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达拉宫：“世界屋脊”上的国宝

刘沄

布达拉宫：“世界屋脊”

上的国宝

雄伟壮观的布达拉宫，矗立于祖国西南边疆的西藏拉萨。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代表，布达拉宫历经沧桑，在政治、文化和宗教等多方面集中体现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见证了我国各民族在青藏高原交往交流交融的非凡历史，堪称国宝级的活态博物馆。

布达拉宫的历史变迁

布达拉宫初建于吐蕃王朝上升时期的公元7世纪。当时，中华民族的发展格局已从秦汉统一后上升到新的水平，唐朝不仅拥有辽阔的疆域和完备的国家治理制度，而且以其包容的气度，将鲜卑、突厥、回纥、吐蕃、吐谷浑、乌蛮、靺鞨、室韦、南蛮等诸多民族凝聚在一起，巩固、发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和统一多民族国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布达拉宫应运而生。

7世纪初，勃兴于雅砻河谷的吐蕃政权统一西藏主要地区，完成由氏族部落向奴隶制的过渡。作为地方政权——吐蕃王朝的统治者松赞干布表现出积极主动与周边各民族良性互动的强烈意愿，特别是着意于向大唐学习，向中原地区靠近。唐朝在进一步加强对西域管辖的同时，也着力推进与吐蕃的交流往来。

634年，松赞干布派人前往长安，受到唐太宗欢迎。此后，前者得知唐弘化公主嫁予吐谷浑王为妻，便再次派大臣赴长安求婚。641年，唐太宗允松赞干布娶宗室女文成公主。为此，松赞干布亲率部众千里跋涉至柏海（今青海玛多一带）迎接文成公主。回到拉萨后，他还专为公主筑一城，即红山之上修建的布达拉宫。当时的红山内外围城三重，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宫殿之间由一道银铜合制的桥连通。

在随后的岁月里，布达拉宫的建筑大部分毁于战乱，加上雷击等自然灾害，其规模日渐缩小。及至宋代，吐蕃分裂为互不统属的地方割据政权，布达拉宫仅存建筑也为大昭寺所并。元、明时期，由于萨迦、帕竹、仁蚌等地方政权的政治中心不在拉萨，布达拉宫先后被各派势力占据。至清初，吐蕃时期建造的布达拉宫只剩法王修行洞和圣观音殿两处。

1645年，在蒙古和硕特汗王固始汗的帮助下，五世达赖重建布达拉宫，先后建造白宫及宫墙城门角楼等，还将甘丹颇章政权机构由哲蚌寺迁来。同期，固始汗曾派出蒙古兵丁帮助运送建筑材料并维护建设工程的安全。五世达赖赴京觐见顺治皇帝，进一步强化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时隔40多年后，西藏地方政府为五世达赖修建灵塔，又扩建了规模宏大的红宫。这项工程有1700多名各族工匠参与，既体现了藏族建筑技艺的智慧，也呈现出各民族群众共同协作的诸多成果。康熙皇帝对该工程十分关心，派来汉、满等民族的114名技艺精湛的工匠，和硕特汗王也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1693年，扩建工程竣工，布达拉宫更具规模。此后，历世达赖相继增建了5个金顶和一些附属建筑。值得一提的是，清朝历代皇帝都为修复扩建工程提供过支持，拨付银两，赐予珠宝、贵重器皿等。特别是乾隆皇帝在反击廓尔喀入侵西藏期间，多次派大将军福康安等前往拉萨，与八世达赖会商并资助修葺布达拉宫。

上世纪30年代，在十三世达赖灵塔修建期间，国民政府专使黄慕松代表政府予以支持。事实上，红宫内所建历辈达赖喇嘛的灵塔，从五世到十三世都得到了历朝中央政府的资助，各族信众也予以供奉。1940年，赴西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坐床典礼的国府大员吴忠信同样为布达拉宫提供了资助。

西藏和平解放后，特别是民主改革和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布达拉宫迎来了新生。中央人民政府高度重视这一古建筑的保护与维修，自治区政府成立专门的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对包括布达拉宫在内的文物进行管护。1961年，布达拉宫被确定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每年拨专款维护。“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总理还曾特别指示，西藏军区要保护好布达拉宫等重要文物。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对包括布达拉宫在内的西藏文物不断加大保护力度。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布达拉宫考察。邓小平同志虽未能亲临西藏，但在深圳视察时曾到“锦绣中华”微缩景点布达拉宫前拍照留念。1989年至1994年，国家划拨5500万元资金及大量黄金、白银等贵重物资，用于布达拉宫一期文物保护维修工程。1994年，布达拉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1年，国家投入1.2亿元，进行布达拉宫二期文物保护维修工程。“十五”至今，自治区政府每年都会安排资金维修布达拉宫。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布达拉宫等西藏文物保护。2015年8月，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条例》。2018年3月20日、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两次在重要讲话中对布达拉宫和万里长城等中华民族灿烂历史文化的重要标识予以特别强调，进一步提升了布达拉宫作为中华文化符号的崇高地位。

珍贵文物 蕴含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内涵

布达拉宫收藏、保存了许多反映西藏政教活动和各民族民间活动的文物，包括壁画、实物、建筑、碑刻等。这些内涵丰富的珍宝，承载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历史。

早期唐蕃交流的历史画卷。布达拉宫最古老的建筑遗存——法王修行洞里供奉的松赞干布、文成公主等塑像，是吐蕃时期代表性作品。文成公主出嫁吐蕃，乃唐蕃历史上的大事，新旧《唐书》和藏文史书均有详细记载。当时，随同文成公主进藏的工匠达600多人。他们不仅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建筑、工艺、种植等技术，以及释迦牟尼12岁等身铜像，还引入了儒、医、农、工典籍和种子、器物等。来到吐蕃后，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相濡以沫，协力推动唐蕃亲谊和西藏地区的发展，呈现出唐蕃“社稷如一”“和同一家”的大好局面。为记录这一历史盛事，布达拉宫正门门廊东壁绘有唐朝都城长安示意图和唐皇接见吐蕃婚使的壁画故事，北墙则绘有文成公主一行从长安出发艰难跋涉抵达拉萨的场景。

710年，金城公主豆蔻年华时入嫁吐蕃，致力于唐蕃友好。在白宫的东大殿，有一组壁画讲述了当年金城公主与吐蕃赞普——赤德祖赞长子姜擦拉温的故事。尽管姜擦拉温意外坠马身亡，但金城公主还是义无反顾地来到吐蕃，依当地风俗嫁给赤德祖赞并生下赤松德赞，成为受人尊敬的赞蒙。这则故事也许有传说附会的成分，但从侧面体现出西藏人民对金城公主的敬仰和爱戴。反映此事迹的壁画在布达拉宫享有很高地位，这与金城公主对西藏发展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金城公主专门写信请唐王朝派专人送来《诗经》《春秋》《礼记》等一批典籍，并将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释迦牟尼铜像重新迎供于大昭寺。她还把内地的祭祀仪式引入吐蕃，所倡导的“谒佛之供”在青藏高原延续至今。

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有效管理的诸多物证。清朝，布达拉宫成为西藏地方政府的政治活动中心，中央政府向西藏地方颁布的诏令、圣旨、金册、金印、御批及御赐的宝物等在这里都有丰富的珍藏。

