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锦霞的故事（二十五）

晨曦

七个儿女中，受母亲影响最大的当然是大姐。时光飞逝，很快大姐读完三年护士学校毕业了。大姐成为土改后入住楼锦霞的第二代中，第一个走上工作岗位的人。差不多在大姐护士学校毕业时，与大姐年龄相仿的前厅小贩二哥的儿子于文龙，考上了北大。母亲叹息说：大姐要没有去读护士学校，这一年不知会上哪一所大学。后来，大哥说：大姐要读普高，高考很难通过政审这一关。十五落中，有一个大姐初中同学，读了高中，因为地主成份，高考分数比于文龙高十几分，还不是刷了下来。看来，大姐的选择还是正确的，不管怎么说，于文龙才走进大学校门，大姐就已经走上工作岗位了。

在卫校，大姐的日常表现和学习都很优秀，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大姐几次申请入团，都未能通过政审。那一年，毛主席在人民日报发表两篇《送瘟神》的诗词，紧接着在全国乡村掀起了一场全民消灭血吸虫病运动。要求进步被拒绝的大姐，又主动报名参加了县血吸虫病防疫站组织的下乡消灭血吸虫病活动。大姐与母亲一样，是骨子里好强的性格，她可能太急于证明自己了，在水田里、池塘边、沟渠旁，披荆拨草，趟水涉泥，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后来，她被选为小组长，又带起一组人，每天早出晚归，风里雨里，查灭血吸虫钉螺。可是，尽管如此，大姐的入团、入党申请仍然被束之高阁，没能通过血防站党支部的政治审查。

母亲因为过度劳累和缺乏营养，得了水肿和肾炎后，大姐特别着急，她请教了中医，说是吃淡水鳖治水肿特别有效。那一年，大姐在渔溪、江阴一带驻点查灭血吸虫，那一带水产又多又便宜。大姐就买了许多鳖，给母亲滋补身体。工资低，买不起大鳖，就买了许多半斤左右的小鳖。父亲买回两口大缸，放在天井的瓜圃旁养着。我们弟妹们每天到处抓蚯蚓、田螺喂鳖，巴不得鳖一天就长大，好杀了炖给母亲补养身体。就这么全家一心，终于让母亲转危为安。母亲后来说，是大姐买的这些鳖救了她。

大姐不因为自己的努力不被组织接受而气馁，也没有为了争取上进去讨好领导。大姐个性鲜明，讨好领导的事到了退休，也没学会。消灭血吸虫活动结束后，大姐被分配到了离县城较远的高山医院。在高山医院，大姐的人缘口碑很好。高山医院救护车每个月都要到县城运送药品，或转送病人。高山医院刘副院长随救护车进县时，总会到家里坐坐，跟母亲唠嗑。刘院长有句话概括大姐，非常形象。因为这句话母亲经常唠叨，我至今印象深刻：丽容好牛有脾气。我不知大姐性格中这种“有脾气”的基因来自父亲，还是来自母亲。我好像也颇有些“有脾气”的秉赋。

每次高山医院救护车到县城，大姐还会买一些高山的海产品，鱼啊、蛏啊、海蛎啊之类的，救护车司机老余乐呵呵地帮着拎到楼锦霞后厅。老余成了那几年中，我最喜欢见到的人。因为他一来，家里的餐桌上，就会在青菜萝卜芋头之外，有了些荤腥。

大姐知道弟妹们都小，父母负担重，她清楚自己的家庭责任，大姐从一开始离家去工作，每个月开完工资，第一时间里汇款回家。

大姐的汇款对于病中的母亲，比什么药都灵。在岁月的艰难中，母亲每个月最开心的日子是大姐每个月寄钱到家那一天。邮递员走到楼锦霞前厅，远远地大声喊“绣兰，拿印”。这声音穿透三落大厝，直达后厅西厢的厨房。总在忙碌中的母亲忙放下手上的活儿，赶紧拿着印章，满心欢喜地从邮递员手上接过汇款单，然后打发我们取邮局取钱。不难想见，母亲这时眼里闪着的晶莹泪光和这一天的欣喜。

