样的局面和进程？只是，历史，既然已成历史，不能更不可能作这样的假设了。原创 向來煙雨 向來煙雨</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