布达拉宫殊胜三界殿中，最能体现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是供奉康熙皇帝的“长生禄位”，牌位上依次用藏、汉、满、蒙古等文字书写的鎏金大字“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寓意深刻。1652年，清政府邀请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措进京，册封其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颁赐金册、金印，此后历世达赖均须经中央政府册封。五世达赖将皇帝敕封的名号和权利立为遗嘱，书于布达拉宫东侧德央厦平台的墙壁上，并按有双手掌印，以示永世不忘朝廷恩典。

1720年，康熙皇帝将一块金字寿牌颁予七世达赖，后者将其供于布达拉宫顶层的殊胜三界殿中。后来，中央政府赐予的乾隆皇帝画像也被悬挂于金字寿牌上方。每年藏历正月初一，达赖都要率众僧俗官员向寿牌和画像叩拜。同时，驻藏大臣也要在皇帝画像前完成相关政务活动，这种礼仪后来成为西藏地方政府的定制。

在寂圆满大殿中央，高悬着1760年乾隆皇帝御赐“湧蓮初地”匾额，东边的壁画则描绘了当年五世达赖赴京觐见顺治皇帝的情景。殿内保存有康熙皇帝所赐大型锦绣幔帐一对，为稀世珍品。这对幔帐在五世达赖坐床和亲政大典时，悬于大殿显要处。据传，康熙皇帝专门建设厂房，众多绣工费时一年才织成这对幔帐，并派专使赐予达赖。在达赖宝座的上方，悬挂着同治皇帝御赐“振锡绥疆”匾额。“锡”指僧人使用的锡杖，意为希望西藏地方政权能够振作精气、安定边疆。很显然，这是朝廷在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对边疆地方政权寄予的厚望，与清初顺治皇帝赐封蒙古和硕特汗王固始汗时所强调的“作朕屏辅，辑乃封圻”有同义所指。殿堂三楼的壁画还绘有十三世达赖1908年赴京觐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场景，体现了当时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紧密关系。

清朝时，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直接管理。1727年，清政府正式设驻藏大臣衙门。驻藏大臣不仅直接掌管西藏政务，还监督西藏宗教重大活动，达赖和班禅的认定、册封、坐床要经其上报皇帝批准。然而，当时对活佛转世灵童的认定依然听任拉穆吹忠（即神巫）降神操控。在各种势力控制下，拉穆吹忠往往假传神谕，指定的活佛转世灵童多出自大贵族之家，甚至多个大活佛都出自同一家族，遂使西藏地方治理一度出现低效和混乱。在发现应对廓尔喀入侵中暴露出的种种弊端后，乾隆皇帝决心整顿包括活佛转世等在内的一系列治理制度。于是，1792年正式颁布实施《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共29条，对西藏的外事、军事、行政和司法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成为清朝治理西藏的重要依据，并确立“金瓶掣签”制度，将活佛转世正式纳入国家特定的管理法典之中，由中央政府掌握转世灵童继位的批准权。

“金瓶掣签”制度的建立，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达赖、班禅认定、册封、坐床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以道光皇帝为十一世达赖灵童所颁诏书为例：“朕统驭天下，惟期率土之民，各享安居之福，推兴政教。……与驻藏大臣一同于布达拉宫供奉之高宗纯皇帝圣像前叩拜，由金奔巴瓶内掣出尔名等情。……”在布达拉宫举行“金瓶掣签”仪式，须经皇帝批准后由驻藏大臣会商大活佛及摄政，方可具体执行。

百年铭文碑刻生动记录各民族共御外敌的峥嵘历史。在布达拉宫的正面，左右矗立着两座经历了200多年风雨的高大石碑，碑文镌刻着康熙皇帝派清军驱逐准噶尔扰藏、乾隆皇帝派兵反击廓尔喀入侵西藏的功绩。前者即《前藏布达拉山前第一碑——圣祖仁皇帝御制平定西藏碑文》，后者即《前藏布达拉山前第二碑——御制十全记》。这两座碑刻是布达拉宫极其珍贵的文物。

清政府反击廓尔喀入侵的战争，前后持续一年半时间，直接动用官兵达13000多名，包括汉、蒙古、回、藏、彝、满、纳西、达斡尔、羌、鄂温克、鄂伦春等多个民族，彰显了各族人民为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维护边疆安定的坚定意志和巨大贡献。对此，乾隆皇帝感慨万千，亲撰《十全记》勒碑立于布达拉宫前。

反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成果的艺术珍宝。作为凝结着各族人民心血和智慧的古建筑群，布达拉宫既体现了藏式传统建筑风格，也吸收了中原建筑的梁架、斗拱、金顶、藻井等技艺和特色。宫内的壁画则在集中反映唐蕃使臣往来、迎娶唐朝公主、元明清历朝皇帝接见西藏地方人士和王公贵族活动、活佛转世等重大事件的同时，也大量记录了各民族民间往来互动的场景。其主要包括历史事件、人物传记、宗教仪式、风土人情、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以及喀尔喀和厄鲁特蒙古等部族、川青甘滇地区民众进藏熬茶和拜佛的活动。

在布达拉宫，反映各民族文化深入交流的文物非常丰富，其中两处尤为典型：一为殊胜三界殿内珍藏的北京版大藏经《甘珠尔》，乃西藏与其他地区之间文化交流互动的代表性作品；二是西日光殿内那幅色彩绚丽、形态逼真的“八仙过海”挂毯，这表明源于中原道教神话“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故事同样在西藏民间广泛流传。

深入挖掘布达拉宫珍贵文物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布达拉宫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刻内涵，蕴含着巨大的时代价值，值得深入挖掘。

深入挖掘、认真研究布达拉宫产生的中华文化背景。布达拉宫的形成，是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相一致的。其建设不是封闭的，也不是排他的，更不能忽略各民族对建成这一伟大工程的帮助和支持。她是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是藏民族敞开胸怀拥抱并主动融入中华文化的伟大创造。

深入挖掘布达拉宫珍贵文物

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布达拉宫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刻内涵，蕴含着巨大的时代价值，值得深入挖掘。

深入挖掘、认真研究布达拉宫产生的中华文化背景。布达拉宫的形成，是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相一致的。其建设不是封闭的，也不是排他的，更不能忽略各民族对建成这一伟大工程的帮助和支持。她是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是藏民族敞开胸怀拥抱并主动融入中华文化的伟大创造。挖掘、研究布达拉宫的时代价值，要开阔历史视野，在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下审视过往，开拓未来；要将推介布达拉宫与宣传祖国的大好河山、悠久历史、灿烂文化、伟大创造、宏伟建设工程结合起来，从中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元素、文化符号、团结互助精神，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于其中，充分发挥其引导、宣教作用。

深入挖掘、认真研究同布达拉宫相联系的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以及各民族守望相助的重要史实。在布达拉宫建设和发展历史上，发生过许多影响西藏乃至全国的重要历史事件。如王玄策、李义表经吐蕃出使天竺，玄照等经吐蕃到天竺求法取经，汉族僧人进藏翻译佛经；汉、藏、蒙古、回、满等各民族工匠、名医共同学习、互相帮助；五世达赖、六世班禅遥遥万里赴京觐见清朝皇帝；康熙皇帝派大军驱逐将战火蔓延至布达拉宫、祸乱西藏的准噶尔部，安定西藏；七世达赖协助朝廷平息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之乱，安抚、照顾受难兵民；八世达赖积极协助进藏各族将士共同反击廓尔喀入侵……这些真实而生动的史实是布达拉宫形成与变迁的主流，要向世界宣介其重大意义，进而通过这些史实影响与育示后人。