受大姐的影响，后来我参加铁路工作后，就希望能够分配当个列车员，列车员半年转正定级就拿工资了。一个月中，还有半个月可以吃免费的乘务饭。这就可以早一些寄钱，多寄一些，让母亲开心。不过，我的愿望没有实现，我被分配到水电段，当了一名钳工。钳工是三年学徒制，第四年才转正，第五年定为二级工。

其实，当上顿不接下顿的日子结束后，母亲当家仍然省吃俭用，我们寄回的钱母亲都帮我们存着。记得我学徒转正头年，寄了些钱给母亲。后来，春节回家，知道大姐因当年血防队落下的风湿性肾炎并发心力衰竭的心肌炎，要到上海去治疗。我忙问母亲，我寄的钱有没有剩，母亲说还有七十五元。我说能不能给我，我想送给大姐去上海看病。我的提议很合母亲心意，她当天就到储蓄所提了钱，我把钱交给大姐夫，说是表达我的心意。

那时候，手表是每个人都向往的个人奢侈品，特别是年轻人。哪一个人有手表，往往天气很冷也要把袖子挽得很高，为的是让人看见他腕上的手表，我也不能免俗。但一直到1974年，我都已经转正了，也没有买手表。又过了一年，母亲让我在单位里要一张买手表的票证，让我买表。我吓了一跳，说全钢上海牌手表，要一百二十五元哩！母亲立即给我全额寄了过来，我算了一下，从上年拿走75元给大姐以后，我才寄回一百一十元给母亲，母亲还得为我贴上十五元。

我想，这就是母亲！当一个孩子将自己的一部分薪水，汇给母亲。收到汇款的母亲，感到开心和欣慰，不仅仅因为钱。母亲不是一个见钱眼开的人，更不是一个什么钱都可以要的人。而是因为母亲从孩子们汇款中，看到了孩子的自立和成长，看到了孩子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心。我能揣测母亲的想法是：孩子未来的路很远，肯定有自己看不到的一天，孩子能自立，能成长，有责任心，她对孩子未来就有信心，也更放心。母亲开心和欣慰还因为，她感到孩子没有辜负了自己含辛茹苦的多年付出。母亲没有读多少书，她能识些字都是小时候跟着五婶的三个儿女在私塾中蹭读来的。母亲也不知道什么大道理，但她知道，自立、成长、责任心，都是孩子们走好自己的人生道路所必需的。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眼见得大姐卫校毕业，参加工作，替母亲分担了家里的担子，二姐在家里也坐不住了，她跃跃欲试。1958年，福州通用机械厂到福清招工，刚满十六岁，还在读初中的二姐，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得到消息，居然成功地说服了招工人员，把她给招进厂去，当上了工厂的学徒。

二姐从小就跟爱莲姊特别亲。因为在解放前父亲当乡村教师时，那时二姐还小，爱莲姊一头挑着衣物，一头挑着二姐，跟在父亲和母亲身后，辗转于福清沿海农村的乡村小学中。招到福州通用机械厂，一步到省城，到爱莲姊身边，像雏鸟飞上天空，二姐感到无比的幸福和开心。第一年学徒工资虽然只有十五元，二姐省吃俭用，周末到下杭街看爱莲姊，给外甥们买些吃的、玩的。第一年回家过春节，二姐还给八岁的二哥买了一双皮鞋。

皮鞋，是那个年代绝对的奢侈品。楼锦霞中，只有南下干部侯院长的儿女们过年有皮鞋穿。父亲结婚时穿过一双皮鞋，一直穿到六七十年代，鞋底用车胎自己换过几遍，都有几斤重了，也没舍得扔掉。铁路工人只有少数像电焊工、锻工之类，每两年发一双翻毛圆头牛皮鞋。式样虽丑，却总算是牛皮的。我一直到工作的第四年，才花了八元钱，从车间一个电焊师傅手里买了一双。二哥说，二姐给他的这双皮鞋，他一辈子不会忘记，因为这是他三十岁以前穿的唯一一双皮鞋。我说，好在我和妹妹当时还小，不懂得攀比和眼红，才没有说二姐太偏爱你。

二姐在福州的天空中只飞翔了两年。因为国家的三年困难，大跃进上马的很多项目和工厂都下马了，福州通用机械厂不幸成为其中之一。 (2750)