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尊邪圣的美篇

火炼星空

其次，大汶口文化时期已出现了指挥战争的军事首领，从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一些富有者的墓葬中可明显看出他们作为军事首领的身份。如大汶口文化陵阳河遗址19号墓的墓主为一成年男性，墓中随葬品丰富，墓主杖钺执旄，腰挂号角。

再如在大汶口文化早期的濮阳西水坡一座壮年男性的墓葬中，不仅有殉葬者三人，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死者两侧用蚌壳拼摆有象征神武和权力的龙虎图案。在刘林遗址发掘的18号和25号墓也反映出类似的情况。再从时间上看，这些墓葬反映的都属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情况，当时处于军事民主制阶段。以上提及的几位墓主，无疑是部落联盟的首领，他们既是氏族部落的首长，同时又是发动和指挥对邻近部落进行战争的首领，而且发动指挥战争已成为他们经常性职业。

再者，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有了战俘奴隶。在原始公社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劳动产品极为有限，仅够供自己消费；只有当生产力大大发展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剩余产品，剥削他人便有了可能，奴隶制也就随之产生，最初的奴隶来源于俘虏。

一般而言，在阶级形成以前，人们在处理战俘问题上往往采取把他们杀掉甚至在更早的时候把他们吃掉的办法，但当剥削成为可能后，他们便被留下来，成为胜利者剥削的对象，成为家内奴隶，很自然也就成了胜利者的私有财产。既是私有财产，也就可以像其他私有财产一样作为随葬品，这在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成年男女合葬墓和多人合葬墓中可以得到反映。

在刘林遗址和大汶口中晚期遗址各发现8座成年男女合葬墓，这些墓的墓主为男性，女性则是殉葬的妾奴，她们当来自战俘。近年在大汶口晚期江苏新沂县花厅遗址还发现了用多个奴隶殉葬的一座大墓，墓主身旁殉葬有四五个少年和幼儿，他们的身份显然是奴隶，他们和西水坡龙虎墓殉葬的三个殉者一样，当是由战俘转化而来的。既然已有了战俘奴隶，毫无疑问当时已经产生了战争。

在大汶口文化时期，产生战争的社会基础--私有制已经形成，指挥战争的军事首领已经出现，由战俘转变而来的奴隶也已被发现，此外，在当时的陶器上已有兵器符号。所有这些事实都告诉我们，大汶口文化时期已产生了现代概念的战争。

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古代战争的发展大汶口文化时期中国古代战争产生后，这一社会现象便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不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内容特点。

继大汶口文化时期之后，在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古代战争得到了发展，出现了新形势，即战争规模的扩大和对抗性的增强，这主要表现在作为战争防御设施的城堡的出现与战俘奴隶的增多。

首先，由于私有制的产生，各部落间的战争日益频繁，在当时人看来，掠夺财富不仅比劳动创造来得容易和迅速，同时也是一件值得荣耀的事。因此，进行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已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的正常职能，每个部落随时都有遭到邻近部落侵袭的可能。

各部落首领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和权力，便役使部落中的普通民众或从以前战争中掳来的战俘，在部落住地中心筑起防御设施。前文已提及在仰韶文化时期，其防御设施为壕沟，但到龙山文化时期，防御设施已演变为城堡。从考古材料看，迄今已发现有龙山文化阶段的九座城址，其中有五处为土城垣，三处为石城垣。正如《中国文明的诞生》一文中所说的一样：这样规模的城址作为防御设施的军事城堡应该是比较合适的，而且这样的城堡不会是防御小规模的滋扰。龙山文化时期出现的这一情况，说明当时掠夺战争已很频繁。

再者，当时战俘数量的增多也可得到进一步说明。如前所述，用奴隶殉葬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已出现，到龙山文化阶段情况更为突出，除男女合葬和多人殉葬外，还出现了杀殉的乱葬坑、奠基坑，这些在龙山文化、齐家文化、良渚文化和辽西红山文化等遗址均有发现，其殉葬的战俘奴隶数量远非大汶口文化时期可比。

另外，在河北邯郸涧沟、河南洛阳王湾等地发现的乱葬坑，坑内堆放有若干死者，有的身首异处，有的呈挣扎状，有的骨架残缺不全，这些有的可能是战争中阵亡者，有的可能是俘虏。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古代战争确实有了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