深入研究、大力彰显新中国成立以来与布达拉宫相关的当代历史。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就把解放西藏、建设西藏和稳定西藏、繁荣西藏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先后经历和平解放西藏、维护和执行“十七条协议”、废除封建农奴制度、进行民主改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推进改革开放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历史进程。在这一伟大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解决西藏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并形成了符合西藏实际的治边稳藏战略思想。在和平解放西藏至今70年时间里，布达拉宫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诸多大事、要事。比如，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订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分四路进军西藏，第一支进入拉萨的十八军部队首先经过布达拉宫前入城，其后从青海进藏的十八军独立支队也与其会师于此处；1956年4月下旬，陈毅元帅率领中央代表团前来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并出席在布达拉宫前召开的庆祝大会；1961年，国家拨专款对布达拉宫脚下的雪城民居进行维修；1965年，西藏革命展览馆在布达拉宫前落成并开馆；1975年，“农奴愤”大型群雕艺术展览在布达拉宫前向世人开放……

改革开放后，新修建的布达拉宫广场成为西藏重大节日集会和纪念西藏和平解放、自治区成立庆祝大会等重大活动的举办地。2009年3月28日上午，来自西藏各族各界的13280名代表在布达拉宫广场隆重纪念首个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2015年9月8日，西藏各族各界干部群众约2万人欢聚布达拉宫广场，热烈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书写着习近平总书记题词“加强民族团结、建设美丽西藏”的大型宣传牌至今伫立在广场上；2017年8月19日，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启动仪式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2019年9月29日，西藏自治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身着节日盛装的西藏各族各界干部群众欢聚在一起，祝福伟大祖国，赞美幸福生活。

……

这些例子就是一个个生动的缩影，映照出当代布达拉宫史诗般的恢弘厚重。如今的布达拉宫，每天接待成千上万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游客。特别是每逢春夏，布达拉宫广场上络绎不绝的游客流连忘返，纷纷拍照留念。

毫无疑问，布达拉宫已然成为见证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象征，成为了各族人民的共有精神家园。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

作者：车明怀

咏布达拉宫

刘沄

公主联姻筑古城，

红山突兀立布宫。

广场流韵夜如昼，

巨碑摩云镌丰功。

水随心花漫天飞，

乐催舞步疾如风。

梦中仙境香巴拉，

人到拉萨易销魂。

从远古到吐蕃的一段历史

世世代代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族关于族源有着各种传说，其中一种认为自己的祖先是从蛋壳中走出来的。“太极之初，有一个由五种元素构成的蛋。破裂后，走出一个英雄来。但见他狮子头、大象鼻、老虎爪。脚掌锋利似刀，毛发直竖似剑，头长两只犄角，中间栖息着鸟王大鹏。” 另一个比较普通的传说是猕猴繁衍出藏族的传说。在很久远的年代里，西藏山南雅隆河谷的穷结山上，猕猴(一种吃野果的猿类)和岩罗刹女(一种食动物血肉的猿类)结为夫妻，生下四个孩子，这就是藏族最早的四大氏族“色、穆、冬、东”的祖先。青海一带也流传相同的传说，只是把猕猴与岩罗刹女结合的地方说成就在本地。这两则传说虽然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都想说明藏族历史是很悠久的。

藏族历史的确非常悠久，大量发掘的出土文物证明，整个藏区早在新石器中晚期(约公前30世纪初，相当于五帝时期)以前，就有人类居住，而且已经进入到了文明社会。在西藏阿里地区，发现了古象雄彩陶文化和彩色岩画;在西藏腹心地区，发现了“昌果沟文化遗址”和“曲贡文化遗址”;在昌都专区，发现了“卡诺文化遗址”;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县，发现了“罕额依文化遗址”;在青海省，发现了“马厂文化遗址”;在甘肃省，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齐家文化”遗址、“辛店文化” 遗址和“寺洼文化”遗址。

经科学鉴定，确认这些遗址为新石器中晚期的遗址。1983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考察队还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的宜木和亚巴两个地点，发现了一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遗存:人工打制石器、四枚人类牙齿化石和十三种哺乳动物化石。

许多历史资料证明，新石器中晚期以来，藏族两大发祥地象雄高原和雅鲁藏布江流域，与藏东横断山脉地区和藏东北黄河上游甘青一带的土著居民，都有长时期的文化交往。象雄帝国的崛起、雍仲苯教的传播和川、滇西部高原及西藏邻近的石棺葬文化流向及分布就很能说明问题。

