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军旅（63）再次来到北京平谷炮六师

济南农民夜深沉

 (2007-12-30 07:20:50)

      1976年12月14日，在北京香山住了一个月并顺利完成演出任务后，我们再次来到了平谷的炮六师，为上个月他们师宣传队去我们部队慰问演出，进行回访和答谢演出。

       先是在师部大礼堂演出了两场，然后又去县城北的四十团和位于河北省三河县境内的四十一团演出。在团里的演出就没有在师里那么舒服了，因为全都是露天演出，那可是在正儿八经的大冬天啊！虽然不像六师去我们秦皇岛时那样风雪交加，但是气温很底，也把我们冻得够戗，手都冻僵了。

       又回北京啦

       由于平谷本身就是北京的地盘，所以，严格说我们并没有离开北京。

       12月18日，在圆满完成对炮六师的演出后，我们又返回了香山。

        这次的演出任务比较特殊，先是在炮兵大礼堂演出，为八一厂拍什么《简报》片，不过后来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个片子。之后是再次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主要的是马丽娜的京剧清唱，柴建萍豫剧清唱,有自编的关于农业学大寨的唱段，还有两个批“四人帮”的段子，四个唱段弄了一下午。

       在北京的最后一场演出是在昌平县境内的军区炮兵教导队，单程前往就近一个小时，可那也算是在北京啊！

       返秦前，队里放假，津唐的战友们提前回了家，在北京有老师的去学习和看望老师，我们则自己安排，自由活动。

       五月份从香山去军区炮兵篮球队的白晶琦又从这里归队了。

       我和吴海先是去中央音乐学院找音乐系书记王祥（他是抗日时期去延安的，是我们师王志信副参谋长的堂兄弟），托他的人情修琵琶。然后直奔王府井，游览地坛和天坛公园等，时间关系，也不过是走马观花罢了。

网上没有找到中央音乐学院著名大提琴教授王祥的照片，只有这份简历照片。而在即将到来的1976年，王祥老师和小提琴大师林耀基的三位弟子来到我们宣传队当兵锻炼，又有了新的故事。

       12月24日，我们回到秦皇岛，结束了38天的北京之行。那一年，我们三赴北京，前后有两个半月，是累计时间最长的，而且每次任务都很不寻常，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但是还是记忆犹新。

       新兵陆续来队了

       在北京演出期间，征兵就开始了。当然，我指的是提前征召的文艺兵，而不是普通的招兵。自从两年前我们这批兵进队，已经整整两年了，如今，就要有人接替我们“新兵蛋子”的称号了，怎么能不让人高兴呢。

       最早来队的是一个太原的新兵，是在11月30日。之后，泽清、继祥等陆续去济南，门晓星、王利军回太原，还有去唐山和在秦皇岛招兵的，开始了宣传队历史上再一次的大规模招兵工作，应该说，那年也真的招来不少好苗子。

      下图是乐队赵英和队长和新招的三名太原兵，左起黄立强（手风琴）、殷俊龄（小提琴）、赵队长、王晓荷（琵琶）

       最逗的倒是和我们同在北京演出的炮五师招兵时出的洋相。

      由于他们师的驻地是在唐山地区所属的昌黎县，那里除了有个竭石山因曹操的诗《临沧海》中提到过，再就是毛主席在《北戴河。浪淘沙》里的名句“东临竭石有遗篇”使其有点名气外，其他好象就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自豪的了。

远眺昌黎县的碣石山，我和徐玉平曾经爬上去过。

       他们和我们没法比，秦皇岛比昌黎知名度高了许多，北戴河、山海关更是举世闻名，所以，有可吸引人之处。无奈，五师去招兵的人就移花接木，把北京郊区的香山军区炮兵司令部说成是他们的驻地。（可是没有说是来演出的临时驻地，只强调是北京郊区）。后来，听说他们从河南的某个专业文艺团体，还真发现了一个尖子，人家听说是北京炮兵招兵，而且住在北京郊区，乐的不行，屁颠屁颠的就跟着来北京了。

       北京站下了火车，没有出站，又接着上了火车，这位新同志就犯了嘀咕，说“这北京就是大，去郊区还要坐火车”！谁知道几个小时还没有到地方,最后一气就咣铛咣铛的到了昌黎，再加上地震刚过，还都是住的抗震棚，人家一看顿时就急了，自己买票跑了。那时，我们正在军区后勤礼堂排练，五师在家的同志打来电话让他们的人去北京站堵人！那叫一个热闹。

       那年，我们队招了大约20名新同志，主要来自太原、济南、唐山和秦皇岛市，为我们队补充了新鲜血液。因为他们的到来，也演绎出更加绚丽多彩的“节目”。

        1976年这样结束

        12月24日我们由北京抵达秦皇岛，第二天正课时间参加直属队的庆功大会，表彰抗震救灾的功臣。我们队有四名同志荣立三等功，是建队以来最多的一次，其中，有我们一同入伍的陈泽清，他是因为拔下吊瓶就登台为杨勤伴奏，被称为“带病坚持工作”而立功的。

       农民虽然在救灾期间两次负伤仍坚持工作，非但连个嘉奖也没有，还因为“顶撞领导”差点被给予“警告”。那时的领导也的确有些太长官意志，小题大作。以前，继祥曾经在跟帖时提到地震时期的奖罚，现在感到也许真是有些太过了。

       当时队里受处分的还有好几位干部，因为地震时他们正在休探亲假，得知地震的消息后，都立刻去火车站买票准备归队，但是，那时铁路和公路交通全中断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人采取搭顺风车等办法归队，被视为应该的，什么事没有。而等到恢复通车后立刻归队的，还是每人弄了一个警告处分！

       回的驻地，马上又召开军人大会，讨论解决罗宏仁在京顶撞队长和去五师演出时韩维亮打人问题。这又是小孩没娘，说来话长了。

       在北京排练演出期间，有一次晚上演出完，到餐厅吃夜宵，小罗一进门就把小提琴放在门口的一张圆桌上了。等他吃完回到房间，想起没有拿琴，就赶紧回去，结果，琴已经被队长拿走了。瞎子也没有当回事，打算第二天再说。没成想，第二天，队长在队前点名批评瞎子，说他把“枪”丢了，就此上纲上线，如何如何。而瞎子根本不认帐，当时就和队长吆喝起来了！

       队长和瞎子都是犟驴型的，吃软不吃硬。但是胳膊到底狞不过大腿，最终，瞎子“荣立”警告处分一次。我和瞎子一个班，感觉瞎子“丢枪”说实在有些牵强，因为他当时就去找过了，而且那时餐厅还有人可以为他证明，要是马上去队长屋拿回来就没有事了。

韩维亮战友

       小韩虽然和我们是一年兵，但是年龄最大，比68年入伍的老左小不了多少，是武林中人；而老左是我们队的笔杆子和嘴皮子双料冠军，俩人都不是善茬。

      我们回到秦皇岛后，先是和五师宣传队一起为我们师演出一场，接着我们又去他们师一起为他们部队演出一场，算是去北京演出情况的汇报。没有想到老左和小韩二人为一点小事抓了起来，后来被夸大为“打人”问题，又是叫各班讨论。

       现在回忆起30多年的这些事情，觉的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不过，那时可是笑不出来的 ，当事人有的连死的心都有。

        1976年最后一天，我们参加了在市文化宫举行的新年军民联欢会。作为文艺兵，我们在演出中度过了那难忘的一年。

重新发文在这里时，左鸣珂和韩维亮战友已经先后离我们而去，专门配上他们的照片以示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