据藏族通史·吉祥宝瓶》，象雄帝国崛起于中原夏商时期，她的文明包括宗教、文字、医学、历算等，流传于青藏高原各地。

雍仲苯教创立前，青藏高原各地的藏族先民们信奉的是原始苯教。著名藏学家南喀诺布认为，约在公元前1800多年前，敦巴辛绕米沃且在象雄成功创立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雍仲苯教。从那以后，始祖的历代追随者们奔走各地弘扬该教，终于将雍仲苯教播撒到青藏高原的每一个角落。该教的宇宙观、道德观、价值观，为青藏高原各地的藏族先民们形成统一的社会意识和民族心理，照亮了路程，指出了方向。《藏族族源与藏东文明》记载，川、滇西部高原及西藏邻接的石棺葬，呈现了一个绵延持续和未曾中断的序列。它的上限直接与当地新石器时代相衔接，下限大致迄至东汉。199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西藏文物局写的考古报告《拉萨曲贡》显示，曲贡文化和石室墓可能与《旧唐书》中记载的苏毗部落有关。“曲贡”在拉萨河谷地带，到了唐初，苏毗部落大体已经居住“毗”的变音。藏族主食青稞培育于西藏雅隆河谷，传说中的第一块青稞地，就在今山南的穷结河谷。大约到了周代，青稞的培育就已经推广到藏东的横断山脉地区和藏东北的甘青一带了。已故著名教授黄奋生在其著作《藏族史略》中谈到，周代之前，藏东北的甘青一带就有《诗经》里叫做“耒”的“青稞”。至迟到商周时代，青藏高原上的藏族先民们就有了共同的宗教信仰、语言和习俗。从宗教上来讲，除了个别偏远地区仍信奉原始苯教外，大多都已经改信为雍仲苯教，雍仲苯教成为大家共同的宗教。从语言上讲，共同的语言已经形成。不说藏族发祥地上部阿里(古象雄地)和中部卫藏(拉萨和日喀则一带)，仅以商周时被汉史统称为“西羌”的甘青土著居民语言为例，《藏族史略》中还记载，当时“西羌”操的语言就是当今仍在习用的藏语。譬如“农”，现代藏语叫“戎”，而商周时代的甘青土著人也叫“戎”。甘肃的气候较之青海温和，属农业区，故古时称甘肃为“雍”，“雍”是“戎”的变音，后来又变为“陇”(以陇山得名，而陇山的陇也是“戎”的另一变音)。由于甘肃称为“戎”(雍)，华夏人称那里的人为“戎人”或“戎族”。春秋末期的羌人领袖叫“无弋爰剑”，此名也是藏名，与今天的藏语音义皆同。“无弋”是“奴隶”的意思，他曾被周人所擒，沦为奴隶。“爰剑”是“父王”的意思，他逃回家乡后，被同族拥立为王。《甘肃藏族通史》的说法稍有不同，它认为所谓的羌人首领“无弋爰剑”，就是当地“兀”(“兀”为安多藏族方言，是对自己民族的称呼。)首领“兀杰盈甲”的音译转写。但不管怎样，上述史书都强调“无弋爰剑”就是藏名。生活在川滇西北横断山脉地区的“白狼”人，给后人留下了《白狼歌》这份珍贵遗产。《藏族通史·吉祥宝瓶》说，白狼语为东汉时代白狼人的语言，《白狼歌》共四十四旬在今青海省的玉树一带了。稍后，今四川省丹巴县一带也有苏毗部落的后裔，丹巴县的索波乡，其乡名“索波”，就是“苏毗”的变音。藏族主食青稞培育于西藏雅隆河谷，传说中的第一块青稞地，就在今山南的穷结河谷。大约到了周代，青稞的培育就已经推广到藏东的横断山脉地区和藏东北的甘青一带了。已故著名教授黄奋生在其著作《藏族史略》中谈到，周代之前，藏东北的甘青一带就有《诗经》里叫做“耒”的青稞”。至迟到商周时代，青藏高原上的藏族先民们就有了共同的宗教信仰、语言和习俗。从宗教上来讲，除了个别偏远地区仍信奉原始苯教外，大多都已经改信为雍仲苯教，雍仲苯教成为大家共同的宗教。从语言上讲，共同的语言已经形成。不说藏族发祥地上部阿里(古象雄地)和中部卫藏(拉萨和日喀则一带)，仅以商周时被汉史统称为“西羌”的甘青土著居民语言为例，《藏族史略》中还记载，当时“西羌”操的语言就是当今仍在习用的藏语。譬如“农”，现代藏语叫“戎”，而商周时代的甘青土著人也叫“戎”。甘肃的气候较之青海温和，属农业区，故古时称甘肃为“雍”，“雍”是“戎”的变音，后来又变为“陇”(以陇山得名，而陇山的陇也是“戎”的另一变音)。由于甘肃称为“戎”(雍)，华夏人称那里的人为“戎人”或“戎族”。春秋末期的羌人领袖叫“无弋爰剑”，此名也是藏名，与今天的藏语音义皆同。“无弋”是“奴隶”的意思，他曾被周人所擒，沦为奴隶。“爰剑”是“父王”的意思，他逃回家乡后，被同族拥立为王。《甘肃藏族通史》的说法稍有不同，它认为所谓的羌人首领“无弋爰剑”，就是当地“兀”(“兀”为安多藏族方言，是对自己民族的称呼。)首领“兀杰盈甲”的音译转写。但不管怎样，上述史书都强调“无弋爰剑”就是藏名。生活在川滇西北横断山脉地区的“白狼”人，给后人留下了《白狼歌》这份珍贵遗产。《藏族通史·吉祥宝瓶》说，白狼语为东汉时代白狼人的语言，《白狼歌》共四十四句，其中绝大部分与今天习用的藏语(特别与嘉绒话)一致。从习俗上讲，最大的共同点是皆以糌粑为主食。糌粑即炒熟的青稞磨成的面粉。青稞，藏语叫“耒”，《诗经》中采用了音译，故得“贻我耒牟”之句。民居亦有共通之处:农区住石楼，牧区住帐篷。而其用料、楼层，帐篷空间方位、功能分工、外观造型等要素方面，都体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其他如婚丧嫁娶、赭面编发、穿镶边“衽露”、喜好歌舞等习俗，都大致相同。藏人习惯性地将横断山脉地区称之为“康”(“康”是边地的意思，横断山脉地处西藏东方边地);将岷江上游的松潘一带称之为“东方”，那儿的人叫成“夏瓦”(东方人);将甘青一带称之为“北方”，藏语叫“香”。居住在康区、东方和北方的那些部落，与居住在卫藏腹心地带的部落具有强烈的认同感，也同样认为自己是猕猴种，是猕猴和罗刹女的子孙。他们都自称为“蕃”，如白兰、白狗、婢药、北利、附(读bo)国、薄绿，白狼等。考古发掘证明，过去在定日县苏热、申扎县卢令、日土县扎布、普兰县霍尔等地发现的旧石器文化，在那曲、申扎、双湖、班戈、聂拉木、日土等地发现的细石器文化，在林芝、墨脱、拉萨、札达、乃东、小恩达、昌都卡若、甘肃马家窑和寺洼等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都有相似之处和某些联系，因此，他们都自称为“蕃”就不令人感到困惑。“蕃”是藏族自古以来的自称，至今亦然。在汉文史料中，尤其在汉代以前的汉文史料中，只涉及居住在今甘青一带的古代藏族先民，并且认为古代藏族先民仅此而已，不知道比这里远一点的卫藏地区和更远一点的阿里地区也还居住有藏族先民。更为惊奇的是，当时的史家们甚至不知道古代藏族先民应该称之为“蕃”，却呼为“羌”，认为藏族先民就是“羌”。关于藏族先民，其实《毛尔盖·桑木旦全集》引用《西藏王臣记》说:“第一是白耶桑·登天绳部族;第二是黑耶捫·稳如铁铸磐石部族;第三是姜赤·聪慧神灯部族;第四是黑门朱·狗尾巴草根部族。”“羌”(在古代，“羌”“姜”相通)只是古代藏族先民四大部族(耶桑、耶捫、姜、门)中的“姜”部族而已，“羌”当然不能代替“蕃”，“蕃”和“羌”是属和种的关系。至唐以后，史书中才出现“吐蕃”或“蕃”-词，从此就很难再见到以“羌”称呼藏族先民了。把“蕃”或“吐蕃”叫成“藏”是清代的事。清康熙六十年(1721)，《御制平安西藏碑》文中，首次出现“西藏”一词，即把“卫藏”省略为“藏”,前面冠以“西”字，表示位于西部。到雍正五年(1727)，设置“驻藏大臣”，“西藏”才成为法定的正式名称，过去称之为“蕃”的民族由此而被称为藏族。

自商周至魏晋南北朝，“蕃”中的“羌”部族异常活跃，他们的势力得以向东部扩展。这在《易经》关于战争的文字中有所体现:“同人，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周之祖先为“羌”部族，“羌”部族助周推翻了殷商政权;后来遭周穆王征伐，图腾四只白狼四只白鹿被擒，又用武力推翻了西周政权。到西晋，羌部族人口在关中得以繁衍，史称“关中之人百万人口，戎狄居半”。晋朝皇室侮辱“戎狄”招来“五胡乱华”，“羌人”乘机率先进入中原，先后建立了前秦、后凉、前蜀、后秦、仇等国。以先秦为例，曾统一了黄河流域，占取了四川全省及湖北、安徽、江苏北部、平定西域各国，分建一百多郡，一千多县，辖人口八九百万，兵力近百万。

唐初，藏东横断山脉地区的“蕃人”自立方国，著名的有东女国、薄绿国、附国等。大渡河流域有嘉良夷，岷江上游西岸诸山一带有西山八国。总之，形成各立方国，互不统属的局面。那时，“蕃人”在西藏雅隆河谷建立的政权已传至第三十三代的松赞干布。松赞干布十三岁继承王位后的第三年，迁都于拉萨，在布达拉山修建雄伟的王宫，并开始了对其四周的开疆拓土。自公元618年至631年，经过13年左右的征战，陆续征服了上述各部族，终于实现了青藏高原的统一，把藏东横断山脉地区和藏东北甘青“蕃”属区域，全部囊括进吐蕃王朝版图，并且缔造了统一的藏族(当时仍叫“蕃”)。

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之一，藏族的历史屈指算来足足有5000年以上，可谓古老矣。一个民族古老了，她的龙门阵也就多了。有的龙门阵令人眉飞色舞，有的却令人顿足叹息。在藏族历史的长河中，称得上波澜壮阔、汹涌澎湃的流段，当在公元581年松赞干布继承王位到公元838年赤热巴巾被弑，时间大约257年。

在这两个半世纪内，藏人非常推崇3个吐蕃大王:松赞干布、赤松德赞、赤热巴巾，因为他们都掀起了社会发展峰浪。

松赞干布是吐蕃王朝建立拉萨政权后的第一个执政王，共执政了69年(581-650)，干了7件大事:开疆拓土，完成了统一青藏高原大业;组织文字改革工作，点燃了文明火炬;制定和推行对外开放政策，输入印度、中原、尼泊尔等地文化，使藏地的佛学、医学、天文学、历算学、建筑学、文学艺术等学科趋于系统和完善;实施扶农政策，将公田分给平民耕种，颁布“蓄山水为池引下水为渠”的政策,出现了“牛羊遍野，农田弥望”景象;统一度量衡，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制定法律，开创了有法可依的崭新局面;通过联姻(迎娶文成公主和尺尊公主)，促进了藏汉民族和藏尼民族的团结。于是出现了空前的盛世局面，吐蕃王朝幅员为现在西藏、西康的全部和青海的西南部。北以巴颜喀喇山为界，中部与吐谷浑接境，东以茂州、岷江西岸的西山八国为界与唐毗邻，成为大国。

赤松德赞继位时代为8世纪中叶，共执政23年。自松赞干布时代始赤松德赞时代至的一个半世纪，吐蕃社会体验着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过程，物力、财力和人力不断雄厚起来。吐蕃发现，周围只有唐能与已抗衡。

赤松德赞继位时代为8世纪中叶，共执政23年。自松赞干布时代始赤松德赞时代至的一个半世纪，吐蕃社会体验着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过程，物力、财力和人力不断雄厚起来。吐蕃发现，周围只有唐能与已抗衡。恰恰唐朝当时为了自己的利益，垂涎于吐蕃鼻子下面的西北地区，并接连不断地用兵;而吐蕃又为了获得更多的占领地而寻找猎物。于是，吐蕃和唐朝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地暴发，吐蕃又一直处于优势，到赤松德赞时，吐蕃军事达到鼎盛。西取小勃律，北占北庭及甘、凉、瓜、沙等州，包括葱岭、天山、贺兰、陇山。东与唐争安戎城等地。南降尼婆罗(尼泊尔)，征服了印度的克什米尔、孟加拉、阿萨密，北部缅甸亦一度被征服，定恒河为蕃印疆界，立界碑于加尔各答境内。公元763年，20万大军攻入唐朝京城长安，占据15天，皇帝李豫逃奔陕州。

赤热巴巾执政于公元815年至公元838年。在他执政的时代，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吐蕃的力量其实已经开始由盛转衰了，内部斗争又加速了这一转变过程。我们说赤热巴巾时代也形成了一个社会发展浪峰，主要指文化方面。

佛教从松赞干布时代开始被引进，中间经过赤松德赞时代的发展，到赤热巴巾时代，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标志是发动了全面深刻的文字厘定运动，使佛经翻译走向规范化，空前繁荣了佛教文化，避免了佛经翻译的五花八门，误入歧途。佛教不仅在藏区腹心地带的卫藏站稳了脚跟，而且传播到了整个吐蕃王朝统治地区，包括康区和甘青一带。

经赤热巴巾厘定后的藏文，至今仍在使用，还未有因感到不方便而萌发再行改革的要求;赤热巴巾时代，佛教逐步与藏族本土文化水乳交融，形成藏传佛教，一直影响到今天。

当我们把这三个藏王的时代接成一个链条后，即使省略他们之间其他八位赞普创下的那些功绩，也足以能够让吐蕃时代的强盛跃然纸上。

秘 诀

当我们纵观松赞干布执政期到赤热巴巾执政期的这段吐蕃王朝历史，不难发现，西藏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确实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而且发展速度也是非常惊人的。6世纪末深居于雅隆河谷的吐蕃王朝，还是奴隶制，迁都拉萨后，到了7世纪上叶，一跃而成了强大的半奴隶制半封建制国家，其间只有半个世纪。随后又很快成为具有1000余年封建制社会发展史的中原的对手，成为令世界惊艳的一颗新星。现在我们回顾一下这段历史，看看吐蕃王朝神话般昌盛的秘诀是什么。

按一般规律，其秘诀只能在经济基础中去寻找，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同时代唐朝的发达，靠的是良好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丰富的经济资源，得益于发展成熟的封建生产关系。当今美国的强大，同样依赖于经济势力的雄厚和科学技术的发达。而吐蕃在统一青藏高原前，经济基础并不优越。民间以每户饲养一匹马、一头犏牛、一头母黄牛、一头公黄牛，冬季有饲草储存为生活目标。农业也看不出有特别的表现，能够不受灾、得温饱就很不错了。然而就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松赞干布将军旗一挥，吐蕃铁骑的半圆形马蹄便在整个青藏高原戳了个满满实实，其后的100余年中，松赞干布的子孙们饮马于恒河，驰骋于长安大街，放歌于西北大漠，沐浴于洱海之滨。这样说来，其秘诀不在经济基础中了。那么在哪里?我以为在精神领域，即崇尚勇猛的民族精神。

崇尚勇猛的民族精神，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社会意识。早在远古时期，藏人也和当时生活在世界其他各地的人类一样，面对雷鸣电闪、雪崩洪流，认为世上应当有一种勇猛的超自然力量。藏人把天上的力量称之为“赞”，地上的力量称之为“年”，水中或地下的力量称之为“鲁”，这就是藏地土生土长的宗教--苯教的基本观点。当时世界各地的人类，都不约而同地把这种力量封为神，并对其敬畏有加。藏人不仅也如此，而且企图让这种力量附着于自己身上，使自己也能拥有如此非凡的勇猛力量，这正是藏人有异于其他民族的地方。因此，老虎成为很多部落的图腾，每个男子都认为自己的怀里蹦跳着一颗勇猛的虎心。当然，能够得到这种力量的人，首先是至高无上的藏王，于是所有藏王的名号都叫“赞普”，意思是“具有上天那样超自然力量的雄长”。

生活在世界最高处的藏人为何产生这样的奇异想象?这个问题非常值得研究。在青藏高原形成的过程中，生存环境逐渐恶化。适者竞存的自然法则无情地淘汰了不少动植物种类。藏人也面临着这一自然法则的检验，也要作出生与死的选择。如果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就会被一场并不须厚的春雪掩埋。如果要生存，就得像雷鸣电闪，获得无穷的力量;如果要发展，就得像饿虎扑食，寻找猎物。所以藏人打仗，从不带军粮，依靠掳获敌方的草粮提供给养。据专家研究，青藏高原的植被一旦被破坏，需要几百年才能恢复，而内地，最多十年足矣。植物是这样，人的生存又何尝不是这样!藏人为何生存了下来，而且还不可思议地活得好好的?其奥秘也在于此崇尚勇猛。人人都认为自己能够得到这种力量，因为每个男人肩上都有一尊战神，他不仅履行护佑主人的职责，而且还给主人以勇气。历代吐蕃藏王都专注于军队建设，这就能够使“勇猛”得以体现，但赤热巴巾除外，这在其他章节中将要谈及。松赞干布的父亲朗日松赞，就尝到了建立军事组织的甜头。他建立的军队虽然不甚完善，却助他创建了统一卫藏、阿里和工部、拉里、波密(后三者在西康西部)等地的伟业，为他的儿子统一青藏高原打下了基础积累了经验。吐蕃军队的规模最大时达到多少，无从考查，但从公元638年吐蕃兵仅攻松州就有20万之众的事例分析，总量肯定超过此数。这与实行“全民皆兵”政策有关，人们出门劳作，必须携带武器，随时准备战斗。由于全民崇尚“勇猛”这一民族精神，吐蕃军队是出了名的敢死队。平民要想进入贵族圈子，门票就是勇猛的精神和行为。这就培养和鼓舞了敢于死战的风气。吐蕃王朝实行并推崇将占领地以采邑的形式重奖功臣的政策和吐蕃社会以战死沙场为荣、懦弱败阵为耻的道德观念，更使勇猛精神之树常青。战斗时“前队尽死，后队始进”和“前歌后舞”的大无畏精神，从雅隆河谷带到拉萨河畔，就像注入到了血液，遍布全身，很快地在阿里三围、卫藏四翼和多康六岗间发扬光大。在日常生活中，“勇不勇猛”也成为一种价值观。藏人的“勇猛”并非等同于李逵、张飞、鲁智深似的性格，它包含了坚韧、矢志不渝、刚强等因素，有点类似于中原古代的“剑侠”精神，是一种爱国、仗义、仇邪、扶弱的混合体。

归 山

公元7世纪至8世纪，当后来人主中原的蒙古族，还只是在唐朝北方的边境跑马，活跃于青藏高原的藏人，已经摩拳擦掌积极与中原接触。

吐蕃接触中原文明，最早大概是在公元6世纪，当时，藏王朗日松赞从内地引进了医术历算。到7世纪的松赞干布时代，由于吐蕃成为唐朝和波斯通商的桥梁，更与唐朝频繁往来，加深了彼此的了解，此时，吐蕃忙着迎娶文成公主，引进汉传佛教，吸收农桑、医学和历算等知识。派遣贵族子弟到长安学习中原文化，也是在这个时期开端的。松赞干布十分欣赏内地物产，《唐国史补》记载，他曾于帐中命人将来自中原各地的茶叶展示于众，以欣赏的语气介绍道:“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邕湖者。”对内地丝绢，松赞干布也特别青睐，文成公主带来丝绢后，他立即脱下牛羊毛织物，穿上了丝织品。

由于文成公主的原因，吐蕃和唐朝是亲戚，称为甥舅国家，关系十分友好。唐太宗征服高丽回来，松赞干布送金鹅表示祝贺。唐朝使臣玄策赴印度，途中被印度抢掠，吐蕃发兵击败对方，俘其王、王妃和王子送献长安。唐高宗先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后又封为“贲王”，并刻他的石像列于昭陵前，由此成为中原历代王朝将外族列于“皇陵前的第一人和唯一者”。当然，在这之前发生过两件不太愉快的事。一是攻打北方的唐朝附庸吐谷浑。其因由吐蕃大臣伦布噶所造，他为了吐蕃强占吐谷浑领地，诿称太宗不同意公主嫁给藏王，是吐谷浑离间所致;二是进攻当时属于唐地的松州，其目的也不过是想以武力来威胁唐朝答应把文成公主嫁给藏王。迎娶文成公主后，唐蕃关系交好，但松赞干布大概没有想到他身后会出现化玉帛为干戈，兵戎相见长达两个世纪的局面，更没有想到他的子孙们会萌生人主中原的想法。

公元7世纪中叶，唐蕃发生了军事接触，地点在今甘肃、青海和新疆南部一带。唐朝这时热衷于在这些地区扩张势力，而这些地区正好是吐蕃外围，新兴的吐蕃帝国岂能不闻不问?于是蕃唐战争爆发。在伦布噶和钦陵兄弟(钦陵三兄弟，皆伦布噶之子)的率领下，吐蕃军队奋战15年(663一678)，取得了空前战果:占领了甘肃西南部、青海全部、新疆的安西四镇、四川西北部、云南西北部，以及尼泊尔和印度的阿萨密。从这里可以看出，伦布噶和他的儿子们，从实战中发现了唐朝军事的破绽，尽夺兵家必争之地，对中原形成囊中取物之势。然而就在这时，藏王都松芒布结感到王权旁落，于公元699年，亲自督师讨伐钦陵兄弟。结果，钦陵被迫自杀，其弟赞婆无奈之下投降唐朝，所占之地大多都先后失去，吐蕃错过一次入主中原的大好机会。公元704年，都松芒布结自己也在反叛战役中阵亡。

吐蕃与唐朝通过和盟，进行了短暂的休整后，又于公元710年重新开战。吐蕃以“和盟”换取休整时间，连年发兵，并节节胜利。到公元758年，攻占凤翔以西、以北数十州及西域四镇，现在的青海、甘肃等地全部都被占领。公元763年，乘安史之乱攻入长安，占据15天。为防唐将郭子仪围城，又主动撤军至甘肃境内。吐蕃进入到对外扩张的极盛时代，自那以后，矛头直指长安，军队主攻陕甘边境、千阳、吴山、华亭一带，在长安以外的陕西北部和甘肃东部形成半包围圈。进攻的心情也很迫切，过去吐蕃进攻都在秋冬，到春季气候转热时为避病疫而还。到公元788年，甚至在炎热的盛夏也进兵。蕃骑往来于今陕西米脂、榆林、神木和甘肃的灵武一带，大有再次一举拿下长安之势。然而奇怪的是只围而不攻，最后居然不明不白地撤了兵，还和唐朝举行了隆重的和盟仪式。

按理，钦陵兄弟遭到厄运之前的7世纪末和吐蕃对外扩张处于鼎盛时期的8世纪中下叶，是历史给予吐蕃入主中原的两次极好机会。

吐蕃的战争优势显而易见。崇尚“勇猛”的民族精神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根深蒂固于每一位参战将士的脑海深处，时时刻刻鼓舞着将士们的情绪。吐蕃身处贫瘠的土地，向自然条件好的东部乃至中原扩张是他们追求的目标，于是不少藏王亲临前线，出生入死，为广大将士树立楷模。吐蕃当时的军队，是在部落军事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级与下级，将帅与士兵之间，以“盟誓”的形式确定“同生共死”关系。统帅的权力很大，事无大小均可自行决定。另外，战马在决定古代战争胜败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吐蕃本来马源充足，中唐以后，又占据唐朝在西北地区的大部分马场，加大了双方的军力悬殊。唐朝元帅郭子仪向唐代宗诉苦道:“吐蕃四节度使各将万人，人兼数马。臣所统士不当敌四之一，马不当敌百之二，外畏内惧，将何以安?”吐蕃重赏立功之人，或升职晋爵，或封占领地为采邑，或授“勋章”(依功大小分授玉、金、银、铜、铁等表示荣誉的告身)，或在门上悬甲(这是最高荣誉，连世战死之家获此殊荣)，或奖赏虎皮马垫。英勇牺牲者，以厚礼荣葬。懦弱败阵者，悬狐尾于头上辱之。实施扩张政策的吐蕃，已经将几乎甘青的全部、新疆、四川、云南、陕西的一部分归入其势力范围，具备了比较坚实的后勤保障。唐朝的优势只是兵力和后勤供养充足。这方面的史实，《论·钦陵与唐将论战记》“中也得到反映:“王孝杰尚书送给钦陵一袋粟米、一袋蔓菁籽和一封信函。信中说‘吐蕃的军队如老虎列队、牦牛成行，其数寥寥，我悉知之。谚云:量头缝帽，量足做靴。我有能制胜吐蕃军队的队伍多如粟米和蔓菁籽。细喉咙能吞纳的，大肚腹自然能容下;霹雳轰击，哪有不被击毁的!’噶尔·钦陵回答:‘战阵之事，难论多寡。比如小鸟虽多，不过是一鹞之食;小鱼虽多，不过是一獭之餐;鹿角虽多能取胜吗?公牦牛角虽短却能制胜;松树虽长百年，一斧即可砍倒;江河虽宽，一尺长的牛皮船即可横渡;青稞稻谷虽长满平原，一盘水磨即可磨完;星辰虽然布满天空，一轮红日高照使之黯然无光;……你的军兵虽然多如湖上蚊蝇，但无益于临阵作战;犹如山头雾霭，于人无足轻重。我的军兵如一把镰刀割草，遇者则断;如一细箭射庞大之牦牛，当然射死!’”唐朝当时的劣势倒是不少:卫戍边疆的将士厌战;战马大幅减少;将帅林立，互不统属，组织分散;节制多，号令在朝，离前线远，指挥不灵活。两者优劣摆在那里，这就是吐蕃军队始终占取上风的原因。

吐蕃的战争优势显而易见。崇尚“勇猛”的民族精神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根深蒂固于每一位参战将士的脑海深处，时时刻刻鼓舞着将士们的情绪。吐蕃身处贫瘠的土地，向自然条件好的东部乃至中原扩张是他们追求的目标，于是不少藏王亲临前线，出生入死，为广大将士树立楷模。吐蕃当时的军队，是在部落军事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级与下级，将帅与士兵之间，以“盟誓”的形式确定“同生共死”关系。统帅的权力很大，事无大小均可自行决定。另外，战马在决定古代战争胜败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吐蕃本来马源充足，中唐以后，又占据唐朝在西北地区的大部分马场，加大了双方的军力悬殊。唐朝元帅郭子仪向唐代宗诉苦道:“吐蕃四节度使各将万人，人兼数马。臣所统士不当敌四之一，马不当敌百之二，外畏内惧，将何以安?”吐蕃重赏立功之人，或升职晋爵，或封占领地为采邑，或授“勋章”(依功大小分授玉、金、银、铜、铁等表示荣誉的告身)，或在门上悬甲(这是最高荣誉，连世战死之家获此殊荣)，或奖赏虎皮马垫。英勇牺牲者，以厚礼荣葬。懦弱败阵者，悬狐尾于头上辱之。实施扩张政策的吐蕃，已经将几乎甘青的全部、新疆、四川、云南、陕西的一部分归人其势力范围，具备了比较坚实的后勤保障。唐朝的优势只是兵力和后勤供养充足。这方面的史实，《论·钦陵与唐将论战记》“中也得到反映:“王孝杰尚书送给钦陵一袋粟米、一袋蔓菁籽和一封信函。信中说‘吐蕃的军队如老虎列队、牦牛成行，其数寥寥，我悉知之。谚云:量头缝帽，量足做靴。我有能制胜吐蕃军队的队伍多如粟米和蔓菁籽。细喉咙能吞纳的，大肚腹自然能容下;霹雳轰击，哪有不被击毁的!’噶尔·钦陵回答:‘战阵之事，难论多寡。比如小鸟虽多，不过是一鹞之食;小鱼虽多，不过是一獭之餐;鹿角虽多能取胜吗?公牦牛角虽短却能制胜;松树虽长百年，一斧即可砍倒;江河虽宽，一尺长的牛皮船即可横渡;青稞稻谷虽长满平原，一盘水磨即可磨完;星辰虽然布满天空，一轮红日高照使之黯然无光;……你的军兵虽然多如湖上蚊蝇，但无益于临阵作战;犹如山头雾霭，于人无足轻重。我的军兵如一把镰刀割草，遇者则断;如一细箭射庞大之牦牛，当然射死!’”唐朝当时的劣势倒是不少:卫戍边疆的将士厌战;战马大幅减少;将帅林立，互不统属，组织分散;节制多，号令在朝，离前线远，指挥不灵活。两者优劣摆在那里，这就是吐蕃军队始终占取上风的原因。特别是到唐朝穆宗皇帝执政时，朝中官宦对立，积怨极深。宦官把持中央政权，朝官交结蕃镇来对抗。宦官特别优待神策军(中央直辖的军队)的结果，激起边防军的愤怒，常常不愿作战。如公元820年，吐蕃军队进攻泾州，边防军违抗朝廷的救援命令，没有前往。晚唐的政权腐败至此，已经没有力量再对外作战了。在这之前，唐朝的虚弱已经暴露出来，八次“和盟”，绝大多数都由吐蕃提出，唐朝明知对方是缓兵之计，也不得不应承下来。公元781年，藏王赤松德赞要求将唐朝皇帝敕书中的语句“贡献”改为“进”，“赐”改为“寄”，“领取”改为“领之”，以示平等，唐廷欣然接受。

既然吐蕃的优势没有大的改变，唐朝势力又处于强弩之末，吐蕃为何再次失去入主中原的机会?

这还得从赤松德赞说起，赤松德赞执政时期是在公元755年至797年。那时候，吐蕃王室中就已经形成了僧权贵族和俗权贵族两大势力。这两大势力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吐蕃政局动荡，短短几十年间，更替5位赞普，这与两大势力的斗争有必然联系。在意识形态和治国谋划方面，僧权贵族占了上风;在军事方面，尤其对外扩张方面，俗权贵族又占了上风。这两大势力如果继续相互较劲，总有一天会打破平衡，一场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决斗在所难免。果然，这样的时刻就在赤热巴巾执政时代来到了。

赤热巴巾推行的两个政策，就把平衡完全打破了。一是为了把佛教作为与唐和盟的理论基础，极端抬举僧人:规定人民供养僧人制度;出台僧人参政议政政策，在朝中给僧官授予大权。这样，客观上贬低和排斥了俗权贵族，特别是引起了转战南北，劳苦功高的世俗大臣的不满。二是收虎归山，刀枪入库。热巴巾为了结束与唐朝长年累月的战争，逐年缩小防线，退还被占唐地，调换戍边将军，与唐通商表示亲善，派使团到长安“调停甥舅关系，言归于好”。吐蕃每岁都有贡使入唐，并于公元821年与唐举行了著名的“拉萨甥舅会盟”或叫“长庆会盟”，以实现收虎归山、刀枪入库的目标。而吐蕃俗权贵族主张通过对外战争，取得实际利益。他们依恋“打胜仗、分采邑、进爵位”的戎马生活，会盟一旦举行，就断了他们的财路和官路，于是，宫廷政变发生了。杀死藏王赤热巴巾和僧侣大相白吉云登，逼王妃自杀，将王兄藏玛流放于今亚东一带。俗权贵族给僧权贵族以致命的重创，夺取了政权，朗达玛登上了赞普的宝座，俗权贵族大获全胜。

然而俗权贵族上台统治吐蕃的四年间，忙于铲除佛教的运动，无暇顾及治国平天下。消灭佛教的行动，严重伤害了广大民众的信仰，给朗达玛招来杀身之祸。之后便是吐蕃王朝的分裂和崩溃，入主中原的梦，彻底化为了泡影。

选择

公元9世纪40年代朗达玛被刺前的时势，与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将军张学良和杨虎成活捉蒋介石时的景况非常相似。

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软禁蒋介石，兵谏抗日。当时，中国共产党主张释放蒋介石，原因是一旦蒋死，各地军阀纷纷争夺其位，争位将引起军阀混战，混战会导致国破家亡。张、杨听从了共产党的主张，避免了一场灾难。

朗达玛被刺身亡前，吐蕃社会也处于非常复杂的局面。僧权贵族虽然在王室中失去地位，但分散于各地的势力并不甘心。俗权贵族虽然取得了统治权，内部矛盾又上升为主要矛盾，各个集团势力都在暗中积蓄力量，觊觎着赞普宝座。朗达玛被刺，王子永丹和欧松分别被不同的政治势力拥立为赞普，吐蕃王室一分为二，相互开战长达十二年，许多吐蕃名将和不计其数的士兵成为牺牲品。随后，暴发了大规模的平民武装暴动，使得本已摇摇欲坠的吐蕃王朝大厦又遭受了“倾盆连夜雨”。各地豪强四起，割据势力遍布，不可一世的吐蕃王朝崩溃，进入了一个群雄割据的时代。这种局面，一直延续了约400年，直到13世纪中期八思巴建立萨迦地方政权，才勉强结束。

在群雄割据时期，各地大小割据政权多达上百个，其中较大的有20余个。著名的有卫地的拉萨王朝;藏地的雅隆王朝，传十一代;阿里地区的拉达克王朝，传三十三代，古格王朝，传二十八代，布让王朝，传八代，亚泽王朝，传十四代;以及多康地区的宗喀王朝，凉州六谷部族联合政权;西夏王朝。这些政权的首领，除西夏王朝外其血统都是从朗达玛之子欧松和永丹两条支脉分出，都是同根而生。大约经过半个世纪的杀杀伐伐，生生灭灭，才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稳定下来。

局面一旦相对稳定，各个政权都将注意力集中到如何治国这一问题上来了。这时，按理应该出现各种各样甚至差异很大的基本国策，因为从空间布局看，阿里的几个王朝距多麦的宗喀王朝4000余公里，它们之间又分布许多王朝，国情也不完全一致。譬如中原五代十国，同样也是推翻唐朝后出现的分裂割据政权，它们的基本国策就不一样，分布于南方的政权注重保境安民，发展农业和水利事业;分布于北方的政权偏重于军队建设和用兵。然而出乎预料，藏地的各个政权，其基本国策如出一辙——以佛治国。

这里出现一个很大的疑惑:分散于各地、分属于不同割据政权、甚至相互为敌的达玛子孙们，为什么在顶礼和弘扬佛教方面表现出出奇的一致，要知道，这种做法并不符合常理。首先，他们的先人朗达玛，虽然执政时间不长，但把那段时间的所有精力几乎都用在了灭佛上，他的后代本该继承其业。第二，先人朗达玛因灭佛而被佛教徒杀而亡，因此他们应该与佛教有血海深仇。第三，他们不管内部矛盾有多大，但总的来说代表的应当是俗权贵族，与僧权贵族倡导的佛教思想应该格格不人，即使要寻找思想武器，也应该到苯教那儿去找才对。

分析当时形势，发现各个割据政权都共同面临着一个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宗教。

在朗达玛的灭佛运动时期，卫藏地区佛教绝迹，不少僧侣逃到了远离卫藏的多康地区潜伏下来，不少佛经藏匿于山洞或埋于地底下。当朗达玛被刺死，吐蕃王朝分裂乃至崩溃，社会陷入混乱后，潜伏于多康的僧侣们，乘机复兴佛教，掘出过去埋于山洞和地下的佛经，发展门徒，以寺院为基地弘传佛法，听经学法者越来越多。这段历史，史称佛教下路复兴。这次的佛教复兴是在民间基层发生的，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其影响一直扩展到卫藏地区。

自松赞干布引进佛教，直到赤热巴巾前，佛教的传播和影响主要在吐蕃王室，成了“贵族宗教”，广大民间仍信仰土生土长的苯教，尽管历代赞普下了很大功夫向民间灌输佛教思想，然而成效始终不如意。当然，信仰苯教的贵族百般干扰也起了重要作用。而此时，佛教从民间自下而上地复兴，这不能排除赞普赤热巴巾曾经致力于将佛教在全藏传播这一政策打下信仰基础的影响。复兴的佛教因与本民族文化结合而极富生命力，影响日益扩大。

在各个割据政权看来，当时的苯教严格说来是一种在奴隶制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意识形态，当吐蕃社会在向封建制过渡时，苯教虽然在佛教面临灭顶之灾长达近百年的时间里，也曾复兴，影响扩大到与中原和印度交界的山区以及新疆南部、云南纳西族居住区，但与新的形势不甚吻合。而以佛教“因果轮回”“善恶报应”“十善修炼”等理论组成的思想体系，成了割据政权用以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

公元970年，达玛之子永丹的第五世孙察那意希坚赞，派鲁梅等十人前往多康地区，到大学者喇钦·贡巴绕赛那儿学习佛法。鲁梅等人学成返藏后，在安达赤巴(察那意希坚赞之子，父去世后继位)的支持下，于卫藏各处广建寺院，弘传佛法，并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使这里的佛教规模超过达玛灭佛前的规模。这是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开端。

吐蕃末代藏王朗达玛的另一王子欧松的子孙们，在阿里举起了弘法大旗。欧松的第六世孙拉喇嘛益西沃是古格王，他于996年修建著名的阿里托定寺，选派仁青桑布等20余人去印度学习佛法。仁青桑布学成归来后，广收弟子，译经传法。拉喇嘛降曲沃迎请印度高僧阿底峡和他的3个上首弟子妙护、德护和智护到阿里传播佛法，于是，佛教在上部阿里复兴起来，史称佛教上路复兴。后弘期的佛教，就是“藏传佛教”，我们在其他章节中将专门谈到。

后弘期的佛教，其复兴始于多康地区，发扬光大于卫藏地区，扩大了其信仰范围。阿里上路的复兴，又使佛教的影响形成空前的局面。永丹和欧松两个王族支系所建立的各个割据政权，利用民众的信仰，把佛教变成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吐蕃旧贵族，战乱中崭露头角的新贵族和各地原有的部落酋长建立的政权，也千方百计地与宗教攀亲认友，利用宗教来统治人民。可见宗教对当时的统治阶级多么重要。政教合一的制度，这时就已经有了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